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多元文化的交汇与文学理论高峰的形成

汉族自形成之日起，便与周边的民族不断地发生碰撞和冲突、交流与融合。汉族与周边民族大至形成了以南北冲突为主，东西交流为辅的基本格局。所谓南北冲突，主要是指汉族与北方匈奴、鲜卑、氐、羌、契丹、女真、蒙、满等民族的冲突和战争以及民族大融合；汉族与南方的楚、巴蜀、滇、越等地区的其它民族虽亦有不少的冲突，但不及北方之剧烈。所谓东西交流，主要指汉族与西方的印度等国和诸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其中以玄奘西行取经、佛教东传为主线；东边则指与日本、朝鲜等国和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其中以鉴真东渡和日本谴唐使来华为主线。汉族与周边各国和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正是在一纵一横两条琴弦上奏出多元文化变奏曲，正是这一纵一横两条琴弦上多元文化碰撞和冲突、交流与融和交响乐中的旋律和乐章。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化史上闪烁奇光异彩的时代，中国文学理论高峰的形成，尤其是“体大虑周”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的产生，往往令人赞叹不已。但赞叹之余，人们常常会追问，为什么一个战乱频仍，腥风血雨的时代，却恰恰成为中国“美的成就最高”(宗白华语)的时期?甚至成为整个世界古代文论的一个成果卓著的时代?这个问题富於挑战性，学者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这一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若干次大的民族融合过程。其中魏晋南北朝是民族冲突最剧烈的时代之一，北方的鲜卑、氐、羌诸民族甚至长期占领中原，建朝立国：公元304年，匈奴族刘渊建立政权，316年灭西晋，国号赵，史称前赵；329年羯族政权灭前赵，建立後赵，曾领有今陕西、河南、河北、山东、山西以及江苏、安徽、甘肃、辽宁的一部。357年氐族建立的前秦曾一度统一中国北方；386年，鲜卑族建立北魏，439年统一北方，领有广阔的疆域：北至蒙古高原，西至新疆东部，东北至辽西，南至淮河，与南方汉族政权相对峙，共历十七帝，一百七十多年。自西晋灭亡到隋统一这二百多年中，北方各民族与汉族的冲突和战争，演成了多少惨烈的悲剧!铸就了多少康慨咏歌：祖狄北伐，中流击楫；淝水之战，草木皆兵；侯景之乱，满目疮痍……。北方各民族与汉族的剧烈冲突，又引起了汉族与南方各民族的冲突与融合。“在这期间，汉族的地主政权偏安到南方，把北中国的人民完全丢给敌人。在外族统治，烧杀恐怖下的汉族人民，也纷纷向长江和珠江流域逃亡，如‘永嘉之乱’，‘胡人’杀‘晋人’不下数十万，‘中州士女’避乱南迁者十居六七，号曰‘渡江’；……由於民族的移徙，东南的东瓯、杨瓯、百越，四川的〖CX2〗〖SX(B-*6〗〖HT7，4”〗宗〖〗目〖SX)〗〖HT4”SS〗〖CX〗族，西南的苗族等等，便与带着高度生产技术、高度文化去的汉人，发生了更频繁的接触；以後在争夺自然条件或生存斗争的过程中，他们或步步後退，或渐次成为‘汉蛮杂居’的状态。”①然而，这最痛苦的时代，却成为“美的成就最高的时代”。这世积乱离，风衰俗怨之世，却恰恰是一个思想大解放，哲学思辩异常深刻活跃，文学艺术大踏步前进，文艺理论收获最丰的时代。在文学上，小说的产生标志着新文体的诞生；五言诗的成熟，尤其是“声病说”的提出，标志着中国近体格律诗的开端，堪称“诗歌史上的壮举”②；而以《文心雕龙》、《诗品》为代表的文艺理论的繁荣，甚至形成了一个空前的理论高峰!常常令学者们大惑不解的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这战乱频仍，生民涂炭的时代，却偏偏成为文化繁荣，文论昌盛之时?学者们就此曾做过多种探讨，提出过许多看法，但很可惜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被人们忽略了，即：这时期各民族的冲突与融合及其多元文化的相互交流(包括南北东西交流)，这是促成这时期文化繁荣的一个重大因素。而中国文学理论的高峰，就恰恰产生在这各民族多元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之中。

吕振羽先生指出：“由於这时期民族大同化和各民族关系交错的结果，在汉族，从人种上的体质、面貌、生产技术、生活习惯，以至哲学、科学、文艺、宗教等方面，都加入了其他民族一些成分，有着不少的改变；同时，其他各民族在人种和文化内容上，也都或多或少地吸收了汉民族的一些成分。”③吕先生在这里所指出的汉民族在哲学、科学、文艺、宗教等方面他民族成分的加入，实质上就是跨民族的文化交流，在文学上则是不同民族的文学交流与影响。

如果说六朝是以民族冲突为主、融合为辅的话，那么隋唐，尤其是初盛唐时期则是以民族融合为主了。被北方各民族尊为“天可汉”的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一个民族融合的典范：他的母亲独孤氏、妻子长孙氏都是鲜卑人。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族皆依朕如父母”④以下事实，便是唐代民族融合的显著标志之一：唐代的不少名臣，皆非汉族。李怀仙等是汉化的“胡人”，阿史那杜尔、哥舒翰、契芯何力、朴固怀忠等是突厥人，李光弼、王武俊是汉化的契丹人，李怀光、高崇文等是汉化的抹褐人，高仙芝、王毛仲等是汉化的高丽人，史宪诚、李宝臣等是汉化的奚人，姜公辅等是汉化的安南人。不仅大臣如此，甚至唐大中二年进士李彦升也是阿拉伯人。受唐朝赐姓李氏的有印度人、安南人、阿拉伯人、狄太人、高丽人、突厥人、契丹人、回纥人、党项人……等等。这种民族的大融合，必然对中国文化产生极大的影响。正如吕振羽先生所指出：“汉族同化了他民族的大量人口，吸收了他民族文化的许多新因素，丰富了人种和文化的内容，这不仅使唐朝文化表现了许多新型的东西，并替两宋的哲学(理学)、科学和文艺预备了一些条件。另一方面，藏族、突厥族、高丽族、契丹族，以至南洋和葱岭四周各族，也都多少同化了一些汉人，受了汉族文化的不少影响。所以民族同化和文化交流是相互的。不过在这过程中，凡经过侵略和被侵略关系进行的，便都有许多血腥凄惨的内容。”⑤

吕振羽先生在这里已经明确指出，魏晋南北朝与唐朝文化所表现出的许多新型的特征与民族融合、民族文化交流密切相关。这确实是灼见!从两晋南北朝到隋唐的统一，各民族剧烈冲突的刀光剑影给人们留下的是“白骨蔽平原，千里无鸡鸣”的悲惨凄凉景象；然而人们却偏偏没有料到，民族大冲突的腥风血雨，有时恰恰滋润着，催生着文学艺术这朵需要鲜血、需要情感、需要大悲大恸、需要疾痛惨淡才能够怒放的花朵。这就是古人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正如法国著名启蒙运动领袖狄德罗说：“什么时代产生诗人?那是在经历了大灾难和大忧患以後”。“正是内战猖獗狂热的情绪使人们拿起刀枪，血流遍野的时候，阿波罗诗神的月桂树才复活而发青，它需要以血滋润。”⑥我国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黄宗羲认为：“夫文章，天地之元气也。元气之在平时，昆仑磅礴，和声顺气，发自廊庙，而鬯浃於幽遐，无所见奇。逮夫厄运危时，天地闭塞，元气鼓荡而出，拥勇郁遏，忿愤激讦，而後至文生焉。故文章之盛，莫盛於亡宋之日。”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族融合有时需要付出血的代价，但是民族融合却促进了文化的新生。民族的交融与文化的交流，正是新型文化的根基与动力。而中国的文论高峰也就产生在这民族融合与多元文化交流的大潮之中。

南北民族的碰撞与交融导致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新生，同时也导致了中国文学理论高峰的到来。兹述之如下：

这个腥风血雨、战乱频仍的最痛苦的时代，却恰恰成为了中国“美的成就最高”的时期，成为了整个古代世界文论的一个成果非凡的时代。这是一个中国文化转型的时代，其表现为对核心文化(儒学)的批判与解构，对异端思想的汲纳以及对异族文化(印度佛教及少数民族文化)的接受和改造等方面。从而实现了一种从伦理型文化向审美文化的转型。正是由於文化的转型，使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成为一个思想大解放、哲学思辩异常深刻活跃，文学艺术大踏步前进的时代!而这种思想的解放，恰恰是社会战乱动荡的产物。面对着“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现实，连曹操这样的雄才大略之人，也慨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死者长已矣，生者长戚戚。人生无常之感，促使人萌生及时行乐之思想，而再不愿受儒家道德思想的禁锢，“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迭，圣贤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⑧人性的觉醒、享乐的追求，推动着中国文化由儒家的道德文化向注重人生享乐的审美文化的转型。追求生活的享受、容貌的美好、文章的华丽漂亮，在魏晋时蔚然成风。既然道德节操，谶纬鬼神都是虚假的，何不紧紧抓住短暂的生命，去尽情痛饮生活的美酒呢?於是乎，前有建安七子“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籍谈笑。”⑨後有竹林七贤，手拿拂尘，风度翩翩，高谈阔论，豪饮痛啸，放浪形骸，洒脱不羁。嵇康痛斥儒家之论，公然为享乐辩护道：“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固知仁义务於理伪，非养真之要术；廉让生於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⑩既然六经、礼律、仁义都是“理伪”“犯情”，压抑人性之桎梏，就应当打碎这个桎梏，“以讽诵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而纵情任性，求人性之自然。由魏晋时人所伪作的《杨朱篇》则说得更坦率。“逸乐，顺性者也。”“则人生之乐，奚乐哉?为美厚尔，为声色尔。”张湛注道：“任情极性，穷欢尽娱，虽近期促年，且得尽当生之乐也”。“惜名拘礼，内怀於矜惧忧苦以至死者，长年遐期，非所贵也”。无论你是否赞成这种享乐放浪的思想和行为，无论你认为它是坦荡直率还是腐败堕落，总之，这种违背虚伪儒学教义的纵欲享乐思想，标志着人性的真正觉醒!这种觉醒的意义是重大的，它击中了儒学节制欲望的要害，揭穿了“名教”孝悌仁义的虚伪性，沉重地打击了维护君主专制的正统思想文化，给魏晋南北朝的思想文化带来了一股充满生机的清风。尽管这种觉醒的火花最终被正统思想所扑灭，但它的历史意义却是不可忽视的。

思想的解放带来了人性的觉醒，随着人性的觉醒，开始了由伦理文化向审美文化的转型，产生了以审美为特征的文学的自觉。

中国魏晋时“文学的自觉”(鲁迅语)，也正是在人性的觉醒与文化的转型之中勃发的。那“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钟嵘《诗品》)的《古诗十九首》，并没有描写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只不过是对人生无常、欢乐少有，悲伤实多的感叹，是对现实幸福生活、对爱情的执著与眷念。然而这种“惊心动魄”的力量从何而来呢?王国维认为，这是因为它写得真实、坦率，“‘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久贫贱，頥轲长苦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写情如此，方为不隔。”B11“淫鄙之尤”，为什么会成为不朽之作呢?不正是真实地描写出了人的生活，人的本性么?被後世文人赞不绝口的建安诗歌，其主题之一，正是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对生命与生活的眷念，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鲁迅认为，魏晋文学“确有点异彩”，这种“异彩”，正是“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而产生的，所谓“异端”，正是与儒学克制欲望的教义格格不入的人性的觉醒。这种“外来思想”，正是南北文化碰撞、交汇与东西(中—印)文化交流与多元文化态势的动力之一。因此，“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自觉时代’”。B12。

这种“文学的自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审美感受的觉醒，由此而萌发了对於美的强烈追求。魏晋南北时期，正是中国古代美感觉醒之时。当人性从儒学礼教中解放出来之时，美感也从伦理道德的压抑下解脱出来了。那些“纵情背礼败俗”之士在山涧水滨放浪形骸之时，不觉欣欣然陶醉在自然美之中，“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B13在摒弃了道德操守的束缚後，人们转向了对人的气质、才性的追求，对人物漂亮的外表，翩翩的风度、以及内在的丰神美韵的欣赏和赞叹。正是这种对於美的强烈追求，促进了伦理文化向审美文化的转型与文学艺术的全面勃兴。

可以说，魏晋文学自觉之时，恰是文学艺术全面兴盛之日。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绘画、音乐以及中国特有的书法皆进入了一个全面勃兴的崭新阶段。

从绘画上来看，魏晋时期，也是中国绘画艺术大丰收之时。人们对人物丰神美韵的追求，产生了“自苍生以来，未之有也”B14的一代大师顾恺之。此外当时尚有曹不兴、卫协、戴逵、宗炳、陆探维、张僧繇、谢赫等一大批著名画家。从流传下来的名画《洛神赋图》、《女史箴图》(摹本)，我们不难感受到当时审美意识的勃兴。魏晋南北朝辉煌灿烂的绘画艺术，是两汉所望尘莫及的。

在文学上，小说的产生与兴盛和诗歌的繁荣，是文化转型与“文学自觉”时代的又一重要之处。中国小说这一文体正式诞生和第一个高峰在“文学自觉”时期，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这种现象是意味深长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成为一种颇有影响的文学体裁，出现了大批的作品”。B15主要作品有《笑林》、《世说新语》、《神异经》、《十洲记》、《列异传》、《博物志》、《搜神後记》、《拾遗记》、《幽明录》、《齐谐记》、《冥祥记》……，从这一大串书名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小说之盛况。

应当看到，文学自觉时期小说的产生和兴盛，是与当时的文化转型与思想解放浪潮密不可分的。没有“反礼背俗”之士的清谈玄论与对审美享乐的追求，就不可能有《世说新语》等小说的问世。

在小说形成并兴盛的同时，文学自觉时期的诗歌也形成了一个高峰，并产生了崭新的诗体。中国“文学自觉”时期抒情诗的繁荣是与新诗体的形成携手并进的。从《古诗十九首》到建安三曹、七子，五言诗终於取代了四言诗，拉开了“文学自觉时代”诗歌繁荣兴盛的序幕。南朝文学理论家钟嵘曾经谈到过五言诗兴盛的原因，他认为四言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而五言诗则“指事造情，穷情写物，最为详切”。B16所谓“穷情写物”是“穷”什么情，“写”什么物呢?“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标志着五言诗成熟的《古诗十九首》，就是“穷”的人生易逝，及时行乐之“情”，就是写的叛礼背俗，人性觉醒之“物”，其情感之深沉，其形式之完美“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B17至魏晋之时，五言诗开始兴盛，“五言腾踊”，前有“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感时伤事、发愀怆之词的三曹和建安七子，後有非汤武而薄周孔，“讦直露才”的嵇康和背礼叛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的阮籍，大量的五言诗，如云兴霞蔚，还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以及“笃意真古，辞兴婉惬”的陶渊明，形成了五言诗的一座座高峰。随着五言诗的进展，又产生了七言诗。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文人作品中最早的一首完整的七言诗，写得情意婉转，韵致悠扬，对七言诗的形成，具有开创性意义。随着五言诗的繁荣与七言诗的兴起，人们开始了对声韵的追求和讲究，中国的近体诗(格律诗)遂开始酝酿。应当说，建安文学，已不乏声韵铿锵之作，晋代文学，则“结藻清英，流韵绮靡。”B18

南朝文学，更是“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B19在文学实践的基础上，陆机最早提出了声韵的基本原则，“既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虽逝止之无常，固崎奇而难便。苟达变而识次，犹开流以纳泉，如失机而後会，恒操末以续颠。谬玄黄之秩序，故典忍而不鲜。”(《文赋》)范晔自谓“性别宫商，识清浊”。B20沈约则正式提出了近体格律诗的“四声八病”说及声韵理论。自觉地运用声律来写诗，这的确是“诗歌史上空前的壮举”。B21

声韵说的创立，推动了诗歌实践，终於形成了新体诗“永明体”，标志着中国近体格律诗的开端!

中国五七言古体诗和近体格律诗的产生，并非偶然，除文学发展诸因素外，由道德型文化向审美型文化的转型，促进了“文学自觉”时代审美意识的觉醒，是一个根本的原因。恰如鲁迅先生所说，“为艺术而艺术”的意识，促使人们去追求声韵文采之美。无论是“诗赋欲丽”(曹丕)还是文须“绮彀纷披，官徵靡曼”(肖绎)，皆是对艺术美的极力追求；讴歌人生的抒情诗与赞美大自然的山水诗的勃兴，以及“永明体”的形成，正是由思想解放、人性觉醒而产生的审美意识的觉醒。觉醒了的人们，在对人生与自然的渴念中，萌发了对艺术形式美的追求，由此而产生了新的诗体。

与文学艺术实践大踏步前进相适应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艺理论的大踏步前进。在中国，文艺理论的繁荣甚至形成了一个空前绝後的文艺理论高峰。

文艺理论繁荣的第一个标志是大量文艺理论著作的涌现。中国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体大而虑周”的文论专著《文心雕龙》以及专论五言诗的诗学专著《诗品》。另外，还有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葛洪《抱朴子外篇》以及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肖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萧统《文选序》、裴子野《雕虫论》、萧绎《金楼子·立言》等论著。

从理论上来看，魏晋南北朝文论之特征，集中体现在对传统文艺观的反叛与新的审美意识的建立上。这种反叛和建立，主要有如下几点：

首先是反对轻视文学的观点，提高文学的地位。曹丕《典论·论文》首先向这种旧观念开战，提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葛洪《抱朴子外篇》则更进一步，提出文章与德行应当并重，甚至文章比德行更胜一筹，因为“德行为有事，优劣易见；文章微妙，其体难识。夫易见者粗也，难识者精也。”B22这亦从理论上大大地提高了文学的地位。

其次是对文学本质特征的认识逐步深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论家们对於文学的审美性特征，对於文学想象，皆有着不同於两汉的新见解。曹丕提出“诗赋欲丽”，首先打破了传统偏见，为文学的声韵辞采之美赢得了合法地位。所以鲁迅说“华丽好看”，“是曹丕提倡的功劳。”B23在曹丕之後，陆机提出“诗缘情而绮靡”。B24萧统认为，文学应当“事出於沉思，义归乎翰藻。”B25萧绎提出“至如文者，惟须绮彀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这些看法，尽管有重形式之弊，却是对文学审美本质的深入认识，具有着历史进步意义。至於想象论，中国魏晋南北朝的想象论比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想象论要深刻得多、系统得多。陆机《文赋》，以极形象生动优美的文字，首次详细描述了文学创作中的想象构思过程，“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瞳日龙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观古今於须臾，抚四海於一瞬。”在众多文论著作中，首推刘勰《文心雕龙》与钟嵘《诗品》。

刘勰(约465-约520)的《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上空前的文学巨著，涉及面之广、探讨问题之精深，在整个世界古代文论史上，大概只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与婆罗多牟尼的《舞论》能与之比肩。人称《文心雕龙》“体大虑周”。B26。就“体大”而言，《文心雕龙》所涉及的作家之多、文类之广、历史跨度之长，是亚里亚多德《诗学》和婆罗多牟尼《舞论》所不能比拟的；就“虑周”而言，《文心雕龙》几乎包容了文学理论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并且所论皆十分“折衷”和全面。尤其重要的是《文心雕龙》提出了不少在它之前世界文论尚未提出或尚未全面深入论述的重要理论问题。例如：关於艺术想象，艺术批评方法，艺术风格，尤其是文学史观念。因为在文学史观念上，《文心雕龙》可谓独步一时，压倒群雄。众所周知，在刘勰《文心雕龙》之前，世界文论尚无文学史观念及其论著。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还是贺拉斯的《诗艺》或是婆罗多牟尼的《舞论》，都没有建立一种文学史的观念。即没能用史的观念来系统地研究文学现象。而《文心雕龙》全书，处处闪烁着文学史的观念。可以说《文心雕龙》的上半部，除“文之枢纽”的前五篇外，其余二十篇实际上是一部分体文学史。例如，《明诗》篇，从葛天氏之乐到《诗经》，从汉初四言、“五言腾踊”到建安诗歌，从“稍入轻绮”的晋世群才到宋初的“文咏因革”，全篇以诗歌史发展为纲“铺观列代，撮举同异”。正是在上篇的分体文学史的厚实基础之上，刘勰才总结出了下篇那“思精”而“虑周”的文学理论。而文学史的观念，在《通变》、《时序》等篇中，得到了更系统的总结。《时序》开篇即道出了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在《通变》中，则提出了“变则其久，通则不乏。望今制奇，参古定法”的基本原则。《文心雕龙》所提出的文学史观，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具有万古常新的理论价值。

这一时期，堪与刘勰《文心雕龙》相比肩的另一部文论专著是钟嵘(约468-518)的《诗品》。与《文心雕龙》不同的是：《诗品》为专论五言诗的著作，因此被後世推为诗话之祖。《诗品》评论了从汉魏到齐梁的120多位五言诗人，分置於上、中、下三品，共60条品目，从以下三个环节品评诗人：一是探讨作家艺术上的渊源所自、风格流派，如说曹植“其源出於《国风》”；二是分析作品的成败得失，优点缺陷，如评刘桢，“仗气爱奇”、“真骨凌霜”，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三是评论、比较作家的优劣高下，“显优劣”、“定品第”。在《诗品》的序言和正文中，钟嵘也谈到了不少重要的理论问题，如文学产生於现实的“感荡”，主张“赋、比、兴”结合，并“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提倡“自然英旨”，反对“文多拘忌，伤其真美”。

可以说，这一时期不但是中国文学理论辉煌灿烂的时代， 而且是整个世界古代文论的又一个高峰!多元文化的交汇，不但造就了中国文论的高峰，而且还导致了中国古代跨文化文学比较批评的产生，这更值得今天比较文学界珍视。这里着重谈谈南北文化交流及其影响。

由於南方汉族与北方鲜卑等各民族的长期对峙，因而南北方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民族文学特色。这种不同的民族特色，突出地体现在南北乐府民歌上。大体而言，北方乐府多表现战争、人民疾苦以及游牧生活、北国风光和尚武精神；而南方乐府多为情歌艳曲。北方质朴，南方绮丽；北方刚健，南方娇柔；北方雄浑，南方清秀。而这种不同的文学特色，正是不同民族特征的体现。这就是宋人郭茂倩所谓“艳曲生於南朝，胡音生於北俗”B27

当时的南北文学之异，正因为南北民俗相异。不但民俗不同，当时的南北民族连语言也不相同。这更加大了南北文学的差异，使南北文学的民族特色更加突出。乐府中《折杨柳歌辞》说：“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郭茂倩《乐府诗集》引《乐府广题》说：“北齐神武(高欢)攻周玉壁，士卒死者十四五，神武恚恨疾发。周王下令曰：‘高欢鼠子，亲犯玉壁。剑弩一发，元凶自毙。’神武闻之，勉坐以安士众，悉引诸贵，使斛律金唱《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故其句长短不一。”目前传世的《敕勒歌》，是从鲜卑语翻译过来的。有人认为译者很可能就是斛律金。据史书记载，还有不少用他民族语言所写的诗歌，因语言不通，多不可解而失传了。《唐书·音乐志》说：“北狄乐其可知者，鲜卑、吐谷浑、部落稽三国，皆马上乐也。……隋世，与西凉乐杂奏。今存者五十三章，其名目可解者六章：《慕容可汉》、《吐谷浑》、《部落稽》、《巨鹿公主》、《白净皇太子》、《企喻》也。其不可解者，咸多可汉之辞。此即後魏所谓‘簸罗徊’者是也。其曲亦多可汉之辞。北虏之俗，呼主为可汉。吐谷浑，又慕容别种，知此歌是燕、魏之际鲜卑歌。歌音辞虏(按，似应为：其词音虏)，竟不可晓。……贞观中，有诏令贵昌(并州人)以其声教乐府。元忠之家世相传如此，虽译者亦不能通其辞，盖年岁久远，失其真矣。”

由此看来，当时的南北方，不但分属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在北方，掌握统治权的主要是鲜卑等族)而且使用着不同的语言。因此，当时南北文学的交流、影响和比较，正是在跨越国家和民族界限，有时甚至是在跨越语言界限的基础之上而进行的。即便用今天的标准来严格衡量，这也是地道的比较文学。 当时的南北民族，在互相对抗的同时，也互相影响、互相学习。最突出的例子是北魏由大同迁都洛阳後，改鲜卑姓氏为汉姓，鼓吹胡汉通婚，禁止在朝廷上讲鲜卑语。试图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方面向汉人学习。同样，汉族也在各个方面受到北方各民族的影响。表现在文学上，就是南北文学的互相影响和交流。就乐府民歌而言，北朝乐府“除二三曲沿用汉魏晋的旧歌外，都是‘五胡乱华’以後的新词。大约从东晋到梁武帝时陆续传到南方。”而南朝乐府在“魏孝文帝时‘吴歌’、‘西曲’都流入北朝，北朝上层统治阶级都十分爱好，间或模仿其歌词。‘梁鼓角横吹曲’中的北方情歌也有少数轻婉像《子夜》、《读曲》之类的，似已受到南歌的影响。”B28

既然有南北文学的交流与影响，文人作家之间，就难免互相之间的影响、学习和模仿。《北齐书·魏收传》曾记载了北朝大作家邢邵和魏收对南朝作家的模仿：“收(魏收)每议，陋邢邵文。邵(邢邵)又云：‘江南任窻，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收闻，乃曰：‘伊常於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无论邢、魏二人是否偷窃作贼，这条材料至少说明了北方作家在模仿南方作家。颜之推《颜氏家训》也记载了北魏两大文人邢邵和魏收对南朝作家沈约和任窻的倾慕，以及由此而来的论争，甚至因此而结成了朋党：“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时俗准的，以为师匠。邢赏服沈约而轻任窻，魏爱幕任窻而毁沈约，每一谈宴，辞色之下，邺下纷纭，各有朋党。祖孝徵亦尝谓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优劣也。’”B29这是北朝作家钦慕和模仿南方作家而产生的朋党之争的记载，也可以说是一则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札记。南方文学对北方文学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陈书·徐陵传》甚至说徐陵之文“被之华夷”。北周文人李昶《答徐陵书》称赞徐陵云：“丽藻星铺，雕文锦缛。风云景物，义尽缘情。经纶宪章，辞殚表奏。久已京师纸贵，天下家藏；调移齐右之音，韵改西河之俗。”所谓“调移齐右之音，韵改西河之俗”就是说徐陵的作品在北方被普遍地模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然，影响是互相的。北方文学虽不及南方文学发达，但对南方文学同样产生了影响。《北史·文苑传》说：“梁使张皋写(温)子升文笔传於江外，梁武称之曰：‘曹植、陆机复生於北土。”《北史·魏收传》说：“(魏)收兼通直散骑常侍，副王昕聘梁。(王)昕风流文辩，(魏)收辞藻富逸，梁主及其群臣咸加敬异。先是，南北初和，李谐、卢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并为邻国所重。至此，梁主称曰：‘卢、李命世，王、魏中兴，未知後来复何如尔。’”由此可见文学影响的双向性。《颜氏家训·文章篇》还有不少论及南北文学比较的内容，例如，颜之推主张文学创作，应当先给亲友评论，然後出手：“学为文章，先谋亲友，得其评论者，然後出手。慎勿师心自任，取笑旁人也。”然而，当时的南北方却有着不同的评论风气，南方作家喜欢互相评论，北方作家却不乐意别人批评：“江南文制，欲人弹射，知有病累，随即改之。陈王得之於丁冀也。山东(北朝)风俗，不通击难。吾初入邺，遂以此杵人，至今为悔，汝曹必无轻议也。”这一段堪称比较批评。而文学鉴赏性的比较则更多：“王藉(南朝作家)《入若耶溪》诗云：‘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江南以为文外断绝，物无异议。简文吟咏不能忘之，孝元讽味以为不可复得，至《怀旧志》载於籍传。范阳卢询祖(北朝作家)，邺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语，何事於能?魏收亦然其论。《诗》云：‘萧萧马鸣，悠悠旆旌。’《毛传》曰：‘言不喧哗也。’吾每叹此解有情致，藉诗生於此意耳。”这一段实际上说明了南北作家有着不同的鉴赏趣味和批评标准。南方作家激赏的诗句，北方作家却不以为然。

在南北民族对峙的形势下，当时南北文学交流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一些南方作家因战乱而漂泊到了北方，其中包括著名作家庾信、王褒、颜之推等。他们到了北方，一方面将南方文学的风格和技巧传播到了北方，另一方面他们的创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北方的社会现实、民族风俗和文学氛围的影响，因而引起了他们创作内容和文风的转变，这种文学传播与交流是很有特色的。其突出的例子是庾信。庾信本是南朝著名作家，他与父亲庾肩吾以及徐螭、徐陵父子都是南朝宫体诗的重要作家。公元555年，庾信奉命出使西魏，正当他到西魏都城长安时，西魏军队攻陷了江陵，捕杀了梁元帝萧绎，由於北方鲜卑族统治者倾慕南朝文化，作为著名诗人的庾信以其文学成就被强留在了北方。北周代魏後，他更被重视，当了大官。但在庾信看来，留在鲜卑族的敌国做官，不仅是背乡离井，而且是“失节”行为，他内心是十分痛苦的。後来南方陈朝请求北周放他回国，北周因爱惜他的文才，不肯放还，终於老死他乡。“国家不幸诗家幸”，这一点在庾信身上表现得最突出。庾信到了北方之後，其创作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使他从一个形式绮艳，内容空洞的宫廷诗人，成为“凌云健笔意纵横”，“暮年诗赋动江关”(杜甫评语)的北方文坛领袖。庾信文风的转变，不仅仅是因为其身陷敌国，而且与北方文化密切相关。恰如萧涤非等人所评曰：“南北朝时代，传统文学的中心在南朝。北朝除乐府民歌外，文人诗坛一直是比较荒凉的。北魏末至北齐时期，出现了号称北朝三才的温子升、邢邵、魏收，但他们的诗文基本上是规抚齐梁的沈约、任窻，没有什么创造。直到庾信由南入北，才给北朝诗坛带来转机。他一方面把南朝诗歌的丰富遗产和新的成就带到北方，一方面又吸收北方文化中比较健康的精神，批判了南朝诗歌腐化浮艳的内容，创造了新的风格，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南北文学合流的新趋势。”B30不仅庾信如此，由南入北的诗人王褒等人同样如此。其“风格质朴刚健，和他在南朝时的作品也颇有不同”。B31这充分说明南北文学交流对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

有了南北文学的互相影响与交流，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南北文学的比较批评理论。这种比较除了上述模仿、影响、交流以外，还有互相的指责与批判。如果套用今天的比较文学理论，那么可以说上述模仿与交流多属正影响，而下面将要论述的互相指责与批判，则可以称之为反影响或负影响。从当时的情况看，北方文学在技巧、辞藻等方面不如南方文学，南方文人难免自负，常常瞧不起北方作家。《隋唐嘉话》有这么一则记载：“梁常侍徐陵聘於齐，时魏收文学北朝之秀，收录其文集以遗陵，令传之江左。陵还，济江而沉之，从者以问，陵曰：‘吾为魏公藏拙。’”徐陵把魏收的作品扔进江中，好像是怕魏收丢丑，实际上是瞧不起北方文学。《朝野佥载》说：“梁庾信从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轻之，信将《枯树赋》以示之，於後无敢言者。时温子升作《韩陵山寺碑》，信读而写其本。南人问信曰：‘北方文士如何?’信曰：‘唯有韩陵山一片石堪共语，薛道衡、卢思道少解把笔，其余驴鸣犬吠，聒耳而已。”这里将北方大多数文人的作品说成是驴呜犬吠，轻蔑之意，溢於言表。然而，北方文人并不甘心做南方文人讥讽的对象，他们试图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北史·祖莹传》说：“莹以文学见重。常语人云：‘文章需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盖讥世人好窃他文以为己用。”祖莹的话，代表了北方文人的一种心态和要求：用自己独特的风骨，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如果说北方文人对南方文人的模仿体现了一种求同心态的话，那么这种“自出机杼”就体现了一种求异心态。有了这种求异心态，就必然会产生南北文学的对比。邢邵虽然模仿沈约，但也努力求异，提出了南北文学不同论：“昔潘陆齐轨，不袭建安之风；颜谢同声，遂革太元之气。自汉逮晋，情赏犹自不谐；江南江北，意制本应相诡。”B32所谓“江南江北，意体本应相诡”就是说南北文学应当各有其特征。北方文学的特征何在?那就是质朴刚健。倡导质朴刚健，力矫南朝靡丽文风，就成为北方文人的自觉要求。苏绰对南方绮靡文风的批判，就是其典型代表。《北史·柳庆传》说：“苏绰谓(柳)庆曰：‘近代以来，文章华靡。逮於江左，弥复轻薄。洛阳後进，祖述未已。”苏绰对南方文学的批判，得到了鲜卑统治者宇文泰的支持，《北史·苏绰传》说：“自有晋之季，文章竞为浮华，遂以成俗。周文(宇文泰)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庙，群臣毕至，乃命绰为《大诰》，奏行之。……自是之後，文笔皆依此体。”《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云：“(苏)绰逮言务存质朴，遂糠秕魏晋，宪章虞夏。”对南方绮靡文风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北方质朴文风的支持。在这里，“反影响”的意味是很浓的。由南入北的颜之推，也曾批判过华艳文风，认为“今世相承，趋末弃本，率多浮艳。”力主以北方之刚劲质朴矫之。但颜之推又认为，批判浮艳之风，不等於完全否定文学的形式之美，而是应当将刚劲质朴与文辞之美结合起来。他说：“齐世有辛吡者，清干之士，官至行台尚书。嗤鄙文学，嘲刘狄云：‘君辈辞藻，譬若荣华，须臾之玩，非宏才也；岂比吾徒十丈青松，常有风霜，不可凋悴矣。’刘应之曰‘既有寒木，又发春华，何如也?’辛笑曰：‘可矣’。”这里所谓“既有寒木，又发春华”，就是质朴刚劲与文采华丽相结合之意。颜之推明确指出：“古人之文，宏才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但辑缀疏朴，未为密致耳。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於往昔多矣。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不可偏弃也。”B33颜之推这种通达的看法，代表了当时南北文学合流的大趋势。当时的南方文学，也正在反省之中。刘勰《文心雕龙》提出了“折衷”之论，主张风骨文采并举。钟嵘《诗品》提出了“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的审美标准。因而，苏绰、李谔的革文华主张，虽得到统治者的支持，但却因矫枉过正，不合时宜而被人们所遗弃。《周书·王褒庾信传论》说：“(苏)绰建言务存质朴，遂糠秕魏晋，宪章虞夏。虽属辞有师古之美，矫枉非适时之用，故莫能常行焉。”唐代刘知几《史通·杂记》也说：“(苏)绰文虽去彼淫丽，存兹典实，而陷於矫枉过正之失，乖夫适俗随时之义。”显然，南北文学的合流，是一种时代的要求和进步。南北文风只有互相取长补短，才能真正促进文学的发展。

然而，怎样来认识南北文学的长与短呢?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比较批评。中国比较文学“平行比较”的渊源，就诞生在这种南北文学的比较之中。最早明确比较南北文学的人之一，是北方作家邢邵，他提出的“江北江南，意制本应相诡。”堪称南北文学比较批评的先声。不过，真正称得上比较文学批评的，是初唐李延寿等人的南北文学比较论。《北史·文苑传》有这样一段南北文学比较的论述：“既永明、天监B34之际，太和、天保B35间，洛阳(公元496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这里借指北方。)江左(借指南方)，文雅尤盛，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於清绮；河朔(指北方)词意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於时用，文华者宜於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美尽善矣。”这一段文字，无论从那一个角度来说，都是地道的比较文学。因为这既是跨国的比较，又是跨民族的比较，有时还是跨语言的比较，如前面所举《敕勒歌》，自然应当包括在“河朔词意贞刚”之内，而《敕勒歌》当时就是用鲜卑语写的。而且这种比较还有一大特色：不注重同的综合，而是注重异的对比。这恰恰是当代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异同比较法”的基本特征之一。这种古代渊源与当代学派特征的相似性，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必然的结果?令人玩味。

在当时，这种南北文学比较，并非个别和偶然的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的和有意识的文学现象。这就更加突出了其比较批评的意味。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说：“江左诸人，咸好瑰姿艳发。精博爽丽，颜延之急病於江、鲍之间；疏散风流，谢宣城缓步於向、刘之上。北方重浊，独卢黄门往往高飞；南国轻清，唯庾中承时时不坠。嗟夫!古今之士递相毁誉，至有操我戈矛，启其墨守。……近日刘勰《文心》，钟嵘《诗品》，异议蜂起，高谈不息。……”B36这种“北方重浊”，“南国轻清”的比较，正是突出了南北文学之异。令狐德芬所撰《周书·王褒庾信传论》着重论述了北方文学特点及南方对北方的影响，并提出了“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的审美标准：“既而中州板荡，戎狄交侵，僭伪相属，士民涂炭，故文章黜焉。……至朔漠之地，蕞而夷俗，胡义周之颂国都，足称宏丽。区区河右，而学者埒於中原，刘延明之铭酒泉，可谓清典。……洎乎有魏(鲜卑北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关陇。当时之士，有许谦、崔宏、崔洛、高允、高闾、游雅等，先後之间，声实俱茂，词义典正。……周氏创业(鲜卑北周)，运属凌夷，纂遗文於既丧，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苏亮、苏绰、卢柔、唐瑾、元伟、李昶之徒，咸奋鳞翼，自致青紫。然绰建言务存质朴，遂秕糠魏晋，宪章虞夏。虽属词有师古之美，矫枉非适时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既而革车电迈，渚宫云撤(指鲜卑西魏攻占南朝江陵)，尔其荆衡杞梓，东南竹箭(喻南方文学人才流到北方)，备器用於庙堂者众矣。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笼於代。……由是朝廷之人，闾阎之士，莫不忘味於遗韵，眩精於末光。犹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然子山(庾信)之文，发源於宋末，盛行於梁季，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胡能夸目以红紫，荡心逾於郑卫。……”由这段对苏绰和庾信的评论来看，令狐德芬既不满北方苏绰的矫枉过正，又不满南朝文风的淫放轻险。南北比较的结果，是取长补短：“文质因其宜，繁约适其变。权衡轻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焕乎若五色之成章，纷乎犹八音之繁会。”B37唐代名臣魏征《隋书·文学传序》也有大段的南北文学比较之论。其文字与《北史·文苑传》多有相同之处。例如，“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於清绮；河朔词意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於时用，文华者宜於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这一段与《北史·文苑传》一模一样，一字不差!我们这里关心的不是随谁抄谁的问题，而是这种相同之论体现了当时人们的一种共同的看法，一种通过南北文学比较而得出的文学发展规律，即：“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

从某种意义上说，唐代文学的黄金时代，正是这南北文风取长补短的铸就，正是南北文学合流的硕果。南方的声律辞藻，北方的风骨气质，铸成了中国文学光彩四溢的黄金时代!为有唐一代诗歌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的陈子昂，与初唐史家有着几乎一致的看法。一方面，他批判了南方文学“彩丽竞繁”之弊，提倡“汉魏风骨”；另一方面，他又提倡“音情顿挫，光英朗练”B38之作。这与北朝苏绰等人所主张的一味的复古质朴，是完全不一样的。因而，陈子昂的复古，实质上是革新。所以後人才可能给陈子昂以极高的评价：“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B39唐代文学，是风骨气质和声律辞采相结合之文学。正如唐人殷?明确指出，盛唐文学的基本特征，就是声律风骨始备。而盛唐诗人的杰出代表李白与杜甫，堪称南北诗风结合，声律风骨始备的典范。提倡“转益多师”的杜甫一方面向南朝文学的“清词丽句”吸取营养，“熟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B40一方面向北方文学的“凌云健笔”学习，“庾信文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B41李白同样如此，“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B42李白所推崇的就是“文质相炳焕”B43风骨气质与声律辞采的完美结合，“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B44文化的大交流，必然带来文化的繁荣；南北文学的比较，近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声律风骨始备”的文学黄金时代!

可以说，多元文化的交融，是文化兴盛、文学繁荣、文论崛起的一个基本动力。

注释：

①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23页。

②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27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③《中国民族简史》23页，三联书店1951年版。

④参见《中国民族简史》25页，三联书店1952年版。

⑤《中国民族简史》26页。

⑥狄德罗《论戏剧艺术》，参见《西方文论选》上37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⑦《谢皋羽年谱游录注序》，见《南雷文案》附《吾悔集》卷一。

⑧《古诗十九首》。

⑨《文心雕龙·时序》。

⑩《难自然好学论》。

B11《人间词话》。

B12《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B13《世说新语·言语》。

B14《晋书·顾恺之传》。

B15《中国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19页。

B16《诗品序》。

B17《文心雕龙·明诗》。

B18《文心雕龙·时序》。

B19《文心雕龙·明诗》

B20《狱中与诸甥侄书》。

B21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275页。

B22《抱〖FJJ〗朴〖FJF〗子·尚博》。

B23《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B24《文赋》。

B25《文选序》。

B26章学诚语。

B27《乐府诗集》。

B28中国社科院编《中国文学史》一，276页、28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B29《文章篇》。

B30游国恩、萧涤非等编《中国文学史》一，28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B31同上书284页。

B32《萧仁祖集序》。

B33《颜氏家训·文章篇》。

B34“永明”是南方汉族政权齐武帝年号，“天监”是梁武帝年号。

B35“太和”是北方鲜卑族政权魏孝文帝年号，“天保”是北齐文宣帝年号。

B36《幽忧子集》卷六《南阳公集序》。

B37《周书·王褒庾信传论》。

B38《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B39韩愈《荐士》诗。

B40《解闷五首》。

B41《戏为六绝句》。

B42杜甫《春日忆李白》，

B43李白《古风二首》。

B44李白《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