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西游记

欧洲人给了文艺复兴以极高的评价，说她所代表的思想解放是欧洲发展的转折点；也给了诞生于十六世纪末的《唐·吉诃德》以极高的地位，说她广泛的反映了十六世纪的欧洲社会和作为中世纪标志的骑士制度，是欧洲文艺复兴的代表性成果。西班牙政府还郑重其事的把塞万提斯的铜像作为礼品，送到中国，让他坐落在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草坪上。

然而，同样诞生于十六世纪，同样具有启蒙意义的《西游记》却不那么幸运。原因只在于我们通常仅仅将《西游记》当作儿童作品；或者说它惩恶扬善、伸张正义；至多说它有点讽刺精神。其实，《西游记》的内涵远不止这些，我们应该说它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生活的形象教科书，是当时那个社会政治活动的另一种形式的再现。只要我们掌握了读懂他的思路，《西游记》就不再是哄小孩的故事，就象在电脑中使用了解码软件一样，原本压缩了的文化底蕴就会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以下试译几题：

天宫是根据什么写出来的

天上是什么样子?吴承恩之前谁都在说，可谁都没说清——和尚说，天上是佛的世界，可哪位佛最大，和尚们自己都搞不清，有的说是如来，有的说是弥勒，吵得不可开交；道士说，天上到处是仙，但哪位仙最尊贵，道士们自己也不知道，有的说是三清，有的说是玉帝，争执也常有。而无论是佛、是仙，那些个各路、各派、各系的关系，究竟谁大谁小、谁尊谁卑，更是一本糊涂账，，谁都没说清。

是吴承恩整理出了一个释道儒三家摆平尊卑分明大小有序的神仙体系，描摹出一个威势森严包罗万象的天宫世界。自《西游记》问世以后，大家都跟着说：西天是佛的世界，如来最大；东天也就是我们头顶这块天，玉帝最大，三清中的老道士太上老君是顾问，太白金星是总管家。

吴承恩据何而定?模型其实就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的朝廷。你看那个玉帝，浑浑噩噩，除了关心老道士为他炼的金丹，其余毫无所谋，臣下一有奏本，就只会说依卿所奏，完全是嘉靖帝的样子；还有那个无事不管、处处当家的太白金星，象煞了权倾朝野的嘉、万朝的首辅。

史学家们认为，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成熟的时期，标志之一就是它的封建官僚制度已经极为完善，完善到不要皇帝官僚机器照常运转的程度，很有点像现代科幻小说里的机器人世界，人创造了机器人，机器人最后却摆脱了人的控制自行其是。最早察觉到、体验到这种官僚机构厉害的便是嘉靖、万历皇帝。美籍华人史学家黄仁宇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中，由万历十五年发生的几件事入手，深刻地分析了万历帝为什么由一个早期还算勤勉的皇帝，演变到后来几十年深居后宫而不理朝政。他认为万历帝早期并非不想有所作为，但朝廷进行这部自行运作的大机器已经不允许他做任何与惯性不合的事情了。表面看来仍然是至高无上的皇上，其实已是傀儡，实际当家的是首辅大臣。在与朝臣们的冲突中，皇上屡战屡败，可以发怒，可以杀人，更可以穷嗜极欲地享受，但就是不能以自己的不符合祖宗成法的意见左右朝政，而站在对立面的又不是哪一个朝臣而是严重僵化的朝臣全体，杀一批换一批都无济于事，只有退居后宫不理朝政以表示一点无奈的抗议。他认为，再往前，嘉靖帝的昏庸、正德帝的荒淫，无不有这方面的原因。

当然，这种由制度决定的皇帝与朝廷的冲突，并不是大家都能理解的，也不是都能解释清楚的。从最直接的现象看，就是皇帝的昏庸、无断，只会说“依卿所奏”。具体表现在嘉靖、万历皇帝身上，就是养一个道士，每天应付一下朝政，然后就躲到后宫去体验老道士的长生不老的“金丹”——不是很像玉帝么?而朝中的大臣，表面是秉承皇帝旨意，其实是自行其是的处理着朝中大事，嘉靖、万历朝的首辅，不论忠奸，权力都很大，都很出名(如严嵩、张居正)，其实就是制度造成的——不是很像太白金星吗?

天宫，就是吴承恩按照现实的社会创造的，也许他对其中更深的东西并不了解，但他有艺术家的眼睛——会看，就足够了。

二郎神为何不常驻天宫

悟空大闹天宫，返回花果山，玉帝派托塔天王和哪吒父子征剿，却又落败，弄的玉帝脸上还是“笑着说”，话里却透着底气儿不足：“却将哪路神兵助之?”心里虽说不太愿意，却不得不接受了观音的推荐，派人宣旨调二郎神的人马去花果山参战。二郎神还真有点能耐，虽说费了点儿劲，但到底把孙悟空捉了回来。凯旋归来，玉帝却连一点笑脸都没有(不信可查)，当初许诺的“成功之后，高升重赏”，也只兑现了一半——有重赏，无高升。或许当时玉帝心中就已发狠：从此再也不用二郎神。

凭什么说玉帝对二郎神不愿意?有根据。一、孙悟空大闹天宫，天宫已无兵可派，可玉帝就是没有想到二郎神。按理说，二郎神是他的外甥，最了解的就应该是他，何必要等观音提醒?二、孙悟空再闹天宫，玉帝一反往日犹豫无断的样子，立即派人往西天请佛祖相助，哪怕惹人耻笑。二郎神不是还在灌江口吗?何必舍近求远?要弄清这其中的弯弯绕，还得从玉帝和二郎神的关系说起。

关于二郎神的故事，版本很多，《西游记》是取其中两个组成的。家住灌口，取的是四川灌口治水的李二郎的故事；玉帝外甥，取得是西汉桃山杨二郎的故事。杨二郎的故事有点像董永、七仙女的故事，相传书生杨天佑在桃山读书，被思凡的玉帝之妹张仙姑看中，结为夫妻，生子二郎。玉帝知道后惩罚张仙姑，认二郎为外甥，所以孙悟空见面就说：“我记得当年玉帝妹子思凡下界，配合杨君，生一男子，曾使斧劈开桃山的，是你么?”但玉帝对二郎神似乎并不亲热，只让他住在灌江口，无事不得上天。

问题就出在二郎神是玉帝的外甥。中国古代的皇帝，虽然都把自己说成是天生该做皇位的真命天子，但心里随时都在提防着别人。曹操、赵匡胤那样欺负皇家孤儿寡母的大臣固然要防，但像那样的大奸大恶毕竟不多，真正要防的还是宦官、内戚——没有他们起内乱，外面的大臣翻不了天。吴三桂的实力可谓强矣，康熙一下决心就把他灭了；年羹尧的权力可谓大矣，雍正的一纸昭书就把他免了。只有宦官内戚才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构成对皇权的威胁，不见痕迹而又防不胜防，有关记载真是不胜枚举。一部《三国》汉廷内乱不正是由宦官十常侍内戚何近引起的么?

明初，出于对历史教训的记取，朱元璋对宦官、内戚干政的防范非常严格，有许多条款都规定杀无赦，后来到明中叶，宦官势力有所抬头，但内戚一直比较安定，这不能不说和严加防范有关。这种防范的意识和措施，表现在《西游记》中，就是玉帝对二郎神这位至亲的不冷不热的态度，和不接触，不使用，更不重用的政策。

二郎神为何不能再立新功

二郎神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捉拿了孙悟空，领了“金花百朵，御酒百瓶，还丹百粒”的赏赐，便回灌江口老家去了。这和调二郎神前来效力的旨意“成功之后，高升重赏”便有了区别——只有重赏，没有高升。好在二郎神不太计较。 食言而肥的玉帝其实也是无可奈何，他心里也有一本难念的经。前面说过，二郎神的身份是外戚，是最有机会接近皇位和皇权的几种人之一，不得不防。平时已经规定了原则：常驻灌江口；听调不听宣——调，是调他勤王，应付紧急情况，他责无旁贷，完事就得回家；宣，是宣他入朝听政，属日常公事，不得形成惯例。使用时不妨说得好听些，“高升重赏”，兑现时就得慎重些，重赏可以，高升就免了吧。

由于这块心病，所以孙悟空三闹天宫时，玉帝表现了异乎寻常的果断，宁可自低身份，向西天佛主请兵，也不肯去调二郎神的人马。盖防其功劳太高也。这样一来，二郎神尽管有盖世神功，便也只有在灌江口打猎为戏了。

其实这正是明代在皇室中实行的封国制度的写照。明代的宗法规定，皇帝的长子为太子，其各兄弟自幼封王，稍长后便当去自己的封地生活，只可享乐但不得与闻朝政。清人入关后，总结明代亡国的原因，曾将这一制度视为明代亡国的原因之一。据说康熙曾说过一段话，大意是：明朝宗法使皇家骨肉分离，众王尸位素餐，毫无作为，以至于国事紧要时竟无人能援手相助，远不如大清制度能使皇家兄弟齐心协力。或许基于这一认识，清初各朝不设太子(康熙朝时立时废态度暧昧)，大有让诸皇子中原逐鹿，使捷足者先登的意思。清人的这一制度，让他们培养了一批彪悍的亲王，但也给他们带来了无穷的麻烦：康熙朝参与党争的皇子有九人之多，时间长达二十多年，祸害延至雍正王朝，直弄的非死即伤；雍正帝为了不给自己选定的继承人(皇四子弘历)遗祸，不得不处死了暗中使劲争位的名为三子实为长子的弘时。

两相比较，两代制度各有千秋，正暗合了“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一哲学命题。明代的封国制其实也是血泪的结晶。按礼法，明太祖朱元璋的继承人应是长子，出于治国能力的考虑，太祖曾想传位于诸子中最强悍、当时又镇守北方要地的四子朱棣，但遭到了群臣的反对，太祖后来似乎也认识到了礼法制度稳定的重要性，同意传位长子(因长子早逝，实际即位者为长孙，帝号建文)。然而仅仅是传位于朱棣这一想法，便已留下祸根。太祖死后，朱棣根本瞧不起侄儿皇位，不久便起兵夺位，征战四年，终于从侄儿手中夺得皇位，史书称此为“靖难”，盖为朱棣掩饰也。其实是又一次改朝换代。真个是又一次血流成河，朱棣坐稳江山后，不想让自己的故伎给别人重演，赶忙完善封国制度，把太祖时的有实权的封国改成有名无实的封国，把除太子以外的皇子早早都赶出京城，免生事端，此后明代二百年稳定，帝位传接有序，不能不说得益于这一制度。 可怜朱家子孙，被分封在全国各地，虽说有自己的一小片宫殿，不缺吃穿，但无调不得进京，甚至不得离开封地，大多数就从此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兄弟；不管有无才干，都终身不能从政，养肥终老完事，想来也很可悲，二郎神不就是这样一名皇家至亲吗?

神仙为什么不吃唐僧肉

当年，唐僧师徒从长安出发的时候，西天路上肯定刮过一阵令人惊喜欲狂的传言：唐僧来了!他是如来弟子金禅子转世，已经十世修行，只要吃他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对于女妖精们来说，消息更加振奋——吸其元阳，就能修成太乙真仙。于是大大小小的妖魔都作了精心的准备，取经平添了许多麻烦。 神仙为什么不吃唐僧肉?——问。神仙有金丹仙桃，吃唐僧肉干嘛!——答。 一问一答，虽然简单，但和吴承恩的思路很合拍。吴承恩就是用这个十分简单的比喻，为我们讲解了中国财富分配的原则。长生不老是《西游记》中所有神与魔共同追求的目标，但求得的方法不同。财富积累是所有的人共同追求的目标，求得的方法也有所不同。

细细看，天上的神分为几类：玉皇大帝、西王母、太上老君、观音、三星，还有那个镇元子大仙等，是天上世界的主宰者；太白金星、托塔天王、哪咤、巨灵神及文武百官是天上的食禄者；各路散仙、十万天兵等是天上的百姓；妖魔则是神仙中的不安分守已者、落草为寇者、败则为贼者。不用说，世上人也分几类：真命天子、皇亲国戚是天下的主宰者；公候将相、大小官吏是人间的食禄者；绿林好汉、地痞恶霸、鸡呜狗盗之辈，则和妖魔相等。

所在阶层不同，求得长生不老或取得社会财富的方式也有不同。太上老君有金丹、西王母有仙桃、三星有交梨火枣、镇元子有人参果子，这些又随时可供玉帝享用——就像人间的帝王拥有天下，何处何物不为我所有?至少享用赋税是天经地义的；天上的食禄者，虽然自己没有仙桃、金丹，但在效劳的过程中，也有机会参加“仙桃会”、“御酒会”、“金丹会”等活动。所以长生不老也是不成问题的——就像人间的官吏也会从社会财富中分得一份。有自己的一份俸禄一样；天上和各路散仙，为了长生不老，则要自己修炼、打坐、练气，等等不一，各炼所宜，总要勤勉——就像人间的百姓须自己劳作一样，至于魔，天上和人间的一样，都是想取不义之财者。是像平顶山银角大王所说：“若是吃了他肉就可以延寿长生，我们打什么坐，立什么功，炼什么龙与虎，配什么雌与雄?只该吃他去了。”

岂不知，唐僧肉哪有那么好吃——禁不起诱惑，贪得不义之财，就已堕入魔道；堕入魔道者岂会有好结果!所以神仙不吃唐僧肉。

这就是社会和秩序。

唐僧头上为什么没有“紧箍儿”

如果没有“紧箍儿”的约束，把孙悟空这样的徒弟，放在唐僧这样的师父身边，的确让人有点不放心：一个神通广大，一个无力缚鸡；一个刁钻凶顽，一个绵弱偏执；一个徒弟当得实在有点勉强，一个师父来得也太容易……所以观音菩萨在孙悟还没有闹出大乱子之前，在他头上加了个紧箍儿，这在情理上说得通。从此以后，孙悟空算是捣不成蛋了。

但唐僧怎么念“紧箍咒”却又让人不放心。从他后来使用这法宝的情况看，还是错的多，孙悟空着实冤了几回——唐僧让人讨厌，也正在于此。斩妖除魔本是孙悟空所长，但唐僧肉眼凡胎却偏要瞎掺乎，惹出多少麻烦。然而，麻烦还不是最坏的结果，如果——我们假设——唐僧哪天改变了主意，说不去西天了，让孙悟空为他抢一个民女，霸一处寺院、占一份国土，由于这紧箍咒的威力，孙悟空不也要乖乖的去吗?这里虽然是假设，但应当承认可能却是存在的。

唐僧头上为什么没有紧箍儿约束他的权利?就因为唐僧是观音信任的好人? 吴承恩在这里已经触到了中国封建制度的一个弊病：权力的缺乏制约和人治因素。

首先，使用权力的规则不明确。古代的中国，皇上朝廷对下的权力是无限的、绝对的，就像拥有紧箍一样，想要治治那些不听话的小人物，真是太容易了。非得使你“痛得竖蜻蜓、翻筋斗，耳红面赤，眼睛发麻”；而使用权力的规则是什么?仅“随心所欲”而已。一切忠言逆耳、刚愎自用、自以为是情况的发生，都不意外；甚至滥用权力，为非作歹，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就像唐僧使用紧箍咒一样，就在吴承恩生活的时代，屡有官员因上疏劝告嘉靖帝不要听信道士之言——话，都是忠言；人，也是尽职——却被下狱拷打至死或当廷杖死，这不是很好的注脚吗?

其次，对权力的制约不健全。观音把紧箍咒给唐僧，但并没有交待哪些事不可以让悟空去做，显然观音信任唐僧的道德水准，省略了一个环节，中国古代的权力体系中，恰恰也是如此。对官员的道德教育，即教导他们如何做一个好官，从来都没有忘记，孔孟学说中都是这方面的内容。但如何制约官员用权力，却从来没有好好研究，以至官员的道德一旦发生变化，做起坏事来毫无拘束，就像唐僧，假如某一天不想取经了而想做一些坏事，就凭“紧箍咒”指使孙悟空，有什么做不到?而要想做个好官，就得像唐僧一样，凭自己的真修养功夫，经受住九九八十一难的考验——也真是不容易。

为何昏君身旁多恶道

唐僧师徒除了穷山恶水以外，还经过了九个人间国度，不过这些人间国度并不美妙，大多“文也不贤，武也不良”，颠颠倒倒，奇奇怪怪，国君总有点昏。而且昏君身边总有道士——恶道士，如比丘国的道士国丈、车迟国的道士国师、乌鸡国的道士假王，再加上妖精中的道士，如黑风山的狼精道士凌虚子、盘丝洞蜘蛛精的蝎子道兄等，让人觉得吴承恩很有点和道士过不去。

其实并不。吴承恩的思想比较复杂。但其学术仍宗于儒学，仅旁鹜其他而已；虽然《西游记》是佛教题材，但鲁迅当年就说过，吴承恩于佛学了解并不多，正经计较起来错处百出，后人于此论也无异议。而从吴承恩的诗文中看，他对道教却所知不少，常常引用道教典故，得心应手，甚至说得上有所偏爱，在《西游记》中他也借题发挥，劝告那些国王“望你把三教归一：也敬僧，也敬道，也养育人才，我保你江山永固。”这是明朝知识分子中流行的典型的社会思潮。即使在《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师父须菩提祖师、老友镇元子大师，也都是道士。

那他对道士的仇恨和不屑来自何处?请注意一个事实，《西游记》中的道士实际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太坏的全真道，极少。孙悟空外出探听情况化妆的是全真道(四十四回)：乌鸡国那个狮子精，化妆的也是全真道，虽然他把国王推入井下泡了三年，但他是奉命行事，且让乌鸡国“这三年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并未行恶。全真道是道教的一大派，始于元代，讲究内修，与佛教相近。另一类就是昏君身旁的坏道士如车迟国的三大仙、比丘国的老国丈，都会呼风唤雨，腾云驾雾，也就是道教中以法术标榜的另一派——天师道。可以看出，吴承恩讨厌的实际是天师道。

明代嘉靖，也就是吴承恩生活的时代，正是天师道最得势、最得意的时期。明代嘉靖前各期，大多以礼佛为主，而嘉靖朝风气一改，变为毁佛崇道。嘉靖初，天师道的道士邵元节应召入京，因祈雪成功而受到宠信，封二品，赐真人号；十五年，又因皇子出生，被认为是邵元节的功劳，加封一品。十八年，邵元节死，嘉靖改而宠信另一个天师道道士陶仲文，并准备让四岁的儿子“监国”，自己退居后宫专门体验陶仲文的房中术合金丹。据《明史纪事本末》和《万历野获篇》记载，嘉靖对陶仲文的宠信已到了“见则与上同坐绣礅，君臣相迎送，必于门庭握手方别”的程度。这当然成了士大夫知识分子关心的问题，相信儒学是治国之本的读书人，岂能容忍道士如此张狂。所以吴承恩尽管并不能干预朝政，尽管并不斥道，但还是要骂一骂那些恶道的。你看，他写比丘国国王，“那昏君自谨身殿后面走来”，而谨身殿是明朝最大的宫殿，是皇上办公的地方，这不是已经把事情表现的很明白了吗。

小儿心肝真能入药吗

西天路上，有个比丘国，国王有个宠妃叫美后(白面狐狸精)，有个恶道国丈(寿星老儿的坐骑白鹿)。国王生病，听信恶道的蛊惑，要取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的心肝治病。这事恰巧被唐僧师徒撞上，管了回“闲事”。

用小儿心肝治病，这看似荒唐，其实却是吴承恩生活的嘉靖朝流行的时尚，只不过在说法上稍稍有一点点不同而已。我们来看国王是如何生病的：自人恶道国丈进贡美女之后，“陛下爱其色美，宠幸在宫，号为美后。近来把三宫娘娘，六院妃子，全无正眼相觑，不分昼夜，贪欢不已。如今弄得精神疲倦，身体汪羸，饮食少进，命在须臾。”(七十八回)显然这是纵欲过度，肾亏阳绝的症状。从医学上说，有两种治疗方案，一是温补，滋肾养阳，禁绝色欲；一是恶补，提精壮阳，以纵色欲。恶道国丈以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心肝做药引，“服后有千年不老之功”，已经表明这是一种壮阳药(当时流行认长生不老作为壮阳药的代名词)。以长生为名，行纵欲之实，是国丈那样的道士最常用的骗术，也是历来昏君最喜欢的办法：鱼，我所欲也；熊掌，我所欲也，两者能兼得，不是最好嘛。比丘国王的原型就是吴承恩的如天之君——嘉靖帝。

嘉靖帝先后宠信邵元节、陶仲文，在位四十五年有一大半时间主要精力不在朝政上，而是躲在后宫和道士一起“静摄”。以求长生为名，一边纵欲，一边壮阳。嘉靖的好色，丝毫也不逊色于他的前任——臭名昭著的武宗正德帝，区别只在于武宗是走上社会的、公开的的好色，而这位神宗嘉靖帝是躲在后宫以长生为名悄悄进行的。在明朝历代君王中，嘉靖的嫔妃是最多的，有名号的多达五六十人；他玩过的房中秘术花样也最多，仅壮阳药就有道士献的含真饼(初生婴儿尚未啼哭时口中含的血块)、红铅(用女童月经炼成的药末)；有无耻大臣迎逢进献的秋石(用男童小便炼成的一种无机盐)、百花药酒等。据《万历野获篇》记载，为了取用女童的初次月经，仅仅在嘉靖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之间，嘉靖就命人从民间选取八至十四岁的女孩进宫，共四百六十名，这和比丘国国王用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心肝做药引还有什么区别?而且，虽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并不保证宫中就没有发生杀害儿童的事情。万历期间，宫中有个派往福建的太监，听信方士之言，相信食小儿脑千余，即可恢复阳道。于是到处买小儿取脑服食，买不到就偷，偷不到就抢，最后闹成民变才被制止；又有往来于京师缙绅家中的方士，所献的壮阳药，竟是让买来的小男孩喝下热性药，等小鸡鸡胀得又红又肿，然后活生生割下来晒干配制的。这样的事情虽然发生在宫外，但完全可能是宫中秘术的外流；这件事情的发生虽然稍晚，但本质上还是嘉靖朝风气的延续。所以说，吴承恩写的这件事，看似荒唐，但在艺术上却是非常真实的。他让我们记起，还有那个残酷的年代。

西天神仙为何也要索贿唐僧师徒一路艰难到达西天，看到灵山，老远便整理行装，唐僧特意换上一路舍不得穿的锦衤阑袈裟，内心的激动可想而知。果然如来褒奖一番，让去阿傩、伽叶处取经卷，眼看取经大事今日可毕。谁知到了藏经阁，阿傩、伽叶这两位如来的大弟子，竟伸手向唐僧索要“人事”。唐僧真正意想不到，说“来路迢遥，不曾备得”，二人阴笑一阵，便以无字经冒充。唐僧师徒全然不知，捆起一堆白纸便放马还家，如果不是有位燃灯古佛热心，唐僧师徒这趟取经兴许就白跑了一趟。悟空在如来面前告发，如来笑道：“他两个问你要人事之情，我已知矣。但只是经不可轻传，亦不可空取。”一脸的怂恿。唐僧无可奈何，只得将化斋的紫金盂——唯一珍贵的东西、也就是他老人家的饭碗拿了送上。这东西一路上没被妖精抢去，倒是葬送在西天。

西天灵山，佛祖眼皮底下，居然有这等大胆贪墨；万里取经，何等庄重，竟容如此亵渎，真是不可思议。但如果看看明代官场制度，也就不奇怪了。

过去皇帝身边的京官，向来比较“穷”，正规的收入，根本无法维持开支，而弄外快又无路可入，只有向外官(地方官)伸手。外官虽然正规的收入也不高，但捞钱的方法多，不必说敲诈勒索的黑钱，就比如所谓的“火耗银子”，就是一项不菲的收入。“火耗银子”指的是地方官从百姓那儿征税征费，会收到大量的散碎银子，这些银子经熔化后铸成大锭上交国库时，会产生一些损耗，叫火耗。火耗是要加到百姓头上的。开始时加收火耗还遮遮掩掩，后来也就是在明中叶——吴承恩生活的那个时代稍前，朝廷明文规定在赋税之外另收火耗，使之合法化。收多少哩?朝廷的规定从来没有被认真执行，官员们总是要在标准之上再加一些，几乎是公开的;加多少，凭官员的良心，多出来的都是他自己的，有的黑心官员要加到20—30％，少的也要加到10％左右。所谓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指这一类的并不十分违规的进项。

既然外官有这么多的好处，那京官为何不能分一杯羹?所以，京官利用手中的权力向外官伸手、外官为办事方便向京官贿赂(冬天送炭敬、夏天送冰敬——意即冬天送些烤火费，夏天送些冷饮费)，也就成了常例。严重时下级官员想见上司，不备足送给看门人的“红包”，怕是连领导的面都见不到。和吴承恩同时期的文人宗臣，在著名的《报刘一丈书》中，就描绘过朝中一些佞臣，为了要见一见权相严嵩，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向门人送钱的情形。朝廷对此种风气了如指掌，但官员的俸禄和他们的开支、和他们的消费实在不成比例，风气已成，没有高薪怕是养不出“廉”来;而朝廷又支不出或不愿支出高薪，就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阿傩、伽叶向唐僧索要“人事”，还奇怪吗?难怪如来不加责备。

取经为什么也要收钱

唐僧师徒的取经结果并不十分圆满，在西天不仅让人戏弄了一回(传了无字经)，索了一回贿，拿去了唯一值钱的东西——紫金盂，还让如来说了一番不咸不淡的话:“他两个问你要人事之情，我已知矣。但只是经不可轻传，亦不可以空取。向时众比丘圣僧下山，曾将此经在舍卫国赵长者家与他诵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脱，只讨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回来。我还是说他们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你如今空手来取，是已传了白本。”

这段插曲让取经的庄严大大地打了个折扣。唐僧大概也觉得意外，回到东土的时候，又把这事原原本本地向唐太宗讲了一遍。

但如来说的确是真情。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东西方都是如此——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可以花钱买一种叫做“赎罪券”的东西，以换取未来的幸福;东方，无论佛教、道教，做道场诵经，都是要“自愿”地捐一笔香火钱，价钱没谈好是不出场的——天上的神仙可以吃自产的仙桃金丹，地上的和尚道士可得每日花钱。

中国历史上，佛教从东汉传入中国，迅速扩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遍地的楼台，都是社会财富。而且，大大小小的寺院，还聚敛了大量的土地、大量的劳力。佛教的聚敛有方，是不争的事实。有时这种过度的敛财，甚至对皇室的统治、对社会的安定构成威胁，所以中国古代既有崇佛的时代，也有不少毁佛的时代。毁佛，某种意义上也是一次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可吴承恩如刀之笔为什么在这时候忽然戳向如来? 鲁迅曾说过，写《西游记》的人并不懂佛，更不敬佛，无非是借取经的故事，骂骂人而已。的确如此，吴承恩一路骂过皇帝，骂过道士，佛教也是骂的对象，只是还不方便，还没有痛痛快快地开骂，而他根本上就不想让人以为他是佛教中人，所以到最后还是拿如来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为什么也写一个好国君

唐僧师徒经过九个人间国度，大多数国君都有点昏，唯独玉华县的玉华王例外。

入城之前，唐僧师徒就已经了解到，这玉华县虽然是个县的编制，县主却是皇家宗室，称玉华王，在此已经五代，“此王圣贤，专敬僧道，爱重黎民”。进城之后，见王子果然贤达，连三个小王子也通情达理，礼贤下士，分别拜孙悟空师兄弟为师学艺，十分珍重，让孙悟空等真的风光了一回。

吴承恩对这位玉华王情有独钟，实在是另有隐情，这位玉华王其实就是吴承恩的老东家——明代第六代荆宪王。

吴承恩天资聪颖，但所学驳杂，影响了他的仕途前程，多次应试未中，直到四十多岁才补了个岁贡生，算是有了点功名。六十岁出头，才被安排去了长兴县做个县丞。长兴是浙北小县，又是穷县;县丞从八品，也只算个佐杂小吏，吴承恩本不想作这个小官，但考虑到母亲年事已高，她老人家一辈子做梦都想儿子做官以光宗耀祖，好歹得了却她老人家的心愿，这才走马上任。谁知上任不久，便被诬陷坐牢，半年多之后才被平反出狱，改任荆宪王府纪善一职。纪善也是从八品，但名分要清高一些，事务要轻松一些，而且对吴承恩来说，可以避免回乡的尴尬，于是他出狱后立即去了湖北蕲州的荆王府。

第一代荆王是明仁宗的儿子，封地原在江西，后迁在蕲州(县级州)，在蕲州已经五代。荆王府的主要宫殿就叫玉华殿，荆王正好有三个小王子。纪善是王府负责教导小王子的官员，名义上是小王子的老师。当时的荆王对吴承恩看来不错，让吴承恩写完了久已酝酿但一直没机会动笔的《西游记》，所以吴老先生在书中也为荆王留了一笔。

比较玉华王和荆王，是不是有点像?特别说一句，吴承恩是以“荆府纪善”的名义下葬的，这个职务给他的印象应该是最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