民主进程论文
对于教育民主化进程中“教授治校”的内涵及实现因素
论文摘要: 在我国教育民主化过程中,高校实行“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制度是大势所趋。“教育民主化”与“教授治校”是形殊质同的统一体。教育民主化视野中“教授治校”的内涵及外延是:教授治校是“体”,而非“用”;教授治校亦是教师治校或共同治校;治校的理想是学术自治,行政其中。教育民主化背景下“教授治校”的实现因素:学术法制化;学校构建以院系级决策为主体的权力体系;营造民主管理的文化氛围。论文关键词:教育民主化;教授治校;大学管理高等教育从“精英”到“大众化”的发展过程中,曾经令普通民众遥不可及的大学教育逐渐变得日常化,它与社会中的个体发生着越来越紧密的联系,而作为一种民主教育管理思想的“教授治校”,则历来为教育研究者及社会各界所关注。近期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将建立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大学制度作为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尤其要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同时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这对我国的教育民主化建设的意义非同一般,可以看做是我国教育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因此,在这个新的历史背景下,以教育民主化的视野
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分析
摘 要:政治民主化与社会风险存在交汇部位,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充满了各种社会风险,这些社会风险会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产生重要的影响,若应对不妥,就有可能对民主化造成危害,如增大民主化成本、扭曲或中断民主化进程。因此,要理性认识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并采取有效措施治理,以确保民主化进程的有序推进。 关键词:现阶段;民主化进程;社会风险;社会转型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迈入社会转型的急剧加速期,社会开始呈现复杂、多元的特性,“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1],现阶段中国的社会转型充满了各种风险和变数。同样,作为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主化进程,也必然面临各种社会风险。然而,目前学术界关于民主化研究与社会风险的研究大都单独分离、缺乏关联。即使一些研究略有涉及,也主要散见于相关著作和论文中,缺少系统性且较为有限。实际上,民主化与社会风险两者是紧密相连的,存在一定的交汇部位:一方面,民主化进程中会存在社会风险,这种风险既有外部性的风险,也有民主化本身所诱发的风险;另一方面,不管是外部性风
关于保障城市化进程公平与正义的民主制度构建
障。政府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下开展活动,全心全意代表人民的利益,但是,由于政府自身的局限性,引发了政府对社会矛盾调节的无效和过度干预,“好心办坏事”现象层出不穷,这就是实质上的政府失败。因此,纯粹依赖政府保障公共利益是无法实现的。参与式民主有利于多元利益的表达,增进政府对民意的收集,同时也增强对政府的外部监督,促使政府更有效地行使权力,保障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三、参与式民主的制度安排 参与式民主的前提条件是形成社会利益集团。政府在政治活动中的具有绝对优势,这首先体现在政府是一个强大的集团,拥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公共资源和暴力机关,而失地农民却形单影只,缺乏经济和政治资源的支撑,政府和失地农民不平等的地位,极易造成政府对失地农民利益的忽视和侵犯。这客观上要求失地农民组织自己的利益集团,与政府进行博弈,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 形成利益集团是人民理性选择的结果。假设单个失地农民采取行动,他的行动一般具有以下特点:力量单薄,缺乏资源和设备等支持条件,不能产生广泛的影响,其要求极易遭到轻视和忽视;受自身认知和能力的影响,制订的行动方案和提出的要求比较简单,容易被推翻;需要花费充分的时
全球民主化进程中公民社会的脆弱性
关键词: 民主转型/民主巩固/公民社会/脆弱性内容提要: 近年来,人们对公民社会在全球民主化进程中的角色予以了极大的关注,公民社会被认为在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被认为是民主化的必要条件。但是,迄今为止公民社会与民主化之间的关系并未得到深入的分析。本文通过对拉美、东欧、非洲等转型国家中公民社会角色的分析认为,公民社会的脆弱性决定了公民社会在全球民主化进程中有限的作用。 在近年来的民主化研究文献中,公民社会受到的关注不亚于对政治竞争、民主选举、多党体制等民主化策略的分析,研究者被公民社会作为民主化的推动力及其在转型后民主发展中的作用所吸引。人们理所当然地想象公民社会的民主功能,主要是因为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东欧、拉美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中,社会运动、政治反对派、公民组织以及其他各种非政府组织在推动威权政权解体、支持竞争性选举、展开民主实践等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许多研究者看来,强大的公民社会是创造一个从独裁到民主的通道的前提,公民社会的存在和运行是实现政治民主的必要条件。然而,公民社会与民主化之间关系的这一假设存在明显的缺陷。本文从理论和现实的角
论中国民主进程中的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
摘要:民主是人类的普遍追求,选举是民主的重要内容。协商民主的出发点是破解选举民主的困境,弥补选举民主的缺陷。这是一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少数民族和社会各界的代表,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组织形式,经常就国家的大政方针进行民主协商的制度。中国必须把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相结合,才能在政治稳定、社会和谐中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大发展。关键词:选举民主;协商民主;民主进程2006年2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这不仅指明了协商民主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指明了社会主义中国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联系和区别,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拓展了新的空间和新的发展方向。一、选举民主的理论构架及其在中国的实践民主,是一种别于君主独裁和寡头统治的政府形式,人民当家做主管理国家事务是其基本要义。但是,在复杂的政治实践中,由人民直接管理国家事务是不现
民主化进程中的乡村关系
内容提要:随着《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正式颁布实施,村级治理的民主化大势所趋,以乡村领导关系为核心的传统乡村关系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村级治理的民主化必将对乡镇转变领导方式、转换工作作风构成强大的内在动力,对乡镇机构改革产生巨大的外在压力;另一方面,改革后的乡镇行政完全有能力适应以村级治理民主化为基础的新型乡村关系。关键词:村级治理 乡村关系 乡镇机构改革 费改税我国的基层政权设在乡镇,村则是农民群众实行民主自治的社区单元。从某种意义上讲,乡村关系既反映了国家行政与村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又体现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相对独立的边界。建立何种乡村关系及乡村关系状况如何,实在是关系到我国农村现代化建设好坏的一项关键因素。当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实施后,村级治理的民主化方向不可逆转,传统乡村关系面临严峻挑战。此种背景下,笔者试图结合农村调查的切身体会,来略谈一下民主化进程中的乡村关系。一、村级治理的民主化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在总结农村改革二十年的基本经验时指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核心是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在展望
新时期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及其政治学分析
一、 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涵义1.基层的涵义。人们关于“基层”的理解,莫衷一是。但是,归纳起来无非是广义与狭义的两种表述,根据我国宪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从行政区划角度来说,基层应是指包括农村乡(民族乡)、镇和城市街道。这是狭义的基层观。以上述表述为限,向上扩大到县(含县级市)和城市区一级、不设区的市一级,向下延伸到行政村,这种上浮下低的基层范畴,则是广义的基层观。本文所指的基层是特指乡(民族乡)、镇和城市街道及其属下的行政村范围。2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涵义。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健全民主制度”。①无疑,这些正是新时期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最主要内容。当然,也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3.基层政权民主建设的涵义。从宏观上说,我国的民主政治运行机制
协商民主:执政党主导的民主化进程的选择性亲和
[论文关键词]协商民主 执政党 选择性亲和[论文摘 要]通过从民主化理论的微观视角来研究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从执政党应对转型时期的重叠危机,探索民主的程序化价值以实现体制内渐进民主化以及发挥组织化治理资源优势增进有效治理几个方面论证执政党在推动协商民主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协商民主是执政党主导民主化进程的选择性亲和,协商民主的发展是执政党主导的渐进、可控的民主化思路。协商民主是这样一种民主:在共同体中的各自由平等的公民通过对话、讨论、审议来提出自己的观点,同时审视他人的偏好及其相关理由,力图通过完善民主程序、扩大参与范围、强调自由平等的对话来消除冲突,保证公共理性及普遍利益的实现。近年来随着西方国家公民社会的壮大及批判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对于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都达到了高潮。我国目前关于协商民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做规范性阐释,或者把协商民主与中国的政治实践联系起来,得出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乐观派认为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社会日益发育,公民政治意识逐步觉醒,协商民主将会成为中国民主发展的必然趋势,另一些人则基于对公民参政意识、公民社会成长的制度空间
再造民主——信息化进程与西方民主理论的创新
信息化进程仅仅是上个世纪末几十年的事儿,它对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深远影响。它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影响也仅仅拉开了序幕的一角,人们对信息时代民主理论的探讨也刚刚开了个头。然而,这场讨论上至国家大事的兴衰成败,下到平民百姓的家长里短,成为新世纪中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从信息化对西方国家民主制度层面的作用出发,反观了信息化对西方民主理论的影响。一、对传统民主理论的挑战信息通讯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的应用打破了原有的时间的和空间上的限制,给选举等民主程序带来了改革。能不能通过互联网进行像古希腊那样的直接民主?善于对互联网的功能加以联想的人早已提出过这样的问题。确实如此,"电子民主"[i]激发了人们的想象,这种想象又同人们对现实民主制度的种种不满结合起来,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对传统的民主理论发出了挑战。雅典式的民主在现代国家中的适用问题为近代的民主理论家所关注。那些不赞成雅典式民主的理论家们都认为由于地域的限制,雅典式的民主成为不可
政治民主化的破坏与现代化进程的延误—抗战胜利后至内战爆发前的中国政局
【内容提要】抗日战争的胜利给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带来了重新起步的又一次历史机遇,民主和平抑或专制独裁成为中国两大政治威权的不同价值取向,重庆谈判、政协会议相继召开为政治民主化进程展现了新图景,但南京国民政府一意孤行使得和平民主的希望化为泡影,进而迟滞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摘 要 题】民国史研究【关 键 词】重庆谈判/政协会议/政治民主化/现代化【正 文】从1945年8月至1949年10月,中国经历短暂和平后又一次经历了严重的政治失序和经济倒退,从重庆谈判、政协会议、马歇尔调停、“第三条路线”的破产到国共武力相向、国统区的全面危机、解放区的军政改革、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表明了国民党重建政治共同体的失败和共产党建构新政治威权的胜利。抗战胜利后至内战爆发前相继召开的重庆谈判和政协会议,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展现了一丝和平的曙光,但内战的阴霾逐步遮蔽了民主的光辉,国民党为了延续其政治威权悍然发动内战,中国现代化的构建路径日渐清晰,那就是在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摧毁阻碍现代化发展的权力系统和社会
政治民主化的破坏与现代化进程的延误——抗战胜利后至内战爆发前的中国政局
【内容提要】抗日战争的胜利给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带来了重新起步的又一次历史机遇,民主和平抑或专制独裁成为中国两大政治威权的不同价值取向,重庆谈判、政协会议相继召开为政治民主化进程展现了新图景,但南京国民政府一意孤行使得和平民主的希望化为泡影,进而迟滞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摘 要 题】民国史研究【关 键 词】重庆谈判/政协会议/政治民主化/现代化【正 文】 从1945年8月至1949年10月,中国经历短暂和平后又一次经历了严重的政治失序和经济倒退,从重庆谈判、政协会议、马歇尔调停、“第三条路线”的破产到国共武力相向、国统区的全面危机、解放区的军政改革、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表明了国民党重建政治共同体的失败和共产党建构新政治威权的胜利。抗战胜利后至内战爆发前相继召开的重庆谈判和政协会议,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展现了一丝和平的曙光,但内战的阴霾逐步遮蔽了民主的光辉,国民党为了延续其政治威权悍然发动内战,中国现代化的构建路径日渐清晰,那就是在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摧毁阻碍现代化发展的权力系统和社会结构,以新的
乡镇为什么是民主化进程的“绊脚石”
笔者对乡村关系的关注始于1998年8月在湖北黄梅县召开的“村治研究与实验研讨会”。在会上,有学者和民政部门的实际工作者针对基层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在推进村民自治工作中的消极甚至阻碍作用,情绪性地提出了用中央和民众夹击地方的办法来推动村民自治工作。其中暗含的意思就是基层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仍然愿意沿用人民公社时期对村级组织的控制,不愿放松管制,从而成为乡村民主化进程的“绊脚石”。由于会议召开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组法》)并未正式通过,与会者作为论据的经验事实都是《村组法》试行期间发生的,因此乡镇政府的行为似乎可以理解。但是在1998年底《村组法》正式通过,“乡政村治”格局在法律意义上确认和强化后,许多乡镇政府在处理与村级组织间关系上并没有多大程度的转变,这一点可以在之后各地依据《村组法》开展的村委会直选中乡镇政府屡屡违法干预、操纵选举上得到很好地说明。改革的基本路向是市场化与民主化。乡镇政府在村民自治工作中的消极与抵触无疑是逆潮流而动,既违背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又剥夺了农民的民主权力,从而遭到农民的反对。那么乡镇为什么要继续其对村的控
民主进程中的中国崛起
一,导言:和平崛起的两个条件到目前为止,和平崛起,是中国给予世界的一个单方面承诺。但这个承诺能否兑现,与中国自己的民主进程有关,也与其它世界大国的外交政策有关。和平不完全取决于中国单方面的行为,因为战争与和平总是多边行为的结果。这是本文的主要论题。在西方,首先是在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和平前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乐观主义态度,另一种是悲观主义态度。国际政治理论中的自由主义者一般持前一种态度,而政治现实主义者,特别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者持后一种态度。某些政治自由主义者宣称,民主国家不会对其他民主国家发动战争1。有的“民主和平论”者把民主国家不打仗的命题称为公理性命题,或者称之为“经验规律”:他们发现,在150多年里,民主国家之间没有爆发过战争2。按照他们的逻辑,只要中国以民主的方式崛起,和平是可以期待的,因为对中国崛起十分敏感的大国都是民主国家。因此,中国对和平崛起的承诺,也就是对国内民主化进程的承诺。进攻性政治现实主义理论家对中国的崛起则充满忧虑。以他们之见,国家只有大小之分,没有好坏之分。大国就象争夺王位的公猴,快速成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