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夏战争对范仲淹文学创作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范仲淹 宋夏战争 边塞词 诗史性质

论文摘要：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其文学创作深受束夏战争的影响，并呈现出两大特点：其一是以诗文记吏，再现战争场面；其二是以边塞生活入词，首创豪放词风，扩大了词体的表现范围其作品使我进一．步认识了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

范仲淹(989一l052)，字希文，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和军事家。作为一名在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文人．范仲淹一生共创作了诗歌300多首，散文160多篇，词5首。范仲淹所生活的北宋中期，正值与西夏关系最为紧张的时期，作为一名儒家士子，他始终为西北战事而担心，并由此“痛心疾首，日夜悲忧，发变成丝，血化为泪”。此后他担当将帅，亲自走向西北边塞守边御夏。长达四年的战地经历，使得范仲淹对宋夏战争有着更加真切的体验，其文学创作风貌也因此深受影响，并呈现出两大特点：其一是以诗文记史，再现战争场面；其二是首倡豪放词风，扩大了词体的表现范围。目前学术界对范仲淹的研究多集中在其政治革新、教育贡献、学术成就、军事外交才能等方面，却忽视了宋夏战争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从而进一步深入去认识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以诗文记史，再现战争场面

围绕西夏立国拓疆与宋遏制扩张、实现统一的矛盾，北宋与西夏断断续续展开了近百年的争战。范仲淹一生正值宋夏关系最为紧张的时期，到他晚年时，宋夏矛盾愈趋激化。在国家命运受到严重威胁的紧要关头，其内心的爱国热情及忧患意识顿然勃发，他不仅走上了战场，亲历战争，同时还用诗文记录了国家危亡时期的所见、所闻和所感，体现出鲜明的以诗文记吏的特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儒者报国，以言为先”(《让观察使第一表》)，因而在他的诗文作品中，作者往往将现实叙事与感时伤世的爱国情感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具有以诗补史的意义，而宋夏战争无疑是这类作品产生的原动力。

北宋初期，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形式主义文风大为盛行，而随着宋夏战争的连续爆发，文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忧患意识空前勃发。范仲淹与当时的一批重要文人如欧阳修、梅尧臣、苏舜卿等，为了挺立士风、振兴诗坛，共同发起了诗文革新运动，主张诗歌要有反映现实、针砭时弊的现实主义功用，并由此形成了以诗论事、以诗论史、以诗论政的创作潮流。在此基础之上，范仲淹继承并发展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强调诗歌应该发挥讽谏教化、规弊时政的作用。他在《唐异诗序》中云：“诗之为意也……锵如乐府，羽翰乎教化之声，献酬乎仁义之醇。上以德于君，下以风于民，不然何以动天地而感鬼神哉?”这显然是承续了《诗大序》“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诗教观念，并进而提出“意必以淳，语必以真，乐则歌之，忧则怀之。无虚美，无苟怨。隐居求志，多优游之咏；天下有道，无愤惋之作”的创作要求。这就使得其作品在艺术上呈现出淳朴、淡远而真切的特点，同时也与“不隐恶，不潜善”的史家精神相契合，流露出以诗传史的创作意图。

面对西夏对北宋的威胁与进攻，宋代文人往往用“羌贼”、“西戎”、“羌奴”、“猖夷”、“豺狼”、“夷狄”等称谓指称西夏，由此可见他们对战争的反感，以及对西夏企图拓疆的憎恶，从中表现出北宋文人主张“大一统”的民族观念。作为一名深受儒家传统思想浸润的士大夫文人，范仲淹同样希望各民族间能够相互融合，不要有冲突与纷争，其对国家与民族前途的忧虑也深寓于此，并在其文章中予以明确表露。对于元昊称帝建国，范仲淹认为其“私许大号，坏中国之法”(《论元吴请和不可许者》)，由此可见他所持的民族大一统观念。在他看来：“三代以还，皆有戎狄之患，以至侵陵中国，被于渭洛。齐晋逐之于前，秦汉驱之于后。中原始清，人伦乃叙。逮于西晋之弱，群胡猾夏，天宝之末，石晋之际，中国不幸，皆罹其害。自周世宗北征之后，虽疆土未复，夷夏稍分，我祖宗奕世修备，大庇生民。今西北二方复相交构，夹困中国，元吴率先叛命，兵犯延安，次犯镇戎，杀伤军民。曾无虚岁，中国之兵讨伐未利，而北人举十万众，谓元吴是甥舅之邦，责中国不当称兵，此交构之迹，更何疑哉?”范仲淹对自古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的演进作了简要梳理。夏商周时期，所谓的中原、夷、蛮、戎、狄等不同民族，就已经共同生息繁衍、交往并相互影响。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争霸与学术争鸣，四夷民族因之文化上的落后开始受到歧视，就连孔子都提出“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严华夷之辨”的早期民族思想随之产生，并历代绵延，这也使得中原政权与各少数民族之间开始了长达几千年的民族冲突与融合。尽管范仲淹对西夏入侵北宋持批判态度，但他并未因此而掩饰北宋朝廷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在他看来，正如王安石所言：“西夏与中国强弱为向背，若中国形势强，附中国为利，即不假杀伐，自当坚附。”儿钾鼹西夏之所以不服从于宋廷，与北宋积贫积弱的国势有很大关系，从而不能被诸边少数民族所臣服，纷争与战乱也就在所难免。在此观念下，范仲淹多次上陈诸如《奏陕西河北和守攻备四策》、《奏乞拒契丹所请绝元吴和约》等奏章疏议，以此劝说朝廷以守为攻，减少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危害，从中表现出其主张“大一统”的民族观念，这代表着北宋文人对宋夏战争性质的认识。

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于国家危难之时被朝廷召为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共同负责西北军事防务。范仲淹在诗歌中对此有所记述：“中原固为辱，天子动宸襟。

乃命公与仆，联使御外侵。”(《阅古堂诗》)事实上在这之前，范仲淹就已经对辽与西夏夹攻北宋的势态深表忧虑。其云：“今二邻至强，四方多事，兵戈未息，财利已乏，生民久困，苛政未宽，设有饥馑相仍，盗寇竞起，将何以定?天下可忧。”在这段言论中，流露出他对国家边患的深切担忧。然而面对西夏强劲的武力进攻，范仲淹并没有畏怯，而是积极采取诸多措施以御西夏，表现出御敌守边的强大决心。在《送河东提刑张太博》一诗中，范仲淹用纪实的手法详细记述了他组织修筑大顺城、扼据要塞、阻止夏兵的过程，并以“君跃匹马去”、“万众生烟尘”等具体的动态描写，展现了当时紧张而又充满危险的战斗生活。不论是夏兵的强势，还是宋军短暂的畏怯，范仲淹都如实描述，从中可以看到宋代边防的空虚薄弱，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敌强我弱的紧急情势。在此危急关头，范仲淹仍然怀着建功立业、忠君爱国的满腔热血，奋力迎战。尤其是句末“果释天子忧，奖诏垂明恩”，尽显其安邦定国的威武势气以及守边御敌的战斗热情，真是令人感奋，而这份热情则源自于他忠君为国的济世思想。作品以白描的手法，再现了宋夏战争中的真实场面，体现着“不隐恶，不潜善”的史家精神，具有以诗传史的意义。

除了表现金戈铁马的雄壮战争场面外，范仲淹还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抚恤士卒、爱惜民生的细微之处，从而深刻地反映了宋夏战争时期的社会现实，揭示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如在《四民诗》中，他以“太平不自存，凶荒亦何及。神农与后稷，有灵应为泣”、“竭我百家产，崇尔一室居。四海竞如此，金碧照万里”、“桑柘不成林，荆棘有余春。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等诗句．揭露了北宋吏治的腐败，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对农、工、商受压迫阶层表现出极大同情。而他理想中的社会人伦关系则是“但愿天下乐，一苦蹲前身。长戴尧舜主，尽作羲皇民”(《依韵答提刑张太博尝新酝》)、“常愿帝力及南亩，尽使风俗如东邹。谁学吾与青春者，意在生民先发讴”(《依韵答贾黯监巫贺雨》)。这些作品立足于“民”，抒写民心民意，充分体现了他的民本思想，与杜甫“诗史”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北宋诗论家蔡居厚在《蔡宽夫诗话》中云：“子美诗善叙事，故号诗史。”史绳祖《学斋占毕》卷四云：“惟其字字有证据，故以史名。”我们将以上的“诗善叙事”、“字字有证据”等结合起来看，便可大致看出宋人对“以诗传史”创作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而具体到北宋社会的“史”，宋夏战争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在这一社会背景下，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北宋文人超越一介文人的身份局限，走向战场，亲历战争．同时用诗文创作艺术化地再现了宋夏战争的相关状况，可以说是内容丰富，感情充沛真切，将纪实叙事与感时伤世的爱国情感紧密结合在一起，并融合了宋诗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创作观念，体现着宋代的历史文化特征，具有鲜明的“以诗文记史”的性质，渗透着强烈的民族自尊感与社会责任感，也深刻体现着文学与社会政治的互动关系。

二、以边塞生活人词，首创豪放词风

除了在诗文中反映宋夏战争的相关状况外，范仲淹还用词体来承载社会内容，而且大都与宋夏战争有关。由于词体的音乐性质，它所表现的内容往往局限于风花雪月的男女恋情，以及伤春悲秋、感叹身世的个人愁怀。因此北宋词人的创作大都承袭和追随花间词派和南唐婉约词风，或是表现饮宴诗酒为乐的闲适生活，或是表露羁旅漂泊的离愁别绪，当然也不离流连歌楼的市井风情。范仲淹虽然存词只有五首，但却能够摆脱浮艳华靡的传统词风，将边塞将士戍边的情景、忧国思乡的深沉感情、苍凉悲壮的审美意境注入词中，为宋词开拓了新的表现领域，并成为豪放词的先驱，这一词学成就的取得，与宋夏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副使兼知延州(治所在今陕西省延安市)，守边四年。在这期间，他以亲身体验描写着边塞生活，如《渔家傲》、《苏幕遮》两首作品，就是他在西北军中的感怀之作。作为戍边将领，范仲淹不但显现出战场上的雄健风姿，而且体察民情民意，爱抚士卒，尽显其儒者风范。宋王朝推行“更戍法”，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严重损害了军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范仲淹对此持反对态度，他说：“自古将帅与士旅同其安乐，则可共其忧患，而为国家之用。”这一看法打破了将卒之间相互疏离的观念，这与唐人刘湾《出塞曲》中的“死是征人死，功是将军功”已大相径庭，充分体现了范仲淹对兵卒的爱护之情。事实上，对于在外守边御敌的士卒来说，他们既时刻面临战争和死亡的成胁，又得不到朝廷的爱恤。然而，最让他们不能忍受的并不是战场上的厮杀流血，而是对远方亲人的想念，范仲淹对此深有体察，并在词作中真实揭示他们沉重的家恋乡思和凄凉的离愁别恨，以此表达他对士卒们的关爱之情。如《渔家傲》一词，作者正是借边塞前线凄清景色的描写，真切地展现了边防将士们忧国怀乡的深情：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慧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范仲淹的这首《渔家傲》因其为守边将士代言，抒写了他们对战争的感受，因而在充溢脂粉气的宋初词坛独树一帜，并首开豪放词一路。词人通过毫无留意的大雁、四面混杂的风声与战鼓声，以及长烟落日笼罩下的孤城，真实地展现出范仲淹与士卒们所亲历的恶劣环境，并由苍凉荒寒的边塞风光，铺陈出防将士们长期艰苦的守边生活以及忧国怀乡的深情。尤其是“浊酒…杯家万里”一句，深刻揭示出战士们强烈的思乡情怀，凑来、卜人不禁黯然伤神。北宋自开基至仁宗朝，虽然边患频仍，但中原地区并未受到战乱影响，人们还在窖受着盛世j之乐，日趋危殆的局势并没有深刻触及到文人的内心，反而还在高唱“太平也，且欢娱”(壤挺《喜迁莺》)。肖权嚣歌逐舞，在急弦繁管中消磨他们的岁月，哪里还顾得上边防将的苦。范仲淹同样过…代臣，他却能在剪红划翠之外另开一隅，以词体反映边塞战争生活，反映时事，这正是源于i司人有蕾较时问边地生活的体验，从而对守边士卒孤苦悲怨的内心感受有着更真切的理解，他的文人贺裳，准确地把握到了范仲淹这一点，其在《皱水轩阋鉴》中云：“范词如‘长烟落域’、‘羌管悠悠霜满地、‘将军白发征夫泪’，令‘绿树碧檐相掩映，无人知道外边寒’者听之，知边庭之蕾如是，庶有所臀触。”在表面上，北宋社会歌舞承平，风雅文人大都沉浸在“舞低杨柳楼心。歌尽桃仡_扇底风”的浮靡生活中，又有几人去理会边外的凄苦生活。范仲淹之所以深知边庭之苫．原因就仡于他亲身经了战争的严酷，因而能以悲郁沉婉的笔触去真切描写边塞的荒寒和士卒的不幸．这是没有边寒经历的词人所不曾也无法表现的。

范仲淹的另一首经典之作《苏幕遮》，同《渔家傲》一样，都是他出任陕西四路宣抚使、主持防御西夏时期的作品。作者借秋景来渲染戍边士卒们的思乡之情，以此表达对戍边将士们的爱怜与情。清人许昂霄在其《词综偶评》中，就以“铁石心肠人，亦作此消魂语”来评价此间，从中可以看出范仲淹善以劲健之笔抒写婉约情怀的创作特色，以此来加强悲凉沉郁的情感色彩。且看其词作《苏幕遮》：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这首作品看似写秋景，实则是写秋思。开首四句，借苍茫秋色抒发忧国之思。试想当秋寒萧飒之际，落叶枯黄，萎积满地，寒凉浸透河水之时，最难将息的恐怕就是久戍边关、不知归期的士卒们了。范仲淹正是用“碧云“与“黄叶”、“秋色”与“寒烟”、“斜阳”与“芳草”这些在色彩、生机上有所对比的景物，牵引出令守边士卒们忧思怅惘的“乡魂”与“旅思”，而那“酒入愁肠”后的“相思之泪”则将他们去国怀乡之情绵延无穷，尽显征人的“旅思”之情，渎来感人肺腑。正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而他在另一首词《御街行》中，亦以“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的深婉笔调，表达了浓重凄切的相思别情，只是这里的别情已不再是单纯的儿女私情，而是寄寓着作者深沉的家国忧思。正如清代的黄寥园在《寥园词选》中谓其“因心之忧愁，不自聊赖，始动其乡魂旅思，而梦不安枕，酒皆化泪矣。其实忧愁非为思家也……此其所以先天下之忧而忧矣”。这一评价紧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格风范，揭示了《苏幕遮》一词以景寓愁的内涵。而作品所表达的愁绪已由“思家”转向了“忧国”，突破了词体专写个人离恨别愁的狭小境域，使词开始具有被诗化的倾向，这无疑是对“诗庄词媚”创作传统的有力冲击。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来概括社会政治的变迁对于文学的影响，范仲淹将士大夫的忧患意识灌注于原本应歌而作的词体中，这正是宋夏战争背景下的必然产物。

尽管适应时代的需要，范仲淹开创了豪放词风，但在对外屈辱求和的既定国策下，其浩然之气中总是夹杂着难以排遣的感伤情绪，这使得他的豪放词风中少了些粗豪劲健的壮大境界，而多了几分忧愤黯然的感伤情调。如在《剔银灯》中．他的这种情调体现得尤为鲜明：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冷一醉。人世都无百岁。少痴联，老成虺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瘩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这首作品看似是借咏史表达作者对现实政治和人生的看法，则是“抚时感事”，以此表达自己对宋夏战争的态度。尽管范仲淹始终以积极的态度去防御西夏，但战争毕竟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巨大伤害，对于这一点，他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一改以往文人对三国争雄的一贯看法，反而笑话曹操、孙权、刘备等困英雄，他们枉费一世心血，最终只落得个天下鼎足三分的结果。在他看来，与其弹精竭虑为了争夺政治权力而费尽心机，还不如像刘伶那样沉迷在醉乡里闲适自在。虽然他自已也无法回答“…品与千金”究竟该不该舍弃，但至少在经历了国家的内外困顿之后，范仲淹的心态已由亲历宋夏战争的积极昂扬，而转向失望、苦闷以致沮丧。与之前御战西夏时期所作《渔家做》的慷慨沉雄相比，这首《剔银灯》在低沉中投射着浓重的感伤之情，这分明已是整个时代的感伤情调，读来不觉使人心情沉重，从中也的确可以看出宋夏战争对士大夫文人心理上的深远影响．管范仲淹的词学作品为数不多，但其超越一己的感伤情怀中却透显着“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的浩然正气与宽广胸襟。即使是表达别绪愁情，他的词作依然不侧艳，不轻浮，反而意境苍凉，骨力道劲，深刻体现其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理想与人格精神。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坪价的那样：“仲淹人品事业，卓绝一时，本不借文章以传，而贯通经术，明体达用，几所论者，一一一杼有本之，非虚饰。”此语准确地概括了范仲淹明达用、不虚饰的创作准则，进一步证明了宋夏战争对文学创作的强大怍用力。

综从范仲淹的相关文学作品可以看出，宋夏战争不仅使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

而乐”的人格内涵得以进一步彰显，同时也赋予文学创作以更深远的内容与厚重的内涵。正如大迎豪苏轼在《范文正公文集叙》中这样评价范仲淹：“其于仁义礼乐，忠信孝悌，盖如饥渴之于饮食，欲须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热，如水之湿，盖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虽弄翰戏语，率然而作，必归于此救天下信其诚，争师尊之。孔子日：‘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发于口者也。”。须臾不忘的忠君爱国情怀，有德有言并率然而发的创作才情，这是对范仲淹历史地位的中肯评价：从此意义讲，范仲淹历经宋夏战争时期的人格风范及诗词创作，不仅是探究百年宋夏战争对当时文人心态哎文学创作影响的重要窗口，同时也有益于我们进一步去认识文学与历史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