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诗人的地理分布及其文学史意义分析

分布地理研究是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方法，用来研究某种类型的人、事、物的地理分布，通过地理分布的分析，去发现事物背后某些带有本质性或者规律性的东西。分布地理也是一种定量分析，但它又与纯粹的定量分析有所不同，定量分析重在以数字说明问题，而分布地理则将数字与地理结合起来，通过地理分布上的数量、范围以及结构、关系等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分析，去研究文化地理问题。本文尝试用地理分布理论来研究北宋诗人，主要想解决如下一些问题：了解北宋诗人的地理分布状况，并通过诗人地理分布的分析，了解北宋诗歌发展与地理之关系，研究北宋各地区文学之状况，亦欲借此来研究宋代文学发展中的某些问题。 在分析之前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只是就诗人的占籍来进行统计，但占籍并非对所有诗人都具有同样的意义，而且占籍本身就有许多难以确定处，比如依据惯例，“籍”是指祖居之地，但究竟某氏于某地居住几代称之为某籍才比较合适呢？是父、祖，还是曾祖、高祖？本文统计虽然以祖居之地为准，但考虑到地域文化对作家的影响，所以也兼顾到父辈的情况，比如韩淲(1159-1224)，祖籍开封雍丘，其父韩元吉(1118-?)南渡后已徙居信州上饶，很显然，信州上饶对于出生于南渡三十余年后的韩淲来说，其意义要远比开封雍丘大得多。职是之故，将韩淲划入信州上饶似更合理些。同时，由于统计上的困难，本文暂时只能以今日之省份来统计北宋时代诗人之占籍，而未能恢复到宋时的路、州、军、县的状态，这无形中又给分析带来了不少的麻烦。不过从所做的分析来看，还是可以发现和说明一些问题的。对于人文学科来说，定量化的分析永远只具有参考价值，这也是本文讨论的起点和基础。 一 先从动态化的地理分布说起。 为分析之需要，试将北宋分为四个时间段：第一期：太祖、太宗、真宗时期(960-1022)；第二期：仁宗时期(1023-1063)；第三期：英宗、神宗、哲宗时期(1064-1100)；第四时期：徽宗、钦宗时期(1101-1126)。各期时间大体保持均衡。但诗人的时期归属仍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很难整齐划一。本文则略依诗人及第之年为界，自及第后或稍晚，为其人所属之时代。这是划分时代的一个重要依据，但因具体情况又不得不略有调整，比如各期交替之际可能会有交叉，情形也比较复杂一些；再如北宋开国之初，许多诗人原由五代十国入宋，而北宋末则又有相当大的一批诗人跨入南宋，这都是难以处理的。诗人之分期不易，此处统计仅存其大者，因而表中所列数字亦可有上下浮动之余地。 太祖、太宗及真宗时期(960-1022)为唐、宋诗过渡时期，诗风和前代相比变化不大，至真宗后期，宋诗始变。试将本时期诗人之地理分布作一统计如下（见表1）： 【说明】表中所列仅为可以考知占籍的诗人，无可考者均未列入，这后一部分人数亦相当可观，四个时期分别为：193人（±）、234人（±）、291人（±）、257人（±），总数约为975人。此外，表中所列“科第”一类范围较宽，除进士外，还包括诸科；除常选之外，还包括制科以及三舍赐及第出身者。 据表1所计，依其数字所形成的自然群，可将此二十个省份分为五组：第一组为河南、福建、浙江，人数约在60-75人之间；第二组为江西、山东、河北、江苏、四川、安徽，人数约在30-40人之间；第三组为陕西、山西、湖南、广东，人数约在15-25人之间；第四组为湖北、甘肃、广西、天津、北京、上海、辽宁，人数约在10人以下。 本期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地理分布之范围相当广，共涉及二十个省份，这差不多就是北宋时诗人分布的最大范围（据《全宋诗》统计，整个北宋时期诗人分布共及二十二个省份），而且各地诗人数亦相差无几。尤其是北方几个省份，如西北的甘肃，北方或东北的天津、北京、辽宁，这些地区在此前的中国诗歌史中很少有诗人出现，而今这里却出了诗人！虽然人数不多，但其意义却不可忽视。造成这一分布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晚唐五代以来动荡不安的时局。自唐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势力日盛一日，至唐末五代，遂演变成一分裂格局，不仅中原地区不能幸免，即使一些边远之地或少数民族聚居之地亦被卷入这场争战中，成为此一时期各不同地域之主角。比如北方之五代，其中后唐李氏（李克用、李存勖）、后汉刘氏（刘知远），均为沙陀人；后晋石敬瑭出身不详，或说为西域石国之后裔。政治上的这种碰撞和“沟通”也同时意味着文化上的碰撞和沟通，于是来自四面八方的边缘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也同时参与到“文化主流”中来，比如《全宋诗》中收录的一些边缘地区诗人或少数民族诗人，也说明这一情景的普遍存在，如郭从义(909-971)，其先本沙陀部人，后家太原（今属山西），《宋史》卷二五二有传；窦仪(914-966)，蓟州渔阳（今天津蓟县）人，后晋天福中进士，《宋史》卷二六三有传；赵文度(914-974)，蓟州渔阳人，《宋史》卷四八二有传；马文斌，敦煌（今属甘肃）人，太祖开宝三年(970)前后为沙州归义军节度押衙知司书手（见《全宋诗》第一册）等。这些人的身份可能不一样，动机和背景也有所不同，但都因为特殊之政局而与中原文化有了接触。这是从边缘文化汇入主流文化来说。另一方面，又有主流文化之分流。由于分裂和争战，往日之政治中心已不复存在，一元化走向了多元化，文化或文学之中心也被打破，原本集中于两京（唐代都城长安和洛阳）之士子亦不得不离开曾令其神往、依恋的都城，为生存计而奔走四方，比如晚唐著名诗人韩偓，京兆万年人，挈家入闽往依王审知；崔道融，荆州人，避乱来闽；韦庄，京兆杜陵人，入蜀受聘于王建；诗僧贯休，婺州兰溪人，初献诗吴越王，又投荆南成汭，后入蜀依王建；欧阳彬，衡山人，初投楚王马殷，不遇，复投蜀。据《八闽通志》记载，福建之建宁“自五代乱离，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逃难于此，故备五方之俗”①。又如四川，在五代蜀国时期，“帝（前蜀高祖王建）虽目不知书，而好与儒生谈论，颇解其理。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帝礼而用焉，使修举政事，故典章文物有唐之遗”②。可见诗人之分流是这一时期普遍存在的情况。由政治中心的被打破，进而是文化中心的被打破，遂令唐代三百年来之一统文化逐渐为多元化文化所取代。从晚唐五代文人之处境看，这自然是一种悲剧，但当这些文士远走他乡时，在寂寞孤独的漂泊中，也同时将文学的种子撒在了异域，在经历过多年与“异质文化”相碰撞相融合之后，新的文学生命也正在孕育之中。宋代文学承五代之后，也自然承继了这笔丰厚的文化遗产。从这一点来看，未必不可以说是宋代文学之幸。 再看各省之分布状况。在第一方阵中，河南为宋朝立国之基，亦为宋王朝国都之所在，其诗人数处于“三鼎甲”之状元亦在情理之中。但这还是表面现象，从更深层来看，应与此一地域之历史背景有关。在当时人（甚至后世人）心目中，梁、唐、晋、汉、周五代一直是政治、文化正朔之所在（只要看一看史书中大多将此五代帝王列为本纪的事实便可了然），五代至后周时经郭威、柴荣的南征北讨、整顿改革，已初步显示出北方统一之气象，经济逐步恢复，社会趋于稳定，又沾了些“皇都”、“京畿”的地利，文人也就较他省为多，文学也较他省发达。须附带提起的是另外两个诗人数比较靠前的北方省份，一是河北，一是陕西，此二省大概都与后周或者赵宋王朝有些瓜葛：前者为赵宋皇帝著籍之地（赵匡胤为河北涿州人），晚唐五代时虽然一直战事不断，但亦有好文之主，如曾为魏博节度使后为邺王的罗绍威，据史书记载就是“喜文学，好儒士”之人，“每命幕客作四方书檄，小不称旨，坏裂抵弃，自劈笺起草，下笔成文。又癖于七言诗，江东有罗隐，为钱镠客，绍威申南阮之敬。（罗）隐以所著文章诗赋酬寄，绍威大倾慕之，乃目其所为诗集曰《偷江东》。今邺中人士多有讽诵”③。至于陕西，本为唐王朝京都之所在，自周世宗显德二年(955)闰九月收复秦、成、阶、凤四州，陕西亦大部分纳入后周之版图④，其文化也自有难以磨灭的传统在。 福建、浙江紧随河南之后，分列第二、第三位。此二省与四川都是五代十国时较为富庶之地，亦为当时文人荟萃之所。福建，盖古闽越之地，唐末五代初，王潮据闽，“乃创四门义学，还流亡，定租税，遣吏巡州县，劝课农桑，交好邻道，保境息民，人皆安乂”⑤。至宋时，“民安土乐业，川源浸灌，田畴膏沃，无凶年之忧。……其俗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与江南、二浙略同。然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⑥，其文学之盛，由来已久。又据《福建通志》载：“闽文章为天下传习久矣，四子六经之传注，绍先圣而诏来学，为闽人所撰述者居其五，马、班、韩、欧，卑卑无高论矣，然此不可以文言也。唐相常公衮始以文章诲闽人士，闽号能文者自欧阳四门始，其后陈通方、王鲁复、许稷、盛均、黄滔、翁承赞之徒，各擅才华，驰驱百氏，终唐之世，咸以词赋争鸣。宋兴，名儒辈出，其羽翼经传，表章道学，与夫经济政事烺烺炳炳功垂天壤者，详具人物传矣，其次犹得以雕龙绣虎之技帜树艺林，故观人文于闽，犹挹水于河，取火于燧也。”⑦两浙为《禹贡》扬州之域，东南际海，可以通商，土地肥沃，有鱼、盐、布帛、粳稻之利⑧。五代之时属吴越，吴越王钱镠奉行“保境安民”的政策，尊奉北朝，与他国修好，因此两浙在五代之时以弱国而独能保境内平安，正如叶适所说：“吴越之地，自钱氏时独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尽集于千里之内，而衣冠贵人不知其几族，故以十五州之众当今天下之半。”⑨由此可见，福建、两浙占天时、地利、人和，其诗人之多、文学之盛亦属必然。 四川也是五代至宋初时文学比较发达的地区，安史之乱时，玄宗避难，已将盛唐文化带往蜀地；前蜀主王建好文喜儒，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入蜀；后蜀主孟昶，“能文章，好博览，有诗才”⑩，“尝立石经于成都，又恐石经流传不广，易以木版。宋世书称刻本始于蜀，今人求宋版，尚以蜀本为佳。昶好文，有功后学，诚未可以成败论。尝言不效王衍作轻薄小词，而其词自工”(11)。说到刻书，还应该提起对五代西蜀和宋初文化发生过重要影响的毋昭裔刻书，据史书记载：“毋昭裔，字河中，龙门人。博学有才名……昭裔性嗜藏书，酷好古文，精经术。常按雍都旧本《九经》，命张德钊书之，刻石于成都学宫。蜀土自唐末以来，学校废绝，昭裔出私财营学宫，立黉舍，且请后主镂版印《九经》，由是文学复盛。又令门人句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刻版行之。后子守素赍至中朝，诸书遂大彰于世。所著有《尔雅音略》三卷。”(12)宋初时尚有《开宝藏》、《太平御览》和《册府元龟》三部巨著的刊刻。依常理而论，四川本应有更多的诗人或文学家，但宋太祖到真宗三朝，四川诗人数仅列位第八。这首先可能与北宋初蜀中政局的不稳有关。宋平孟蜀后，将其府库之积尽输于京师，又于常赋外，更置博买务，禁止商旅私市布帛，岁贡之数又加倍，因而在太祖、太宗之时便接连发生了全师雄、王小波、李顺等人领导的大规模起义，以反抗新王朝的暴政(13)。这不能不对四川文学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也与蜀中士风有关，蜀中士子虽好读古文，却以淡泊名利为尚。据《宋朝事实类苑》记载，此一情形至真宗朝仍然如此：“蜀中士子，旧好古文，不事举业，迨十五年，无一预解名者。”(14)后得张咏奖掖，两川士子方奋起家荣乡之志，才改变了这一局面。 其余如江西，为南唐属地，是五代时文化较发达之地，但宋初方内附不久，因而名列第四(15)。江苏历来为文人荟萃之区，但在五代与宋初时，淮东、淮西（包括江苏北部和安徽北部地区）一直处于南北争战之要冲，诗歌无立足之地，因而很难与孔孟之邦的山东较一日之短长。 二 仁宗时期(1023-1063)为北宋诗歌转折之一大关捩，其变化于表2可见： 首先，与表1相对照，总人数已有了变化。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约六十年间，其诗人总数为523人左右，而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五代入宋者（以南唐入宋者为多）；而仁宗一朝约四十年，诗人即有767人之多，比上期多出244人（近原来人数二分之一弱），表明仁宗朝右文风气在逐步形成，文学开始走向繁荣。 其二，第一期诗人之地理分布呈均匀状态，涉及二十个省份，除豫、闽、浙三省较突出外，其他各省人数相差无几，说明北宋初期虽已建立起政治中心，但文化之中心尚未完全形成；而在仁宗时期，诗人地理分布却出现越来越集中之趋势：所及省份由原来的二十个减少到十七个，而十七个省份中，闽、浙、苏、豫、赣、川六省诗人数即近600人（598人），约占全部诗人总数（767人，不包括占籍不详者，下同）的77.97%，即四分之三强；而其余各省之数仅为169人，约占总数(767)之22.03%，即四分之一弱！而且这一状况在整个北宋时期一直沿袭下来，尽管其内部略有变化。从文化史和文学史来看，第二期这一地理分布之变化正标志着北宋至仁宗时期文化中心和文学中心的逐渐形成（尽管这中心是多元化的）。 其三，再从各省分布看，一些变化也颇堪注意。其中变化较大者为河南、四川、山东、河北、安徽、山西、湖北等地。河南已从原来三足鼎立的第一方阵中被挤出，降为第四名（尽管与第三名的江苏相差无几）；四川与山东之变化正好相反：四川由原来之第七跃升为第六，几为山东人数之倍，直逼江西；而山东则由原来之第六降为第七，不仅名次下降，再从数字来看，其变化更大：山东原本与江西、江苏及四川处于伯仲之间，而今不仅与赣、苏相差悬殊，即与四川亦不侔矣！河北由原来的第六降至第九；安徽虽然仍列名第八，但在第一期与第二组之江西、江苏人数相差并不大，而此时却已减少为苏、赣各省人数之三分之一弱！山西由原来之第十二位降至第十四位，湖北则由原来之第十五位上升至第十二位。 再次，从总体趋势上，本期诗人的地理分布是北方诗人数在下降，南方诗人数在上升，其中重要原因可能与仁宗时期对待南方人的态度与政策的改变有关。赵宋开国，以北方为基，后平南方诸国，遂混天下为一。但长时期的南、北隔绝，统一的表象并没有改变北方人对南方人的偏见，据说宋太祖“禁中誓碑”中留下的第一条祖训就是“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内臣主兵”（《邵氏闻见录》卷一）。这一条在赵宋建国之初还不成为大问题，但随着南方人口的增加，南方及第人数和入仕人数的增加，平等相待的要求自然也会被提出来，于是就发生了一系列关乎南、北关系的矛盾冲突。比如宋真宗欲以王钦若（江西新余人）为相，却遇到了时相王旦（河北大名府莘县人）的强烈反对，真宗只好作罢，直到十年后的天禧元年(1017)，王钦若才登上相位(16)。又如寇准（陕西渭北人）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为北方争状元事(17)。北方人与南方人在政治上、文化上的矛盾如此突出，较量如此激烈，一方面说明真宗朝北方人对南方人的偏见是如何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也表明南方的势力也越来越强大，令北方人明显感到一种威胁和压力。到仁宗时期，双方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变化。据程民生统计，北宋时实任宰相共71人，其中北方42人（王祥按：据表应为41人），占59%；南方29人，占41%(18)。这是从整个北宋来说，如果按分期来看，南、北方的变化对比可能更为明显，仍引程民生所作统计为证： 北宋各期南北宰相数量分析表(19)： 这一变化是鲜明的。可以想象，在这鲜明变化的背后，南方是如何一步步拥有了庞大的人口和士人群体。虽然在此之后（甚至在其后的几个时代里）都可能会有北方人卑视南方人的事件，但那可能只是南、北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而与此时的意义已截然不同。南方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北宋的政治、社会、文化里，不仅在改变着北宋的政治格局，也在改变着北宋的文化和文学格局，北宋中、后期的政治改革和文学改革，可能都与这一地域文化的变化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三 英宗、神宗、哲宗三朝(1064-1100)诗人地理分布状况如下（见表3）： 从时间跨度与人数比例看，第三期与第二期大体接近（第二期为四十年，第三期为三十六年），而人数反比上期多出50人左右。表明北宋文学已经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 从整体上看，人数在继续保持两极分化之状态下，又有了些新的变化，比如前六省之人数为618人，占总数的73.42%，比上期的77.25%降低了4个百分点；前三省情况则相反，上期中前三省人数为333人，占总数的42.75%，而本期前三省之人数已上升至389人，占到总数的45.79%，上升了3个百分点，说明本期在上期形成文化或文学中心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和强化。 再看各省情况：河南继续下滑，已从第一方阵中被挤出，降至第五，人数不及第一名福建的一半，比第二名浙江亦少50余人；江西则由原来之第五升至第三，替代了河南的位置，超出江苏10人左右，超出河南30人左右；山西由原来的第十四升至第九，是诸省中变化较大的一个；湖南由原来的第十降至第十三，陕西由原来的第十一降至第十四，甘肃则被挤出十六名之外，而代替它的是逐渐兴起的地处南方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