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近代中国农村社会教育的发展

论文摘要：20世纪社会教育运动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农村的社会教育逐渐地发展起来。其中民间团体对农村的社会教育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他们不仅有理论上的研究，而且在实际中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为其他方面发展社会教育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在中国教育史上意义重大。

论文关键词：社会教育 民间团体 近代农村

社会教育，泛指学校系统外的民众教育或通俗教育。就具体内容而言，社会教育在中国社会早已存在。清末简易学堂的建立，图书馆、博物馆的兴办，《圣谕广训》、(劝善要言)的宣讲，广义上均属社会教育。i901年四川江津县张鹿秋设农业夜课，以新法启迪附近农民。河北省高阳县王玉斌设初等小学，男女并收，以教育农民Ⅲ。但现代意义的社会教育的提出，则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的事情。当时的南京临时政府于教育部中设社会教育司，在地方设公众补习学校、半日学校，以实施社会教育，提高民众的素质。社会教育开始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展起来。与此同时近代的民间团体在发展社会教育尤其是农村的社会教育方面表现出了积极的努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北方大批农民被协约国招募到欧洲做工。当时在外的留学生鉴于华工知识浅薄，办理了华工教育，颇见成效。大战结束后，主持华工的教育领袖比如晏阳初、陶行之等回国，创办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提倡“除文盲，做新人”办起了平民教育。从此，打开了对农民实施社会教育的大门。从1925年开始，以后逐渐形成了乡村教育的浪潮，到30年代末达到高潮，抗战结束后走入低谷。乡村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本土化的加强。他们在发展农村初等教育、扫盲教育的过程中的所作所为，为今后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乡村教育运动是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兴起的一个社会运动，旨在从教育农民着手以改进乡村生活和推进乡村建设。虽然乡村教育的倡导者们有着各自的立场、目的，但他们有一致的共识：即农村是一个整体，要解决农村的贫困、落后、愚昧的问题，教育必须与农村实际相结合，各种乡村建设(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要以教育为枢纽，这样，使得教育改革本身进一步深化，产生了中国的乡村教育理论，诸如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农村改进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论等，对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倡导者们受到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实验的影响，都从实验入手，从1925年起纷纷建立农村教育实验区，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至1935年，各种实验区已有193处，遍及全国各地，这些实验区使乡村教育不仅在思想上得到广泛的提倡，更主要的是在实践上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涌现出各种教育思潮中，平民主义教育思潮便是潮流之一。蔡元培曾把社会的不平等归结为教育的不平等，他认为普及平民教育是改变这种教育状况的唯一办法，主张除正规学校外，应大力提倡平民教育。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以及美国杜威平民主义与教育思潮的影响下，平民教育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平民教育的参加者很复杂，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平民教育的目的也各有差异。但从总体上来讲，他们都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教育，要求打破几千年来封建统治阶级、有钱人独霸教育权的局面。许多教育团体、教育家们开展了各种革新教育的实验，特别是在全国开展的种种平民教育运动推动了教育在民间的普及。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定县实验区是北方影响较大的派别之一。1923年8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在北京成立。平教会根据前几年在城市开展平民教育和识字运动的实践，进一步认识到农村教育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中国以农立国，绝大多数人民生活在农村，而中国的农村经济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处于萎缩、停滞、落后的状况，不解决农村教育的问题，社会的改革就没有希望。所以，他们希望通过乡村教育来改善农村生活和稳定社会。从这一点出发，平民教育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乡村平民教育成为平教会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1926年10月在河北定县以翟城村为试点，开展以村为单位的平民教育实验。1930年成立定县实验区，推广乡村平民教育，从而进一步改进乡村。

平教会对农民的教育观认为，不仅仅是要对农民普及、实施作为完整人的国民教育，而是通过农民教育从总体上推进乡村建设，从改造农村着手来改造社会。正如晏阳初而言“觉得中国真正最大之富源不是煤，也不是铁，而是三万万以上不知不觉的农民。要把农民智慧发展起来，培养起来，使他们有力量自动的起来改造，改造才能成功；自动的起来建设，建设才会生根；自动的起来运动复兴民族，民族才有真正复兴之一日”，“启发农民的智慧，也就是造人。造人必须有造人的教育。中国数十年来的所谓教育制度与内容，无非东抄西袭，不合国情，不切需要，所以不会有与一般人的生活发生关系，所以不能完成造人的使命。”因而要从农村的实际出发，建立乡村教育为中国教育谋出路，以促进社会的改造。1933年平教会起草的《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中认为，中国乡村有四大基本问题，即愚、穷、弱、私，“所谓愚，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不但缺乏知识，简直他们目不识丁，所谓中国人民有百分之八十是文盲。所谓穷，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简直是在生与死的夹缝里挣扎着，并谈不到什么叫做生活程度、生活水平线。所谓弱，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是无庸讳辩的病夫，人民生命的存亡，简直付之天命。所谓科学治疗，公共卫生，根本谈不到。所谓私，我们知道，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是不能团结，不能合作，缺乏道德陶冶，以及公民的训练。在这几点缺点之下，任何建设事业，是谈不到的。”为了解决这四大问题，应当以教育作为手段和途径，在人人取得最低限度的文字教育的基础上，通过三大教学方式即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实施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以救愚、生计教育以救穷、卫生教育以救弱、公民教育以救私。这样乡村教育才能实现，农村及全社会的改进才有希望。在这些观点的指导下，在乡村教育实施方面，平教会做出了显著的成绩，特别是其扫盲识字运动闻名中外。 中华平民教育会首先在定县翟城村的实验，实验内容极其广泛，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到社会习俗，无所不包。其宗旨为“除文盲，作新民”。除文盲就是使12~15岁的不识字男女都能运用日常生活文字，成为有用的人才。设立识字班，编写课本《农民千字课》，针对80％以上文盲的情况，提出以学校教育为主，集中扫盲，办平民学校进行识字教育，以翟城村为中心逐步推广到全县。1926年10月~1930年6月，共办了初级、高级平民学校423所，学生10156人，女学生1011名，占总人数的10％。办高级实验学校、儿童班、男女育才学校26个，学生821名，学生年龄从11"48岁，多数为青年。在1927、1929年两次的调查中，第一次文盲率80％，第二次文盲率为67％，这说明在两年的时间内文盲率下降了13％。扫盲成绩显而易见。同时1930年3月平教会成立社会式教育实验所，举办夜灯教学，为失学的儿童、青年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此外还设立了问字处、图书馆、识字处等，实验区的农民对此交口称赞，并热心参与。

教育实验扩展到定县以后，学校式教育主要进行的实验有初级、高级平民学校的研究与实验，扫除文盲的研究与实验，乡村小学的研究与实验，妇孺教育的研究与实验，师资训练的研究与实验。其次成立了处、高级平民学校、实验小学来推广乡村教育、扫除文盲，提高农民的教育程度和整体素质，从而进一步改进乡村、改进社会。在扫除文盲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更加令人注目。1934年的调查表明，全县14至25岁青年约82000人，其中文盲32550人，占39％，识字人数为49450人，占61％；女子文盲为28114人，占73％，识字人数为10396人，占27％目。从统计数据上可以看到文盲率与当时全国总的状况相比，文盲率仅为39％，这体现出平教会的努力成就。在定县实验区有平民学校的村庄，识字人数多，则文盲率较低；若无平民学校则刚好相反。1928年调查，翟城村11岁至24岁的人中，识字者占53％，不识字者占47％；东亭村11岁至24岁的人中，识字者占51％，不识字者占49％。文盲率均在半数以下，这个数字很显然低于其他农村的文盲率，在翟城村、东亭村等实验区文盲率较其它任何村为低。据1930年调查，定县7岁以上人口识字者占17％，文盲占83％；在定县县城内，7岁以上识字者占34％，文盲占66％。可见在广大农村没有实验区的地区文盲率依旧维持以前很高的比率。

以上就北方较有影响的实验区阐述了乡村教育派的教育实验，除此外，较有代表性的试验区，比如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江苏昆山徐公桥的改进实验区、浙江余姚诸家桥乡村实验学校等实验区，陶行知南京晓庄实验区，梁漱溟为代表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荷泽的实验区，江西农村改进社的实验区工作等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尽管各派从事乡村建设的组织、立场、观点很不一致，但其实施有相当之规模，对于农村的社会教育的发展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由于这一时期整个中国还没有具备在农村发展政治、经济、教育的条件，这些实验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也不可能真正解决农村问题。但综合起来有这样一个共同的趋势：即各种民间团体都认识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普及国民教育，提高人民素质，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表明社会教育的普及已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部分，他们的经验教训为以后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尤其是在扫除文盲和普及教育方面做出的贡献，为以后的教育发展提供了有直接借鉴意义的经验，发展农村教育民间团体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