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来戏曲文物研究的新进展

车文明 2008-07-19

戏曲文物的发现以及戏曲文物学的兴起，无疑是二十世纪（尤其是近二十多年来）戏曲研究领域的一个新亮点。拙作《二十世纪戏曲文物的发现与曲学研究》，对上一个世纪戏曲文物的发现与研究概况作了系统全面的总结[1]。近五年来，戏曲文物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集中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田野调查继续深入但有所收缩，新的发现不断披露。

《中国戏曲志》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由政府主持编纂、全面反映中国各地各民族戏曲历史和现状的大型戏曲专业志书。志书明确地在《志略》中为“演出场所”与“文物古迹”立项，由此，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戏曲文物普查，将戏曲文物的考察、搜罗、统计和登录工作推进到了一个无比广阔的天地。据权威部门统计，仅参加省卷编纂者就达5000多人，加上搜集资料的基层文化馆的干部，不会少于50000人，如此推断，参加文物调查的人员起码在万人以上[2]。这在戏曲文物研究史上确实是空前绝后的举动。随着三十卷本《中国戏曲志》编撰工作的完成（1999年出齐），全国规模的人海式戏曲文物普查工程宣告结束。田野调查从范围到规模都有所收缩。但是，那些稳定的戏曲文物研究机构与专家仍然在继续着他们的工作，其中也有个别参加过《中国戏曲志》编撰以及文物考察者，还有古建筑、考古等专业的加盟者。需要说明的是，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的师生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重新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全国范围的田野调查，尤其是对山西全省119个县（市、区）中的90多个进行了拉网式的普查[3]，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随着学科建设经验的积累，近年来的田野调查与此前（尤其是早期）相比，不论在认识上，还是在方法与技术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规模与范围虽然有所收缩，但调查更加细致深入。

戏曲文物的新发现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戏曲文物研究工作者积极、深入的田野调查，这在新公布的资料中占绝大多数。集中发表在《中华戏曲》、《戏曲研究》以及台湾《民俗曲艺》等刊物上，其中象现存最早的古戏台――山西省高平市王报村二朗庙金大定二十三年（1183）戏台的披露[4]、山西省蒲县西河村娲皇庙宋杂剧石刻的新发现等[5]，均是极有价值的发现。上个世纪80年代在山西长治市长子县发现的十四种明清赛社礼仪抄本的整理出版自然属于戏曲文物发现与整理的重大成果[6]。其次是考古发掘，虽然具有偶然性，但新的地下发现还是时有披露，比如山西省侯马市二水M4金承安五年（1200）墓壁墨书诸宫调[7]、山西省闻喜县中庄村金墓社火人物壁画[8]、河南省洛阳市道北史家屯村金墓乐舞砖雕等[9]。需要提及的是陕西秦始皇陵园出土的秦代百戏俑[10]，虽然在严格意义上它还不能算作戏曲文物，但对研究戏曲形成的历史却是颇有价值的。众所周知，汉代百戏俑及画像石（砖）的出土很多，秦代百戏俑的首次发现，丰富了杂技史甚至戏曲史的研究资料。第三是相关学科公布的连带资料，比如美术史、民俗学、古代建筑学等领域公布的研究成果中就有部分戏曲文物资料。

第二、研究队伍有所缩小，但更加精炼，一批年轻学者逐渐成长，形成了合理良好的学术梯队。

伴随着全国规模的人海式戏曲文物普查工程的结束，戏曲文物研究人员从绝对数量上讲是大大减少了，但正如大浪淘沙，留下的更加精炼。戏曲文物研究队伍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已经形成[11]，现在，老一辈学者年事已高，多已退休（有的已辞世），大多已不再从事调查与研究工作了。中年一代学者多为复合型人才，他们年富力强，锐意进取，成就斐然，代表人物有北京的廖奔先生、周华斌先生、刘文峰先生，山西的冯俊杰先生等。年轻一代学者渐趋成熟，并崭露头角，代表人物有山西的车文明、延保全，北京的罗得胤，广东的宋俊华等。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每年都招收戏剧戏曲学专业戏曲文物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同时，一些科研院所与高等院校的相关专业如考古、文博、古代建筑、美术史等个别研究生也将目光投向戏曲文物，这些都使本学科研究人才的培养，从教育机制上得到了保证。

第三、成果丰硕。在短短不到五年的时间里，产生出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廖奔先生是以戏曲文物研究为切入点开始戏曲史研究的，早在上个世纪，就出版了数部高质量的戏曲文物研究专著，成为本学科的领军人物。进入新世纪，廖先生笔耕不辍，不断创新，与夫人刘彦君合著出版了4卷本140万字的《中国戏曲发展史》[12]。著作出版后，立即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多名学者撰文评说，赞誉有加。该书以其鲜明的特色和宏大的气魄立足于戏曲史专著之林，成为中国戏曲研究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作者将戏曲作为一种演出形态来考察，对与戏曲演出有关的内容如剧场、戏班、演员、表演技艺等作了考察与论述，并且将它们与戏曲文学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第一部立体式的、比较完备的中国戏曲发展史著作。之所以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者多年来对戏曲文物的考察与研究，全书采用了大量田野调查资料，仅插图就多达305幅，在为读者提供详尽的文字描述的同时，又给读者提供了具体生动的形象资料。戏曲文物研究不是专门为文物而研究文物的，它要通过对文物的研究来考察论证有关戏曲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面貌，并总结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规律。《中国戏曲发展史》正是戏曲文物学学科宗旨成功实现的一个范例。此外，2003年底，廖先生还出版了论文集《戏曲文物研究发覆》[13]，是对作者过去20年所着力从事的戏曲文物研究工作的一个回顾性总结。将这些很有学术价值的个案研究与综合性研究文章结集出版，也是一件嘉惠学林的好事。

周华斌先生是著名的戏剧学专家，也是成果丰厚的戏曲文物研究专家，与廖奔先生一样，也是上个世纪戏曲文物研究的领军人物。2002年，周先生又主编出版了一套大型的《戏剧戏曲学书系》[14]，其中的《中国戏剧史论考》、《中国戏剧史新论》汇集了作者近20年来对中国戏剧史探索的成果，既有宏观的把握，也有微观的探寻，其中多数论文从戏曲文物入手。由周先生与朱联群先生合编的《中国剧场史论》与《中国剧场史资料总目》是书系的另两部力作。前者收录了国内44篇具有代表性的剧场史论文，分为“总论”、“原始祭坛与宗教坛场”、“古代舞台与传统剧场”、“近代戏院与现代剧场”四篇，时间上从上个世纪30年代一直到2000年。后者收录了1913年――2002年6月间出版的有关中国剧场史之文献，内容基本上分为两大部分：一为文字索引，二为图片索引。资料来源于专书、期刊报纸、论文集、资料汇编、志书、百科全书、专业辞典等出版物，以正式出版物为主。收录范围以大陆为主，兼及港台。以上两部著作，都是戏曲文物学资料建设的新收获。

刘文峰、江达飞的《中国戏曲文化图典》是一部图文并茂，具有较高史料价值与学术价值的著作，同时也是国家艺术科学规划项目成果[15]。编著者从搜集到的数万张图片中精选出2300多幅，加之20多万字的介绍、论述，以戏曲发展史为纲，以戏曲艺术的各个门类为目，呈现给读者一部戏曲文化形象史。本书的成功得益于《中国戏曲志》的编纂，刘文峰先生自始至终参加了《中国戏曲志》的编纂工作，从普通编辑到编辑部主任，历时17年，同时积极从事戏曲文物的考察工作，积累了大量珍贵的资料，使本书的编撰成为可能。

冯俊杰先生主编的《山西戏曲碑刻辑考》是山西戏曲史料的新发现[16]，本书精选了一百通宋、金、元、明、清戏曲碑刻，以时代为序，先录碑文，接附考述。考述中对庙宇沿革、主神来历、戏台建筑、碑文作者等均有详略不等的考论。同时，考述中还不时提出种种阐释，多有发明，更有创获。这100通碑文绝大多数属于首次公布，为中国戏曲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神庙剧场资料及其它戏曲史料。该书也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成果。作者的另一部著作《戏剧与考古》[17]，对神庙剧场、戏曲碑刻、祭祀与神诞献戏、赌博罚戏等民俗进行了论述，还把中国古代神灵分为政统神系、民俗神系、佛教神系和道教神系四大统系，对这四大统系的神庙及其戏台建筑进行分别研究，总结我国神庙剧场的演进历程。

车文明《20世纪戏曲文物的发现与曲学研究》是教育部“九五”规划、第二批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点基金项目成果，共55万字，143幅图片，将地下考古资料、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资料相结合，对二十世纪戏曲文物的发现与研究作了细致的梳理，著录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该书首次从正面的、以整体学科为对象来审视戏曲文物，同时从剧场史、演出史、观念史三个方面抉发了它的价值内涵，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推动了戏曲文物学的发展与深入。书后35万字的戏曲文物资料著录使之具有了学科数据库的性质。本书是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获2002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罗得胤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古戏台建筑研究》是近年来戏曲文物研究的重大成果[18]，它首次从建筑学的角度对古代戏台进行了系统研究，探讨了戏台建筑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填补了该领域之空白。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讲，它的意义更是非同一般。我们知道，戏曲文物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虽然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就有一些考古学家（如徐苹芳先生、杨富斗先生）、古建筑学家（如柴泽俊先生）涉足该领域，并给取得了一些经典性的研究成果，但在非戏曲研究专业人员中，仍然没有出现一本戏曲文物研究专著。作为一名建筑技术专业的博士，写出一部中国古代戏台建筑研究方面的专著，对戏曲文物学学科建设的启迪与示范，大大超过了著作本身所含学术价值的作用。全文25万字，199幅插图，足以成专著之规模，我们企盼着它的早日出版。另外，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了数篇有关古代戏台的研究论文，显示出对这一课题钻研的连续性，希望他能够继续坚持下去，成为戏曲文物研究领域的中坚。

中山大学中文系宋俊华博士的《中国古代戏剧服饰研究》虽然不是专门研究戏曲文物的，但确是“二重证据法”的成功之作[19]。大量戏曲文物资料的征引，成为本书一大特点。该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作者的博士论文获2004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浙江省绍兴市艺术研究所的谢涌涛先生参加了《中国戏曲志·浙江卷》的编纂以及相关的田野调查工作，任务结束后，谢先生的调查研究没有停止，虽年过花甲，但壮心不已，仍然独自一人进行古代戏台的考察研究，终于在2000年出版了专著《绍兴古戏台》[20]。全书16.5万字、130幅插图，全部铜版纸印刷，非常精美。作者对“戏曲之乡”绍兴地区的古戏台（当地因其“永久”存在而称之为“万年台”）进行了比较详尽的介绍，并力图从文化层面发掘其价值内涵。

陈琪、张小平、章望南合著的《花雨弥天妙歌舞――徽州古戏台》是《中国文化遗珍·徽州卷》系列丛书之一种[21]，全书13.9万字，170幅插图，不仅全面介绍了徽州现存古戏台（以祠堂戏台为主），而且叙述了当地戏曲发展之历史以及演出习俗等内容。以上两部著作都是戏曲文物区域性专题研究的新收获。

张林雨先生的《山西戏剧图史》也属于《中国戏曲志·山西卷》编纂工作的后续成果[22]，全书篇幅宏大，计2500万字，3000多幅图片，对山西戏剧的历史及其相关文物作了描述，尤其是有关舞台美术、演出习俗、班社艺人等内容，颇有史料价值，不足的是内容庞杂，略显粗疏。

杜广沛先生从自己收藏的几千张戏单中精选出134幅，出版了《旧京老戏单》[23]，时间从1909年到1949年，忠实地记录了这一戏曲鼎盛时期的盛况。我们可以从每张戏单中的戏班、演员、剧目窥知当年剧场之变迁、演出之习俗、剧目之安排，是一部近代北京戏曲的演出史，这是戏曲史研究领域的珍贵资料，当然更是戏曲文物研究的新资料。

此外，不少单篇论文也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

第四、研究范式的确立与巩固

范式是由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提出的一个解释科学研究活动的基本概念[24]，它包括科学家们所具有的共同理念，所共同关注的问题，他们所共同遵守的操作规程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在科学实践中产生的某种公认的范例等。范式既不能从资料中推导出来，也不能从规律中推导出来，他不是研究的结果，而是研究的前提，是科学家共同体的集体信念。科学家之所以共同接受这样的信念，不是推导、论证出来的，而是由于同样的教育和训练。范式不仅是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学科成熟的标志：只有当一门学科的研究者（至少是一部分研究者）形成了共同的范式，该学科才从前科学时期进入科学时期。

依照库恩的划分，范式的形成及其革命有以下几个阶段：首先是范式前时期，在理论层面上表现为无共同范式，研究对象不确定，研究范围不明确；没有共同认识到的观察结果或标准的研究方法；搜集到的数据没有系统性。在社会学层面上表现为同时存在很多相互竞争的流派或制度规范；学科成员之间缺乏沟通；书本是最重要的沟通媒介。其次就是范式的确立阶段，在理论层面上表现为出现了可效仿的研究成果；在有关学术问题、解决办法以及研究方法上取得了一致；就基本的形而上学问题取得了一致。在社会学层面上表现为开始专业化；产生了专门的期刊、协会和科学团体；安排了专家会议；期刊的文章成了最重要的沟通媒介。下一步就是标准科学时期，在理论层面上表现为研究作为范式的明确表达，有清除和解决疑惑的作用，研究者遵从相同的规则和标准。由于有了共同遵守的准则，研究的进展十分迅速。在社会学层面上表现为大学里有了这些学科和教材；该学科取得了对新成员社会化的控制权。以后就是有了异常现象，出现了新的不符合范式的现象，范式出现危机，导致科学革命，旧的范式被抛弃，新的范式出现。

虽然库恩的“范式”理论从一开始就有人反对，但40多年来，在世界上还是颇有影响，在我国学术界也被经常引用，所以本文试图从范式的视角总结一下戏曲文物学的发展历程，而并不拘泥于近五年之期限。

虽然学术界对戏曲文物的关注始于20世纪30年代，但直至70年代，戏曲文物研究仍然是零星的、分散的，既无专门研究人员，也无专业刊物以及专著出现，对一些学科基本问题如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还未探讨，这类似于范式前时期。

戏曲文物研究的大规模兴起以及研究范式的逐步形成始于80年代。1983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专列“戏曲文物”项目，表明了戏曲研究界对戏曲文物研究的高度重视。1984年，山西师大戏曲文物研究所成立，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唯一一家以戏曲文物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专门研究所。1986年，山西师大戏曲文物研究所创办了学术辑刊《中华戏曲》，第5辑开始与中国戏曲学会合办，目前已出版30辑。该刊以公布并研究新发现的戏曲文物、戏曲文献为主，同时兼顾理论探索与当代戏曲问题的讨论，是海内外戏剧戏曲学核心辑刊之一，发行到欧美及东南亚、澳洲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广泛而良好的影响。同年，刘念兹先生的《戏曲文物丛考》出版，虽然主要是调查报告与研究文章的汇集，但毕竟是戏曲文物研究的第一部著作，其意义不可低估。而且，更具学科建设价值的是作者首先宣告了“戏曲文物学的问世”，同时对该学科的性质和任务及其定义作了比较准确的概括与界定：

专门研究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实物史料，考察论证有关戏曲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面貌，借以观察戏曲艺术形态的发生、衍变的历史过程，由点入面，一事一物，予以详尽的阐明，提出新问题，填补戏曲史上疑难不解的史实空白，这就是一种新学科戏曲文物学的兴起和当前的任务。戏曲文物学，是戏曲艺术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产物，是运用考古手段研究戏曲历史现象的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25]

此外，诸如戏曲文物研究范围的重点应该从戏曲形成的宋代开始，宋以前者应从略等主张在学科建设、规范上均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拙作《二十世纪戏曲文物的发现与曲学研究·前言》对戏曲文物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学科性质以及学术工具、研究方法等又作了进一步阐发，显示出“戏曲文物学导论的构设”框架[26]。

五年前，笔者对戏曲文物研究方法曾作过如下总结：

由单种对象的介绍考证到众多遗物的综合研究、由个别地方的考察拓展到区域性的研究，从而分析某一地域在特定时期的戏曲发展状况，或进而推向更大区域与更长时期戏曲历史的研究是戏曲文物研究常用的方法。以戏曲形态为标准，将某一时期的某类文物作综合比较，从而归纳出某种戏曲样式的特征，是戏曲文物研究的又一常见方法。把对象放到文化整体中，在大的文化背景下来观照、审视的历史文化研究方法是戏曲文物研究者正在积极尝试并努力追求的方向。[27]

近年来，对戏曲文物的历史文化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比如，从1997年台湾《民俗曲艺》第107-108期《山西赛社专辑》开始，山西师大戏曲文物研究所的师生开始以一种新的撰写方式发表有关神庙剧场的调查报告，主要内容有庙貌描述及庙史沿革、所祀神灵考、赛社演剧考、重要碑文附录等，基本上囊括了整座祠庙的所有历史文化内涵。近年来，他们在《中华戏曲》、《民俗曲艺》、《戏曲研究》等刊物上共发表了51篇这类调查报告。再如，以前在传拓、整理碑刻时，只注重碑阳（特别是涉及到戏台、赛社等部分）内容，而对那些主要记录捐施名单等内容的碑阴则不大重视（个别涉及到“舞亭”、“舞楼”者除外）。其实，碑阴中恰恰包含着许多当地社会组织、宗教信仰、民俗文化信息，是研究民间社会史的宝贵资料，具有学者可资利用的学术价值。在近年的碑刻辑录中，研究者开始重视碑阴内容的收录[28]。在多数专著中，研究者都特别注意从传统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社会制度等历史文化角度审视、分析戏曲文物以及赛社演剧的价值与意义。将地下考古资料、田野调查资料、文献资料相结合，注意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去考证、阐释研究对象，已经成为戏曲文物学一种基本的研究方法。

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在从分散的、零星的研究向具有独立的方法论、学术工具、理论方向及研究课题的系统化学科的转变，是一个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期间，要经历许多变化，比如知识系统的变化，也就是要取得“知识性认同”。戏曲文物学是一门交叉学科，研究者除了具有戏剧戏曲学的基本学术素养外，还必须掌握文物考古学、古建筑学、金石学、民俗学等基本知识与基础理论（文物工作者要掌握戏曲知识与理论），成为复合型人才。经过几代人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逐渐形成了一支这样的研究队伍，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29]，这从近几年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

总之，戏曲文物学已经进入了类似库恩所说的标准科学时期，研究进展迅速，研究成果丰硕。当然，研究者还需要不断地完善范式本身，扩展范式的应用范围，尤其要准备应对范式出现危机时“科学革命”的挑战。

[1] 车文明《二十世纪戏曲文物的发现与曲学研究》第1－12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

[2] 刘文峰《〈中国戏曲志〉的资料价值、学术成就和对学科建设的影响》，《中华戏曲》第28辑，第372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5月。

[3] 119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2年7月。

[4] 参见冯俊杰《中国现存时代最早的神庙戏台》，《戏曲研究》第58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4月；延保全《山西高平市发现一座有纪年之金代舞庭》，台湾《民俗曲艺》第140期，2003年6月。

[5] 延保全《山西蒲县宋杂剧石刻的新发现与河东地区宋杂剧的流行》，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编《文学前沿》第2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

[6] 杨孟衡校注《上党古赛写卷十四种笺校》，台湾“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出版，20000年。

[7] 杨及耘、高青山《侯马二水M4发现墨笔题书的墓志和三篇诸宫调词曲》、延保全《侯马二水M4三支金代墨书残曲释疑》，《中华戏曲》第29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6月。

[8] 《大运路考古成果》之田建文、李永民《中庄金墓：砖雕也流俗》，《文物天地》2002年第11期。

[9]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道北金代砖雕墓》，《文物》2002年第9期。

[10] 袁仲一《关于秦陵百戏俑几个问题的探讨》，《文博》2000年第4期；段清波《武俑之后是文俑——秦始皇陵园文官俑百戏俑发掘记》，《文物天地》2001年第6期、2002年第1期；张卫星《秦始皇陵百戏俑的彩绘纹饰》，《文物》2002年第3期

[11] 参见拙著《二十世纪戏曲文物的发现与曲学研究》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