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辽文学研究综述

据初步统计，1996—1997年两年间发表的有关宋金辽文学研究的论文和著作(以大陆为主)共1200余篇(本)，取得了丰硕成果。综观比较这些论著，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宋金辽文学受关注程度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宋代文学照例受到广泛关注，研究人员队伍稳步扩大，研究深度和广度都较前几年突出，发表、出版了一大批优秀论文和专著，呈现出一片喜人景象。与宋代文学研究相比，金代文学研究则沉寂得多，只有少数知名研究者在其中辛勤耕耘，论著成果也大大少于宋代文学研究成果。至于辽代文学研究，涉足问津者更为寥寥，论著亦屈指可数，显得相当的滞后。二是研究格局的不合理。无论是已蔚然成风的宋代文学研究，还是初具规模亟待加强的金辽代文学研究，都存在着一个研究格局不合理的问题。以宋代文学研究为例，由于各种文体本身的特性、历代研究成果的大小和当今研究风气的影响以及研究者个人的文学观念、审美倾向的差异等因素，使得学人们对各种文体的重视和研究实践，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可避免地导致和造成了研究格局的差异和不合理。这两年的宋代文学研究中，宋诗、宋词、宋文等的受关注程度就明显高于话本、戏曲、赋等其他文体。即便是同一体裁，研究最多的也大都是那些大家的名作。前几年掀起的重视研究中小作家的良好风气，现在却没有得到发扬，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现象。要打破古典文学研究(包括宋金辽文学)的不合理格局，使之趋向科学、合理，就应该在着墨于大家、名作的同时加强对中小作家、作品等的研究，有所侧重，但不应过分偏颇。这是两年间研究状况给我们的启示和警醒。另外，研究手段和方法的开拓与尝试也是本期宋金辽文学研究的特点之一。为适应信息化时代的需要，研究者们除了运用传统的方法研究宋金辽文学之外，还不断探索和尝试运用新的工具，从新的角度来研究文学。如王兆鹏教授以计算机为工具，尝试运用统计定量分析的方法研究宋词，〔1〕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再如钱志熙教授主张从生命的角度研究文学〔2〕等等，颇值得注意和借鉴。这些极具创见的新方法、新手段，为今后的古典文学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可以想见，随着新方法的开拓运用和研究的深入，必将使古典文学(包括宋金辽文学)研究面貌焕然一新。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这两年的宋金辽文学研究论文中，出现了一些低质量低水平甚至重复研究的作品，凸现了某些研究者理论功底不扎实，专业知识不深厚，视野狭窄，交流稀少等弊端。针对这种不良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扬忠先生在一次全国古代文学研究现状的衡估与思考的研讨会上指出，要真正搞好古典文学研究，理论修养和旧学功底缺一不可〔3〕，可谓振聋发聩，及时警人。 以上初陈梗概，对两年间宋金辽文学研究的特点和存在问题作了简要介绍，下面具体来对这些研究状况作一综述，以期给读者一个完整而清晰的印象。 一、宋代文学研究 本期的宋代文学研究总的说来成就较大，同时也呈现出若干的不均衡性。为便于叙述，遂分为诗、词、文、话本等方面进行介绍。至于诗论、词论、文论等研究成果，分别融于诗、词、文等的叙述中，除严羽诗论外，不单独标目。此外，两年间出版了多部专著，影响较大者亦择其精要而述之。 (一)宋诗研究 在这两年的宋代文学研究中，宋诗和诗论占了很大的比重，发表了一批立意新颖，视角独特，材料翊实，论证充分的论文和专著，内容涉及到宋诗与文化、理学的关系，江西诗派、江湖诗派，欧、苏诗歌美学思想，严羽诗论等诸多方面，成就斐然。 宋诗与文化、理学的关系，是长期以来学人们探讨的一个老问题，近年来尤为热门，经过这两年的研究，又取得不少成果。卢斯飞《寓物说理而不腐——谈朱熹的哲理诗》〔4〕一文，通过对个体诗人哲理诗的评述来说明宋诗好说理、好寓理的特点。卢文认为，理性是艺术的基本属性之一，它蕴含在历史上各种艺术形式的优秀作品之中。南宋是理学盛行的时代，理学家常常运用诗歌的形式来说明道理，形成宋诗不同于唐诗的一道独特的景观。朱熹是其中成就最为突出的一位。从他的大量哲理诗中，可以看出他的宇宙观、人生观和对道德修养的见解以及治学方面的体会。“寓物说理而不腐”，至今仍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陈新璋《欧阳修的唐诗观及其影响》〔5〕一文阐释了欧阳修的唐诗观及其对北宋诗学的历史影响。认为欧阳修推崇韩愈及中晚唐诗的用意在于抵制西昆习尚，开创有宋一代诗风。他推崇李杜诗歌，但并无扬李抑杜之说。后人以为欧阳修将李杜分出优劣，是不符合他的本意的。虽然欧阳修的唐诗观并不系统和全面，但对北宋诗学起到了引导的作用，滋养了一代的诗歌学者，对宋代诗风的形成，贡献尤大。此外，在这方面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周裕锴的大著《宋代诗学通论》〔6〕。新时期的宋代诗学研究取得了不少进展，但就整体性和纵深度来看，还是落后于唐代诗学的研究，尤其是宋代诗学实际上所取得的成就与其历史地位极不相称。《宋代诗学通论》可以说是打破了对宋代诗学缺乏整体研究的局面，全面建构出宋代诗学的理论体系。全书共分诗道、诗法、诗思、诗格和诗艺五大篇，各篇的许多章节，也都是按照宋代诗学原有的范畴和重要论断来设置的，基本上反映出了宋代诗学的面貌。作者是把宋诗学看做是宋型文化的折光而整体论述的。他认为，宋诗学的每一个命题，都与宋型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宋代诗学通论》试图从理论范畴的角度，横向剖析宋学的各个层面使宋代的文化精神在宋诗学中得到更鲜明更自觉更集中的体现。《通论》作者走出误区，肯定宋型文化、宋诗、宋人的诗性智慧为追求的目标，所采取的历史态度是可取的，借用西方诗学的某些范畴来阐释古典诗学的探索方法也是正确的。应该指出的是，作者虽然重视“宋型文化”对宋代诗学的影响，但对于宋型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对宋诗与禅学的关系，缺乏论述。不过白玉微瑕，《通论》仍不失为一部宋代诗学研究的力作。胡明《关于宋诗》〔7〕一文，可以说是为世纪末的宋诗总体研究暂时划上了一个句号。文章就历来对宋诗的界定、质性、评价等关键问题的论争和对宋诗的门户、流派、源流等关键人物的评价入手，全面考察了各种观点，通过分析比较，辨伪去诬，厘清了种种似是而非的说法。他认为，宋诗，不仅仅是指宋人写的诗，准确的说是一种独特的“宋调”，它具有“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无情无所不畅，于景无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的特征。真正的“宋诗”是在宋初六、七十年后，“白体”、“西昆体”、“晚唐体”相继退出诗坛，沿王禹称，梅尧臣到欧阳修始露出面目，直至王安石、苏轼和黄庭坚等三大家走上诗坛，宋诗才瓜熟蒂落，真正形成。对于宋诗的三个关键人物王安石、苏轼和黄庭坚，胡文均做了具体分析，以苏轼为例，他谈了三点：1.苏轼人大格高，可谓双绝。其诗特点如赵翼所言：“大放厥词，别开生面。”诗中好用典、好用书、好显才学、好负材力、好逞辨博。其二，以一人之力打通文一诗一词三界，可谓空前绝后之举。其三、苏轼同王安石一样，诗才连带诗体及身而绝，门下文士虽多，终无一个能承其嫡传，探其真髓。另外，胡文对江西诗派，江湖诗派，理学派等作了概要论述，对宋诗的两个历史必然(兴盛的必然和衰落的必然)作了详尽分析，并对其文化走向作了合乎理性的预测。这篇文章是本期宋诗研究论文中不可多得的优秀之作。 关于宋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历来褒贬不一，聚讼纷纭。台湾成功大学教授张高评先生在其专著《宋诗之新变与代雄》〔8〕一书中，从新变代雄的角度回答了宋诗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和贡献。这种思想观点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自序《新变代雄与宋诗之文学史地位》一文中。张文认为，革故鼎新，消长相因，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哲学思潮，是文化的深层结构，投射到文学上，就呈现出“诗文代变，文体屡迁”的客观事实。宋人生于唐人之后，虽不能越过横亘在面前的唐诗高峰，但宋人善于新变，其学古变古之道，在形式上作选择、琢磨、添加、改换；批判性继承外，在内容上又做建设性之嫁接、交融、借鉴、整合，故能“创前未有、传后无穷”。变唐贤之所已能，发唐诗之所未尽。这样，不但突破动摇了唐诗塑造的诗学本色 而且又系统地建构了宋调的新典范。标新求变、“自成一家”之宋诗，足以与唐诗相颉颃。这固然是“诗文代变，文体屡迁”的内在衍化，更是一代学风思潮的具体反映。为了更充分地证明宋诗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文章作者还引用了胡适、钱玄同、陈独秀、赵铁寒、吴小如等对宋诗的有关论述，进一步明确了宋诗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的仅次于唐诗的地位。文章旁征博引，论证充分，廓清了一直以来人们对肩负传承，勇于开拓，又影响深远的宋诗所存在的无谓的错会与偏见。 本期内，有关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研究论文不少，其中有两篇值得注意。一是凌佐义的《黄庭坚诗学体系论》〔9〕，一是刘德重的《宋代诗话与江西诗派》〔10〕。对于黄庭坚诗歌理论的研究，从本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经历了两个转变，一是由否定到肯定的转变，一是由简单到全面的转变。所谓简单到复杂的转变，凌文认为是指论者不再停留于“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不“怒邻骂座”等问题上，而是对黄庭坚的诗法，他的审美理想等诸多方面有了新的研究，范围大大地拓宽了。作者指出，黄庭坚虽然没有建构一部诗歌理论的专著，甚至也没有一篇诗歌理论的千字文，但是在他的题跋、序文、诗歌、书札之中存在着的关于诗歌创作和鉴赏的大量信息，略加梳理，便可以构成一个诗歌体系。作者分之为本体论、诗人论、作法论、风格论和鉴赏论等五部分，并对每一部分均进行了翔实的分析论证。其中，本体论包涵诗与情、情与物、诗的效用，诗美问题，最能代表黄庭坚对诗的本质的认识。诗人论包括养根治性、做不俗人、师承古人、师友学习等方面，诗品出于人品，不俗的人才能做出不俗的诗来，这些便是黄庭坚的诗人论。黄庭坚的诗歌创作论，包括他对创作思想与具体诗法的论述，是其诗歌理论中最为丰富的部分，主要有创新论、章法论、句法论和无法论等等。关于风格论，作者认为，黄庭坚对于诗歌风格的审美不拘一格，大致有两类审美理想：平淡而山高水深和出尘拔俗的远韵。前者是黄庭坚的风格主张，也是他一生的追求。后者对“韵胜”的追求是黄庭坚艺术思想之极致。对于诗歌鉴赏，黄庭坚也作了探索，有一套行之有效的鉴赏方法。黄庭坚的诗学体系，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凌佐义这篇遗作从总体上对之进行了理论分析和概括，是本期内研究黄庭坚诗论的典范之作。 刘德重的《宋代诗话与江西诗派》一文，也是别开生面之作。作者认为，宋代诗话之所以能迅速地发展，兴盛，并在诗歌理论批评上取得高度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诗话本身的随笔体形式吸引众多诗人和批评家乐于采用外，宋代诗坛的风气、江西诗派的形成以及围绕江西诗派展开的探讨和论争，是促使宋代诗话发展，兴盛的一个十分重要和直接的原因。此外，查清华《江西诗派“不问兴致”辨》〔11〕，白政民《黄庭坚的禅家思想及禅宗对其诗歌的影响》〔12〕，梅俊道《黄庭坚后期诗作平淡简放的艺术追求》〔13〕等等，都是研究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论文中可圈可点的优秀之作。 本期的文学理论(诗论)研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除前面所述《宋代诗话与江西诗派》外，苏轼的诗论，欧阳修的诗论，梅尧臣的诗论等，都有专文论及。尤其是对严羽与《沧浪诗话》的研究，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较以往大得多，研究者们不再仅满足于就事论事，也不囿于研究《沧浪诗话》的某一方面，而是把它们放在更广阔的空间里，系统地进行研究。这里有两篇文章值得一提，一是庄锡华的《严羽与诗话风气》〔14〕，一是童庆炳的《严羽诗论诸说》〔1 51。庄文认为严羽的《沧浪诗话》的出现，是诗话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将以前诗话从率性而发的玩物提升为封建时代文人实现自身价值的“立言”，诗话成了作者修养的告白和诗学理想的展示，大大提高了诗话的学术品位。在行文上，《沧浪诗话》一改宋诗讳言是非，以资闲谈的风貌，紧贴诗歌创作实际，敢于臧否时弊、直面诗坛，凸现了诗话作为一种诗评文体的批评功能，为后代的诗话创作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本。此外，它力图改变诗论的随意性，以独特的叙述方式，完备的体例，较大的规模，建立起一套完整、规范的诗学语言，极大地改变了诗语的旧观，对宋以后诗话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童文也认为，《沧浪诗话》的出现，是宋代一百多部诗话中系统最为严密、理论最为深入，影响也最为巨大的一本诗话。它的最大特点是“以禅喻诗”，目的是想通过禅与诗的类比，暗示诗的本质与禅的本质的相通，诗的创作与参禅过程的相通。特别是他的以禅喻诗具有明确的针对性，提出了“别材”说，“别趣”说，“兴趣”说和“妙悟”说，揭示宋诗的流弊，推进诗学的发展。作者为了说明这一点，分别从上述三个方面对严羽诗论进行了梳理论证。 (二)宋词研究 统计显示，历年来的宋代文学研究中，宋词研究的繁荣兴旺为其他文学体裁所不及。这两年的宋词研究也不例外，仍旧保持着强劲的势头。纵观本期内的宋词研究，较之往年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和特点，或承以往余绪，对宋词的分期分派进行探讨论争；或扩大领域，加强对俗词，中小词人及词等的研究；或放开手脚，将宋词置于宏观的文化大背景中加以考察；或躲进小楼，孜孜不倦地探寻着词本身的文化物质等等，下面具体分述之。 关于词的特质。词的特质和审美特质是什么，这虽然是早已解决并形成定论的问题，但总觉得有一些未尽之言，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故依然还有论者就此发表论文进行探讨。谢桃坊的《词为艳科辩》〔16〕一文对词的特质是否是“艳”作了考辨。指出，“词为艳科”一语并非出自古人之口。而是出自胡云翼先生于1926年出版的《宋词研究》中关于宋词基本内容所做的理论概括，这是中国词学史上第一次出现“词”为艳科的观念，虽已成为现代词学的重要观念，但仍有辨析的必要。通过对词的历史发展的考察，作者指出，“词为艳科”是宋人不自觉地意识到的，胡云翼对词体文学的体性特点所作的概括，是有历史和现实依据的，较能恰当地说明宋词题材内容的基本情形。他同时又强调，“词为艳科”与文学价值判断不属同一范畴，它仅仅是传统的文学体性的判断。词以艳丽为本色、或以婉丽为正宗，这是词史已经表明的事实，一味争论正宗或别调的历史地位是没有必要的。谢文的意义在于，它可以使我们能够辨证，历史地看待“词为艳科”的内涵，不再轻易挑起无谓而偏颇的争论。在这一点上，杨海明的《试论唐宋词的“以艳为美”及其香艳味》〔17〕一文与谢文遥相呼应，如果说，谢文是以理性的眼光来辨证、客观、冷静的分析的话，那么，杨文则或多或少地带上了些许感性色彩，认为“以艳为美”不仅仅是一种题材和风格特色，更重要的是一种审美心理。是唐宋词所提供给读者的一种最摄人心魄最沁人心脾的审美新感受，可谓标新立异，别出心裁。 雅俗之辨是两宋词坛一个显著而复杂的词学现象，几乎贯穿两宋始终。究其实质，实则是审美心理和审美观念的不同所致聂安福著文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分析探讨，在《两宋词坛雅俗之辨》〔18〕中作者指出，雅词主要是指言情之婉雅，言志之骚雅，与俗词之俗相对应，而原本俗文学的词体进入宋代之后，在高雅的文化氛围和审美风尚之中经历不同阶段不同层面的雅俗分歧而渐趋雅化，言情而求其婉雅，言志而求其骚雅，是两宋词坛雅俗辨的基本倾向，也是两宋雅正词学观对词体创作的基本规范。 关于唐宋词流变史。唐宋词史的流变过程中，少不了一些里程碑式的人物出现，研究这些里程碑式词的词作，可以从总体上把握词史流变的历程，挖掘总结其规律。在这方面论文中，王兆鹏《宋词流变史论纲》〔19〕和王洪《试论唐宋词发展史上的五个里程碑及其词史意义》〔20〕两文在体例和结论上可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王兆鹏《论纲》以代表作家为纲，对宋词的发展流程作了概括和总结，认为柳永发展了词体并以创调之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苏轼进一步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开拓了词的艺术境界；周邦彦注重词的艺术结构，使词的艺术规范得以提高；女词人李清照异军突起，用日常生活中的平常语表现复杂微妙的情感心态，而辛弃疾以其杰出的创造成就，使词体在文学中的地位得以最终确立。稍后的姜白石则移诗法人词，使词的语言风格雅化和刚化，从柳永到白石，几个里程碑式的人物赫然屹立在两宋词坛，他们的词作，代表了词史发展的方向，切合了时代审美潮流发展的趋势，构成了多姿多彩的宋词流变史历程。王洪之论基本与王兆鹏《论纲》暗合，不作赘述。 关于俗词创作，宋人作词、以雅相尚。柳永不避俚俗，大量创作“词语尘下”的俗词，遭到纷纷指责，使得宋词的创作变得愈来愈雅，俗词创作虽然愈来愈少，但并未绝迹。北宋末年，世风大变，为俚俗词的创作提供了新的环境和土壤，俗词创作再度蓬勃发展，形成空前绝后的创作盛况。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北宋末年的这种俗词创作现象始终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成为词史和文学史编写中的一个空白点。诸葛忆兵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发表了这篇《北宋末年俗词创作论略》〔21〕的论文，对北宋末年俗词创作蓬勃兴盛的原因及创作情况作了详细介绍，填补了词史研究中的这段空白。 关于宋代词论。词论研究一直是个热门话题，这两年也不例外。共发表词学论文数十篇，涉及到词学理论，词学批评等诸多方面，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成果。杨海明的《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的“现代化”进程》〔22〕一文，颇为引人注意。该文站在历史的高度，对20世纪词学的研究历程作了一番全景式的描述、梳理。作者认为，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是伴随着词创作而产生的，纵观本世纪前的词学批评和词学理论，其重要内容之一是有识之士运用各种方法，通过各种途径来抬高词体的理论努力和理论建设。到了本世纪初，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还基本停留在板结凝固和缺乏现代色彩的状态，更勿谈有重大的突破和全新的建树。有些作者强调，只有借助于外来的旧思想和新观念的引进消化，才能够促使传统的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发生巨大而深刻的“新变”。作者从宏观上描述了20世纪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的现代化转换和进程，总结出了两点经验：第一，词学研究的进步，是跟随着时代的步伐一起向前的；第二，词学的研究不断“新变”，它与中西文化的交流密切有关。展望前景，我们有理由相信，下一世纪的词学研究(特别是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必将得到更大更快的发展。遵循“背靠遗产，面向现在和将来”的原则，进一步加强词的本体研究、宏观研究、多元化研究和“活文化”研究，词学研究者们就有信心将21世纪的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陈忻《论唐宋诗词意境的“虚”与“实”》〔23〕认为，意境应当是诗歌的生命所在，优秀的诗词必有意境，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真”乃意境之骨，其外在的表现方式可分为两端，即“虚”与“实”。关于意境中的“实”，作者认为包括三种情况，1.描摹自然的纯写景之作。2.不假衬托渲染等手段，用议论的笔法明白无隐地抒发作者对事件、人物的态度和观点，变即所谓直抒胸臆、直陈观点。3.客观地叙事，在叙述中表现作者的爱憎，词中以柳永为代表。关于意境中“虚”，文章认为有五种方式。1.情景交融、以景传情。这类作品在诗词中最为普遍。2.点到即止，味余诗外，在冷静客观的笔调中，让读者去体会言外之意，弦外之音。3.情理相融、内外双层。即如刘熙载所言：“词之妙、莫妙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 (《艺概·词曲概》)。4.意象的组合。5.比兴寄托的咏物之作等等、针对论者常常认定“虚”与“实”的一端，而否定另一端的做法。作者强调指出“实”与“虚”并非一个单纯的写作手法问题，它与作者的审美观、创作观及所处的时代环境和作者个人的气质个性等因素都有密切的关系，而不能简单地以评论者个人的好恶来判定其高下优劣。 关于宋词作家作品研究，成为焦点对象的还是那些大家、名作，如苏轼、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姜白石、吴文英等。此外，张先、王安石、贺铸、陈与义、陆游、周密等人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至于那些中小作家，研究他们的人就很少很少了，这无疑凸现了研究格局的不合理与偏颇。 苏轼一直是现当代古典文学研究关注的焦点。在这两年的1200多篇研究论著中，苏轼文学研究论文约140多篇，而且涉及面相当广泛。在本期内研究论文中，侯怡敏《苏轼文学研究述略》〔24〕就是一篇总结性文章，它回顾了本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以来苏轼文学研究的进展，根据各个时期的主要特点，将其发展历程大致分为五个阶段，并着重介绍了90年代学者们运用新方法，从新的角度对苏轼人生观、文艺观及其诗、词、文、赋等诸多方面进行研究的主要成果。吴帆《试论苏轼词的审美体式》〔25〕指出，苏轼的词继承了婉约词三派的传统的表现手法，又兼容了诗的表现手法，创造和丰富了词审美体式。苏轼体式虽然庞杂，但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以下诸式：即英雄、美人——映衬式；人生、思索——哲理式；飞天、游仙——求索式；叙事、议论——散文式和隐括式、俳体式、对话引语式等等体式。这些词的体式，丰富了词的表现力，使词空前繁荣，走向鼎盛。王洪《论东坡词的“雅化”及其对词史的影响》〔26〕认为，苏词的本质意义是对词的“雅化”。苏轼批评柳永并非针对“婉约”，而是针对“词俗”。苏词的意义，是对柳永俗词的反拨，并奠基了词体雅文化的殿堂。而他“以诗为词”的本质是引诗之雅改造词之俗。“雅”的内涵已由唐之前社会功利性极强的“言志”转变为士大夫以归隐为中心的精神宣泄。苏词以其题材之雅，境界之雅，艺术之雅完成了对俗词的改造，其影响上自秦、周而下达姜、吴。在词史上影响深远。此外，冷成金的《苏轼、朱熹文艺观之比较》〔27〕，马银华的《一蓑烟雨任平生——论苏轼的人生哲学与文学创作》〔28〕，朱靖华的《天地精神境界——评苏轼岭海时期的人生反思》〔29〕等论文或从文化方面，或从哲学方面，或从其文艺观点方面来对苏轼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成果可谓大矣。 本期内，学者们继续给予了周邦彦以极大的关注，对周词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以及在词史上的地位等多有论述。曹章庆《论周邦彦羁旅行役词的感情心态特征》〔30〕运用心理学批评的方法，指出周邦彦的羁旅行役词表现出两种比较突出的情感心态。一种是追忆心态，其特点是在仕途受挫后，返回内心，一步三回头，默默地咀嚼着过去美好的情景，以作心理补偿。一种是悲抑心态，它往往不是直接地宣泄心头的悲苦寂寞，而是把它埋藏心底，强行抑制，造成一种回环曲折、沉郁顿挫的特点。两种心态融合在一起，表现了一个品行正直、性格软弱的知识分子在宦海沉浮中痛苦挣扎的灵魂。周邦彦的羁旅行役词音蕴丰富深厚，具有较高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刘崇德《关于郑文焯批校本〈清真传〉》〔31〕和蒋哲伦《王国维论清真词》〔32〕二文，通过评述郑文焯，王国维研究清真词的观点，方法和成果，达到对清真词特点和价值的认识。这样的论文体例不仅可以使我们领略到郑、王二人的文学观点，也能认识到作者的文学观点和审美倾向，可谓一箭双雕了。关于清真词艺术特色和文化内涵的研究论文，还有李扬的《清真词集大成说探讨》〔33〕，戴建业的《清真词概论》〔34〕，徐定晖的《周邦彦“结北开南”的词艺成就》〔35〕等等。

〔1〕参见王兆鹏、刘尊明《简谈宋词繁荣昌盛的“量化”标志》，《古典文学知识》1996年第5期。 〔2〕参见钱志熙《论中古文学生命主题的盛衰之变及其社会意识背景》，《文学遗产》1997年第4期。 〔3〕参见刘扬忠《研究者要重视理论》，《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 〔4〕《语文学刊》1996年第2期。 〔5〕《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6〕巴蜀书社1997年版。 〔7〕《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 〔8〕《阴山学刊》1997年第3期。 〔9〕《九江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 〔10〕《上海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 〔11〕《九江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 〔12〕《人文杂志》1997年第1期。 〔13〕《中国韵文学刊》1997年第1期。 〔14〕《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15〕《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16〕《文学遗产》1996年第2期。 〔17〕《齐鲁学刊》1996年第5期。 〔18〕《中国韵文学刊》1996年第1期。 〔19〕《湖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 〔20〕《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21〕《北方论丛》1997年第2期。 〔22〕《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 〔23〕《重庆师院学报》1997年第3期。 〔24〕《中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3期。 〔25〕《长白论丛》1996年第6期。 〔26〕《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27〕《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3期。 〔28〕《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 〔29〕《新东方》1996年第6期。 〔30〕《广西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31〕《河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32〕《文学遗产》1996年第1期。 〔33〕《辽宁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 〔34〕《高等函授学报》1996年第5期。 〔35〕《湖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36〕《上饶师专学报》1996年第4期。 〔37〕《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38〕《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39〕《贵州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40〕《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第4期。 〔41〕《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 〔42〕《吴中学刊》1996年第1期。 〔43〕《抚州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 〔44〕《江海学刊》1996年第4期。 〔45〕《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4期。 〔46〕《苏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47〕《江海学刊》1996年第1期。 〔48〕《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49〕《中山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50〕《社会科学研究》1997年第1期。 〔51〕《中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4期。 〔52〕《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4期。 〔53〕《临沂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 〔54〕《文史哲》1997年第3期。 〔55〕《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56〕《天府新论》1996年第6期。 〔57〕《宁波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58〕《四川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59〕《文学遗产》1997年第3期。 〔60〕《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61〕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 〔62〕《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1期。 〔63〕《文学遗产》1996年第6期。 〔64〕《社科纵横》1997年第2期。 〔65〕《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66〕《海南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67〕《晋阳学刊》1997年第5期。 〔68〕《嘉应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69〕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 〔70〕《文学遗产》1996年第3期。 〔71〕《学术月刊》1996年第5期。 〔72〕《山西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73〕《文史哲》1996年第2期。 〔74〕《民族文学研究》1997年第1期。 〔75〕《古典文学知识》1997年第5期。 〔76〕《社科战线》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