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控制视野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模式
杨威 2014-04-03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基于个体思想政治品德素质的、特殊的内在控制方式。任何社会或群体若要存在和发展,必须确保一定的社会秩序。而社会秩序的产生与维系则有赖于社会控制。社会控制作为一种维系社会秩序的必不可少的机制,存在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中。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分化的发展,社会结构也日益复杂。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争端和冲突也越来越多,社会控制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控制的手段和方法也日臻完善和严密,越来越趋向于制度化和规范化。社会控制的手段从作用力的来源主要可分为外在控制和内在控制。外在控制就是社会依靠存在于被控制之外的社会力量,促使社会成员服从社会规范的社会控制形式,比如法律控制、纪律控制和行政控制;内在控制是指通过观念和道义的力量来影响人的思想,并借助对社会制度合理化的理论论证,达到人们“自觉”遵守社会规范控制自己行为的目的,比如习俗控制、道德控制、宗教控制、舆论控制等等。罗斯认为,习俗、舆论、伦理观念等社会意识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控制手段。因此,内在控制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使社会成员内化一定的社会价值观,自觉地按照一定社会规范行为的方式和手段。它主要通过思想教育、社会舆论、风俗习惯、榜样感化等手段,使人们从内心形成社会所要求的社会情感、信念和价值观念,培养良好的思想政治品德素质,并且外化为一定的行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定阶级和社会集团对其社会成员系统地施加意识形态影响的实践活动,它通过对社会成员进行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政治教育,使社会成员内化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将社会的价值观念体系和社会规范体系个体化,促使其自觉地按照社会的要求来行动。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是通过培养社会成员个体的思想政治品德素质,在其内心确立起对社会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体系的自觉认同和遵从,从而实现对社会成员思想和行为内在控制的有效手段。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控制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控制功能主要体现在其对社会风险的控制、对社会思想秩序的控制和对个体行为的控制等方面。 (一)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风险的控制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黄金发展期,同时也是矛盾凸显期,改革和发展面临着巨大的社会风险。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既有的利益格局,导致了社会阶层的急剧分化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利益分配不平衡、社会心理不平衡、政策配套不到位、腐败等违法犯罪行为屡禁不止、社会矛盾解决机制不完善等社会问题,滋生了各种群体性事件孕育和爆发的社会土壤。社会急速变迁所引发的这些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无疑都增加了社会有序运行的社会成本,给社会的和谐发展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对各种社会风险进行有效控制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广泛调动党委、政府、社会各级组织的社会资源,通过利益协调、制度建设、政策引导等多种方式来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降低社会风险。在所有这些措施中,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一种重要的,然而又常常被人们所忽略的控制社会风险的方式。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能够通过协调利益冲突和化解社会矛盾来控制社会风险。利益分化和阶层分化必然带来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和社会矛盾的加剧,一旦社会不能弥合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鸿沟,必然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冲突。由利益冲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日益成为解决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严峻课题。利益表达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不完善是一些群体性事件产生和扩大的前导性原因。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方式。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创造一种社会不同群体平等表达、民主沟通的利益对话机制,在畅通利益表达渠道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和协商的方式寻求各方利益的共同点,解决可能存在的利益矛盾。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利益关系的思想协调实现利益认同,达成利益一致。因此,重新审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利益沟通和协调功能,有利于发挥思想政治教育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的独特作用。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能够通过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营造良好的文化心理氛围来控制社会风险。社会变迁所产生的“文化堕距”会导致一系列社会精神文化问题。精神生活领域里的迷失和社会心理的变异往往构成了吸毒、犯罪、自杀等越轨行为背后的深层诱因。普遍性的信仰缺失、弥散性的社会焦虑暗藏着社会的道德危机、心理危机。关注人们深层的精神文化需求,关怀人们的心理健康,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增强精神动力,塑造健全人格,既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职责,也是推进社会精神文化建设、保障社会健康发展的“灵魂工程”。只有从深层次上解决了社会发展和个体发展的精神动力问题,才能有效防止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行为脱序现象,从而建设性地化解社会风险。 复次,思想政治教育能够通过强化风险教育预防社会风险。同事后的风险控制相比,增强人们的风险意识,提高人们应对风险的能力,是控制社会风险的积极措施。思想政治教育可以通过舆论宣传、学校教育、实践演练等多种方式,增强人们防范安全风险、经济风险、政治风险、公共卫生风险等社会风险的意识和能力,是对社会风险进行干预的有效方式。比如在艾滋病的预防中,性道德教育是核心的内容;在自杀的社会干预中,生命教育是重要的内容。这些都大大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在预防社会风险、实施社会控制中的功能。 (二)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思想秩序的控制 罗斯认为,“社会结构起初全凭武装力量连结在一起,时间逐渐掩饰了赤裸裸的强权,同时道德和精神的影响部分取代了野蛮的暴力。”①社会的有序发展既需要有和谐稳定的经济秩序、政治秩序,同样也需要有相应的文化秩序、思想秩序。思想上层建筑的有序发展是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 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建构和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引导思想秩序。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的有序化往往是以个体认知和社会思想的有序化为前提的。一个社会在精神文化生活领域要从无序走向有序,离不开主流意识形态的
引导和规约。主流意识形态是凝聚不同阶级、阶层的“社会水泥”,统摄着其他意识形态和亚文化,构成了社会精神文化的主体结构和有机内核。主流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社会粘合剂作用,使它成为一种广义的社会控制系统。从历史上看,儒学这一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大生命力曾经形塑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道德基础。一定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统治阶级自觉建构的产物。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②主流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阶级利益的集中表达,是确立、维系统治阶级社会秩序的思想纽带和精神力量。思想政治教育是统治阶级建构、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之一。思想政治教育将反映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体系、价值体系、信仰体系,凝练、提升为本阶级的意识形态,继而通过系统的、有组织的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在广大社会成员中传播本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使之内化为社会成员的思想政治品德素质。这是一个生产、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成员对主流意识形态自主吸纳、自觉认同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主流意识形态转化为社会的合法性基础和个体的内在吁求,外在的社会秩序转化为社会成员内心的思想秩序,从而为社会的长治久安和有序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保障。 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整合社会意识形式维系和保障思想秩序。任何一个社会的精神文化结构和社会意识结构都是一个多样、多元的存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和巩固,不是话语霸权逻辑演绎的结果,而是一个在多元中整合发展的过程。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相互交汇、交融、交锋,使得我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格局更为复杂、多变。要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大发展、大繁荣,一方面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必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加强同其他意识形态和亚文化的对话、对接,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发展。不同社会意识形式的整合,需要经过意识形态工作者的加工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对不同的社会意识形式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对不同的社会心理进行分析、凝练和提升,整合为主流意识形态。政治、道德、法律、哲学、宗教、文艺等上层建筑领域的意识形式,经过甄别、选择、编制,都被涵摄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中,组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成为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机养分。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传输一种系统化、结构化的价值观念体系,而且也传输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加注重后者。思想政治教育既可以通过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确立社会思想文化的底色,又可以通过提供一种特定的世界观、方法论,引导社会成员对不同的意识形态特别是社会思潮进行批判性思考,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辐射、吸纳、晕染等功能,从而形成一幅主调突出、色调和谐的意识形态图景。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意识形式的“整流器”,是社会思潮的“指南针”,是社会心理的“导航仪”。 (三)思想政治教育对个体行为的控制 社会控制的目标是使社会成员按照社会规范来行动,从而保障社会关系的良性有序。这就意味着将个体的行为纳入到社会控制、社会管理的系统内,运用社会的规范性力量进行调控。一些社会学者往往将社会控制的重点放在对越轨行为(如悖德、犯罪等脱离社会常轨的行为)的控制上,更多的是探讨国家强力机构、法律规范等对人们行为的硬控制。这种外在控制对于抑制失范行为、惩戒违法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不管是在社会急速转型时期还是在常态发展时期都是必要的。但是,这种事后的、消极的、被动的社会控制缺乏长效性和主动性,必须探索一种更加长久的、有效的、积极的控制社会行为的方式。罗斯敏锐地意识到:“我们只是由于软弱而不能有效地自我控制,而大量正确的情感,对于社会控制将大有裨益。”③罗斯调整了社会控制的方位,将视角由外在控制转换为内在控制,探讨了舆论、信仰、教育、习惯、个人理想、艺术、社会价值观等精神性因素在社会控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为我们审视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控制中的特殊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特殊的内在控制方式。它通过对社会成员施加系统的、长期的、潜移默化的教育影响,培养社会所要求的思想道德素质,推动社会成员自觉地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从而实现个体社会行为的自律。思想政治教育对个体行为的控制具有主动性、积极性、长效性、传导性。思想政治教育能通过说理教育、启发引导,使个体对道德规范、法律规范背后所蕴藏的社会价值体系产生社会认同和自觉遵从,由被动压服转化为主动信服,体现了其主动性;思想政治教育能通过行为养成、榜样示范等方式,培养社会成员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自觉摒弃有悖于社会规范的行为方式,体现了其积极性;思想政治教育能通过陶冶情操、锤炼意志,塑造个体健全的人格,形成坚定的意志品格,树立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长远人生规划和理想信念,体现了其长效性;思想政治教育能通过自我教育、同伴教育,培养社会成员的自律意识、合作意识,推动社会成员之间彼此共享教育成果,共同建构和谐人际关系,体现了其传导性。 总之,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激发个体自觉遵循社会规范性要求的巨大精神力量,它通过思想道德教育、行为养成教育等多种途径,充分调动个体的亲社会情感和行为调控意识,使个体行为自觉纳入社会规范的既定轨道,从而实现社会规范体系的个体化和社会化,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