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返本开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社会主义价值观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价值系统;中国经济;综合创新;市场经济

论文摘要：本文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说明社会主义时期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指出综合创新的方法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整合中西文化的精华，建立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必要性，同时说明价值观与市场经济的辩证关系。

“返本开新”这个概念是现代新儒家提出来的，是所谓的“内圣开出新外王(科学民主)”即“返儒家之本开科学民主之新”。我要说的，是返马克思主义之本，开新时代的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是件不容易的事，理论要求严格的逻辑性，一个理论内部不能自相矛盾，必须概念准确，名实相符，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即使有严格逻辑性的理论也必须到实践中去检验，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特别是社会科学，更是如此。所以理论创新不是自我宜布，而是必须在实践中检验，得到广泛的认同。毛泽东思想之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就在于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中国人民从三座大山中解放出来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当然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创造，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是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广大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所以我们说，毛泽东思想是返本开新，在新时代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典范

一、财产、生产资料、占有、所有概念的分析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由此对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进行了历史的分析，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分析社会性质的基础，私有制和公有制两个概念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特别要注意财产所有与生产资料所有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以下是我的观点:

第一，“私有财产”、“生产资料私有”、“私有制社会”的概念的递进关系是概念外延逐步缩小，内涵逐步增大。私有财产可以包括钱、财、物和生产资料，生产资料私有是指工具、土地、工场、机器、原料的私有。自耕农有工具土地等，手工业者、小作坊并不是构成私有制社会的主要因素，关键是看哪个阶级的所有制在社会中占主要地位。

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私有制是指社会形态，也就是谁在生产关系中占主要地位。地主、资本家等少数人占有了社会的大部分生产资料，用来剥削广大劳动者，这是私有制社会。

第二，“公有财产”、“生产资料公有”、“公有制社会”的概念的递进关系也是概念外延逐步缩小，内涵逐步增大。

原始社会不能简单地称为公有制社会，在劳动产品没有剩余的情况下，没有个人财产。虽然部落有共同的居住地，并使用共同的资源，但是这不是真正意义的“所有”，而是占有。只能叫共同的占有。原始社会后期才出现了私有制，产生了奴隶社会，这个私有制是最残酷的，连奴隶也成了奴隶主所有，可以随意买卖。

“公有”是“私有”的对立物。在阶级社会中，存在着“公有”和“私有”。就中国历史来说，秦汉统一之后，就出现了“公有”和“私有”的对立，万里长城、驰道(公路)水利设施是国家掌握，实际是公共资源。土地名义上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实际也是国家的公共资源，国家所有。分给农民的土地实际是使用权，可以买卖。从法理的意义上说，地主也必须向国家纳税，当然地主是想方设法逃税。皇室、贵族是世袭的占有，他们的占有接近于“私有”。我要说的是:中国封建社会有两大矛盾:第一，农民与地主的矛盾，表现为地主用各种方法剥夺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第二，中央政府与诸侯和地方势力的矛盾。诸侯和地方势力经常采取逃税和截留国家资金的方法扩张自己的势力，例如截留救灾的钱、粮、物，贪污兴修水利的物资等，使国库空虚。而农民的赋税却越来越多，到活不下去时，农民起义就爆发了，新王朝再搞“均田”。这就是两千年来一治一乱的循环。

西方真正出现“公有”的是古希腊罗马的奴隶主民主制，自由民是有选举权的。运动场、图书馆等公共设施是公有的。外贸活动不仅私人参与而且国家也参与，古希腊罗马发达的商品经济和明确的公共概念，才是产生民主制的基础。为什么要有民主?因为有明确的公共利益(共同利益)。中国封建社会没有明确的公共观念，被掩盖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下。但是历次变法，实际都是在调整公私关系。

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出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工人合作社，但是这只是微弱的，在前期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是不重视公共关系的，也不重视公共设施的建设。现代资本主义开始重视公共设施的建设和公共关系，典型的是罗斯福的新政，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甚至用国家强力强迫资本家给工人涨工资。欧洲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更重视公共福利。

第三，“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特产，恩格斯早就预言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计划性。恩格斯在《爱尔福特纲领批判》中说，“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私人生产本质的无计划性”的提法“需要大加修改”，因为“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制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来看那支持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里不仅生产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停止了”。列宁也曾说过:“早在1891年，即在27年前，当德国人通过爱尔福特纲领时，恩格斯就说过，不能像过去那样说资本主义无计划性”。“现在指出这一点尤为恰当”，“现在资本主义正直接向它更高的，有计划的形式转变”这里的“有计划”，应该理解为“有理性”“有比例”和“动态平衡”。

在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中，分析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大部门以及其中的各种行业的关系，提出了动态平衡论，所以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计划”是有“计划按比例”，我们只记住了“有计划”三个字，忽视了“按比例”三个字。所谓“按比例”实际是要实现各部门的动态平衡，搞宏观调控。真正解决现代经济宏观调控的是凯恩斯。

20世纪的现代社会实际出现了两个典型，前苏联的“高度集中计划”和凯恩斯的“宏观调控”这两个模式都应该属于“计划经济”范畴。哈耶克与凯恩斯是学术死敌。但在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发表后，凯恩斯表示自己“受到至深的感动”，还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在我看来，因为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我们经济计划的改变，实际上，计划本身将导致像你的哲学结论这样的觉醒;但是，相反，也许我们需要扩张计划经济。你所说的全面最大的危险，在实践上，可能是以一种公平的极端形式应用你的哲学于美国，而招致失败。不，我们所需要的是正确的道德思想的重建—让合适的道德价值回到我们的社会哲学中”。所以，在凯恩斯的思想中，“经济计划”、“计划经济”与“宏观调控”是同等的范畴。

第四，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是计划与行政命令的结合，用行政手段贯彻计划。我国上个世纪的“计划经济”基本是前苏联模式。1956年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对前苏联模式已经表示出怀疑，20世纪60年代我国经济界对苏联模式进行过反思，但由于把计划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独有的，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讨论没有进行下去。也就是说没有摆脱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实际上，早1891年恩格斯在《爱尔福特纲领批判》中，就指出:资本主义主义已经向计划性发展，1918年列宁再次指出:“现在资本主义正直接向它更高的，有计划的形式转变”。凯恩斯主义出现后，西方那种指导性计划(宏观调控和一系列规则的建立、创新的产业政策)逐步形成。但是，前苏联和我国都把凯恩斯主义当作帝国主义辩护士进行批判。20世纪70年代，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流行，开始了指导性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方向转变，但是又被我国理论界的学者当作是“修正主义”，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理论界开始重新评价凯恩斯和东欧模式。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理论界真正达到了思想解放，中国真正走向了市场经济，这个大方向应该肯定。但是，要真正理解邓小平的“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要上升到哲学高度，进行辩证的分析。

第五，西方经济学家不仅研究他们自己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且还在他们政府的资助下研究社会主义国家怎样从“计划经济转变成市场经济”。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关键在于私有化。伊萨克森等人是这种观点的代表。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关键不在私有化，而在竟争化。曾任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世界银行副行长的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是这种观点的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斯蒂格利茨，他对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和私有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指责那些贱卖国家财产的人是强盗和小偷。

二、中国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

薛涌写了一篇《历史召唤法学家的时代》的文章，他说:进人21世纪后，市场经济的“初级课程”已经完成。随着市场经济社会的形成，经济问题已经演化成一个“游戏规则”的政治问题，演化成如何界定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的问题。确定这样的规则，靠经济学家是远远不够的.而需要法学家们的专业知识和远见。

我认为，无论是经济问题已经演化成一个“游戏规则”的政治问题，还是如何界定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的问题，都不是单纯依靠哪一个领域的学者能够解决，需要社会科学各个门类的学者综合创造才能解决，而这种综合创造的指导思想就是哲学。哲学家研究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同时思考宇宙与人生关系的问题。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对天人关系的研究，是十分突出的，这就是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在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中，突出了人的价值。 春秋战国之际，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提出了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人有道德，孟子说:“人与禽兽几希”，也就是说人与动物的区别只有那么一点，这一点又是很重要的，因为人有“善端”(善良的萌芽)，因此由侧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经过尽心、知性的修养过程，就可以发展出仁、义、礼、智的道德规范。墨子却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通过劳动能养活自己，因此，他主张“强力、非命”，同时他又主张“兼爱”，希望人们彼此相爱，这样就不会发生争夺和战争。道家的老庄则认为人的价值在于超越情欲、功利和道德，去追求无限的精神自由，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

西汉时期，儒家思想取得了主导地位，董仲舒提出了“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因此三纲五常就成为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直到近代社会，特别是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三纲五常的价值观念才被打破。

但是，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完成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型，建立一套新的价值观念，形成一套新的价值系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许多学者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五四时期提出了科学与民主的口号，现在回忆起来，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这个口号不完整，我认为应该是科学、民主、法治、公平。虽然当时很多知识分子也讲到了法治、平等，但是并没有提高到与科学、民主同样的高度。这不是咬文嚼字，因为，民主必须用法律保证，必须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只有这样的价值观念才能真正保证每一个公民的民主权力。中国传统上没有公民的概念，只有庶民的概念。所以，没有公平，只有等级制。

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价值核心是“三纲五常”，董仲舒表述的最清楚，应该说这是适应中国传统社会的，现在我们要走现代化的道路，就必须建立新有价值系统和新的核心观念。应该说建立新的价值观念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西方近代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念，真正实现也经历了上百年。但是，不管经历什么样的曲折，我们都必须向前走。

科学、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社会主义属于现代社会，当然要有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这是第一个层次，还有第二个层次，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在思想文化建设上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我们党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分析当前形势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党中央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概括为四个方面，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四个方面，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有机统一的整体。

理想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灵魂。如果一个民族，没有奋发向上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就不可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保持自己独立自主的地位。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我们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纵观世界历史，古今中外，一个国家的强盛，甚至能在危机中倔起靠的就是共同的理想，中国从1840年以来能够摆脱列强的欺侮，就在于共同的理想和爱国主义精神，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广大中国人民靠的就是这种奋发图强、自立于世界之林的精神。

在社会主义进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中华民族又形成了敢于创新的时代精神。现在大家都在谈“创新”，什么叫“创新”，用哲学的语言说，新生事物是指合乎客观规律，有发展前途的事物。所以“创新”不是表面的形式变化，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从传统与现代化的转型来看，荣辱观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价值观念。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中华民族传统与时代精神的结合，是对真、善、美的追求，它不仅反映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判断行为得失、确定价值取向。

三、社会主义价值观与市场经济

当前，我国实行的是现代市场经济，之所以称为现代市场经济，是区别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的市场经济。现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最明显特征是宏观调控，这个特征虽然起源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但同时又是现代社会经济的一般规则。资本主义在20世纪初期的两次经济危机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所以凯恩斯宏观调控的理论才被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接受。这也可以说，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的“有计划、按比例”的协调发展是不谋而合的，正因为如此，对于当代市场经济的一切国家都是适用的，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和列宁才指出:“现在资本主义正直接向它更高的，有计划的形式转变”。所以，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理所当然地把宏观调控作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手段。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处在不断建设和完善的过程中，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建立与之同步的价值观念，并处理好以下关系:

(一)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的辩证关系，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流行的是“公”“私”对立的二元模式。实际上公有制和非公有制是可以相互促进与合作。还可以采取混合经济的模式。现代股份制，可以是国家控股，也可以是自然人控股，成为社会公众参股结合的“新集体所有制”。问题的关键在于产权明确，相互合作，利益共享。

(二)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我们认为公平是商品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也就是说，它是建立在公平竞争的原则之上的。公平是一个过程，它要求公平的起点、公平的规则、公平的过程，因此它有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而产生更高的效率。

(三)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与现代市场经济。我们把经济过程看作是人类活动的一个系统，首先是世界经济系统，然后是各国经济系统，还可以进一步划分出一个国家内部的地区经济系统。另外还可以从行业上划分出工业系统、农业系统、交通系统、能源系统、科研系统、金融系统、国家管理系统等等。这就是宏观调控的基础。从信息论的角度看，实体系统，例如工业系统、农业系统、交通系统、能源系统、科研系统等等，通过一系的统计数字表现出它的运行过程，这样经济管理系统就根据综合的统计通过经济系统做出反应，宏观调控才能有效。

(四)公共利益的价值观念，是保证社会不同阶层共同利益的基本观念。虽然存在着不同阶层的利益差别，但是这些阶层仍然有共同的利益，这就是良好的社会秩序，科学、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的基本价值观念，只有社会成员共同遵守这样的价值观念，市场才是有秩序的市场，经济活动才是有秩序的活动。

(五)以人为本的观念，人类进行经济活动的目的，最终是改善生活条件，不是为经济而经济。经济成果共享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观念，因此，无论是在生产过程、分配过程还是消费过程中，都必须把保证每个人的生命健康、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同时还要考虑人与自然的协调，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幸福，促进社会的良性循环。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与市场经济是相辅相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