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

温儒敏 2008-08-08

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是195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一部现代文学史著作，通常已被看作是学科的奠基之作，但又是一部所谓“体制内”和“体制外”都有很多批评的著作。作者自己也说是“急就章”，“如尚有某种参考价值，其意义也不过如后人看‘唐人选唐诗’而已” ① 。然而这部带专著性质的教材的写作姿态、文学史观念、内容结构及其出版后的遭遇，都和中国现代文学（现在一般称“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的确立息息相关，值得在学科史上大书一笔。回顾与讨论王瑶这部著作，并不限于评价这部书的成就与不足，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以历史同情的态度去观察1950年代形成的文学史“生产模式”，这也许能引发对某些长期困扰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根本性问题的思考。

“《史稿》现象”与学术生产体制化

在1950年代之前，中国现代文学（或称“新文学”）还未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虽然从1920年代开始，就有许多关于新文学的评论与总结，甚至已经出版过多种相关的著作。1930年代之后，陆续有沈从文、朱自清 ② 等一些作家学者在大学开设新文学的课程，但仍然缺少系统性，不可能真正列入大学的教学体系，况且讲课者也无意专门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 ③ 。可以这样说，在1950年代之前，现代文学研究始终未能形成独立的学科，顶多只是一种“潜学科”。

然而，若论学科的沿革，也应当看到有一个积累和发展的过程。现代文学研究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得以建立，是此前许多有关新文学的评论与研究孕育的结果，直接的促进因素却是时代更迭以及学术生产的体制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把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很自然也就提出了为前一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修史的任务，研究“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发展历程，也就被看作是这修史任务的一部分。因此新文学史研究就顺理成章地从古代文学的学科领域中独立出来，而且得天独厚，自上而下得到格外的重视，并纳入新的学术体制，带上浓烈的主流意识形态导引的色彩。在很短的时间内，现代文学研究几乎成为“显学”。

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又与学校教学直接相关，是以大学课程的调整为契机的。1950年5月，教育部召开高等教育会议，通过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其中规定“中国新文学史”是各大学中文系主要的必修课程。其任务是“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述” ④ 。此后，全国各大学中文系都配备教员专门讲述“新文学史”这门课，讲授的课时量很大，30多年跨度的内容，一度几乎与两千多年的古典文学课时持平 ⑤ 。有关的讲义和论著也应运而生，现代文学研究真正从其所附属的古典文学框架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在大学享有基础课地位的新的学科。该学科建立伊始，就表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政治性强，二是与教学紧密相关，这种状况对后来现代文学研究乃至整个学科发展，影响都很大。

第一代从事现代文学教学与学科创建的专家，几乎都是“半路出家”，从古典文学或其他领域转过来的。王瑶也是如此。1949年初，北京刚解放时，王瑶在清华大学任教，本想“好好埋头做一个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第一流的专家” ⑥ 。他原来所从事的研究方向是古典文学，有名作《中古文学史论》，在清华大学也教“汉魏六朝”文学研究方面的课，但他同时又是非常关心政治，追求进步的，对新文学本来就喜好 ⑦ 。1949年秋，在新中国建立带来的蓬勃气势的推进下，清华中文系实施教学改革，接受了学生的热烈要求，决定把“新文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重头课程来开设。由于教师缺乏，王瑶就被分配改教“新文学史”这门课，并马上着手编写教材《中国新文学史稿》，“当作任务”来完成。1950年5月教育部规定全国各大学中文系都必须开设“新文学史”课程，许多学校指派教这门课的教员都是临时改行的，没有讲义，就纷纷向先行开课的王瑶索要讲义或大纲。《史稿》的成书是被这种需求催促的，虽无章所循，但似乎一气呵成，上册写得非常顺当。这也是当时新政权刚诞生，对学术界的思想领导还不如后来那么严紧，王瑶写作此书时的心态也很放松，甚至不时表现出要创建新学科，投入新时代的那种激荡的情怀，学术闯劲与时代热情结合起来了，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就写完了该书的上册，约25万字 ⑧ 。1951年9月《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由北京开明书店出版，使许多大学开设“新文学”课程有了依据，该书可谓适逢其时，大受欢迎。

但下册写作的时间则拖得比较长，大约用了一年半，1952年5月才完稿，1953年8月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写下册期间王瑶参加了教育部组织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的草拟工作，和李何林、老舍、蔡仪等人一起议定，向全国各大学中文系推广。“大纲”强化了政治与文学的关系，重点放到文艺思想斗争上 ⑨ 。王瑶写下册的思路显然就受到“集体讨论”的某些制约，代表“我们”的、写“正史”的姿态强化了，作为显现个人研究识见的“我”的色彩减少了。不管是否出于自觉，王瑶和他同时代的许多学者大概都意识到文学史回应现实的“话语权力”问题，在考虑如何将文学史知识筛选、整合与经典化，相对固定下来，使之成为既能论证革命意识形态的历史合法性，又有利于化育年轻一代的精神资源;当然也就会考虑到这个领域的研究与当时“学术生产体制”的关系，不可能象古典文学及其他相关学科那样可以相对的远离现实。这样的文学史研究，特别是教科书的撰写，就不能不在学术的个性张扬与社会及政治的要求之间找一些平衡。文学史的学术生长机制逐步形成并起作用了。而对王瑶而言，来自“学术生产体制”的更大的约束和冲击是两件事，一是从1951年11月开始，文艺界配合“三反”、“五反”形势，对知识分子实行思想改造运动，并进行有关高等院校文艺教学中错误倾向的讨论，王瑶首当其冲，成为重点批判对象;接着，1952年9月，随着院系调整，王瑶从清华调到北大中文系不久，出版总署委托《文艺报》召开座谈会，对《史稿》（上册）提出许多政治性批评。可以想象，写作下册时，王瑶的心态已不像写上册时那样舒展，当初那种力图以史家的个性风格去整合历史的想象力收敛了。如果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该书的上册比较精练，也更有才情与卓识，下册则较冗繁拘谨，篇幅比例也过大失调，有些评述放宽了“入史”的标准。透过王瑶文学史上、下册的变化，可以窥见时代之变以及政治对于学术的制约，是如何导致一种现代文学史思维模式的形成的。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在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之前，即现代文学学科的酝酿时期，多数作家学者对新文学的总结评论，虽然不够系统，但都还比较个人化，学术化。如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梁实秋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乃至诸多名家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所作的导言，等等，批评理路与治史模式各有千秋，学术个性都很鲜明，而且大都成一家之言 ⑩ 。而进入1950年代，随着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最突出的变化，是研究者职业化了，学术生产“体制化”了，文学史思维受教学需求和政治的制约也多了，个人的研究程度不同都会接受意识形态主流声音的询唤，研究中的“我”就自觉不自觉地被“我们”所代替。王瑶《史稿》上、下两册写作时间的间隔不过一两年，但这种变化已经明显出现。而王瑶受到批判之后，特别是随着各种政治运动的开展，“《史稿》现象”对所有的文学史研究者都会是一种观照与警示，抑制个性的“学术生产体制”加强了，新出的“新文学史”论著大都是有组织有领导编写的，“正史”的姿态更突出，以“我们”取替“我”的趋向愈演愈烈，终于构成1950年代现代文学学科史的重要景观。

尽管如此，《中国新文学史稿》还是达到它所属时代最高的文学史研究水准。作为第一部完整的现代文学史专著，该书第一次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17—1949年）这一段文学的变迁作为完整独立的形态，进行科学的、历史的、体系化的描述，奠基了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格局。虽然有非学术因素的制约与干扰，有明显的缺陷，《史稿》的历史叙写线索还是贯通的，诠释文学变迁的视点大致是明晰的，体例也是统一的。这就在整体上超越了此前几乎所有类似的新文学史论著。

政治化写作状态中的文学史观调适

现在重读《中国新文学史稿》，不管赞同还是怀疑，我们首先都会对这部著作的“研究视点”留下深刻的印象。王瑶用于指导或统领这部文学史的基本观点是政治化的，而在实施这种政治化的文学史写作中，王瑶有矛盾，有非学术的紧张。他的出色之处在于尽可能调和与化解矛盾，并在一个非常政治化的写作状态中探讨如何发挥文学史家的才华与史识。因为现代文学学科的始建就纳入体制，要为教学服务，为新时代服务，文学史家工作的目的和意义非常明确就落实在突出“革命文学”的主流地位，论证现代文学的“革命性质”。《史稿》开宗明义，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有关中国革命的经典论述作为依据和出发点，去说明现代文学的“性质”及其“历史特征”。在绪论中就指出:“中国新文学史既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新文学的基本性质就不能不由它所担负的社会任务来规定。”11 这并非王瑶的发明，把新文学史看作是“革命史”的一部分，或一个“分支”，是当时文学史研究者普遍的思维模式;而《新民主主义论》是解析一切文学史现象的“元理论”，由此衍生政治化的评价视点与研究范式，整个新文学的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都要在这个视点下得以梳理与整合。以现在来看，政治化的文学史观似乎已经过时，甚至可能认为过于强调政治的角度，于文学史研究根本就是有弊无利的。但有两点应当注意:一是现代文学的发展本来就很政治化，王瑶这种侧重政治的文学史思维，将视野集中到社会政治变革的领域，去寻找文学发生发展的动因，有其历史依据，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况且在1949年7月刚刚开过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新民主主义论》被明确为总结新文艺运动的主要思想资源12 ，以此立论确能充分满足那个特定的时代需求，又能有力地促进学科的建构。二是，文学运动的发生跟政治的社会的变迁相关，但文学运动又还有自身的传承轨迹与衍变动因，不等于政治运动，文学也不是政治的“等价物”，两者是有差异的。看不到这种差异，简单地搬用政治结论去证说文学的性质，会失之笼统，从而忽略文学史的复杂性和文学精神现象的丰富性。当政治判断强行取替文学分析时，这种政治化的文学史思维会遮蔽一些东西，比如那些非主流的文学现象，以及文体创造、语言媒介、对世界与自我的体验方式，还有其他各种审美的因素。我们发现这两方面的矛盾得失，都存在于《史稿》中。王瑶写他这部书，特别是下册，显然陷入了某些难于解脱的紧张。一方面，他鲜明地运用关于“革命性质”的经典论断来建立自己的研究视点，并侧重从政治层面评定新文学的“基本性质”，追求的是高屋建瓴的理论架构。王瑶这种写作姿态的选择，不能说是被动的，不得已的，而更多是自觉的，诚心诚意的。这是毛泽东政治论说力量的征服，也是新时代到来时许多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这种追求有历史的合理性，并非如某些论者后来所想象的是什么背离学术立场的迷失与堕落。如王瑶后来所回顾的，《史稿》的基本认识与写法，本来也与其“撰于民主革命获得完全胜利之际”有关，反映了“浸沉于当时的欢乐气氛中”一个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在那时的观点”，“深深的刻着时代的烙印”13 。所以，该书不但在对文学运动背景分析以及对文学性质的整体说明方面应用《新民主主义论》的经典性政治判断，在文学史分期上也直接参照其中对“五四”后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的几个阶段性说明，并且极力突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界碑式的历史作用。而这一切，又直接决定了《史稿》的叙史结构，文学史的分期则是试验这种结构的重要方面。

《史稿》将新文学的发展划分为4个时期，全书也因此分为4编:第一编“伟大的开始及发展”，包括1919年五四运动14 到1927年革命阵营分化这一时期新文学的发端与初步发展;第二编“左联十年”，包括1928年土地革命开始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一时期以左翼文学为主流的整个新文学的发展;第三编“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包括从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到1942年5月毛泽东“延安讲话”发表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第四编“文学的工农兵方向”，包括从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到1949年全国首次文代会召开这一时期人民文艺的发展。这种文学史分期直接与政治史的分期对应，多少忽略了文学变迁自身的特点，但在现代文学学科初建期，这个学科的价值很大程度上要靠政治“提携”，因此研究者和读者对这种与政治史直接对应的分期法也不会有什么批评抱怨，相反，还得到广泛的认可，《史稿》的观点与分期结构被看作是用革命理论来建构文学史的一种认真尝试15 。看来这种尝试是被学科要自足成立的企求所推动的，当时这样划分带有必然性，甚至多少还有些先锋性。

然而，在确立了文学史写作的“指导思想”、基本线索与分期的框架，并从整体上论证了新文学的“革命性质”之后，要真正进入对历史材料的梳理与作家作品的分析，王瑶就发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特别是将经典理论对社会性质的判断直接挪用到新文学性质的论说中，会出现基本论断与史实的不符，起码是不严密的。事实上文学发展与社会发展可能会有不平衡现象，况且新文学的成分又很复杂，即使做阶级分析，也是包含有多种阶级成分的文学。因此王瑶不能不对“基本性质”的判断做许多补充和辨析:“我们只能说新文学在文学史的时代划分上应该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范围，而不能说新文学的内容性质就是无产阶级文学。”16 又指出，“我们不能说新文学中完全没有代表资产阶级的文学，但那不只不是主要的，而且是愈来愈少的，比重与地位都是很轻微的，绝对不能说是新文学的基本性质。”17 可见，王瑶也感到对新文学性质的政治评判中有不贴切、不严谨的地方，需要追加说明。他在努力使用新理论、新方法，甚至是在刻意追求政治性强的“进步的”效果，但他又还无力真正“活用”新的理论方法，结果多少表现出机械的意味，甚至造成基本论断与具体材料分析的某些支离。提升来看，这是时代给文学史家出的难题，也是现代文学学科与生俱来的“先天性”问题。王瑶和当时的学者们所面对的是本来就很政治化的文学史现象，要切入这个领域的研究，躲开政治或有意淡化政治都是不可能的，也是那个时代所不可能接受的;特定的时代为学者提供了特定的研究氛围与普遍能接受的范式，人们毕竟只能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中演出。就当时知识分子包括学者们普遍的思想企求和认识水平而言，使用权威的经典学说来指导和诠释一门新的学科，是进步和先锋的表现，也是学术生长的一种明快而有效的方式。如王瑶后来借用鲁迅所言，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才“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18 。但文学史与政治史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套用既定的政治判断来整合和描写文学史事件，忽略政治与文学联系的“中介”，又必然陷入教条与空洞。到底应当怎样取得一个平衡，做到论从史出，史论互补?应当怎样处理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学史的关联?所谓当代性、现实性又如何与历史感以及学术规范融合?《中国新文学史稿》所面对的难题也是现代文学这个学科的永久性的难题，现在也不能说就已经解决了，不成问题了。

值得注意的是，王瑶当时多少已经意识到学科必须面对这些矛盾，他在努力寻找“中介”，寻求调和，他的得失都体现于此。在论述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发展及其背景时，《史稿》较多直接采用“基本性质”的判断。但进入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定位时，作者就比较小心谨慎，评判的标准也放得宽一些，不纯粹以政治态度划线。在后来的论述中，王瑶对文学史评判标准做出一些调整，提出以“人民本位主义”为根本，有意将原来标示的“新民主主义”或“无产阶级革命”这样政治性的标准淡化一些，也“扩容”一些，以更能贴近创作的实际。他还试图以“鲁迅的方向”来代替一般政治性的革命的标准，大概也因为鲁迅是毛泽东所高度旨定的，被认为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正好可以从“方向”的意义上把“革命”、“思想”与“文学”统一起来，作为从政治到文学的“中介”。在解析“鲁迅的方向”时，王瑶就突出考虑作品是否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和情绪”，以及是否实践了“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革命现实主义19 。这些观点虽然是1980年代《史稿》重版时才发表的，但事实上在《史稿》的写作过程中，已经能见到王瑶对文学史评价标准调整的思路与探求。例如，他当时就已经注意到新文学成分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指出新文学不等于就是无产阶级文学，它还包含着一部分具有民族独立思想和反封建内容的资产阶级文学，“包括各民主阶级的成分”。这就是在整体性的“基本性质”的判断之后，对具体的文学评判所作的“局部微调”。《史稿》借用“统一战线”的文学这个政治性的概念来说明文学成分的多样与复杂。这种立论也遵循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的相关论点，但又有所发挥，有适合转向具体文学批评的“弹性”。后来批判王瑶的《史稿》时，有一种意见就认为王瑶使用经典理论是“穿鞋带帽”。其实细读王瑶的文学史，会发现他的“穿鞋带帽”是一种文学性的调整，是在寻求“中介”，是对当时常见、自己也难免的机械搬用时髦理论的做法保持一点清醒。王瑶从《新民主主义论》等学说中寻找理论支撑，突出与强化他的文学史观念中的“人民本位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可以说，这正是《史稿》难得的史识。表现为可以操作的写作模式，则是以“反帝、反封建的方向”和“文学与普通人民的关系”为考察中心，以文学的现实性或与社会的关系为评价的切入口。我们发现，《史稿》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中，有“反封建”、“现实性”等等。王瑶使用这些概念，所关注的往往就是从政治到文学的“中介”。在评论作家作品的思想内容时，王瑶不满足于一般性的政治判断，“反封建”的意义和“现实性”的强弱就成为他实际操作的标准。这种特别注重思想内容评判，并将“反封建”的和“联系人民”的标准贯彻到文学史价值定位中去的做法，得失兼半，也很能代表学科初建时一般研究者的思维特征。不过，王瑶在按这些标准描述文学现象时，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努力作出历史的具体的分析，而不是简单地充当“普查作家、作品之政治表现的首席检察官”20 。从“思想性”评价作家作品，或论说不同思想倾向的作家，也并不以人论文，或以人废言。也因为这样，《史稿》的研究范围还是比较大的，在文学史研究范围与视野的拓展上，是有功的。

文学史研究中的“文学”与“史”的纠缠

关于文学史研究的功能与学科性质，王瑶有一种带经典意味的界说，在现代文学界很有名。他这样指出:“文学史既是一门文艺科学，也是一门历史科学，它是以文学领域的历史发展为对象的学科。因此一部文学史既要体现作为反映人民生活的文学的特点，也要体现作为历史科学、即作为发展过程来考察的学科的特点。”文学史研究不等于一般文学评论或鉴赏，不能满足于就事论事地孤立地介绍作家作品，而要把作家作品也作为文学现象，考察它“出现的历史背景，上下左右的联系，它给文学史增添了什么”，看它如何受制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与中外传统的文学成果有哪些联系，对于当代和后来文学起过什么作用，等等，从而判断其历史地位与价值。在1980年代，现代文学从“文革”的摧毁中得以复兴之时，王瑶把他这种文学史功能理论做了明确的表述21 。王瑶这些理论认识既是他多年研究实践的总结，也明显借鉴了鲁迅。在他1983年所写的带自传性质的《治学经验谈》中，王瑶谈到了他的文学史观的形成，谈到他受鲁迅的影响，也谈到他写《史稿》所秉持的目标与方法。他说，在接受了“新文学史”的教学与教材的编写任务之后，“我的研究范围虽然有所变化，但在现代文学研究方面，我仍然是以鲁迅的有关文章和言论作为自己的工作指针的。这不仅指他的某些精辟的见解和论断是值得学习和体会的重要文献，而且作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方法来看，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等著作以及他的关于计划写的中国文学史的章节拟目等，我意味不论是研究古典文学或现代文学，都具有堪称典范的意义，因为它比较完满地体现了文学史既是文艺科学又是历史科学的性质和特点。”王瑶特别指出，鲁迅的文学史方法的精髓，在于“能从丰富复杂的文学历史中找出最能反映时代特征和本质意义的典型现象，然后从文学现象的具体评述中来体现文学的发展规律”。王瑶说他“自己研究的范围或选题屡有变化，但几十年来一直是照着这一目标来努力的”22 。写作《史稿》时，王瑶对这一文学史观的贯彻与方法的运用不能说已经很圆熟，但确实已显示了这方面的努力，形成了一些特色。如对新文学初期新诗创作的概述，就指出“新诗算是最早结有创作果实的部门。这原是含有一点战斗意义的。因为小说还有水浒红楼可以借镜，而韵文又是旧文学自以为瑰宝的，文学革命一定要在诗的国土上攫有权力，那才算是成功，才不止是‘通俗教育’的玩意儿。这样，诗就做了新文学的先锋，因而所受到的攻击也最多。”这就把一种文体所以在一定时期特别受重视的历史和社会的原因说明了。接着又通过一些诗人诗作的评述，指出“当时作新诗的人多少都有点这种心境，是为了向旧文学的示威”，写作时也互相配合，所以内容上、形式上都有某些共同的倾向，如很少无病呻吟或申诉个人怨苦之作，多方尝试自由诗也带来一些轻视形式的混乱。随着现实的发展和诗歌形式本身发展的困扰，特别是由于外国诗歌形式的输入，又先后出现小诗、格律诗等，“形式的追求也就有了它正面的意义”23 。这种论述就照顾到从复杂的历史中提取典型的文学现象，将某种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衍变过程交待得比较清楚。又如1920年代出现过一种“乡土文学”作家群，鲁迅是有过论述的，但1950年代之前的新文学史论作没有特别注意这种现象，王瑶的《史稿》则有专节论评，探索其产生的社会文化原因，分析他们创作上彼此的类同与差异，以及他们取材上、手法上所受鲁迅现实主义的影响24 。这种写法，对某种文学流派广泛纵横的历史联系及其历史面目有较完整的模写，给人以清晰的“史”的概念。这种注重从“历史联系”中发现与考察“文学史现象”的观点与方法，提高了现代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品格，是王瑶对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重要贡献。

体例艺术评点文献处理

对王瑶《史稿》所选择的文学史体例，历来褒贬不一。其实采用任何一种体例，都可能有得有失，就看如何处理，是否相对适合所要重点叙写的历史内容。在现代文学学科初建阶段，对作家作品个案的专题研究还没有充分开展，思潮论争格外受关注，又强调依照政治社会变迁的线索来修史，如果选择过于突出作家专题、相对淡化时间线索的其他体例，不见得妥当，所以王瑶就采用了“以时代为经，文体发展为纬，先总论后分论”的结构方式。应当说，这种体例也是比较能适合时代要求和学科初建的需要的，是王瑶的一个发明。全书除绪论对现代文学的范围、对象、性质、分期等作总的说明外，每一编都先有一章“总论”，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文学思潮、社团、论争等作总的概述，然后以诗、小说、戏剧、散文四种文体分章论评，介绍不同流派、倾向和作家作品。这种先有总论然后按文体分类的写法不是没有缺点的，它把同一个作家的创作分割于不同的章节，会影响到读者对作家面貌的完整的了解。因为事实上不少作家可能同时在多种文体上有成果。而且对同一

作家做不同时期的分割论评，其前后的联系线索也不易明晰，会有支离的感觉。但这种结构方式的优点也很明显，那就是便于评述各种文体的沿革变迁，有利于展示各个阶段的创作总貌，也有利于探究文体发展的轨迹。因为每一文体除了同其他各类文体有文学作品的共性之外，还有它自己特殊的问题与规律，分开来论说可能比较系统明白。如新诗为何作为新文学的先锋而又成绩较小?恐怕就有音节格律等方面如何探索新形式的比较复杂的问题。五四时期为何散文小品的成功能在小说、戏剧和诗歌之上?也跟这种文体比其他体裁更便于取法传统与外因的形式有关。王瑶采用文体分述的体例，较好地照顾到各种体裁文学发展的特殊性，较全面展示各门类创作在某一时期形成不同的风格流派，也有利于集中地、整体性地分析不同风格群体、流派的异同。对于上面说的这种体例影响到对作家全面了解的缺陷，该书也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如评述某个作家最擅长的文体方面的成就时，又概略地介绍一下他在别的文体上的成就及其基本艺术倾向。看来，王瑶这种体例对于学科初建期编写文学通史来说，比较合适。因为这种体例的结构包容性比较大，有伸张力，可以容纳评述更多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如果以主要作家流派为单元，或单纯以文学思潮运动为单元来分章节，论评可能集中深入，但关注面也会比较窄。学科初建期，让研究的涉及面尽量开阔一点，哪怕包罗万象，一网打尽，为学科以后的发展预留更多的空间，总是比较好的。王瑶文学史的这种体例建构，对后来几十年的现代文学史（特别是教科书）写作有覆盖性的影响，多种文学史都借鉴使用王瑶这种结构25 ，甚至连一些批判王瑶的学者，他们编写自己的文学史著作时，也参照和应用了王瑶的结构模式26 。

文学史当然可以有多种形态，但无论选择那种形态，都不应当忘记这是“文学”的历史，从审美的维度关注文学创作的得失变迁，是文学史写作的题中应有之义。《史稿》在作家作品的艺术分析方面，是有欠缺的，或者说，是不大平衡的。特别是当论及某些革命文学作品时，即是公式化概念化的，也放宽了评价尺度，有拔高之嫌，甚至不惜为其艺术上的缺失辩解27 。不过，在多数涉及创作评价的章节中，我们还是看到了一个非常有艺术感悟力的王瑶。比如评说《湖畔》诗歌是“做着罗曼蒂克的梦，用热情的彩笔把这些生活和梦涂下来”;说冰心的抒情小诗“单纯和清新”，是“点滴的感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和联想”;指出韦丛芜的诗“明白婉约，清丽动人，述事抒情，都极柔和悒郁之致”;丽尼的散文中“多是童年的寂寞，个人的哀怨，一种忧郁的感情贯彻在流利而委婉的文字上”。这些论评都很到位。王瑶进入艺术评点时，擅于调动自己平时阅读中积累的大量艺术感受，通过不同创作趋向的比较与艺术传承变异的勾勒，准确地凸现作家作品的风格特征。其中不时引述前人的精辟评论，但更多是撰述者自己的辨识，自己的声音，往往三言两语，曲中筋骨，给人印象极深。如评述李广田、何其芳、卞之琳三位合出《汉园集》的诗人，说他们“都注意于文字的瑰丽，注重想象，重视感觉，借暗示来表现情调，对现实的认识也大致相同”，但李诗“朴实深厚，那精神似乎即是散文的”，“显出了他的农民气质，所以他不大雕琢词藻，有的是一种朴素的美”;何诗则“比较华丽，而且散文中也染着他的诗的风格，但诗也不象卞之琳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富于忧郁和哲理”。谈到卞诗，则引用陈梦家《新月诗选序》中的话说，“‘常常在平淡中出奇，象一盘砂子看不见底下包容的水量’。就含义的深远说，这话是对的。但同时也带来了晦涩”。之后，又举了朱自清在《新诗杂话》和刘西渭在《咀华集》中对卞诗的解析和卞之琳的“误解”，来说明卞诗的确太过晦涩28 。这种评点言简意赅，不仅取决于逻辑、艺术联想，还依赖研究者的艺术直觉能力，需要厚实的学养与艺术经验、敏锐的悟性和明利的目光。当然又不是停留于印象式评点，也不是理论推导式的概括性论评，而大都是审美的历史的分析性陈述。

另外，值得专门提到的是《史稿》的文献积累与使用的问题。在那些批评王瑶的意见中，《史稿》的资料处理往往也是最被诟病的方面，所谓“剪刀+浆糊”呀，“材料主义”呀，都只看到《史稿》好像太堆砌材料，看不到《史稿》文献处理的艺术及其对于学科建设的意义。《史稿》写作的年代早，那时资料的整理真是白手起家，无所依傍。然而王瑶还是在文献资料的抄撮、收集、积累与整理方面下了极大的功夫，每涉及一个论题，几乎都穷尽当时可能得到的材料。《史稿》的文献资料极为丰富，超出后来许多文学史，对后来的研究产生极大的影响。“文革”以后，许多研究者都把王瑶这部新文学史当作必备的参考书，原因之一也是其论涉面宽，介绍作家作品比同时期及后来的许多著作丰富，资料文献几乎包罗万象，一网打尽，这正好可以当书目来看，顺藤摸瓜，进入研究领域。

此外，关于资料处理的方式，也构成《史稿》一大特色。《史稿》的资料引用非常多，有些章节居然可以占到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篇幅29 ，而且所引大都是第一手材料，包括作家的自述、同时态批评家的评论，以及读者的反馈，等等，实际上构成了和代表《史稿》作者声音的正文部分不同的其他种种声音。有时候王瑶是用引文表达的观点来证实或强化自己的论述，几种声音可能是重合的;但在许多情况下，作者的声音和引文的声音会有差异，彼此并列更凸现了差异，或互相弥补，或互相抗衡，众声喧哗，相克相生，形成超文本的对话30 。这种“对话关系”除了通常的“引证”作用，还可能产生两种奇妙的效果:一是让读者更容易进入历史的状态，通过同时态的反馈尽可能触摸文学史事件，在对作品的评价中充分调动历史想象与艺术感觉;二是摆脱单一的评价标准和文学史家定论的牵引，进入几种声音辩难的话语空间，给读者留下思考回味的余地。甚至可以这样认为，王瑶使用这种多引文的表述方式，是试图调适自己矛盾的写作心态，也是为了体现对历史复杂性以及文学接受多元性的理解。

《史稿》的命运及其影响

《中国新文学史稿》是一部非常大气的著作，虽然受到特定时代学术生产体制的制约，存在许多不足，但毕竟又有属于自己的学术追求与文学史构想，既满足了时代的要求，又不是简单地执行意识形态的指令，在试图对自己充满矛盾的历史感受与文学体验进行整合表述的过程中，尽可能体现出历史的多元复杂性。在历史急转弯的阶段，在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和不确定因素的学科创建时期，《史稿》的种种纰漏或可议之处，它的明显的时代性的缺陷，与它那些极富才华的可贵的探求一起，昭显着现代文学学科往后发展的多样途径。《史稿》在学科史上突出的地位，是其他同类著作所不可代替的。

然而这样一部奠基之作，却命运多蹇。它问世后不到一年，就挨批判。1952年9月，国家出版总署召集一些专家和文艺界人士座谈评议《史稿》一书，会上的氛围虽然还不至于象后来的大批判那样紧张，但基调是否定性的31 。到1955年，由于爆发了批判胡风的运动，而王瑶的《史稿》下册对胡风及其影响下的一些作家作品有所肯定与评介，结果也被牵连，招来了一场批判。1955年《文艺报》第19期发表一篇署名文章《清除胡风反动思想在文学史研究工作中的影响》，指责《史稿》“多方地掩盖胡风反动思想的实质”，全书贯彻“腐朽透顶的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等等。王瑶在政治高压下不得不检讨自己的“客观主义的写作态度和它的危害性”32 ，《史稿》也因此被停止发行。1958年发动所谓“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开展“双反交心运动”，王瑶被视为“白专道路”的典型，《史稿》又一次被当成“拔白旗”的批判靶子。王瑶被迫写下“自我批评”，几乎全盘否定了《史稿》的成绩与特色，要彻底拔掉这个资产阶级的“白旗”，在内心深处插上“红旗”33 。重读当年的批判文章和王瑶的检讨，不禁为历史的苛严而感慨。那种为历次政治运动风暴所推动的粗暴的大批判，漠视文学史事实，蔑视学术的尊严，败坏了学风与学者的研究心态，给刚诞生不久的现代文学学科造成伤筋动骨的破坏。历史有时会走向反面。对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简单否定，加上对1950年代僵化的“苏联模式”的普遍套用，终于导致后来那种更加政治化也更加单一枯燥的文学史写作风尚。

注释

①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重版后记》，《中国新文学史稿》（修订重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②朱自清1932年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课程，沈从文1930年至1931年在武汉大学讲授现代文学课程。

③如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开设新文学课程，“教了2年也教不下去了”。参见王瑶《研究问题要有历史感》，载《文艺报》1983年第8期。

④转引自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12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⑤如1952年北京大学中文系规定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史课程为必修课，所占学时与古典文学基本持平。参考马越编著《北京大学中文系简史》第5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⑥参见杜编《王瑶年谱》，载《王瑶全集》第8卷，第37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⑦1930年代王瑶在清华大学上学期间是左派学生运动的参与者，1935年参加“左联”，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有关材料参见杜编《王瑶年谱》。⑧1949年9月王瑶在清华大学担任《新文学史》课程的讲授，当时已经开始编写《中国新文学史稿》，同年12月，该书上册完稿。参见杜编的《王瑶年谱》。

⑨《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载1951年7月《新建设》第4卷第4期。

⑩可参考笔者的论文《文学史观的建构与对话》，其中论述了胡适、梁实秋、周作人的文学史观。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又收《文学课堂:温儒敏文学史论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1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第5页，北京开明书店1951年版。

12在1949年7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郭沫若、茅盾和周扬分别作报告总结新文艺运动，而且都是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作为总结的基本指导思想。如郭沫若的“总报告”就依据《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革命性质”的论述，指出五四运动之后的新文艺“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文艺”，“三十年来的新文艺运动主要是统一战线的文艺运动”，并按照政治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划分文艺运动的主要段落，描述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这些报告对《新民主主义论》的遵循与发挥，对后来的文学史研究有极大影响。

13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重版后记》，载《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第782—78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14此书论述新文学史的发端是1917年。

151951年教育部组织老舍、蔡仪、李何林和王瑶等起草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其中关于文学发展阶段的划分，就大致采用了和《史稿》类似的分期。

16这段话是《中国新文学史稿》1982年重版时在“绪论”部分新添加的。见该书重版的上册第9页。

17《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第7页，北京开明书店1951年版。

18 22《自学经验谈》，载1983年《江海学刊》第2期。所引鲁迅的话出自《三闲集序言》。

19这些观点参见王瑶:《五四新文学前进的道路》，该文写于1979年，后作为《中国新文学史稿》重版代序。

20夏中义:《九谒先哲书》，第378页，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

21这些观点与这一段相关引文见王瑶1980年7月12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后载1980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4期。

23参见《中国新文学史稿》第1编第2章《觉醒了的歌唱》，《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第59页，75页。

24参见《中国新文学史稿》第1编第3章的《乡土文学》一节。

25如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钱理群、吴福辉与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初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修订版），大体上都是采用《史稿》这种以时代为经，文体为纬，先总论，后分论的结构体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