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的公益性出版传播分析——对比分析汶川地震和青海玉树地震公益性出版物现状

摘 要：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公益性出版传播能在较快时间里给公民提供灾难逃生和震后自救的相关信息，从而最大限度满足公民的知情权。公益性出版作为一种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文化事业职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中作者截取了2008年汶川地震和青海玉树地震两个时间节点，分析该时期文学纪实类、灾难知识类和心里辅导类等公益性出版物出版情况，从而对我国公益性出版传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给出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突发性灾难事件;公益性出版;传播

一、引 言

2006年，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拉开了我国出版体制改革的大幕。该方案的发布具体落实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精神，根据“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循序渐进、逐步推开”的原则，提出了对实行事业体制的公益性出版单位和转企改制的经营性出版单位的改革目标和根本任务[1]。它要求实行事业体制的出版单位要为人民群众提供基本的公益性出版服务，传播先进文化，提供精神食粮，体现人文关怀，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最基本的出版需求。在突发性灾难事件中，我国公益性出版的功能和作用得到了最大规模的体现。本文截取5.12汶川大地震和青海玉树地震这两个时间节点，着重分析突发性灾难事件中的公益性出版，并就我国公益性的发展路径与困局破解谈谈自己的一些认识。

二、关于公益性出版

何为公益性出版?业界对此并没有一个较为统一的定义。有研究人员认为，公益性出版至少要具有以下两个性质：

1.它是由合法的出版机构自身出资或其他组织资助进行的，且不以营利为目标的出版行为。

2.它的传播应具有有益的社会效益[2]。也有研究人员认为，公益性出版物有两个要求，一是内容健康，为党和政府、广大读者所需要，主要体现在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宣传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以及服务民生等方面;二是免费或低价提供给读者[3]。笔者认为，公益出版是一种社会公共服务，它由政府或者非营利性机构向社会提供一种公共服务，以满足公众最基本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和谐发展为目标。公益性出版的基本目标是为满足社会成员的共同文化需要而提供基本的出版物和出版服务，因此，公益性出版物的生产和出版服务提供不以营利为目的。在某些情况下，社会成员在享用公益性出版单位所提供的服务时是无偿的，如农家书屋、社区书屋等。

当前，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出版单位已经逐步走向市场化、企业化道路，在转企改制后所面临的强大生存压力下，不少出版社对公益性出版日渐淡漠，承担社会公益出版的责任也逐步削弱。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2006年，中央率先确定人民出版社、民族出版社、中国盲文出版社和中国藏学出版社四家出版社为公益性出版单位，突出强化公益性出版职能。

三、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的公益出版

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如何满足公民最大限度的知情权，如何在第一时间给公民提供灾难逃生和震后自救的相关信息，公益性出版作为一种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文化事业职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笔者截取了2008年汶川地震和青海玉树地震两个时间节点，这一时期我国公益性出版在传播地震灾后重建信息，分析文学纪实类、灾难知识类和心里辅导类等公益性出版物出版情况。

汶川地震期间，我国出版界和各级出版人在抗震救灾行动中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和心血，一大批公益性出版物纷纷出版。其中，人民文学出版社《有爱相伴—致2008汶川》、新华出版社《中国汶川抗震救灾纪实》、上海文艺出版社《与汶川人民同在》、上海大学出版社《生死不离—汶川抗震救灾纪实》、四川文艺出版社《我们在一起—四川汶川大地震纪实》等文学纪实类作品纷纷运往灾区，给灾区人民带来了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各出版社的抗争纪实书籍大多是免费运往灾区，其余都进行义卖活动，并将这部分收益捐赠给灾区人民。如何进行灾后的救助?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了《抗震救灾自助手册》并将首印2万册全部捐献给灾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地震灾害自救互救防疫》，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地震灾区卫生防病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抗震减灾急救手册》，地震出版社出版了《地震来了怎么办》，这些图书在第一时间送往灾区，同时也给普通社会公众上了一堂生动的防灾救灾课。在心理辅导方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灾后心理援助100问》，三联书店出版《心理救援》，天地出版社出版《震后儿童心理救助手册》等[4]。毋庸置疑，这一大批公益性出版物的出版在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短时间内集中大批优质的出版资源，对于灾区群众的地震救助和心理辅导工作起到积极作用。

青海玉树地震期间，由于玉树地区的藏族同胞所占比例很大，这些藏族群众讲康巴方言，所以民族出版社充分利用民族文字出版的行业优势，积极响应新闻出版总署号召，迅速行动，尽全力为灾区同胞提供智力支援，一批藏文版及藏汉对照版抗震救灾出版物火速出版。地震当天，民族出版社立刻行动起来，紧急调拨藏文版《急症与意外伤害救治问答》等4种藏文图书，火速送往玉树地震灾区。地震和灾后援助期间，民族出版社通过与人民军医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科普出版社等多家专业出版社合作，翻译出版了一批科学、实用的藏汉对照版及藏文版抗震救灾图书，内容涉及避灾防灾知识、灾后传染病防治、震后心灵抚慰等多个方面。这其中，民族出版社与人民军医出版社合作，翻译出版了藏汉对照版《灾后传染病防控须知》手册，以帮助灾区同胞抵御高原震后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疫病蔓延等情况。民族出版社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出版了藏汉对照版图书《玉树——我们与你们在一起》。接力出版社为汶川地震中的少年儿童打造了一本心理疏导、心灵抚慰指导的高品质彩绘读本《抱抱你 抱抱我》[5]。

四、从突发公共事件看公益性出版的发展与困局

在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由于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各级出版机构发挥自身的职能需要，公益性出版在满足广大受众的知情权，最大限度地发挥出版物信息传播的功能等方面，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公益性出版产品成为出版显性产品，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创造出巨大的社会效益。

近年来，我国为公益性出版的发展也创造出得天独厚的条件，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通过设立各项出版基金，给予公益性出版资金上的支持，作为公益出版传播的国家重大出版工程、少数民族出版“东风工程”、农家书屋工程等，在保障民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方面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在突发性公共事件中，这种以政府为主导的公益性出版发展模式往往体现出巨大的向心力，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集聚大量的优质出版资源，发挥出巨大的传播效益。但是，这毕竟不是公益性出版的一个常态模式，就长期而言，国家给予公益出版的资金投入仍然太少，投入渠道也过于狭窄;公益性出版主要集中于政府的组织行为，规模较小，导致公益性出版的传播效果也较弱;当前，尚且没有一部专门针对公益性出版的法律法规，虽然政府出台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管理办法》，但其在内容上对于公益性出版的鼓励条款还尚不明确。

此外，公益性出版机构的运作模式也比较模糊，虽然新闻出版总署提出了对实行事业体制的公益性出版单位和转企改制的经营性出版单位的改革目标和根本任务，明确规定了人民出版社、民族出版社和藏学出版社和盲文出版社四家出版机构为公益性出版机构，但是诸如民族出版社和盲文出版社因为受众面很狭窄，如果没有国家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很难最大化地发挥公益性出版机构的传播效益。

五、我国公益性出版的未来走向

我国公益性出版未来的发展，要加快助推社会公共服务的发展，紧紧抓住国家对新闻出版事业投入的契机，借助数字出版技术的革新与改进打造服务社会公众的公益性出版传播平台[6]。

首先，政府要加大对意识形态安全、抢险救灾、重大疫情病情、突发事件等公益性服务和产品的扶持力度，可以用项目支持的方式进行;要以政府采购方式扩大公益性服务和产品的受众面。如大型的政治类出版物，各类政治学习材料、宣传读物等可以用政府采购的形式，让出版社得到一定的补偿。对某些需要特定推广的公益性服务和产品，如《中国家庭应急手册》、《农家书屋管理员实用手册》等，可采用政府加工订货形式，低价出售或免费向公众赠送[7]。

其次，各级出版社要紧抓政策先机，积极促进公益性出版事业的发展。要积极政府中央以及地方政府的财政和政策支持，结合我国公益性出版的现实需求和未来发展的发展规划，积极争取各项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国家出版基金、民文出版专项基金、农家书屋工程专项基金、扶持动漫产业发展专项基金等。

再次，要发挥各自在专业领域的特色，突出重点，彰显特色，强化服务，努力制定适合自身发展的方略。要根据文化体制改革的精神和自身发展的需要，公益性出版要改变过去选题较为宽泛、重点不够突出的业务方向，加强公益性读物的选题、策划、出版和发行，为构建我国公共出版服务体系做出应有的贡献。

最后，重点加强以网络出版为代表的数字化出版工作，整合各种公益性出版资源，努力打造一个协作和资源共享的公益性出版传播平台，形成一个立体化的公益性出版服务体系。让高新技术支持的公益性出版传播及早走进农家书屋、社区书屋，进一步推动公益性出版传播向纵深领域发展。

参考文献：

[1] 新闻出版总署出台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实施方案[EB/OL].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06-08-01.

[2] 王炎龙，易薇.公益性出版发展研究[J].新闻界，2011(1).

[3] 黄书元.加大对公益出版的支持[EB/OL].人民网，2012-03-10.

[4] 王炎龙，易薇.公益性出版发展研究[J].新闻界，2011(1).

[5] 用知识凝聚力量 以图书抚慰伤痛[N].中国民族报，2010-05-07.

[6] 谭可可.我国公益出版传播最大化地为公共服务探析[J].中国出版，2011(7).

[7]黄书元.加大对公益出版的支持[EB/OL].人民网，2012-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