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自觉的和谐追求是文学创作的内驱力

论文关键词：创作动机；和谐；利益导向；全面发展

论文摘要：文学创作动机包含自觉的和谐追求和外在的利益导向两个方面。前者是自由人自觉的和谐追求；后者由私有角度出发，使文学依附于利益，导致文学自身应有价值的丧失。推动文学创作的和谐发展，就要抵制外在的利益导向这种异化的动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进而营造社会和谐。

传统意义上认为，作为能思主体的作家触景、触物生情，在极度的感情汹涌之下或激烈的思想交锋过后，一种强烈的、急于表达的、要求改变外在世界的欲念便喷薄而出。在这股驱动力的驱迫下，作家不断的去劳动、去创造。事实上，文学创作动机包含自觉的和谐追求和外在的利益导向两个方面。前者遵循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本质去创造，体现了文学的最高追求;后者则由私有角度出发，使文学依附于利益，导致文学自身应有价值的丧失。

优秀作家在创作的发生阶段往往伴随着剧烈的挣扎，呈现出处于矛盾旋涡中的心灵苦难，其间也经常伴有观念、思想的转变以及由此导致的对对象的整合要求。笔者认为，这种情感的迭宕或者矛盾的苦难不过是对作家思维情感的状态描绘，更深层的原因是作家本身对和谐的自觉追求。毕达格拉斯学派认为和谐是人体小宇宙与外在大宇宙的契合，一旦契合状态被打破，势必引起人的悲伤、痛苦乃至煎熬，使其力图以某种方式来维系这种契合，作家的创作就是如此。

文学创作的主体(即作家)是有着自由自觉性的人，他的活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属于“自觉”范畴。通常认为外在世界—包含自然、社会生活和人—经由感官进入大脑，再通过艺术加工才成为我们所见到的文学样式。这种艺术加工实质是向和谐复归的过程，作家天生具备自觉的和谐追求意识。研究表明，人类产生之初，原始人与其所处的周围世界是一种被动的和谐共生态，“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换的、人的身体”。人的任何行动都在自然界进行，主体思维和客体交融，在某种意义上是物与物的互渗，有着必然的共性联系。人物互渗的直接结果就是主客体的契合，是和谐状态的表现。这种状态历经长期积淀进入到了人的无意识领域，成为一种“和谐潜意识”，到创作者那里，一旦受到触动，这种“和谐潜意识”就会萌生出来，成为一种作家自觉的和谐追求。并且，人不同于动物，尤其是随着生产力发展，人的实践能力大大加强，人同自然界关系的范围越来越大。作为活动的对象，自然界又成为人意识的一部分，进而成为清醒的意识对象。理性时刻在提醒着创作者，无论在物质抑或在精神领域，人必须保持与自然的和谐以维持自身的更好生存。如果说早期人是被动的去适应以换取和谐生活，那么当人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当人一步步理性地意识到对自然的破坏势必危及自身的时候，这种自觉的和谐追求就会愈加强烈。此可以成为为什么现代社会类似“生化危机”等关注环境为主题的小说大量涌现的一个原因。

同时，人又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文学创作是个体性劳动，个体同时又是群体中的个体，个体身上必然显示着群体的意识。作为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存在主体，作家的创作必然体现着社会关系。“创作主体的主动状态导源于主体和群体的和谐统一关系”。从本体论上讲，作为一个有机体，和谐根植于人的本质构成，人的和谐存在的实现只能是以群体和谐的实现为前提，这就要求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关照，即关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文学作为个体作家的作品，显现出的是群体性寓于其中的个体意识，它追求的是个体与群体的和谐统一。鲁迅，一位以匕首投枪面对所处社会的革命作家，实质更是一位伟大的自觉的和谐维护者。意识到“我从自身作出的东西是我从自身为社会作出的，并意识到我自己是社会存在物”的作家，其身上所显现的主体力量必然是自觉的和谐追求。

利益导向是和自觉和谐追求伴生的异化的创作动机。生产力的提高，剩余产品的出现为私有观念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氏族解体，集体主义在个人贪欲面前不再是一统天下。当私有观念成为一种趋势，“自我”凸现出来的时候，经济基础已经开始发挥决定上层建筑的作用，并进而扩展到了意识领域的各个层面。攫取的感性冲动强烈冲击着理性意识，和谐的自觉在私有利益面前往往失掉自我，作家创作成为为利益的制作，利益导向在创作动机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于是我们不断看到文人为了生计舍弃尊严，永不满足到手利益的笔墨政客则为权势而疲于奔走。 利益导向会导致文学独立性的消亡。物质生产的发展不断改变着人的生活，市场经济带来了“竞争”这种“贪欲及贪婪者之间的战争”，极大的影响着不同人群的生存状态。同时，稿酬制度的产生，也为文学创作附上了生产的色彩。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作家同时具备了劳动工人的角色，当“需要”—尤其是对基本物质的需要变的足够迫切时，自觉的和谐追求势必为利益导向所压制。于是，一个异化的、非我的时代宣告来临。

作为精神生产者的人不得不被物质驱使去做有悖于自己精神追求的劳动。在作家这里，自觉的和谐追求受到压制，他的创作动机是外在条件强行赋予的，不再属于他自身。而长时间的物质追求又可能形成扭曲的观念，“需要”让位于“享受”，利益成为诱惑，引诱着作家为了更多的获得去创作，为了物质利益俯首听命于他人。上述情况下，作家丧失了人的自由自觉性，“他的活动属于别人，这种活动是他自身的丧失”。丧失了作家主体性的文学作品也必然丧失其内在的主体性，成为一种经济领域的交换价值。用金钱来衡量作品，审美成为了次要的东西。

利益导向同样以权利意志的形式存在，人与人的和谐关系也为此付出代价。对利益的追求导致人与人竞争式的对立，在面对他人的时候，人只能是被迫地力图使自己比对方更为强大，以避免受到对立的损害。他不得不去寻求强力的庇护，最为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对权力意志的依附。与此相应，某一权力集团一旦掌握政权，为了统一意识形态、维护社会稳定的统治需要，当权阶级有可能采取一种强力介入的方式作用于文学创作，导致作家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或可能把精力投向于政治的迎合。作家主动或被动向主流意识形态的依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使文学成为权利意志的传声筒，丧失其自身的美学意义，成为了失去自我发言权的工具。如中世纪的欧洲，教会掌控一切，文学成为说教工具陷于漫漫长夜。作家一旦放弃对和谐的追求，余下的就只有痛苦。

马克思在论述共产主义时说:“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的自我的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斗争的真正解决”“人的复归”“矛盾的真正解决”实质指向了一种存在的和谐状态，也就是说，和谐是人类的最高追求。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创作无疑也要遵循这种最高的追求取向。当前而言，需要的是对异化创作动机的扬弃，需要人的全面发展。应当“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人应当是自由自在的、身心和谐的存在，即人是自由的完全人，具备人的全部感觉和思想意识，是全面发展的人。

自由和全面发展不是要突破自然，超然于世。而是要实现向自然、社会、自身的复归。人通过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占有对象，这种对象化本身就是一种和谐追求，它创造出“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这是自觉和谐追求的基本前提。同时人要在社会中体现自己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他的人的存在”。全面发展需要对社会的和谐接纳。创作不是和社会意识背道而驰，而是要努力排除外在私利的诱惑。只有作为一种和谐的存在，“对象对人来说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里面丧失自身”的时候，人才能在对象的世界中确证自身。作家同样如此。

重视和谐追求，最终是对利益导向的彻底抛弃。现代社会利益导向作为和谐的一个层面存在，如何把握利益导向，更好的发挥和谐追求的作用，是当前作家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当年的巴尔扎克投入创作的一个原因是为金钱债务所逼迫，但他却成功的在作品中实现了对金钱的扬弃。毋庸置疑，自觉的和谐追求动机充分发挥了其内驱力的作用。这是值得所有当前和以后的作家们认真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