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北宋词坛¨柳永热及其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启迪

[论文摘要]柳永是北宋初期词坛一名著名庶族词人。他一生创作了大量深得广大市民喜爱、在市井歌楼广为传唱的词作。他大量吸收蕴藏在民间的艺术养分，创新词曲。他的词作语言通俗、曲调流畅，琅琅上口，在当时民间广为流传，在那个时代形成一股强劲的“柳永热”。这股“热旋风”的形成是宋初社会文化转型的产物，和柳永自身一生的境遇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同时是他适应文化市场的需求，重视市民文化消费水平及其心理对词传播影响的结果。“柳永热”对后世文学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北宋词坛；柳永；柳永热；文化消费

关于“柳永热”现象，在相关典籍中均有记载，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柳词受追捧者众多，层次广泛。追捧柳词的有皇帝、宰相、和尚，那些歌妓和普通老百姓就不用说了。据陈师道《后山诗话》记载：“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宋哲宗宰相韩维也是“柳永迷”。韩维“每酒后好讴柳三变一曲。”邢州开元寺和尚法明更是超级“柳永迷”。他“每饮至大醉，维唱柳词”，“或有召斋者则不赴；有召饮者欣然从。酒酣乃讴柳词数阙而后已。日以为常，如是者十余年。”临终前，唱完柳永“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即“跏趺而逝”。那些妓女对柳词更是喜爱有加，她们为了得到新词，“移宫换羽”，“多以金物资之。”这些“柳永迷”只是文献记载的典型代表，在宋代，像上述超级“粉丝”还有很多很多。

其次，柳词的传播范围很广。柳词在大宋国可谓街知巷闻，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云：“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柳词不但在大宋国大江南北广泛传播，而且在西夏、辽、金等国外地方也非常流行。叶梦得曾说：“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明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言之甚广也。”另据僧人文莹《湘山野录》记载：“吴俗岁祀，里巫祀神，但歌‘桐江好，烟漠漠，波似染，山如削。绕严陵滩畔，鹭飞鱼跃。…他们所歌的正是柳水《满江红》的词句。可见柳词不但流行歌筵洒肆，勾栏瓦子，同样流行于民间社祀。

第三，柳词屡为文人师法。据蔡绦《西清诗话》载：“仁庙嘉佑中，开赏花钓鱼燕，介甫(王安石)以知制诰预末座，帝出诗以示群臣，次第届和，末至介甫……其诗云：‘披香殿上流朱辇．太液池边送玉杯’。翌日，都下盛传‘王舍人窃柳词’。”王安石是否有意剽窃，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也在师法柳词。而师法柳词，在宋代不只王安石一人。据王灼《碧鸡漫志》载：“沈公述(唐)、李元景(甲)、孔方平(夷)处度(矩)叔侄、晁次膺(端礼)、万俟雅言(咏)皆有佳句，就中雅言又绝出。然六人者源流从柳氏来，病无韵。”苏轼自以为“自是一家”，但我们翻阅苏轼和柳永词集时。令人惊奇的是两家词竟然有很多相同或相似的词句或意象。如“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凤栖梧》，又名《蝶恋花》)“衣带渐宽无别意，新书报我添憔悴”。(苏轼《蝶恋花》)“江山如画，云涛烟浪翻输范蠡扁舟”。(柳永《双声子》)“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苏轼《念奴娇》)周邦彦慢词的章法结构，同样是从柳词中脱胎出来的。夏敬观先生早已指出：“耆卿多平铺直叙，清真特变其法，回环往复，一唱三叹，故慢词始盛于耆卿，大成于清真。”士大夫师法柳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柳词的传播，使“柳永热”变得更“热”。

北宋时期，一些士大夫文人对词存有偏见，以词为淫词艳语而加以鄙弃。他们往往把自己的词集称作“诗余”、“琴趣”、“长短句”、“乐府：’、“渔笛谱”等，如黄庭坚和晁端礼把自己的词集分别称作《山谷琴趣外篇》、《闲斋琴趣》。宋人魏泰记录王安石兄弟的一段对话便反映了宋人这一心态：王荆公初为参知政事，闲日因阅读晏元献公小词而笑日：“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平甫日：“彼亦偶然自喜为尔，顾其事业岂止如是耶!”时，吕惠卿为馆职，亦在坐，遽日：“为政必先放郑声，况自为之乎!”这种心态导致士大夫文人“偶尔作阋”或“诗词问作”。而柳永坚持自己的文艺创作道路，成为当时唯一的专业填词人。这些士大夫文人绝大多数是贵族词人，他们是贵族文化的代表。只有柳永独树一帜，高举庶族文化的旗帜，成为庶族文化的领军人物。

北宋时期，以勾栏瓦肆为主体的市咒娱乐场所特别多，活泼可爱的艺妓更是不可胜数，而最值得称道的是市井新声。那些词作必须与当时的市井新声结合起来，才能产生独特的韵律和性情，才能适应广大市民的文化需求。慢词是当时最流行的歌词，也是当时的市外新声。因此，作慢词数量的多少，就决定了词人在流行音乐市场的地位。柳永是北宋时期慢词数量最多的作家。我们不妨把与柳水(987—1053)同时代词人的词作作比较：张先(990—1078)有阋164首，其中慢词17首，晏殊(991—1055)有词137首，其中慢词3首，欧阳修(i007—1072)有词241首，其中慢词13首，而柳永有词213首，其中慢词125首。 其次是取决于柳永天资经历及其创作风格。首先柳永具有作词的天赋。据杨浞《古今词话》载：当时有无名氏《眉峰碧》词，柳永少读书时，遂以此词题壁，后误作词章法。一妓向人道之。永日：“某于此亦颇变化多方也。”然遂成“屯田蹊径”。可见，柳永少时聪颖，谙识音律，擅为歌词。其次是柳永独特的个性。柳永生长在封建的家庭，柳永兄弟三人，柳永最年幼。当时，其父亲柳权宜仕途奔波，经常离家在外，对柳永管教甚少。柳永童年时代的生活相对自由，加之柳永任性纵情，不顾礼法，便形成不羁的个性。有词为证：“旬日经游殊不厌，欲归回首更迟网”(《题中峰寺》)，“六六真游洞，三三物外天。九班麟稳破非炯。何处按云轩。昨夜麻姑陪宴。又话蓬莱沾浅。几回脚弄云涛。仿佛见金鳌。”(《巫山一段云》)第三是柳永一生不得志。柳水弱冠之年上京赴考，初试落第，后屡试屡败，开拓京师，及遍游汴京、临安、苏州等繁华都市，期问，柳水的家人因柳永的坏名声而中断柳永的经济供给。柳永为了生计和仕途，与妓女、乐工为友。为他们撰写歌词，赚点润笔费。直至中年更名柳永，方中进士。柳永曾经做过县令、电田员外郎等小官，但政绩一般，一直不得升迁。第四是柳词通俗易唱，符合市民的文化消费口味。由于柳永长时间生活在市升中．即使为官后，也体察民情，为民请命。所以，老百姓的生活他最熟识，老百姓的情感他最了解，老百姓的精神追求他最消楚。当时，新必的市民阶层在传统的文学范畴内没有一席之地，他们强烈要求有一种通俗的市民文学能适应他们的文化水平需要，反映他们的生活、思想和愿望，迎合他们的世俗情吠的审美理想。他书写的是市民的生活，演唱的是市民的心声。柳两的视野范围铺及社会各个层面，上自帝皇的“华夜醮连消曙，金殿霓旌笼瑞雾。”(《玉楼春》)，下至“算九衢红粉皆难比～。(《尉迟杯》)即使是歌妓词，他同情她们，反映她们的辛酸与不幸。柳永有时惦记歌妓的安康：“惯怜惜。饶心性，铰厌多病，柳腰花态娇无力。”(《法曲献仙音》)有时表达歌妓的痛苦：“万里丹宵，何妨携手同归去。水弃却、烟花伴侣。”(《迷仙引》)柳永笔下的妓女形象是千百万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市民的缩影。柳词一改唐代文人词高雅含蓄的风格，尽可能运用生活化、通俗化的语言来表达市民关注和喜爱的生活情调，柳词的语言往往是“明白而家常，细密而妥溜”。这样的词，歌妓喜欢唱，听众也听得明白，自然柳词也流行了。

柳永虽然聪慧过人，但是却在仕途上屡遭挫折，以至穷困潦倒。生活迫使它只能生活在社会底层，这也就为他了解普通百姓生活和歌妓的生活提供了条件和可能。因为这样，柳词变得大红大紫也就成为必然!概而言之，时代成就了柳永，柳永又创造了时代，柳词在传播中产生强烈的社会效应，赢得了千千万万的“柳迷”。

“柳永热”现象的出现，体现了新时期通俗文学与传统高雅文学分庭抗礼，标志着词的发展已经迈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两宋歌坛的文化沙龙上，不少贵族文人想在流行歌坛上争一席之位，亦纷纷开始改变自己的创作风格，将视野投向工会，投向市井生活。北宋时期的苏轼、王安石等文人师承柳永之前已述，南宋的辛弃疾、刘克庄等词人同样深受柳永创作风格的影响，词作表现出关注老百姓的命运，倾听老百姓的心声，反映老百姓的疾苦。如辛弃疾的《水龙吟》：“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表达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刘克庄《玉楼春》：“男儿北望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体现词人对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的鄙视及强烈的忧国伤时的情感。柳词不但对后世词人产生影响，而且对通俗文学，如诸宫调的产生、剧曲的形成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宋真宗时代，杂剧没有唱词，而柳永之后的宋杂剧就有唱词，之后金院本、南戏继承并发扬之，至元杂剧就达到异常成熟的阶段。而明清时代的主流文学戏曲和小说，都是在宋代通俗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而传统的诗歌，尽管当时流派众多，但无法抢占通俗文学的势头，诗歌最终成为点缀那个时代主流文学的绿叶。

总之，柳永在宋代文化转型的特定环境下，走平民化创作道路，重视吸收民间的艺术，不断开拓文化市场，成为当时最流行的词作者。北宋词坛并不是一支独秀，那些专营雅词者，其词作也在传唱。不过，与柳词相比，相距甚远。“柳永热”的出现，是社会文化的转型和市民文化消费意识的转变的必然产物，它将封建的贵族和士大夫的目光转移到红红火火的民间，引领他们走进民间，关注民问的民情，体悟民问的风情，歌唱民间的真情。正因为士大夫文人不同程度的参与，才使词摆脱“诗余”的从属地位，并成为雅俗共赏的新文化这种变化，促进了通俗文学的发展，为元曲和杂剧的繁荣和发展开启了先河。柳永在推动通俗文学的发展方面是功不可抹的。这也是“柳永热”给后世文学创作最重要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