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视野中的考古与文物

注释：

1关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这批竹简，可以参看郑重《上博看楚简》，载《文汇报》1999年1月14日。据称，除了《缁衣》、《易经》、《孔子闲居》等外，还有《彭祖》、《恒先》、《四帝二王》等等八十余种早已亡佚的古籍，这将对思想史有更重要的影响。 2参见《长沙出土大批三国吴纪年简牍》，载《中国文物报》1997年1月5日；胡平生、宋少华《新发现的长沙走马楼简牍的重大意义》，《光明日报》1997年1月14日。 3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载《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参见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葛兆光《古代中国还有多少奥秘——评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载《读书》1995年11期，北京。 4参见李零《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李零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5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之《老子（甲本）释文注释》，111页，文物出版社，1998。有人认为“■”当作“为”、“■”当作“作”，参看庞朴《古墓新知》，《读书》1998年9期，5页。也有人认为“■”就是“义”、“■”就是“仁”，与帛书本同，参见邢文、李缙云《郭店老子国际研讨会综述》中引高明语，《文物》1998年9期，93页。 6比如庞朴对于马王堆帛书《五行》的研究，就指出了过去一直不能确解的，《荀子》关于子思、孟轲“案往造旧说，谓之五行”的批评的真实意义，见《思孟五行新考》，《文史》第七辑，中华书局；又，《帛书五行篇研究》，齐鲁书社，1980。 7参邢文《楚简五行试论》，《文物》1998年10期。 8李学勤《荆门郭店楚简中的<子思子>》，《文物天地》1998年2期。陈来《郭店楚简之<性自命出>篇初探》，《孔子研究》1998年3期。郭沂《从郭店竹简看先秦哲学发展脉络》，《光明日报》1999年4月23日。 9参看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导言》，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10俞伟超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文物》杂志把英文名称定为Cultural Relics，“是把文物一词的概念，理解得比antiquity还要宽广”，见《文物研究既要研究物，又要研究文》，载《考古学是什么》，13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11《知识考掘学》，王德威译本，260页，麦田出版，1993，1997。 12此外如歌曲、漫画、小说、时装、广告、流行语等等，实际上也值得进行严肃而深入的学理探讨。 13已经有人总结过，在《日书》中，有“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抑或天文、历法、民俗、民生莫不涉及，尤以社会生活资料最称充裕”，见张强《近年来秦简日书研究评介》，载《简帛研究》第二辑，415页，法律出版社，1996。具体的研究如蒲慕洲的《睡虎地秦简日书的世界》，就从《日书》中归纳和分析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很多方面内容，《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2本4分，台北，1993。 14最近这一方面的研究，参见黄一农《通书──中国传统天文与社会的交融》，《汉学研究》14卷2期，台北，1996年12月。葛兆光《时宪通书的意味》，《读书》1997年1期。 15《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许明龙等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7。但是，由于它当时审讯是用奥克语（中世纪法国一种方言）回答的，但记录却是用拉丁文，因此，有人认为它们的可信度就有可疑，参见《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彼得·柏克（Peter Burke），江政宽译，台北，麦田出版，1997。 16《人论》第十章《历史》，甘阳中译本，224-22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17俞伟超已经指出，“把考古学研究或文物研究的目的视为物质文化史研究的看法，从五十年代以来，在我国的文物考古学界中一度占有统治地位”，所以他反复强调，考古学研究中也应当注意精神领域的问题，这就与思想史很接近了，参见前引《文物研究既要研究物，又要研究文》，以及《考古学研究中探索精神领域活动的问题》，载《考古学是什么》137-142页。 18见张光直《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载《中国青铜时代》313-342页，三联书店，1983。《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中国古代艺术与政治》，载《中国青铜时代二集》，67-81页，102-114页，三联书店，1990。又，《考古学专题六讲》95-97页，文物出版社，1986，1992。 19其实，当人们把思想史的视野扩大到更宽的范围，那些“象征、符号、建筑、器具以及半文献性的材料，如歌谣、咒语和图片等等，也将成为研究过去社会的重要史料”，比如清末的点石斋画报，参看康无为（Havold Kohn）《画中有话：点石斋画报与大众文化形成之前的历史》（Drawing Conclusions：Illustration and the Pre-history of mass culture），载《读史偶得：学术演讲三篇》，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20列文森《从绘画看明代及清初社会的文人业余精神》，张永堂译，载《中国思想与制度论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 21但是，研究地图的学者也很少关心它在思想史中的使用，如姜道章在《二十世纪欧美学者对中国地图学史研究的回顾》这篇相当仔细的综述中，也没有提到对中国古地图的思想史研究，《汉学研究通讯》十七卷二期，台北，1998。而日本学者在关于中国古地图的研究中，虽然涉及了这一问题，如织田武雄《地图の历史──世界篇》，203页，讲谈社，1974，1994。海野一隆《明清にぉけるマテォ·リツチ系世界图──主とって新史料の检讨》，载《新发现中国科学史资料の研究（论考篇）》，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5。但是，都没有深入追究。倒是在事关日本历史时，却讨论了一些可以算是思想史方面的问题，如船越昭生《坤舆万国全图と锁国日本》，《东方学报》四十一册，京都，1970。 22有趣的是，在中国最早可以反映非中国中心的地图中，佛教的地图可能是最有代表性的，在《佛祖统纪》中，佛教徒志磐所绘制的《东震旦地理图》、《汉西域诸国图》、《西土五印之图》等三幅，就构造了由三个中心组合的世界，但是，这种地图的格局却在很长时间内并不被主流地图绘制者接受，从这背后，是否也可以看到异域文明在中国的命运？参见葛兆光《天下、中国与四夷──作为思想史文献的古代中国的世界地图》，待刊。 23比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的《筹海图编》和万历十九年（1591）的《全海图注》以及稍後的谢杰《虔台倭纂》中的《万里海图》，总是不按习惯的北上南下，而是把中国大陆绘在下方而把可能入侵的日本以及大海等放在上方，按照郑若曾的意思，这是“内上外下，万古不易之大分也，必当以我身立于中国而经略夫外裔，则可，若置海于下，则先立于海中，自列于外裔矣，倒视中国，可乎？”《郑开阳杂著》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八页A-B。 24更进一步说，如果用福科的思路，那么，“领土”、“区域”、“移动”不仅是地理学概念，而且是法律、经济和政治概念，他说，在这些“领土”、“区域”、“移动”等等地理学处理的概念下，“找到了我所追寻的东西：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权力的眼睛》，中译本20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5比如说都市与乡村、首都人与外省人、中原与边地，沿海与内地、上只角与下只角，江南与江北等等，这些地理概念表面上只是方位的指示，但实际上又隐含着文明、经济、政治上的价值等级区分。因此现在的地理学研究也发生了变化，它的三个维度是历史、空间和社会。26其实这一思路，其启迪一半来自文物收藏，有一次，参观清华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古地图，在那幅巨大的地图面前，我想到的恰恰不是它的文物价值，而是它对思想史的另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