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史诗片《孔子》与影视剧的传统文化传播

【摘 要】在继承与超越中，史诗片《孔子》再现了一个充满仁爱精神，有着七情六欲，有着春秋大梦的真实孔子，表现出身处乱世和逆境中的“公共知识分子”应有的形象，体现出中国电影艺术独特的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具有鲜明的跨文化传播特质，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带来了更多的希望。

【关键词】孔子;史诗电影;影视价值;文化传播

在2010年的国产大片中，《孔子》无疑是引人注目的，强势的资金投入，极具实力的女导演执导，国际明星加盟以及强大的宣传势头……更为抢眼的是它是首部把中国的“圣人先哲”孔子搬上银幕的史诗大片。历史片如何在表现历史题材时做到尊重历史并重新诠释历史，还原人物并重新塑造人物，达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的境界，是当今影视剧创作中探讨的重点问题。影视剧作为一种大众传媒，无论从其内部规律还是外部需求看，它都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娱乐审美的需求，而更应该彰显具有灵魂价值的思想，传达出更多传统文化的精华与智慧。值得肯定的是胡玫的史诗片《孔子》让观众体会到了这一点。《孔子》是一部充满了悲壮与激情、道德与寄托的古装史诗巨片，它以一种历史的厚重和严肃再现了历史人物特有的沧桑和智慧，展现了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孔子自壮年到老年的半世经历，这对任何一个导演来说都是一个空前的挑战和考验。

孔子与史诗电影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曾经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它表明人们以当代史的眼光来认知和重构历史，即以“当代”的视角，站在“当代”去看历史，历史真正的价值是当代人对历史的重新认识和评价。这印证了导演胡玫的观点：“我一直提倡用现代人眼光看历史。没有现代感去做历史剧，是不可能成功的。”[1]这也正是《孔子》所蕴涵的历史价值所在：在厚重深沉的弦乐中，孔子向我们走来，带着他的仁爱礼说，带着他的强国富民之梦，做官、讲学、传道，在皇家大殿上独战群儒，在书香门第内与弟子谈笑风生;参与君臣对话，亲临惨烈沙场，他周游列国、辗转南北，奔波求索于各国间，在硝烟弥漫、断壁残垣里，在一次次的围困、饥饿、战争中，他渴望着、策划着、祈盼着，始终满怀匡扶家国“礼”遍华夏的夙愿……电影《孔子》在历史素材中汲取灵感和诗情，用现代人的眼光对待史实和历史人物，做到了源于历史、忠于历史，又不为历史所拘囿，达到史诗大片的水准。

从文学理念的角度讲，史诗是讲述民间英雄或重要历史人物的经历或事迹的长篇叙事诗。关于什么是史诗电影，评论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界定，如果从一个较为宽泛的意义上去理解，那史诗电影创作的核心是在真实历史的前提下，反映人性的深度与社会的广度，关注个体命运与国家、民族、时代的关联，体现创作者的认知，引发观众的共鸣。“它的中心是艺术家对人的个人命运以及个人同人民的关系的理解、对历史过程的实质的深刻认识。”[2]从这个意义上讲，史诗电影是艺术创造主体与历史精神的遇合，如果离开对历史精神的把握而拘泥于某些就事说事的历史表象的追溯，则是对历史影像的一种简单消费，其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其实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时代无不渴望创造自己的史诗剧，这是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必然，艺术家的史诗创造，是这个民族、这个时代在美学精神上与时俱进的一种自觉体现。孔子作为华夏文明的代表人物，其思想内容、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都早已融入我们民族的血液，沉潜在我们的生命中，熔铸成我们民族的灵魂，不是史诗片不足展现其精神内核。导演敢于跨入史诗式的宏大叙事领域，探求史诗作品的美学境界，其挑战精神值得肯定与尊重。比如美国史诗电影，其发展历程既形象地见证了好莱坞电影工业蓬勃发展的历程，又勾勒出美国关于“英雄”的梦想史，在一个又一个的“英雄”故事中构建并传承了美国的审美取向与价值观念。从电影之初的《党同伐异》、《一个国家的诞生》、《乱世佳人》到后来的《十诫》、《阿拉伯的劳伦斯》、《斯巴达克斯》，再到近期的《辛德勒的名单》、《勇敢的心》、《美国往事》、《指环王》、《阿凡达》等，无论是表现伟大的人物，还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大多数史诗电影都需以时代变迁为主要背景，也就是说战争始终是史诗电影的典型环境，在典型环境中再现典型人物——“英雄”。电影《孔子》则以春秋笔法来表达战争，表现出简洁而微言大义、委婉而暗含褒贬的叙事特征。电影中重现了春秋时期的四场战争：夹谷会盟、武子台平叛、堕三都之役和齐鲁大战。通过战火纷争的乱世再现孔子当时的生存环境。无论是金戈铁马血战百尺高台，还是沸油烈火吞噬万马千军，都与战火频频的“春秋无义战”相辅相成，更凸显了孔子礼学的迫切性，也更细腻地展现了孔子时代波澜壮阔的生活层面，赋予他性格和命运复杂多样的含义，更好地折射出历史的厚重感。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的年代，其自身蕴涵着无比丰厚且神采飞扬的史诗式的历史内容。有学者曾称：“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都收在孔子手中;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都是从孔子手中放出来的。”[3]虽说有其夸张成分，但对于表现孔子和其思想而言，再宏伟叙事的史诗电影都不过分。通过史诗电影形式向国人和世界推广孔子、传播孔子思想，传达出现实生活中需要的文化精神，正是这部电影的精髓所在。

孔子与春秋大梦

在历史的文本中，孔子的形象一直是模糊而矛盾的：他时而是被封建统治者厚饰的、神化的、高不可及的“至圣”，时而又是在外来文明冲击下被打倒的、被唾弃的、背负着一身罪状的“孔老二”;时而他是弟子眼中被赋予无穷力量的睿智老师，时而他是百姓眼里被逼迫得走投无路的迂夫子……可以说人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孔子，当千千万万个“自己的孔子形象”被电影中的“孔子”所取代时，观众感叹那个为了家国“复礼”、为了“拯救秩序”而不断奔走、呐喊、求索的孔子，同时，又不得不惊叹电影的视觉冲击力。电影以影像符号塑造了一个实实在在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孔子形象，随着情节的步步深入，他便一点点地定格在观众心里。如孔子返乡途中正遇鲁国遭受齐国的欺凌，长镜头里是冰雪覆盖大地，一片苍茫的冰天雪地犹如混沌初开的华夏大地，期待着春天的降临，此时一个大特写展现孔子严峻的面孔上深邃而复杂的眼神，透过被弟子包围伟岸身躯的背后，人们渐渐看到了光明……特有的视听语言为影片打造出流畅自然、华美大气的特质，如奔涌的黄河由远古的高原倾泻而来，将人们带入遥远的春秋时代：在动荡不安、争战连连、危机四伏的远古乱世，社会秩序处于混乱状态，各家各派都在寻求医治社会弊病的良方。孔子怀着他的春秋大梦——“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他以“仁”释“礼”，带着他的梦想做官讲学……2500年前的一位圣人，2500年后的一部电影，诠释出一个凡人孔子的人生历程。

电影展现了孔子51岁到73岁的人生。首先，表现其人生阅历，还原一个东奔西走，到处投靠，寄人篱下，希望被人赏识的“落魄”的孔子。他51岁才出任中都宰，因出色的才能被鲁定公提拔为大司寇，在齐鲁会盟中不费一兵一卒赢回被齐国抢夺的三城，任代理国相后果断采取了堕三都之措，引发佞臣谋反，不得不半途而废。后又被迫离开鲁国，带着弟子到国外寻找出路，开始了长达10余年的周游列国的旅程，历经“子见南子”、“陈蔡之厄”及各类民生疾苦，在痛失弟子后，于68岁时回到鲁国，韦编三绝，73岁去世。其次，电影想再现孔子的精神世界与人格力量。孔子虽生不逢时，挫折连连，但他以“未知生，焉知死”的探索精神，坦然面对各类险境，始终保持着君子风范。如在“陈蔡之厄”中，被人围困在半道绝粮多日，在外人看来“惶惶如丧家之犬”，但他依然吟诗弹琴;当弟子把唯一的一碗马肉汤给他喝时，他坚决要与众弟子一人一口分享。孔子是看透世界一切物象的人，但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始终坚守君子气节，有担当、知进退、明事理，保持着自信和尊严;怀抱着深远的理想及拯救天下、拯救苍生的愿望，以积极的心态面对乱世，传播儒家礼学。这一切都源于他的坦诚与执著，源于他的春秋大梦。

孔子与文化输出

作为中国文化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孔子思想博大精深，对世界各国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如果说《孔子》的主创者，是以一种罕见的历史大手笔，实现了对历史内容的巨大开掘和概括的话，那孔子形象则表达出无限的人性光辉。他是一个真实的人，有七情六欲，有军事谋略，会武功，懂感情，以充满仁爱精神的“忠恕”之道，颠覆了人们对“孔夫子”的臆想，表现出身处乱世和逆境中的“公共知识分子”应有的形象，他所倡导的“仁和礼”的两大要素是医治社会病症的良方，更是从古至今各个民族和国家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中心价值以及实现文化多元存在、民族共同发展的基本法则。“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首2500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4]这也许正是《孔子》的文化价值所在。“电影艺术不是单纯的物质存在物，存在语境决定了其物质本质最终必然服务于它的社会本质。而其社会存在方式的多样性又决定了影视艺术的多重本质属性：电影是一种大众传播媒介，电影是一种艺术形式，电影是一种影像语言，电影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电影是一种文化产业，所有这些关于电影的定义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5]在电影的多重属性得以充分认同的同时，电影的传播有了全新的定位。作为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形式，电影一直是各民族文化输出的主力军，也是以往中国式大片一直努力的方向。张艺谋、陈凯歌就借助“黄土地”、“黄河”、“江南水乡”、“红高粱”、“红灯笼”等“东方镜像”成功地将中国电影推向了世界。而之前李小龙、成龙、李连杰、杨紫琼等动作明星主演的武侠影片长期受到外国人士的追捧。“近几年，我们的动作明星出现了断层，而外国人也看厌了我们的刀光剑影，《孔子》的出现恰到好处地缓解了西方观众的审美疲劳。可以大胆地说，中国电影人在银幕上不会再一直飞来飞去了，华语电影想在海外站住脚，一定要走文化输出的路线。”[6]

在全球化语境中实现的中国电影文化传播，应发掘既具本土性又可以为全世界所理解的“文化资本”，在保持本土文化特色的同时也兼顾与世界文化的融合沟通。电影《孔子》塑造了一个满怀着“不可为而为之”的情怀，希望建立“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孔子形象，他所倡导的“和而不同”文化诉求也正是当下电影传播应遵守的理念，也为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全球文化多元化提供了丰富、开放的对话空间。导演自觉地以中国独具特色的“儒家文化”为内核，又掺入了“天下”、“和平”等国际性的思想元素，不同地域的观众都可以看出自己所能理解的文化内涵，加上影片努力借鉴国际化的电影语言，追求精美的视觉效果，在保持自身美学特色的同时大胆创新，虽说在表现人物、把握节奏等方面存在不足，但它从“当代历史”的角度凸显史诗电影的价值，在顺应国情的同时又顺应时代的要求，在继承与超越中，向历史最深处还原一个真实的孔子形象，让他作为一个“凡人”而非“至圣”代表中国与世界对话，体现出中国电影艺术独特的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具有鲜明的跨文化传播特质，可以说，《孔子》是中国电影的一次新尝试，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带来了更多的希望。

[1]孟静，胡玫.用“新历史主义”的眼光拍历史剧[N].三联生活周刊，2006(3). [2]朱敏，刘金星.好莱坞史诗电影批判分析[J].学术期刊，2007(4). [3]张立文.“孔子与当代”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C].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 [4]吴德耀.古今人对孔子的评价[J].《走向世界》，1989(5). [5]贾磊磊.镌刻电影的精神——关于电影学的范式及命题[J].当代电影，2004(6). [6]王轶斐.《孔子》美国受青睐 走文化输出路线制胜[N].每日新报，2008-11-1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