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毛泽东思想中对于刑法死刑制度的浅析与评述

【论文摘要】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总结了一定经验，形成了独有的理论体系，在刑罚制度方面，尤其是关于死刑立法与死刑政策思想的阐述上，深刻体现着毛泽东思想的民主革命原则以及从实际出发、辨证解决具体问题的科学实践路线。

【论文关键词】毛泽东思想；刑法；死刑制度；分析与评述

一、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死刑思想综述

（一）“有反必肃。杀人要少，但是决不废除死刑，决不大赦。”的基本方针

毛泽东同志对死刑的认识与运用，是基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而产生的。毛泽东谈到“决不废除死刑”时，结合了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突出强调其政治意义，“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严重犯罪分子，“还必须和他们作斗争”。阶级斗争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事实，决定了死刑不能够废除。因此“对于有血债或其他最严重的罪行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和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必须坚决地判处死刑，并迅即执行”，“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打得狠，“就是要坚决杀掉一切应杀的发动分子”，“才能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

同时，毛泽东同志指出当时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其他严重犯罪分子实行死刑的目的很明确，“是为了解放长期被反革命分子和各种恶霸分子压迫的广大群众，也就是解放生产力”，当时的死刑以及其他刑罚的运用，是解放战争亦即解放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继续，也是解放生产力的一场政治斗争。死刑制度在当时，已经被毛泽东同志提高到“解放生产力”的历史唯物主义层面上来看待，进一步深化了死刑制度存在的政治意义和时代使命。

在死刑不可废除的原则中，必须把握的另一层含义是“坚持少杀”的方针，即不废除死刑，但也决不滥用死刑。在镇反运动的中后期，国内形势已经和刚刚开始肃反时期有所不同，人民群众地位得到提升。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提出要“严格地审查逮捕和判处死刑名单”，“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内”，明确规定“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同时将杀人的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在后来的肃反运动中，又强调“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对于反革命和其他严重犯罪分子而言，“应当肯定，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社会上的反革命因为是老百姓的直接冤头，老百姓恨透了，所以少数人还是要杀。他们中的多数，要交给农业合作社去管制生产，劳动改造”；对机关里的反革命以及俘虏，则坚持不杀，但“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在镇反运动的中后期，革命形势的变化，决定了必须采取“少杀”和在机关内部肃反中“一个不杀”的方针，以此获得社会的支持，达到争取其家属、分化敌人，保留一批劳动力的直接目的。这也是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和我党内部历次斗争的经验教训，而得出的深刻结论，在特定历史时期，坚持少杀不少的思想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一方面避免了我党历史上的极“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防止杀错人而无法挽回的事实出现；另一方面，为分化敌人，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作出了最具有说服力的宣传；同时，也是感化和教育犯罪人的具体体现，阐明了新中国坚持刑罚的人道化以及惩办和宽大相结合，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率相辅应的思想。

（二）对死罪分子区别对待是毛泽东在死刑问题上坚持的政策

为贯彻少杀方针，毛泽东提出两项措施：一是对犯有死罪的人分为“直接冤头”和“间接冤头”，进行不同处置；二是对虽犯死罪但可以不处死的人实行“死缓”。在镇反与肃反运动以及处理战俘过程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在上述党、政府、军、教、经、团各界清出来的应杀的反革命分子中，有血债或有其他引起群众愤恨的罪行或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人只占极少数，大约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可能占十分之八九，即可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杀”，“他们损害国家利益的程度严重但还不是最严重的。他们犯有死罪，但群众未直接受害”。“机关里的反革命跟社会上的反革命不同。社会上的反革命爬在人民的头上，而机关里的反革命跟人民隔得远些，他们有普遍的冤头，但是直接的冤头不多”，这两种“冤头”都有应杀之罪，但还是要区别对待：“社会上的反革命因为是老百姓的直接冤头，老百姓恨透了，所以少数人还是要杀”，只是“普遍冤头”的，则可以不杀，而实行“死缓”的办法。对待被俘战俘，则不杀不判，关押起来劳动改造，经过一段时间，对改造好了的，由全国人大通过特别法令，实行特赦。对两种“冤头”在适用刑罚，尤其是死刑上区别对待的政策，体现了毛泽东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对敌斗争的高超策略。当“不杀”比“杀”这些“直接冤头”更利于分化瓦解敌人，更利于取得社会同情，更利于增加生产，更利于提高科学水平，更利于强大国防时，不杀他们，可以稳定很多人，避免人民内部彼此不信任，还可以保存一大批劳动力，化废物为有用，适应了当时社会政治形势的需要。 针对虽犯死罪但可以不处死的人，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提出采用“死缓”的方式处理：“中央决定对于这样的一些人，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在共产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在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内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应判有期或无期徒刑、或予管制监视者外，凡应杀分子，只杀有血债者，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些思想，对于新民主革命与建设时期的中国的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法规的发展与完善，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是毛泽东同志在辨证唯物主义原理指导下，坚持刑罚的报应作用与教育作用相结合的最好体现。此外，“死缓”制度是和“不可不杀、坚持少杀、防止错杀”的政策紧密结合适用的，“‘缓期两年执行’的政策，决不应解释为对于负有血债或有其他重大罪行，人民要求处死的罪犯而不处死……，对于罪大恶极民愤甚深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必须处死”。这样的方针，使得刑罚的惩治作用与宽大处理、教育功能相得益彰，正是在这一刑罚思想的指导下，从抗日战争时期，一些根据地出现的死刑保留制度（即对应判处死刑又有可能争取改造者，暂不执行死刑。保留期内又犯新罪则执行死刑，期内不犯罪，则不再执行死刑），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协调下，从1951年开始，各地相续建立健全的死缓制度，以及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对这一制度的继续保留与进一步完备，均体现了死缓制度的历史适应性，在长期的司法实践过程中，被证明其富有的科学性、合理性和进步性。

二、对毛泽东死刑思想的简要评述

毛泽东的死刑思想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完成改造反动分子和其他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系统工程，为有中国特色的刑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提出了科学的思路。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在其死刑思想中所贯穿的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群众路线的原则，决定了其辨证处理，灵活性和原则性相结合的刑罚方针，使新中国的包括死刑制度在内的刑罚手段，明显摆脱了西方国家通行的狭隘的法律原则和抽象的人道主义观念，从“解放生产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将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标准，来衡量新中国刑罚具体原则的得与失、利与弊、存与废。历史的经验提示后人，“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仍然是一切立法与司法活动的根本出发点。

死刑呈现扩大化的现象，与犯罪率的上升有关，也同我国的重刑主义传统、人们普遍持有的报应观念有联系，当社会治安状况下降，群众严惩罪犯的呼声高涨之时，立法者与司法人员需要保持客观冷静的头脑，遵循法律理性的思维方式，对于民众出自本能、情绪化的要求扩大死刑制裁的呼声，不是一味迎合，而应站在理性的高度，正确引导这种社会反映，在逐步限制死刑适用的过程中，使刑罚规定更加趋于理论及事实上的公正与合理，这也是从根本上反映人民利益的必然要求。群众对于某些犯罪行为和犯罪人的愤怒与仇恨，不应成为死刑扩张的根本性理由，在法治领域，允许“嫉恶”但不应“如仇”，法律的立场是理智而公正的，与仇恨没有关系，即使这种仇恨的发出者是普遍的民众，也不允许以“民愤难平”来任意曲解法律，藐视法律，这种“民愤”不等同于“人民利益的要求”，它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激情化的狭隘的情绪宣泄，一味迁就于它的非理性要求，与反映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民主法制原则是背道而驰的。

社会生活背景的变化，法治文明国家的发展，要求人们对死刑制度的状况多一分理性的思索，毛泽东的死刑思想产生的时代条件与今天已经有许多重大区别，法治中的民主原则的具体内容和要求与当时也有不同，毛泽东的“限制死刑，慎用死刑”的思想要继承，从“解放生产力”的高度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作为衡量立法与司法活动的最高原则仍然是法制建设需要贯彻始终的，但以往和现存的刑罚原则需要在实践中创新与发展，使之保持永远的活力与旺盛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