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鲁迅精神对萧军小说创作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鲁迅精神萧军小说创作影响

论文摘要:萧军作为鲁迅衣钵继承人之一，在鲁迅的指导和影响下，倔强的生命意志和生命力量是萧军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鲁迅的一些精神话语、或经由鲁迅为中介的部分五四精神传统，已经渗入了萧军的话语和行为方式之中，并充分表现出萧军自己独特的人生体验和丰富情感。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是鲁迅对于农民以及所有愚弱的国民的基本态度。鲁迅在自己的小说中，表现了中国旧式农民文化心态中的愚昧、麻木、自私、保守的特性，一种缺乏清醒的自我意识的精神状态。农民身上的这种痼疾，直接地束缚着中国农民的灵魂。萧军也在鲁迅那里得到了文学创作的熏陶和滋润。徐玉诺是萧军走向鲁迅精神的带路人，在他的引导下萧军把鲁迅作品看作是自己的精神食粮和思想武器。

一、鲁迅文学创作精髓对萧军小说创作的影响

“离去——归来——再离去”是鲁迅小说情节、结构的模式之一。也称为“归乡”模式。无论是《祝福》、《故乡》，还是《在酒楼》、《孤独者》，叙述者在讲述他人的故事(如祥林嫂的故事，闰土的故事，吕纬甫、魏连殳的故事)的同时，也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影响，这些归乡者一直在为生活而“辛苦辗转”，却失去了精神的家园。萧军不仅自己天性酷爱自由、冒险与漂泊，而且还把对它们的偏爱投射于作品中。他写的《同行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流浪小说”。在作品中，作者通过“我”与一个陌生的行路人的一段同行，生动地刻画了一位具有美德美情、侠肝义胆的流浪汉形象，具有鲁迅早期的漂零者的形象和情调。在长篇小说《第三代》中，萧军写的几组人物形象也体现出漂泊流浪的气质精神。一组是凌河村的农民，如井泉龙、林青及儿子林荣、汪大辫子的人生经历亦同样呈现出“去——来——去”式的漂泊特征，也具有“漂零者”的特点。另一组人物是小说所写的“胡子”。这些“胡子”脱离了土地和旧世界法律规章道德伦常的束缚和羁绊，自由自在地在人生路上漂泊，胡子首领海交就是其中的代表，他是“绿林”生涯和漂泊、自由、闯荡、抗争精神的化身。甚至萧军的写东北抗日生活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从宏观上看，抗日义勇军在山村、山林中不停地行进与战斗，也是一种“漂泊”。

倔强的生命意志和生命力量是萧军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这和鲁迅“反抗绝望”的小说创作主题有着相通之处。萧军的小说表现了东北民众在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性压迫环境时皆表现出绝不屈服的生命态度，表现出执着的生命意识和倔强的生命力量，充满着野性。关于野气，萧军在给鲁迅先生的信中，问他对自己的“野气”如何看法。鲁迅回信中说:

……不要故意改。但如在上海住得久了，受环境的影响，是略略会有些变化的，除非不和社会接触。但是，装假固然不好，处处坦白，也不成，这要看是什么时候。和朋友谈谈心，不必留神，但和敌人对面，却必须刻刻防备。我们和朋友在一起，可以脱掉衣服，但上阵要穿甲。您记得《三国演义》上的许褚赤膊上阵吗?中了好几箭。金圣叹批道:谁叫你赤膊?并且告诉他，文坛也是如此，“以后关于不知道其底细的人，可以问问叶(指叶紫——作者著)他们，比较的便当。”[2]

萧军在小说创作中就是通过一种强悍犷烈的心理和性格状态体现出来这种野气。而这种心理和性格状态，又往往通过语言、行为方式体现出来。萧军小说在人物塑造上就体现了与社会压迫环境搏斗中表现出地火狂风、排山倒海般巨大激情和力量的“雄强型”人物群像。如萧军《八月的乡村》中的铁鹰队长、《第三代》中的井泉龙和刘元等就是这样的形象。

《八月的乡村》作为“奴隶丛书”之一种，于1935年7月自费出版，书前是鲁迅先生写的序。鲁迅序中指出《八月的乡村》之好处在于:“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地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3]奴隶丛书出版之后，鲁迅断言，《八月的乡村》不仅“不容于满洲帝国”，也将“不容于中华民国”[4]。《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很快就遭当局的查禁。一些嗅觉灵敏的御用文人，不仅对奴隶丛书进行恶毒的攻击，而且阴险地向当局告发了二萧、叶紫和鲁迅四人。在三位作者受到攻击的情况下，鲁迅当即写信给叶紫并对他们给予鼓励:“对于小说，他们只管攻击去，这也是一种广告。总而言之，它们只会作狗叫，谁也做不出一点这样的小说来。这就够是他们的死症了。”[5]当局对奴隶丛书的查禁和御用文人的攻击与迫害，正说明了奴隶丛书对社会影响之巨大。《八月的乡村》在不到一年之内连续再版五次，并很快被译成俄、英、日、德等数国文字，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萧军也受到国际文坛的瞩目。

由于与鲁迅晚年的那段亲密交往，作为鲁迅衣钵继承人之一，鲁迅的一些精神话语、或经由鲁迅为中介的部分五四精神传统，已经渗入了萧军的话语和行为方式之中。像鲁迅的决绝精神，仿佛一个茫然而又自信的过客，拒绝一切停息的诱惑，以此体验生命价值，而不愿以麻木和自娱来消磨时光，其片面而又深刻的人生选择，有时甚至到了自虐般的激烈程度，在萧军身上，是不难找到对应点的。

二、萧军的小说创作

以1933年10月出版的散文小说合集《跋涉》中所收的萧军6篇小说为代表，是萧军小说创作的初期阶段。小说集中《孤雏》、《桃色的线》、《烛心》等3篇作品，都以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主人公，描述他们的不幸遭遇与痛苦生活。《桃色的线》中的星和朗都怀有“亡国”之痛的爱国青年。他们宁可抛弃反动军队的舒适生活，而去忍受饥饿与煎熬，显示了正直的知识分子不为穷困而折腰的豪气。《烛心》依然表现了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怀。春星靠卖稿子为生，在他的脑海中，只有“文章……稿费……文章……稿费”。他所说的自己只能用写文章“骗”点稿费，同样是一种不平之言。那篇《孤雏》较之《桃色的线》与《烛心》，同是表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苦难生活的作品，在视野上则有了扩大。它所反映的生活圈子已经从小旅馆扩展到军校，并接触到旧社会的某些黑暗角落。上面3篇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作品渗透着萧军对旧世界的强烈不满，作者努力挖掘他们潜在的反抗精神。这种反抗，已经从内心的诅咒发展为公开呼喊，这是作品中值得注意的发展轨迹。 发表于1933年的3篇作品，萧军的视野扩大了。他跳出了个人生活的圈子，开始把笔触从正直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逐渐移向劳动人民。《这是常有的事》算是过渡性的作品。两个体弱的老人，以劈木柴为生，他们企图用体力来和青年人竞争生存的权利，结局只能以失败而告终。作品表现了对劳动人民命运的关切和同情。但在对造成劳动人民生活贫困的原因及反抗意识的挖掘方面，却还没有迈出新的一步。到了《疯人》、《下等人》，新的因素终于出现了。作品已经从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以及对他们优秀品质的赞颂，开始接触到造成劳动人民贫困的社会根源——阶级对立的现象，反映了他们反抗意识的觉醒。《疯人》中的疯人并不是真正的疯人，而是个清醒的旧世界的叛逆者。他不相信只是保护资产者和特权者利益的上帝，他不需要慈悲、赐舍与同情。因为他清楚，那不过是统治阶级进行剥削的手段。这是一个全身充满了复仇与反抗怒火的“疯人”。在大街上，他控诉着人间的不平;在公园里，他要寻找久别了的春天的影子。这样的疯子，其下场自然只能被送到了疯人院。这就是生活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被称为“王道乐土”中的广大东北人民的处境。小说在结尾意味深长地作了这样的描绘:一个“疯人”被抓走了，但是“闪着灰暗颜色眼光的疯人们，在一家百货店的窗壁下，又出现了两个……”反抗的火种是扑灭不了的，这显示萧军在这篇作品中思想的升华。在《下等人》中，这种反抗精神又有了新的超载。小说正面写到工人阶级以行动展开的斗争。这在萧军的创作中还是第一次。工人于四无缘无故地被捕，激起了群众极大的愤怒。他们不再停留于诅咒、呼号，而是举起了斧头，准确地砍入日伪反动统治阶级的爪牙署长王国权的头颅，仇恨的火种终于在暗夜中点燃了起来。

《羊》和《江上》是萧军继《八月的乡村》后写成的两个中短篇小说集，是他小说创作成熟的标志。《羊》收有《职业》、《樱花》、《货船》、《初秋的风》、《军中》和《羊》6篇;《江上》收有《鳏夫》、《马的故事》、《江上》和《同行者》4篇。两个小说集的创作视角都集中体现这个底层世界中人民苦难的生活。《羊》这部小说集的每篇小说无不如此。《货船》中的水手们，那个发育不完全的小水手，那个怕要挨不到码头的老年人或在窒息的空气中晕倒，或在繁重的劳动中累病，成年累月地在海上漂泊着。《初秋的风》中的小印刷工人们，每天要干16小时，而且时刻担心被工厂开除。《羊》中的年轻农民，只是为了给母亲治病，偷了两只羊，就被投进了监狱，以致被折磨而死。《军中》我们看到老号兵由于早吹了5分钟号，被打得血肉模糊，几次昏厥了过去;我们听到马夫由于没有将缰绳吊好，跪在砖地上受到连长的马鞭狠命地抽打而发出的嘶嚎声。在《江上》这部小说集中，萧军依然把他的笔触集中在东北沦陷前后的社会众生相身上。《鳏夫》中的主人公金合，一个勤恳而又本分的看林人，整整10年为地主栽树护林。他的愿望是极其自然的，要有老婆、儿女和可以足够耕种的庄田。在悲怆的牧笛声中，他度过了人间的40年。

以上所有这些作品，向我们展示了这个底层世界的一幅幅悲惨的画面。这是不公平的世界。不管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东北沦陷区，还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国统区，都是如此。其代表者是那些当了走狗的独眼侦缉队长，是看管公园的日本人，是心狠手毒的赵连长，是以伪善面貌出现的于举人和骑着大马、雇着炮手的少东家于四，是在日本特务机关里有差使的印刷厂里的黄所长，是汽车里挟抱着女人的阔老和阔少，所有这一切黑暗势力以及在这背后支持着他们的当权者造成了底层人的不幸，从更大的空间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苦难生活，成为《羊》和《江上》两部小说集在思想内容上的最突出的特点。这些在“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作品中已经反覆出现过的内容，由于其题材中的绝大部分都取自广大读者还不十分熟悉的沦陷前后的东北社会生活，这就使这些作品有了新的意义。

[1]《鲁迅全集》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6页。

[2]《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96页。

[3]《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96页。

[4]《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