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西游记》作者研究的回顾

纵览一个世纪以来，《西游记》作者的研究，大体经历了无作者，或推衍作者为丘处机、吴承恩;否定邱处机，考订作者为吴承恩;否定吴承恩，寻觅新作者的探索历程。20世纪以来的研究属于后两段，即否定丘处机肯定吴承恩;否定吴承恩，寻觅新作者的阶段。

但要说明作者问题，不得不从源头说起。同明代其他小说名著作者不在书上署名一样，现在见到的几种明版《西游记》均未署作者姓名。明世德堂刊本陈元之序云:“《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旧有序，余读一过，亦不著其姓氏作者之名。”只录了一些传闻而已。故而，作者是谁?便成为一个难破的谜。

清代，关于《西游记》的作者为谁，出现丘处机、吴承恩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最早见于清初汪象旭评本《西游记证道书》与假借虞集名写的《西游证道书序》。该序云:“余浮湛史馆，鹿鹿丹铅。一日，有衡岳紫琼道人持老友危敬夫手札来渴，余与流连侠月，道人将归，乃出一恢示余曰:‘此国初丘长春所纂《西游记》也，敢乞公一序以传。’余受而读之。见书中所载，乃唐玄奖法师取经事迹……而余窃窥真君之旨，所言者在玄奖，而意实不在玄奖;所纪者在取经，而志实不在取经:特假此以喻大道耳。”此说一出，造成两种直接后果，一是丘处机所写《西游记》就是长篇小说《西游记》。二是丘处机是全真教领袖，所以此《西游记》并非游戏之作，而是“修丹证道”之书。乾隆年间，野云主人的《增评西游证道奇书序》，便是众多受其影响者中的代表。《序》云:“今长春子独以修真之秘，衍为《齐谐》稗乘之文，像黄童白雯，皆可求讨其度人度世之心，直与乾坤同其不朽……后或更有进而悉其蕴者，则长春子之心，大暴于世，而修丹证道者日益多，则谓此本《西游记》之功，直在五千、七岌、漆园、御寇之上也可。”然而丘处机为元代人，又是位道士，他所写的《西游记》是否讲取佛经故事的小说《西游记》?当时不少人竟未怀疑过。最早对此提出怀疑的人是钱大听与纪晌。纪晌是从小说所反映的时代着眼的，他查出小说所写的官制皆明制，而断定所写时代必为明代，作者不可能是元人丘处机。钱大听则亲眼看到了丘处机所写的《西游记》。他的《跋长春真人西游记》说:“《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其弟子李志常所述，于西域道里风俗，颇足资考证。而世鲜传本，予始于《道藏》抄得之。村俗小说有《唐三藏西游演义》，乃明人所作。萧山毛大可据《辍耕录》以为出丘处机之手，真邹书燕说矣。”指出丘处机的《西游记》是一部记述地理风俗的西行游记，与取佛经故事风马牛不相及。自此丘处机作小说《西游记》之说，不攻自破矣! 第二种说法，最早见于明天启《淮安府志》。此志卷十九《艺文志·淮贤文目》载:“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口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此后康熙《淮安府志》与此所记同。显系将天启《淮安府志》的这段文字挪过去的，并非另有所据。此后，由撰写地方志的文人将《西游记》推测为小说《西游记》，将吴承恩认为是小说《西游记》的作者了。

一

最早将吴承恩《西游记》推测为通俗小说《西游记》的是清初学者吴晋。乾隆十年，他在《山阳志遗》中，一方面对丘长春作《西游记》持认可的态度，另一方面又推测说吴承恩将丘长春的《西游记》改为通俗演义了。“及阅《淮贤文目》，载《西游记》为先生(指吴承恩)著。考《西游记》旧称为证道书，谓其合于金丹大旨，元虞道园有序，称此书系其国初丘长春真人所撰……意长春初有此记，至先生乃为之通俗演义。如《三国志》本陈寿，而演义则称罗贯中也。”吴玉措的另一条证据是:“书中多吾乡方言，其出淮人手无疑。”乾隆三十六年，山阳人阮葵生在他的《茶余客话》中承袭了吴玉措的说法，更强调吴承恩的《西游记》为通俗演义:“或长春初有此记，射阳因而衍义，极诞幻诡变之观耳。亦如《左氏》之有《列国志》，《三国》之有《演义》。观其中方言但语，皆淮上之乡音街谈，巷弄市井妇孺皆解。而他方人读之不尽然。是则出淮人之手无疑。”(《茶余客话》卷二一)然而，两人的说法完全是毫无根据的推测之词。他们说吴承恩作小说《西游记》的3条理由:必有所本;淮安方言;将丘《西游记》演义为小说，没有一条能站得住脚。

较为谨慎的学者钱大昕、纪晌，只言《西游记》“乃明人所作”，或说:“《西游记》为明人依托无疑也。咸丰、道光时人丁晏，将纪氏、钱氏的“乃明人所作”，移入吴承恩作小说《西游记》中来，理由在以上3条上又加了一条“乃明人所作”。他在《石亭纪事续编》中说:“《癸辛杂识》载龚圣予《水浒三十六赞并序》，阮庆山《淮故》称龚高士画宋江等三十六人像，吴承恩为之赞，大误。《赞》乃高士所自为也。承恩，明嘉靖时岁贡生，所著有《西游记》，载康熙旧志艺文目，钱竹汀《潜研堂集》谓《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别自为书，小说《西游演义》乃明人所作，而不知为吾乡吴承恩作也。”将吴承恩《西游记》说成是 《西游演义》，同样没有根据，不过是承袭了吴玉措的猜想而已。所不同的只是增加了“明人所作”一条，而这一条又是从钱大听、纪晌那里来的。此后陆以、邓文如、冒广生又扩大此说。

二

20世纪初，鲁迅写《中国小说史略》，涉及作者，用吴承恩说。鲁迅未明言作者是吴承恩，但一来对吴承恩生平特作介绍，在论述该小说内容与风格时，则引《淮安府志》论及吴承恩语。显然，鲁迅是把小说《西游记》作为吴承恩的著作，但并未找出新的证据。对《西游记》作者论证最详的是胡适的《西游记考证》。这篇考证一方面推算出了吴承恩的生卒年(他大约生于正德之末，死于万历之初)。另一方面又找到了吴承恩的若干首诗，特别是《二郎搜山图歌》，从中可看出《西游记》作者的影子:“这一篇《二郎搜山图歌》，很可以表示《西游记》的作者的胸襟和著书的态度了。”但是，胡适先生的这篇考证远不及《红楼梦考证》所论那么严密因为要说明吴承恩是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必须在吴承恩与小说《西游记》之间找到直接关系和说明此种直接关系的证据。譬如，吴承恩所写的是《西游记》小说，而不是同名的其他书等。但胡适没有这么做，他绕开了这一问题，直接接受了丁晏的观点，理由也很简单，丁晏是经学家，他的话可信。胡适自己是这样说的:“我前年做《西游记序》，还不知道《西游记》的作者是谁，只能说:‘《西游记》小说之作必在明朝中叶以后’，‘是明朝中叶以后一位无名的小说家做的’。后来见《小说考证》卷二，页七十六，引山阳丁晏的话，说据淮安府康熙初旧志艺文书目，《西游记》是淮安嘉靖中岁贡生吴承恩作的。《小说考证》收的材料最滥，但丁晏是经学家，他的话又是根据《淮安府志》，所以我们依着他的指引，去访寻关于吴承恩的材料。”但是，问题是《淮安府志》究竟记载的是什么?吴承恩所写的《西游记》是否为小说?丁晏的话是否可靠?胡适未加考虑，如果丁晏的话不可靠呢?丁晏的话可靠与否，便直接决定了胡适论说的价值。

此后，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一文无条件地接受了小说《西游记》是吴承恩作的观点。他在谈及陈元之的《西游记序》时说:“陈序很重要，惟关于作者则游移其辞:‘……《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今天演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余览其意，近跃弛滑稽之雄，危言漫衍之为也。旧有序，余读一过，亦不著其姓氏、作者之名。’彼时，似不知此书出于吴承恩手。惟既有‘出今天演何侯王之国’语，则吴氏尝为‘八公之徒’软?嘉、隆间的文人们，出入于藩王之府，而为他们著书立说者不少概见。吴氏殆亦其一人。”正因郑振铎相信“此书出于吴承恩手”，所以认为陈元之也必知出于吴承恩手，一切传说的材料都可向吴承恩脸上贴金。

在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对小说《西游记》进行探索的过程中，《吴承恩诗文集》(即《射阳先生存稿》）的出版，给研究者提供了材料的支持。刘修业、苏兴等人利用新发现的材料，对吴承恩的研究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刘修业继赵景深《吴承恩年谱》后，又出版了一部《吴承恩年谱》。赵谱是开创性的，疏理出了吴承恩生平事迹的轮廓，只是较为简略。刘谱则在赵谱的基础上，又做了更为细致的考订、疏理工作，使得吴承恩的生平面貌更清晰了，不过有些问题还有待订正、补充。苏兴的《吴承恩年谱》，对一些问题的探讨，很有价值(不管吴承恩是不是《西游记》的作者，单就其对吴承恩研究而言也是如此)。这一探讨是他多年研究吴承恩成果的一个结晶。他在《年谱》发表前后，撰写了一系列研究吴承恩的论文，如《吴承恩诗文系年简目》、《关于<西游记)的几个问题》、《<西游记)的地方色彩》等。该谱的主要贡献是阐述了以下不同于前谱或他人的观点:吴承恩成岁贡是嘉靖二十九年，而不是二十二年;吴承恩任长兴县垂是嘉靖四十五年，而不是嘉靖三十二年，证明过去的成说是对的;吴承恩创作《西游记》是在他的中年，即嘉靖二十一年左右;吴承恩进学后曾在葛木办的龙溪书院就读过;吴承恩成岁贡后到任长兴县垂中间的十几年，一直是南京国子监太学生，并非是流寓南京以卖文为生;吴承恩从长兴拂袖而归的原因，是由于他被认为有贪污行为，投狱后被释放;《二郎搜山图歌》约作于嘉靖十八年，正与产生《西游记》同时等。自此之后，《西游记》作者为吴承恩说，似乎有了更坚实的基础，学者们也大都不再怀疑。

三

最早对吴承恩为小说《西游记》作者提出怀疑的是俞平伯。早在1933年，他就在《驳<跋销释真空宝卷)》中明确提出:“吴氏作《西游记》，根据《淮安府志》，志书上所谓《西游记》是不是这个《西游记》呢?也难定。叶德均也认为，《淮安志》著录吴承恩《西游记》“是否即通俗小说，不无可疑”。

1948年，日本学者小川环树在他的《<西游记)里吴承恩的改作》的长文中，在“《西游记》为吴承恩所作这一点是明白无误的”这一总体认识中，又怀疑这一结论的根据未必可靠。他说:“吴承恩著述《西游记》这件事，见于鲁迅与胡适受到丁晏启发而引用的明代地方志《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中所列举的‘淮贤文目’(即当地出身的文人的著述目录一一笔者)。只是其所谓《西游记》也未必不可能是另外一部纪行之作。1959年，太田辰夫在他的《<朴通事谚解)所引<西游记)考》一文中，也对此表示出同样的怀疑态度。1970年，他又在《<西游记)杂考》一文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人们历来认为《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这是错误的。“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这里‘西游记’不是游记而是小说《西游记》。因为，那里只记有‘西游记’三字，而没有任何关于其内容及刊本的记述。到1980年，矶部彰用传统目录学的眼光重新审视天启《淮安府志》的相关记载，提出了否定吴承恩的《西游记》为小说《西游记》作者的两个新的有力据。其一是“从传统的目录学立场来看，不将为人喜爱的白话小说类收入经史子集四部之中，是基于士大夫的传统意识。即使把白话文学收入艺文志中，那也只是明朝公认为文学的戏曲类。如果说淮安府的府史书破例采取了只将‘小说西游记’著录于艺文志的原则，这不符合通行的做法”。“假如《淮安府志》中吴承恩的作品‘西游记’指的是三藏西天取经故事，那么它当属戏曲‘西游记’。”其二是发现《千顷堂书目》卷八史部《舆地类》中，“清楚地写着吴承恩西游记”。说明吴承恩的“西游记”不是小说而是游记。

1983年，章培恒先生在《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上发表《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作》一文，更加详细地论证了百回本小说《西游记》非吴承恩作。章培恒先生此文在中国大陆学术界产生了极大反响。顿时，响应者、怀疑者接踵而至，形成了一场关于百回本小说《西游记》作者究竟为谁的持久论战。此后否定吴承恩为小说《西游记》作者的人愈来愈多，从而推进了《西游记》的作者以及与之相关的研究。

认定吴承恩是小说《西游记》作者的主要依据不外3条，一是天启《淮安府志》“淮贤文目”在吴承恩名下记有《西游记》;二是从吴承恩的《禹鼎志》、《二郎搜山图歌》的创作可以看出吴承恩有创作《西游记》的可能;三是《西游记》所用方言为吴承恩家乡淮安的方言。章培恒先生的文章则对其立论的根据一一加以反驳，主张吴承恩说者也一一加以回辩。这次论争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一)明刊本《西游记》上的署名与吴承恩的关系。章培恒先生指出:从现存的明清各种《西游记》版本看，或署朱鼎臣编辑，或只署华阳洞天主人校或署丘处机撰，却没有一种是署吴承恩作的。苏兴辨驳说:吴承恩的好友是李春芳，“华阳洞天主人”就是李春芳的号，这倒反而替吴承恩撰《西游记做了证。然而即使是李春芳校，也不等于吴承恩校，更不等于吴承恩撰。

(二)天启《淮安府志》、《千顷堂书目》所记《西游记》与小说

《西游记》的关系。章培恒先生指出，吴承恩作《西游记》说的立论基石是天启《淮安府志》和《千顷堂书目》。天启《淮安府志》既没有说明吴承恩的《西游记》属于什么性质的书，也难以知道确切的卷数或回数。相反，《千顷堂书目》卷八舆地类中，则有“吴承恩西游记”的记载。这说明吴作《西游记》不是小说，当是游记性质的作品。苏兴的解释是:把通俗小说称之为“杂记”大约也有可能，天启《淮安府志》的作者把吴承恩的《西游记》当作“杂记”看待了。谢巍指出:《千顷堂书目》著录分类“颇多错谬”，将小说《西游记》列入史部舆地类，也不足为奇。因此，可以断定这个《西游记》就是小说。苏兴说吴承恩没有到荆府纪善的任上去，没有西游，也不可能写出游记《西游记》。但回辩者仍然没有材料说明吴承恩的《西游记》是小说，故而仍未排除人们对吴承恩的《西游记》非小说的怀疑。

(三)文本中的方言与作者的关系问题。章培恒先生指出:《西游记》中的方言是长江北部地区的方言与吴语方言并存的语言，而能作为淮安方言的词语，至多只有3个，因此，作者可能是吴语方言的人。苏兴认为吴承恩的口语中可能夹杂些吴语方言，如果《西游记》中果真有3条纯属淮安的方言，反倒证明《西游记》可能是吴承恩所作。但是若要证明某语是淮安方言，须证明此语只有淮安一带人独用而其他地方的人不懂也不用。而认定为淮安方言的论者，并不能完全到这一点。譬如被列入淮安方言的几个词“山恶人善”、“骨冗”、“倒碴门”等，河北西北部一带的人也常挂在嘴边，并非为淮安人所特有。有不少学者用方言研究明清以来的小说作者，结果都存在同样的问题，都缺乏说服力，故而难以得出可靠的结论。《西游记》的作者研究也是如此。

(四)章培恒先生分析了吴承恩的《二郎搜山图歌》与百回本《西游记》的关系，进一步说明了《二郎搜山图歌》与《西游记》所写二郎神的内容不一致，从而证明百回本《西游记》非吴承恩作。譬如《郎搜山图歌》称二郎神为“清源公”，而《西游记》对二郎神的称呼很多，独无“清源公”之称，足见《西游记》的作者根本不知道，更不习惯于称二郎神为“清源公”。至于吴承恩写有《禹鼎志》，章培恒先生则从《禹鼎志序》中所云“转懒转忘，胸中之贮者消尽，独此十数事磊块尚存”的话中，证明了《禹鼎志》所记之事当为十数事，若是十数篇，每篇必甚简短。无论此志写在《西游记》之前或之后，皆与洋洋大观的百回本《西游记》极不相衬。或以《禹鼎志》为素材，也绝写不出大书《西游记》。说明《禹鼎志》与《西游记》无关。

章培恒先生提出的反证有力地击中了“吴承恩说”的要害，赞同者甚多。徐朔方、黄霖、张锦池、黄永年、杨秉琪、刘勇强、李安刚等纷纷撰文支持此说。徐朔方先生在介绍章培恒先生的主要观点后补充说:“明代文人以《西游记》为题的纪游之作并非绝无仅有之事”，他举出若干实例后说:“吴承恩作为《西游记》的写定者之一至少有待进一步论证才能成立。即单就已有的材料尚不能说明吴承恩是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作者。要将作者问题的研究不断推进，需要新的过硬的史料。就旧材料再打笔墨官司已无意义。于是探索百回本《西游记》作者为谁的学者，不断地更换论证的视角。具体来说，是从小说之外寻找证据的外证，从小说文本之内寻找证据的内证。每更换一次视角，转移一次论证的方向，就引起一场非吴说与保吴说的激烈争论。

研究者第一次视角的转换是将《吴承恩诗文集》(《射阳先生存稿》)中的诗词与百回本《西游记》中的诗词，以及《存稿》中所表现的观念、情趣、思想与《西游记》对照、比较，相同即为吴承恩作，不同即非吴承恩作。刘怀玉、杨子坚、钟杨、陈橄以及彭海、张宏梁等人认为:“都土地庙”、“蒲莱根”有淮安地方的痕迹，《西游记》中有两处情节与吴承恩仕途生涯有关，吴承恩诗集中隐藏着《西游记》的灵魂和枝节。由此观之，吴承恩所作的《西游记》是小说而非游记。曹炳建依据刘修业先生所辑《吴承恩诗文集》中《饮酒》诗“延之入密室，共展千年书”一句，推测所展“千年书”可能就是小说《西游记》。杨秉琪通过将吴承恩诗集中的诗词与《西游记》中的诗词对照研究，发现二者的用词极不相同，风格也不相类，证明两书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张锦池则认为:“吴承恩诗文集》的思想和风格与世本《西游记》殊不类，孙悟空断非吴氏所期望的英雄。尤其令人注意的是刘勇强的“否吴”新论。1992年，他在《奇特的精神漫游一一(<西游记)新说》一书中指出了以往研究者从未注意过的《西游记》中多次出现过的“承恩”一词的现象。如第七回:“受篆承恩在玉京”;第九回:“承恩的，袖蛇而走”;第二十九回:“承恩八戒转山林”。接下去，刘勇强怀疑:重视名字的旧时文人，这样漫不经心地把自己的名字嵌入小说中，是否不近情理呢?尤其是“受篆承恩在玉京”一句，与吴承恩一生不得志的坎坷经历大相径庭，他大约40多岁才赴京选贡，在京受人白眼，心境凄凉，哪来的“篆”和“恩”?他不但不会这么写，只怕连读到这类诗句，也要黯然神伤的。黄永年先生在中华书局1993年版《西游记》的《前言》中也发表过类似的观点。此确为“否吴”说的一条有力的内证。

第二次视角的转移起自于对《西游记》宗教文化研究的热潮，即从《西游记》中所表现的宗教文化与《吴承恩诗文集》的关系来确定作者是否为吴承恩。李安纲认为:“吴承恩是一位儒生，尽管能诗文、善杂记，但没有接触过玄门释宗，没有学过佛、修过道……从《西游记研究资料》所选录的吴承恩诗文

看，吴承恩对金丹学、佛学等方面的了解与小说《西游记》有很大差异”，所以“吴承恩不是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在1996年太原召开的“全国首届《西游记》文化讨论会”上，李安纲又一次提出:“《西游记》写的是金丹大道，吴承恩不懂炼丹术，因而不可能写出这么一部奇书。”同年山西古社出版的(李安刚评注)《西游记》则标示“原著:无名氏”。刘振农撰文对李安刚的观点予以批驳。刘列举了《吴承恩诗文集》中大量有关谈佛说道的诗文，进而论述道:“吴承恩诗文则表明，他对佛道二教皆有相当的接触了解，绝不至缺乏写西游材料有准备。”李安刚仅凭《西游记研究参考资料》所收少量的吴承恩诗文，便对吴是否懂佛道的问题下断语，不免粗疏、草率。笔者赞成徐朔方先生的观点:“小说写定者不是道教中人，而是带有三教合一观点佛教倾向重于道教倾向的人。这一点与吴承恩其人是否相合，则需要做客观而细致的论证，而不是各取所需。

伴随着否定吴承恩为百回本《西游记》作者的研究而起的，是探寻《西游记》的真作者究竟是谁的努力。探寻者的思路大体可分为3个方向。一是从已知的世德堂本《西游记序》的作者或校者“华阳洞天主人”入手，认为《序》的作者或校者可能就是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作者。陈君谋在《百回本<西游记)作者臆断》一文中认为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是为之作序的陈元之(张锦池等人也持类似观点)。此说一出便有廉旭的《<百回本西游记作者臆断)质疑》和吴圣昔的《陈元之不可能是<西游记)的作者》两文与其榷。“陈元之说”还缺少力证。沈承庆在他的《话说吴承恩》(北京书馆出版社)一书中，认为作者是校者—华阳洞天主人—李春芳，李安纲撰文予以否定。

二是，据百回本《西游记》前的陈元之序中所言“《西游记》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今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天演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口口口口口口口王自制”，的话的提示，将寻找作者的视野转向王府。黄永年《论西游记的成书经过和版本源流》一文根据明代最早记

载《西游记》的周弘祖《古今书刻》卷上鲁王府所刻书《西游记》，把它与陈元之序中所言《西游记》或许出于王府的话联系起来，认为鲁王府所刻《西游记》为百回本《西游记》的初刻本。这里虽然研究的是《西游记》的版本而非作者，但对探讨作者的学者不无启示。霖先生沿着这一思路又有新的发现。首先找到了鲁王府所刻《西游记》与陈元之所言出于王府二者之间在时间上与百回本《西游记》世德堂本的问世时间的一致性:隆庆至万历二十年间。黄霖先生说:“《古今书刻》的作者周弘祖是嘉三十八年进士，死于万历初年，据日本岛田翰氏《古文旧书考》称，此书成于隆庆、万历年间，故《古今书刻》的著录正与陈元之序的说法相吻合。”其次，学术界一般认定，陈元之序后所暑的“壬辰”为万二十年，而黄霖先生赞同黄永年先生“为嘉靖十一年”的说法，并做了更详细的考证。再其次，依据相关史料发现鲁王府所刻《西游记》的时间为鲁端王朱观时期(嘉靖七年至二十八年)，并据《藩献记》、《万历充州府志》、《明史》、《明实录》等史料的记载发现此王是一位“游戏无度”的人，“与‘游之中暗传密谛’的《西游记》比较合拍，是会有兴编著或组织编著、刊印这样一部小说的川。黄霖先生对自己的探索并不感到满意，认“还有待于坚实的材料加以支撑”。

三是，侧重于《西游记》是一部阐释道教教义的小说，其作者必当为道教中人，故从道教教士中寻找作者。胡义成找到了宋代(1248年)丘处机的再传弟子长春观观主卢志清所立《重修长春观记》碑文(录自康熙《陇州县志》)，碑文言:“常人入道，便废斯文，专事修养。长春则不然。访古则纪之咏，登程

则寓之述怀，咳唾珠机，语句超，曰《播溪集》，曰《鸣道集》，曰《西游记》，历在可观。”且《播溪集》中有一首《汉宫春·苦志》所记词似赞唐玄奖之语，从而推断《西游记平话》的作者是丘处机摩下华山道士史志经等人所撰。又推测华阳洞天主人是全真龙门派道士门希言、门蓬头师徒。

笔者认为，从天启《淮安府志》与《千顷堂书目》的记载看，吴承恩名下的《西游记》很可能不是一部长篇小说的名字，而极可能像《春秋列传序》一样是一篇文章的名字。根据有三，一是天启《淮安府志吴承恩名下，3个名目的排列顺序，是由大到小:《射阳集》四册，口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也许有人会说，这是按著述的地位由高到低排列，小说最受歧视，故而排列于后。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春秋列传》亦经亦史，地位在“集”之上，为之写的序，身价也被抬高，理应放在“专集”一一《射阳集》之前，但编志者却将其放在《射阳集》之后，那是因为篇幅小于《射阳集》。由此可知，《西游记》的篇幅也不会比《春秋列传序》长，故而极有可能是一篇游记或杂文之类的文章名;二是，编志者有册数与卷数的概念，故而在《射阳集》后注明了册数与卷数，《春秋列传序》是单篇文章，无册数与卷数，自不必写;《西游记》不注明册数与卷数，有两种可能，或它本身就是单篇文章，也自不必写;或它可能是一部小说，但作者只是听说，从未目睹过，即仅是根据传闻而写入的。但将传闻写入志里的可能性不大。而最大的可能性是一单篇名。三是，《千顷堂书目》将其列入舆地类，这一文献事实说明，它很可能是一篇记述地理风俗的文章。所以，除康熙旧志外，此后的《淮安府志》、《山阳志》皆不载“西游记”一名了。至于说《序》的作者就是《西游记》作者，还缺乏力证;校者“华阳洞天主人”是否就是作者，也并非唯一之可能。况且，“华阳洞天主人”到底是李春芳抑或门希言，或者还是另有其人，也缺乏一锤定音的材料;至于认为《西游记平话》的作者为卢志清，也须待进一步考证，因宋代碑文见于康熙年间的县志，其相隔数百年，其可靠性并非无须怀疑，更要紧的是，碑文中仅记《西游记》，同样难以证明其为百回本长篇小说。因此，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推论的可靠性也存在疑点。不过，如果碑文是真实的，这倒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有关丘处机与《西游记》的最早文献，对研究丘处机与《西游记》小说的关系提供了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