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供给冲击\财政冲击\货币冲击与中国经济波动

〔摘 要〕本文使用同时带有长期约束和短期约束的SVAR方法，识别了中国经济波动的三种冲击源，即供给冲击、财政冲击和货币冲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是供给冲击。总供给冲击对产出波动的贡献率为90%左右，对通胀波动的贡献率为65%左右。以财政冲击和货币冲击为代表的总需求冲击虽然不是经济波动的主要驱动力，但是我们发现了货币供给冲击在短期内产生产出下降和通胀下降的宏观经济异象。 〔关键词〕冲击；中国经济波动；SVAR方法

一、引 言 什么是导致中国经济波动最主要的原因？是供给冲击还是需求冲击？这是研究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在理论上，它可以作为标准之一来衡量RBC理论和凯恩斯理论在经验上哪个更接近中国现实，为建立反映中国经济周期特征的经济周期波动的理论模型提供一个方向或评价方式；在实践上，它可以使人们根据不同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影响的相对重要性，选择恰当的时机和力度来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而更有效地熨平经济波动。然而，对此问题学者们显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 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来自总需求冲击。Zhang和Wan［1］认为，需求冲击是导致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而供给冲击在一段时间后则显示出更大的重要性；在不同时期，需求冲击的不同部分对波动的贡献率是不同的，在1985—1990年间，需求冲击的推动力是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但在1991—2000年间，推动力则是固定资产投资和世界需求，而宏观经济政策在引发或阻碍周期性经济波动方面并没有发挥重要作用。也就是说，固定资产投资一直在经济波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观点与Brandt和Zhu［2］的观点类似，他们强调投资在中国经济波动中的重要作用。林毅夫和龚刚［3-4］认为，过度投资引起了中国经济的波动。过度投资不仅在未建成生产能力前创造了过度需求，从而加速了通货膨胀，而且在建成后突然增加了大量的生产能力，所以当政府通过需求管理采取反通胀政策时，生产能力就会过剩，从而产生通货紧缩。此外，刘金全、范剑青和刘志刚［5］-［7］以及郭庆旺和贾俊雪［8］等人也都认为，中国经济波动与投资相关。宋国青［9-10］认为，利率在解释中国经济波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基本原因是对名义利率的控制导致真实利率的大幅波动，而中国的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利率的变动都很敏感，所以真实利率变动引起总需求的大幅变动，进而引起产出的波动。 还有很多学者认为总供给冲击才是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龚刚［11］认为，总需求冲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经济波动，但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是总供给冲击。卜永祥和靳炎［12］的研究表明，技术冲击可以解释76%的中国经济波动。龚敏和李文溥［13］的经验研究表明，1996—2005年间驱动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力量是总供给。他们认为，高储蓄导致的快速资本深化，经济结构调整引发的微观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以及近年来针对生产者的一系列减税政策产生的对高新技术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的激励等，是供给能力扩张的重要原因。刘瑞明和白永秀［14］研究发现，由于政府保持着经济的控制权，政府组织中晋升激励体制的周期性和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成因，中国的经济周期本质上是“晋升体制周期”和“宏观调控”结合的产物。 已有的文献对理解中国经济周期提供了不同的思路和起点。从理论上说，任何一种经济现象都可能存在多种对其进行解释的内部逻辑自洽的模型，这些模型在解释经济现象时可能是互补的，也可能是相互排斥的，但重要的是能够从中找到解释力最强的模型和最重要的因素。如果某种理论并不能解释相应的经济现象，就应当进行修正或舍弃［15］。 本文使用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方法，该方法是在对Sims的向量自回归（VAR）方法的批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SVAR方法通过使用经济理论对VAR模型施加约束来识别结构冲击，在国外被学者们广泛地用于经济周期波动研究中，如Bernanke［16］、Blanchard 和 Quah［17］以及Gali［18］等等。我国学者Zhang和Wan［1］、龚敏和李文溥［13］以及徐高［19］都也使用SVAR方法来识别不同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影响的研究。本文的研究是对这些已有研究成果的继承和发展。第一，本文识别了三类冲击，分别为供给冲击、货币冲击和政府支出冲击，而已有研究只识别了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同时识别三种冲击的好处在于可以更明确地区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各自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第二，本文发现了中国经济波动中的“产出之谜”和“价格之谜”，并对此进行了初步解释。第三，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本文不但对SVAR模型施加了与已有研究相同的长期约束，而且还同时使用了短期约束，这是对中国经济波动源识别方法的进一步完善。第四，本文使用中国2004年经济普查后经过调整的季度数据，不仅数据更精确，而且比年度数据有更大的样本容量，增加估计的准确性。 二、模 型 SVAR方法是在对VAR方法的批判性发展中建立起来的。VAR方法产生于Sims（1980）开创性的研究。VAR方法在建立之初主要用于预测，由于缺乏经济理论基础，所以受到了Cooley 和 LeRoy［20］等的很多批评。作为对这一批评的回应，Sims、 Bernanke［16］、Blanchard 和 Watson［21］以及Blanchard 和Quah［17］将VAR方法发展为结构VAR方法，即SVAR方法。SVAR方法通过施加长短期约束来识别经济波动的不同冲击源，并确定各个冲击源的相对重要性。

本文在一个4变量的系统中研究4个不同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4个冲击分别为技术冲击、政府支出冲击、货币供给冲击和货币需求冲击。变量的选择遵循两个标准：一是在多数宏观经济模型中这些变量是内生变量；二是要非常有助于识别结构冲击。 可以把包含上述4个冲击的SVAR模型写为： A0ZtA1Zt-1+…+At－pZP+et（1） 其中，Zt（yt，it，pt，mt）′为内生变量的向量，变量yt、it、pt和mt分别表示产出、利率、价格水平和货币供给，A（L）是4×4的矩阵多项式，L为滞后算子，et为4×1的矩阵，包括4个不可观察的结构经济冲击，e（eas，ef，emd，ems），eas为技术冲击，ef为政府支出冲击，ems为货币供给冲击，emd为货币需求冲击。

假设4个结构冲击之间是独立的和序列不相关的，et方差协方差阵为∑e。经济波动的原因可以通过估计et及其4个元素对产出和通胀的贡献来获得。 此模型也可以写为： A（L）Ztet（2） 其中，L为滞后算子。 为得到结构冲击et对Yt的影响，我们需要把SVAR转化为相应的SMA形式： ZtA（L）-1etC（L）et（3） 其中，L为滞后算子，C（L）≡A（L）-1，C0A-10≠I。 在获得SMA形式后，就可以求得1单位第i个冲击eit变动对向量Zt中的某个变量yjt的动态影响Cs，计算公式为： Cs（4） 当s0时，C0表示1单位冲击et对Yt的即期影响；当s→ Cs表示1单位冲击et对Yt的长期影响 但是，由于因变量的系数阵A0≠I，所以我们无法直接估计SVAR，也就无法写出SMA形式，更无法求得冲击ei对Yt的动态影响。我们可以直接估计的是VAR模型，因此我们通过估计VAR模型，并对估计结果施加一定的约束来获得SVAR的表达式。 在（1）式的SVAR表达式两边同乘A-10，可得一个SVAR的简化式，即相应的VAR形式: ZtA-10（A1Zt-1+…+ApZt-p+et）B1Zt-1+…+BpAtZt-p+vt（5） 其中，A-10A1B1，…，A-10ApBp，vtA-10et。 此时，由于A-10AjBj，j1，2，…，p，如果已知Bj和A0，即可求得Aj；由于vtA-10et，如果我们已知vt和A0，就可求得et。在求得A1至Ap以及et后，我们就获得了（1）式的SVAR表达式。为得到A1至Ap以及et，需要已知Bj、A0和vt的值，我们可以通过（5）式得到Bj和vt的值的一致估计值。因此，下一步就是要求得A0的值。 由于Eete′tI，vtA-10et，所以有： ΩEvtv′tE［（A-10et）·（A-10et）′］A-10（A-10）′（6） 由于方差协方差阵Ω为对称阵，它只能为A0施加10个约束，A0中共有16个元素，所以还需要施加6个约束。 在使用SVAR方法的过程中， 不同的学者往往使用不同经济理论对A0施加不同的约束。这些约束或是对A0施加零约束，或是对et中不同冲击对zt中变量的不同长期影响施加约束。 为了识别总供给冲击，我们使用Blanchard 和 Quah［17］曾使用的长期约束。为了识别三种不同的总需求冲击，即政府支出冲击、货币供给冲击和货币需求冲击，同时借鉴Gali［18］等人的方法，对这个4变量系统又施加了短期约束。因此，本文同时使用了方法论部分提及的长期约束和短期约束，表1概括了这些约束。 表1在SVAR模型中施加的结构约束 为了将总供给冲击与其他三种需求冲击区分开来，我们施加了长期约束。长期约束表明，货币需求冲击、货币供给冲击和政府支出冲击对产出没有长期影响，只有总供给冲击能够对GDP产生长期影响，也就是说，总供给冲击是使GDP具有单位根特征的惟一冲击源。对此可能会存在一定争议，一些增长模型表明，永久的政府支出冲击对产出有长期效应，因为它会影响到稳态的资本存量。在存在通胀非中性（即Mundell-Tobin效应）情况下，任何导致货币增长率永久性增加和通胀的冲击都对产出有永久性影响。然而，即使这些效应存在，相对于总供给冲击，总需求冲击对产出的影响也是很小的，因此也几乎不能影响到模型的估计［17］。 因此，3个长期约束可表示为： C12（1）0，C13（1）0，C14（1）0 为了区分政府支出冲击和两种货币冲击，施加的短期约束是两种货币冲击对产出没有同期影响。在使用季度数据进行研究时，施加的约束是货币冲击对产出的影响在1个季度后发生。这一约束的合理性在于：与政府支出冲击相比，货币冲击不会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产生直接影响，货币冲击需要一定的传导机制，即通过改变实际利率或实际汇率才能对总需求产生间接影响，所以货币冲击对总需求的影响要慢于政府支出冲击对总需求的影响。 为了区分货币供给冲击和货币需求冲击，我们施加了表1给出的3个短期约束。这3个假设成立的基本前提是：当产出和通胀等宏观变量发生变动时，由于信息滞后或决策时滞，货币当局当期不会系统地对所有变量的变动做出反应。在第1个假设下，货币供给在几个宏观变量变动的当期，可以对名义利率或GDP的变动做出反应，但不会对价格水平的变动做出反应。在第2个假设下，货币供给对价格水平和名义利率的变动做出反应，而对GDP的变动没有反应。因此，两个假设都使货币供给量随名义利率而发生同期变动，这与向上倾斜的货币供给曲线（给定基础货币）一致。在第3个假设下，给定利率和产出，对实际货币余额的需求不受价格同期变动的影响。

我们使用季度数据，与徐高［19］的研究相比，本文使用的观测点个数从29个增加到50个，但也不能排除结果不稳健的可能。如果能够使用月度数据进行研究，增加观测点个数可能是个较好的方法。但是无法获得公开发布的GDP月度数据，只能通过频率转化或其他估计方法来获得，如何得到一个可信的月度数据还是一个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 如果数据没有问题，也可能是识别约束存在问题，我们的理论约束假设共有6个，这可能有与中国的现实情况不一致之处。虽然这些假设基本都是所有宏观理论所认同的假设，但是是否与中国的现实一致，还需要通过大量的相关经验研究来证实或证伪。 如果数据和约束假设都没有问题，那可能的情况就是中国经济波动中的冲击传导机制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可能源自目前我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市场化程度之间的差异。那么，我们后续的研究工作就是建立能够反映中国经济波动特征的经济波动模型。基于林毅夫［3］为建立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理论框架所做出的开创性工作，我们认为中国的技术进步与投资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经验研究［31］表明，中国以设备形式体现的技术进步在1990—2005年间至少在5.1%—6.0%以上，还有经验研究表明，FDI为我国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所以持续的技术进步意味着投资的持续增加，而投资的增加会引起价格水平的上升，所以在现象上表现为正向技术冲击引起价格水平的上升。 正向货币冲击引起通胀的下降，我们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但是如果可以确定正向货币供给冲击引起了通胀的下降，那么由于中国名义利率基本不变，所以通胀下降引起实际利率的提高，由于中国的消费和投资对实际利率的变动都比较敏感［10］，所以实际利率的提高引起消费和投资的下降。因此，正向货币冲击相当于一个负向需求冲击，引起产出的下降。 六、结 论 在一个4变量SVAR系统中，我们使用Gali、 Blanchard 和 Quah等人的研究方法，将1996年以来影响中国真实GDP和通胀的冲击分解为供给冲击、财政冲击和货币冲击。我们模拟了经济单独受到某一种冲击时的动态变化路径，同时给出了不同冲击对产出和通胀贡献率的相对大小。 中国经济波动主要来源于供给冲击。总供给冲击对产出波动的贡献率为90%左右，对通胀波动的贡献率为65%左右。因此，保持平稳增长和平稳的通胀，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减少总供给冲击，但是这要以牺牲高速增长为代价。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中凸现的国有企业的巨额呆账坏账、提高国有企业效率引起的大量下岗工人和社会保障账户的空转等问题，都需要高速的增长来解决和消化。 因此，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减小经济波动的合理方式还是需要采取总需求管理的政策，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是我们认为，我国应该采取总需求管理的政策不是基于凯恩斯主义所假设的总需求不足的基础上，而是根据我国经济运行中所面临的问题（如我们前文提到的失业和社会保障等问题）形成对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约束，因此，使用总供给管理政策来熨平经济波动的代价可能超过其得益。 由于货币供给冲击效果的非对称性，如果采用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工具来调控宏观经济，在经济过热时，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来抑制经济过热是比较有效的；而在经济衰退期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效果可能就十分有限。 财政政策在短期内可能存在比较大的挤出效应，政府支出的增加在初期甚至引起产出的下降，同时引起通胀的迅速上升。因此，在衡量财政政策效果时，要特别重视时滞问题；否则，认为财政政策无效，而加大政府支出力度，可能造成后期的高通胀。 检验结果发现，供给冲击和货币冲击对产出和通胀影响的动态路径与已有宏观经济理论的预测不一致，我们将此概括为“产出之谜”和“价格之谜”。“产出之谜”为正向总供给冲击引起产出下降，正向货币供给冲击引起产出下降；“价格之谜”为正向货币冲击引起通胀下降。其中，“价格之谜”与徐高［19］的研究具有相似性，他的研究发现，正向的总需求冲击引起了通胀的下降，但与此不同的是，由于我们研究了两种需求冲击对经济的影响，发现只有正向货币冲击引起通胀的下降。而龚敏和李文溥的研究结果与主要宏观经济理论的预测结果一致。所以，“产出之谜”和“价格之谜”是本文对中国经济波动现象的一个新发现。 对于“产出之谜”和“价格之谜”，我们只是进行了初步的解释。后续的研究工作应是对此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深入的研究，如果此结果是稳健的，则需要修正已有宏观经济理论甚至重新建立一个完全不同于已有理论的宏观经济理论，用于分析中国的宏观经济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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