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芥川龙之介文学创作中的中国元素解读

论文关键词：芥川龙之介；新思潮派；文学创作；反自然主义文学；中国元素

论文摘要：芥川龙之介是日本新思潮派最杰出的代表作家，他集新理智派和新技巧派文学特征于一身，无论是在对人物的心理描写还是在叙事技巧的构建上，都可谓匠心独运，构思缜密。解读芥川龙之介文学创作中的中国元素是研究日本近代文学的重要课题之一。

日本中短篇小说家芥川龙之介是一位天才型作家，其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经过苦心的雕琢和推敲，意旨幽深，立意精辟，文采清俊，修辞美妙，特别是对人性的刻画人木三分并富有张力，作品充满思想性、智慧性和巨大的感染力，代表了日本近代文学创作的最高美学成就及艺术品位。在芥川龙之介的文学创作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就是中国元素对其创作的影响。

一、芥川龙之介创作中的中国文学思想之成因

芥川龙之介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并不是一帆风顺，他生于东京，本姓新原。但因母亲精神失常、父亲再婚等原因，从小被其舅父芥川道章收养，改姓芥川。芥川家世代在将军府任文职，明治维新后，养父在东京府任土木科长，养父母精通琴棋书画，家庭有浓厚的传统文化艺术气氛。芥川自幼就受到中日古典文学的熏陶，在养父一家的影响下，尤其喜欢中国古典作品，在童年时代他就被悠久的中国历史和璀璨的文化所吸引。他读了很多中国的古典小说，并从中认知、了解中国。芥川龙之介大学时代主攻英文，但最为拿手的却是汉文。他在念小学时便读了《水浒传》、《西厢记》，中学时代又读了《聊斋志异》、《金瓶梅》和《三国演义》，并喜欢汉诗。这些不仅使他具有较高的中国文学与文化修养，而且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他的“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情愫”。中国的文学与文化对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乃至艺术观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在他的文学创作中都有所表现。“自1914年到1927年的文学创作中有12篇是取材于中国。具体有《酒虫》、《仙人》、《奇遇》、《黄粱梦》、《英雄之器》、《杜子春》、《尾生的守信》、《秋山图》、《掉头的故事》、《南京的基督》、《湖南的扇子》、《女体》，在这l2篇作品中，大多数取材于《聊斋志异》、《剪灯夜话》等。”

无论是西方材料还是东方材料，芥川龙之介都能驾驭自如，以其奇拔的方式表现出来，抒发其个人对于人生的感悟及艺术情怀，给予古典文学以现代意义。芥川龙之介涉足文坛之时，正是日本早期无产阶级文学席卷全国，反自然主义文学蓬勃兴起之时。小牧近江等人创办的《播种人》杂志让无产阶级文学在日本切实地发展成为时人关注的焦点。《播种人》不同于以往的社会文学和劳动文学，明确提出反战、反军国主义的口号，旗帜鲜明地支持俄国十月革命。《播种人》是以文学为中心，具有高度思想性、观念性和政治色彩的进步杂志。在这种文艺思潮的冲击下，芥川龙之介以冷静的旁观者的眼光来审视各种文学观，在对待无产阶级文艺方面，他不象艺术至上者那样完全否认文学的政治价值，他曾说过：“我在气质上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在人生观上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政治上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1921年(日本大正十年)3月19日，芥川龙之介做为大阪每日新闻社的海外特派员从东京出发，开始了他四个多月的中国视察旅行，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这也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一个愿望。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正处于一种政治上被压迫、军事上被占领、经济上被掠夺的境地，最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更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当时面临着非常严重的灾难。芥川龙之介来中国时正是上海各界为反对北洋政府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勾结，举行罢工、罢市、罢课运动之时。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芥川龙之介来中国的目的不能不说是政治高于艺术。

芥川龙之介可以说是和中国学者接触较多的日本作家之一，他利用旅行之便去拜访了一些当时著名的政治家、学者。在上海见了章太炎和李汉俊，在北京见了胡适等人。与章太炎等中国知识分子的见面，使芥川龙之介了解到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忧虑和思考，这是芥川龙之介在日本时所不曾考虑过的，同时也对他日后的思想观念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这在作家后来所写的随笔《僻见》(1924年3月至9月)一文中就道出了对章太炎的崇敬之意：“我在上海的法国租界拜访了章太炎先生，在悬挂着剥制的鳄鱼皮的书房里，与先生探讨中日关系。那时先生讲述的话语，至今仍在我的耳边萦绕。难以忘怀。——‘我最厌恶的日本人是讨伐鬼之岛的桃太郎。对于喜欢桃太郎的日本人，也不能不说有些反感。’先生的确是位圣贤之辈。我时常听到外国人嘲笑山县公爵，赞扬葛饰北斋，痛骂涩泽子爵，但是，还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日本通像章先生这样一箭射向自桃而生的桃太郎。且先生此箭之真理胜于任何日本通的雄辩。”瑚章太炎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潜藏在日本民族血液中的侵略性，并指出自己对于日本的不满情绪。正是这次谈话芥川龙之介受到了章太炎言论的影响，后来创作了反战小说《桃太郎》。二十年代的中国正是反日爱国情绪高涨之时，中国就象一头沉睡多年的狮子，正处在一种黎明前的朦胧状态中，举国上下在血腥和硝烟的恶臭中混杂着民众愤怒的呐喊。在这呐喊声中芥川龙之介似乎感觉到日本知识分子和中国紧密相关的宿命。

二、二十年代的中国让芥川龙之介走出梦境

在芥川龙之介的文学创作中短篇小说最为著名，其题材广泛，内容新颖，语言简练，寓意深刻，脍炙人口。《上海游记》(1921)、《将军》(1922)、《桃太郎》(1924)、《河童》(1927)等作品是作者回日本后所写的游记和短篇小说。作品都从侧面反映出了当时芥川龙之介心中的中国印象。作者通过具有普遍性的典型人物和矛盾冲突，非常鲜明地反应了那个特定时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并提出了对战争的思考。在《上海游记》中芥川龙之介并没有像很多中外作家那样站出来慷慨陈词地正面批判，而是回避了当时人们所目睹的那个沸沸扬扬、错综复杂的场面，他对二十年代贫困的中国和动乱中的上海没有做任何正面的理论上的评论，而是从人和物人手，通过旧上海的风土人情和所见所闻细腻地再现了当时的情景。芥川龙之介很早就偏好超现实的、怪异的东西，同时具有重视形式和格式、拘泥于琐碎小事的生活态度，这自然也对其作品风格形成有所影响。在文体上他吸收西方小说文学结构样式，平衡了“自我”的“写实”与“虚构”的“创作”之间的矛盾，开创了独树一帜的文学叙事形式。

由于芥川龙之介自幼就受到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他想像中的中国是那么美好、到处充满诗情画意、莺歌燕舞。可是当他一踏上中国这片土地，映人眼帘的却是掠夺、欺压、贫困、肮脏、落后……作者用一双严厉的观察家的眼睛审视着这个被欧化了的上海。他发现在这个列强主导的上海有很多矛盾之处。在大众公园(现黄浦公园)的门口立着一块看牌，上面写着“中国人与狗不准入内”。在《上海游记》第十二章《西洋》中作者这样写到：“那个公园很有意思，外国人进去可以，中国人一个都不能进去。而且还叫‘大众公园’命名真是妙极了这块让中国人悲愤万分，饱受莫大污辱的牌子，在芥川看来难道就真是“妙极了”吗?回答是否定的。在这里芥川龙之介并没有像很多中外作家那样站出来慷慨陈词地进行正面批判，而是使用了这种辛辣、讽刺、诙谐的方法来激起当时对现实社会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的中国老百姓的觉醒、愤怒和抗争。

在《上海游记》第四章《第一瞥》(下)中作者这样描写到：“英国水兵连的大兵在舞厅门口因为喝醉酒而打落卖花老太婆的花篮，老太婆嘴里一边叨咕着什么一边捡着玫瑰花，就在这时水兵们用脚践踏着那些散落在地上的玫瑰……我马上站起身，我们的脚下也点点滴滴地踏着零乱的玫瑰，我向门口走去……”在这里作者首先把卖花老太婆遭到英国水兵欺辱的一个场景真实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英国水兵——象征欧洲人的群体，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中国的土地上欺负一个中国老百姓，被他们打落在地上的美丽的玫瑰花——象征美好的东西，可以任意地他们被践踏。随之而来的还有东洋人……作者本人作为一个东洋人他并没有掩饰或袒护自己的民族，而是通过具有普遍性的典型人物和矛盾冲突非常尖锐地指出了在那个特定时期中国的社会现状，反映了中国当时社会所呈现的纷繁复杂的面貌。 据增田涉回忆，鲁迅曾对他说过：“芥川龙之介写的游记中讲了很多中国的坏话，在中国评价很不好。但那是介绍者(翻译者)的作法不当，本来是不该急切地介绍那些东西的。我想让中国的青年更多读芥川的作品，所以打算今后再译一些。”拍鲁迅这段话的意思是中国的青年并没有真正地懂得芥川“坏话”的含义，他想通过自己的翻译让中国青年更多地了解芥川龙之介的写作方法和思考问题的方式。

如果读过芥川龙之介从中国旅行回到日本三年后所创作的短篇小说《桃太郎》(《寸、／尹——每日》1924年7月1日)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作者的意图。桃太郎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化身。关于这点，日本作家桑原三郎写到：“芥川的《桃太郎》所隐喻的是横行霸道的侵略者在鬼岛上进行了非人道的烧、杀、掠、抢之后，鬼们奋起报复，使他们不得不生活在一种坐落不安、无法摆脱的地步。这个结果正说明了这是一篇象征着日本帝国主义末路的短篇小说。”

从以上作品中不难发现作者非常擅长利用过往的材料，再加以近代人的巧思妙想、合理地剖析、解释现实和人生中存在的问题并给予现代意义。《桃太郎》、《将军》、《河童》等作品可以说是芥川龙之介到中国旅行后的新思考，当然也不排除芥J7i龙之介当时受到无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可能性。通过这次中国之旅，芥川龙之介改变了头脑中对中国古典的印象，使他对中国有了一个全新的真实的认识。

三、芥川龙之介作品中的理性思考

“文学就是用语言来创造形象、典型和性格，用语言来反映现实事件，自然景象和思维过程。”芥川龙之介有着丰厚的历史知识和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他一直追求用东、西方的文艺精神来营造自己独特的艺术世界，并进而选择了以历史小说这一形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其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部分是武士、平民、盗贼、乞丐，以及狐狸、天狗、鬼怪等等，作者以这种表现形式来追求精神的革命。如《罗生门》、《鼻子》、《芋粥》、《地狱变》、《莽从中》、《六个宫姬》等一系列小说，正像叶渭渠先生所说：“它们大多采用历史上奇异的，超自然的事件，描写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面对地狱般的现实，不断复苏野性的生命，顽强地挣扎着继续生存所展现的野性美。”芥川龙之介是要借助历史的舞台来展示现代之事，这并非憧憬昔日之事，而是对现实和人生进行理性的揭露予以思考。用自身设定的主题并使之成为艺术化的手段，将不便直接讲出的社会状态或异常事件写成小说，用以再现现实之事，将历史事件寓意化，通过历史人物、事件来表达自己的主观思想。

每个作家的思想都具有时代的特质，并受个人境遇的制约。同样每个作家的作品所表现的思想，也受到时代、阶级和历史的制约。芥川龙之介生活在一个不安定的时代之中，接触到许多不合理的实际，自然地流露出对社会上利己主义的不满、对资本主义的现实不满，感到周围的现实充满不可调和的矛盾。作者一生都在研究“美与丑、善与恶”的矛盾，芥川龙之介认为只有文学才能包容人生的美与丑、善与恶的所有矛盾，也只有文学才能完成美，而且是永恒的美。芥川龙之介认为必须正视周围的一切丑与恶，通过丑恶去理解善与美，理解了善与美才能更深刻地去理解丑与恶，这是一对不可分的矛盾体。也就是说，丑是美的本源，愈是理解丑，就愈能理解、追求美的存在的意义。

芥川龙之介深刻剖析人物的心理状态，将下层人们的悲欢离合，通过其作品进行充分哲理化的艺术加工，再把生活中的现实折射出来，并注入新的生命，给今人以借鉴和反省。不过他虽然努力去寻找时代和社会的病根，但却没有力量去解决现实的丑恶问题，于是企图调和现实与理想之问的距离，从现实中寻找理想的可能性，企图从艺术中拂去不和谐的人生。他出于对资本主义体制、道德和现代社会种种束缚的不满，因而对马克思主义抱有一定的兴趣。“他对于社会和人生采取一半肯定，一半否定的态度。可以说芥川的人生观的核心思想是以中庸之道来统一的自由意志与宿命的矛盾。”这种矛盾从芥川的后期创作中可以发现，其创作思想上从对人生的解释、批判、追求、不安转为对人生、社会的不满和憎恶以及对前途毁灭的意识。这也正是他对待人生的态度，导致最终无法自拔。

众所周知，在文学创作中如果说技巧的运用还可以凭着艺术的灵感在短时间内能领略到，但是深刻的思想即作家的个性、气质之类的东西，严格说是无法模仿的，即便是生活经历等完全属于后天所得，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必须要有某种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才能使人坚定意志，不断去追求，从而在这大千世界中保持自我的独立性。

四、结语

王富仁指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杰出意义，不在于他提供了另一个伟大思想家或文学家所已经提供了为任何人所未曾提供的东西，而在于他具有为他人所不可逾越的独立贡献。”芥川龙之介是二十世纪日本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比较重要的作家之一，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文学创作上都显示了巨大的生命力，这其中蕴藏着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浸润是不可忽视的。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奠定了他的文艺主张，并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从芥川龙之介作品中不难发现作者取材遍及古代及近世的各个历史时期，巧妙地用近代人的利己主义来解剖历史上的人物心理，对人性赋予了新的解释。他以热情与冷酷的态度审视不同性格人物的人生轨迹，在其短短的十二年的创作生涯中，给后世留下了148篇小说，55篇小品文，66篇随笔，以及大量的评论、游记、札记、诗歌等。芥川龙之介每篇作品的题材、内容和艺术构思都各有特色，这是他在创作过程中苦心孤诣地不断进行艺术探索的结果；他的文笔典雅俏丽，技巧纯熟，精深洗练，意趣盎然，别具一格，丰富了近代日本文学的历史。为纪念芥川龙之介在文学上的成就，1935年由日本著名作家菊池宽创立了“芥川文学奖”，直至今天该奖一直是日本奖励优秀青年作家的最高纯文学奖。芥川龙之介为整个日本近现代文学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