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初贰臣文人及其文学创作评析

论文摘要：明渍易代之际的特殊历史背景与满清政府所采取的用人政策，促使清初“贰臣”大量出现，且直接影响着贰臣文人的生存境遇。这种身为贰臣的身份际遇，以及世代传承的儒家忠孝节义观念，使得贰臣文人人格心态矛盾复杂，其创作较之其他群体作家亦自具特色。

论文关键词：清初；贰臣文人；人格心态；创作风格

明清易代之际，天灾不断，战火连年，最终少数民族政权满清统一了天下。国家的骤亡，异族的入主，极大地冲击着士人。在朝代的更替面前，臣子们不得不做出艰难选择，或出仕新朝而为“贰臣”，或为恢复故国而继续抗争，或为遗民，或逃禅……儒家传统思想赋予士子“忠君不贰”的道德要求，以及长期以来“华夷之变”观念的浸透，无疑深深影响着文人的取予进退。在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历尽战乱、背负沉重心理压力的贰臣作家，无论思想生存状况，还是文学艺术创作，都和与之相对的遗民作家有着很大差异，且具有自己的鲜明印记。又因其成就之高，影响之深，促使我们作深入探讨。

一、贰臣文人的生存际遇

朝代变更的特殊历史际遇，必然促使贰臣的产生。引人注意的是，清初贰臣较之前朝，人数更多，对新朝贡献亦更大，不禁发人深思。这一现象自然直接受清廷用人策略的影响。清人进驻京城，即发告示云：“……我今居此，为尔朝雪君父之仇……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一到玉石不分，尽行屠戮。有志之士，正干功名之秋。如有失信，将何服天下乎?”打着为崇祯帝复仇的旗号，来实现一统天下的目的，颇具策略性与欺骗性，极尽威逼利诱之所能，也确实起到诱降作用，导致大量前明官员纷纷倒戈降附。如谢隆明末罢归，顺治元年(1644)清廷“颁诏招抚山东”，谢陛相时而动，“偕在籍明御史赵继鼎、卢世?等遣人赍降表赴阙，其词日：‘闯贼李自成肆逆逞暴，神人共愤，臣等空且不共之仇，愧无回天之力。惟皇帝陛下智勇兼锡，威灵遐畅，，笃夙昔之旧好，沛拯救之新纶，浩荡仁恩，有逾再造。……敬附归顺之资私而并及之。

且清廷“施笼络民心之术”，举措之一为：“明官吏降附者，各予升级，仍令视事。朱姓诸王，仍其王爵。”可参之《实录》：“令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清世祖实录》卷五)前明、南明官员，包括依附阉党臭名昭著者，以至降附农民军“从贼”“为寇”之人，俱加任用，甚至宠锡有加。如冯铨，明末献媚魏忠贤，为其养子，列“十狗”之一，助纣为虐，与东林、复社等正义人士为敌。后在清廷征召下，即“优予冠服、鞍马、银币，令以大学士原衔人内院佐理机务”，冯氏备受重用。如金之俊，“(李)自成陷京师，(金)之俊不能死，被拷索”。后降清，竟官至吏部尚书。尤其洪承畴，崇德七年(1642)，锦州被俘，归降满清后委以重任，屡受封赏，致使其他诸将对此大为不满。对此，太宗解释道：“譬诸行道，吾等皆瞽，今获一引导者，吾安得不乐?”而其重用贰臣之道，甚而遭致非议。如顺治元年(1644)六月，时任顺天巡抚的柳寅东曾言：“近见升除，凡前朝犯赃除名，流寇伪官一概录用，虽云广大无遗、宽大为治，然非慎加选择之道。鼎革以来，政教未敷，奸宄靡所顾忌。亟宜速定律令。”睿亲王多尔衮却自有自己的一番用意，认为：“经纶方始，治理需人，归顺官员，既经擢用，不必苛求。此后官吏犯赃，审实立斩，问刑准依明律”“脚)。鉴于饱经战乱后新政权政局不稳、人才缺乏的现状，故此采取不论人品出身、唯才是用的用人政策，以致大量贰臣出现，且在清初发挥了重大政治作用。

需要指出，清廷招降汉臣，出于各种原因，有的却只是借其声望，助其统一。如钱谦益，明末作为东林党魁首，即以文章气节名满天下；顺治二年(1645)五月降清，至京候用，三年正月，清廷命以礼部尚书管秘书院事，充修明史副总裁。此职仅为虚衔，无实权，钱本人亦大失所望，其问不过做了一些招降工作。六月，钱氏即以病乞假回籍。于是，清廷令巡抚、巡按“视其疾回奏”，其实不无监视之嫌。又如吴伟业，早年即为士林所重，人清后主持文社，声名日隆。吏部侍郎孙承泽荐举时亦言：“伟业学问渊深，器宇凝弘，东南人才，无出其右，堪备顾问之选。” (人京后，伟业被授予秘书、侍讲，迁国子监祭酒，仅委以修书，且不久即丁母忧回乡家居，在新朝并未有所作为。可见清廷本意在借助二者声名，达到收服人心的政治目的。需要说明乾隆帝组织编撰的《清史列传》，其中《贰臣传》中人物，因其本为大臣列传，而非“儒林…‘文苑”，均列其仕宦经历，尤其凸现政治武功。如龚鼎孳，诗词文兼擅，其文学成就虽逊于钱、吴，却乐交游，喜奖掖后进，凭其政治地位，跻身“江左三大家”之列。而本传却只叙其居官经过，并一再指斥其失节降附，尤其是委身“流贼”李自成一事，对其文学成绩、文坛影响只字未提。又如周亮工，酷好文艺，交游半天下，是明清之际颇有影响的文人学者。而本传却仅载其政绩军功，且略去其明末官山东潍县守城抗清事。以上清廷所谓“贰臣”，出于维护自身统治需要，为现实政治服务，有的大臣虽有“贰臣”身份，却入别传，更多政治考虑。并且清廷编选传记本身，亦有疏漏，邓之诚先生曾言：“孙廷铨、王崇简、姚文然，皆迎降者，又不人贰臣传，则体例之疏也。” (出于政治原因，以达到维护皇权统治的目的，其分类确实显得混乱无章。而我们所作“贰臣”文人分析，是从文学创作角度出发，故而所取研究对象“贰臣”，自然亦异于满清统治者标准。我们以为，其人政治上初仕前明，包括南明政权，后人清为官，且有作品传世，具一定文名、声誉的(主要为文臣)，纳入我们研究范围之内。同时，贰臣文人群体与其他文学团体、流派相比，不会有谁堂而皇之地为贰臣张帜，更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以“贰臣”名号举行诗文聚会、诗酒唱和等活动。只是我们鉴于其贰臣的经历遭遇，对其人格心态产生的影响，结合其创作，借用“贰臣”一词对之进行开掘、分析，并归纳其审美取向、艺术旨趣后的结果。

二、沉重社会心理压力下贰臣文人的文化心态

贰臣作家群，人员构成众多，文学成就斐然，文坛影响深远。仅以名列《清史列传》中《贰臣列传》、时称“江左三大家”为例，钱谦益曾被誉为“四海宗盟五十年”(顾炎武语)，吴伟业(梅村)亦是继牧斋后主持文坛的人物。而龚鼎孳的文学成就虽逊钱、吴，却以其位极人臣的政治地位、名满天下的极高声誉、提携后进长者作风而为人所称，创作颇丰。尤其是词作，在明清之际，堪称领袖。又如“才名稍亚钱吴”(周亮工，文武兼备，文人兼学者，多才多艺，著作等身。又如王铎(觉斯)，不但以书法高妙名世，且以其诗歌创作被誉为中州“诗伯文宗”，成为中州诗坛代表人物，足以“振起艺苑，楷模后进” (卷五《许傅岩诗序》)。此外，如曹溶(秋岳)，诗词文兼擅，尤其是词作，在其时及后世颇具影响，开启浙西词派先河。凡此，显见贰臣作家的成就与影响是仅次于明遗民作家的创作群体，值得我们重视.

首先，贰臣作家身仕二朝经历与生存境遇，使其人格心态变得更为丰富复杂。我们知道，自孔子以来，儒家伦理道德即讲求“忠君”，倡导“君臣大义”，且要“严夷夏之大防”，后经历代封建统治者推崇而世代承传沿袭，不断丰富，清初发展到极致，可由其时遗民之众，抗清之持久，知气节在人们心中地位之重。此外，亦可通过降清贰臣受到时人的讥讽、谴责，感知当时社会舆论给他们造成的沉重心理压力。如钱谦益降附后，“北上赴任时，一日，曾到苏州虎丘一游，身着一件小领大袖外衣，人问其装代表哪朝风格，钱故作戏语道：‘小领示我尊重当朝之制，大袖则是不忘前朝之意。’那人评道：‘大人确为两朝‘领袖’!”(葛万里《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而此次北上，钱却未予重用，失望之余，旋即告病辞归故里。孰料其常熟乡人送其一幅对联，日：“南北三朝元老，清明两代词臣。”谦益本人不由感慨：“人情恶薄，无甚于吾乡。”与其说是其乡风浇薄，毋宁说当时世风使然。又如金之俊(岂凡)，时人讥其失节日：“仕明仕闯仕清，三朝之俊杰；纵子纵孙纵仆，一代岂凡人。”又日：“一二三四五六七亡八，孝弟忠信礼仪廉无耻。”(且言：“从明从贼又从清，三朝元老大忠臣。”对其挖苦、讽刺，甚是严酷无情。

同时，甲申三月十九日国变，多有后来贰臣欲自杀殉国的记载，亦可见儒家封建政治伦理道德观念对其影响之深。如吴伟业，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云：“甲申之变，先生里居，攀髯无从，号恸欲自缢，为家人所觉，朱太淑人抱持泣日：儿死，其如老人何]川(附录《吴梅村先生行状》)又如龚鼎孳，“寇陷都城，公(龚鼎孳)阖门投井为居民救苏。寇胁从不屈，夹拷惨毒，胫骨俱折，未遂南归之愿”(严正矩《龚端毅公传》)。又如周亮工，其子在浚载：“逆闯(李白成)破京师，公投缳，为家人救免。时传闻上已南渡，公又念太封公、太淑人年迈，因与张锦衣鹿征(瑶星)，避于浣花庵。”((附录《周栎园先生年谱》)而王铎虽未有殉国之举，亦曾有祭告先帝之举：“甲申之春，河北乱，予自苏门山走浚，买舟而南，复入吴越。闻闯贼李白成破北京，先帝经死万岁山树，予被发聚友数十人，为位哭于江滩。”(卷十八《诘甲申事》)

至此，我们可见贰臣文人中，对于自己赧颜仕清，很少毫不知耻、近乎冷血之人。因失节仕敌是其一生永远无法抹掉的污点；同时，其良心未泯，自怨自艾，羞愧忏悔之意，我们亦可从其作品中得以印证。 三、贰臣文人的创作主题与风格嬗变

正是这种贰臣经历，时代舆论所造成的巨大心理压力，加之自身良知未泯，极大影响了贰臣作家的文学创作。贰臣文人虽选择了新朝，却终难忘前明故国。他们一方面不断追忆先朝，而对于自己的失节更是常常进行深切地忏悔，如钱谦益。顺治五年(1648)，钱氏曾向明遗民林古度赋诗以诉说自己的心曲：“残生犹在讶经过，执手只应唤奈何。近日理头梳齿少，频年洗面泪痕多。神争六博其如我?天醉投壶且任他。叹息题诗垂白后，重将老眼向关河。”(卷一《次韵茂之戊子秋重晤有感之作》)谦益本人的愧悔是真诚的，晚年以泪洗面，正是其内心愧悔苦痛的外现。甚至转化为对清廷的不满和声讨，进而转化为抗清行动，暗中支持支援东南郑成功领导的抗清事业。难怪清高宗阅其诗集后竟然恼羞成怒，专门批示进行严厉禁毁。

又如王铎。“既入北廷，颓然自放。粉黛横陈，按旧曲、度新歌，宵旦不分，悲歌间作” (卷三十《故宫保大学士孟津王公墓志铭》)。沉湎诗酒，耽于女乐，消极处世，但终难排遣内心苦痛。“社稷存时曾恸哭，乾坤劫后已虚无”(卷五《哭觉斯长兄》)。入清后虽居高位，觉斯却始终显得毫无政治抱负与生活激情，时时感觉到贰臣身份所带来的心理压力。顺治八年(1651)，王奉命祭告华山、峨眉山，因将离开京城，心里有了一种解脱，感到由衷的轻松与喜悦，“侥得出京甸，飘然寄远纵”(卷二十四《喜出京》)，诚如其弟王雏所言：“此行堪惬吾兄意，卧雨餐风入漏天”(卷二十一《闻长兄话蜀事》)。此次远行，何尝不是一种精神解脱。“江关悬万里，蹩蹙笑余生。……从此冠当挂，颠毛果用名”(卷二十四《有事蜀祭别五弦》其二)，竟然由此萌发出挂冠归隐之念。卒前不久，向亲人倾吐内心的痛苦：“我自兵抢后火船……衰老余生，遭际坎坷，殊无快意事，无快意时，无相对快意之人物。……夫古今来侏儒何限，不侏儒亦何限，不知造化；何独妒于老我，摧残之，窘辱之，而拂乱之，生死不自为得。其留以告天下后世，天下后世读而怜其志者，只此数卷诗文耳。” (卷二十《诸同人尺牍·长兄觉斯家报》)且“遗命敛以布衣．勿封树””(卷二《王觉斯先生传》。回首一生，最大耻辱莫过于自己的失节，备受时人非议。不愿穿清朝官服入土，试图以此来赎背弃前朝之罪。

同时，清廷出于对汉人的猜忌，贰臣往往受到新朝不公平对待，不免不满、失望，如曹溶、周亮工，在其著述中亦多有表现。以周为例，亮工不仅工于诗文，且颇具政治才干，为新朝平乱，发展文教，均有巨大贡献，却几次遭受不自之冤，被诬入狱几至丧命。为此，他不禁会反思自己的出处，以致怀疑自己出仕的选择。顺治十六年(1659)，亮工人刑部狱时，深感“生平多谬误，细细责微船”(卷五《九月二十日同乡人帅君载酒泛菊即席同冠五韵》)，认为“出处吾全误”¨(卷六《送冠五还南山》)。甚至产生愤懑与不平，“豹头山下海波宽，对簿声残裹里瘢。自分当时填马革，敢烦具狱望天看”。“弓刀痕里掠枯髅，夜夜云阳市上游。自是圣恩天广大，可怜犹问射乌楼”(卷十--(六月十日纪事》)。“当时”指崇祯十五(1462)年，官潍县时，清兵大举来犯，亮工誓死抗击，孤城得以保全。此外，顺治十五(1658)年，周赴闽质审，时郑成功率兵猛攻福建，亮工待罪居“射乌楼”守城，终使郑军败退。由此诗，可见其对新朝的不满与怨愤。

再次，这种贰臣的经历遭遇不但影响其为人处事、人格心态，并进而极大制约其文学创作题材的选择、主题取向，亦成为其艺术风格、表现方式等发生转变的重要契机之一。明清易代之际，天灾不断，战乱频仍，尤其是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使得作家的身心遭受严重摧残，创作风格亦发生急剧转变，与寄托亡国之痛、身世之悲相一致，作品较前明显更为凄凉、感伤。如吴伟业，人清后，曾一度家居，且邀友人“移家就我住，自首两遗民”，意图隐逸而终。作为士人精神领袖，清廷意在利用其声望，缓和人们的反清情绪，于是征召梅村出仕。然而友人纷纷劝阻，吴本人亦始终犹豫不决。几年后，由于“逼迫万状，老亲惧祸，流泪催装”(吴伟业《与子噪疏》)，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最终踏上北上出仕的道路。梅村坦言“早生贵道心，中年负名义。蹉跎甘皓首，此则予所愧”(吴伟业《送何省斋》)，时代境遇的改变，导致作品内容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在艺术风格上得以鲜明体现。《四库全书提要》论其前后诗风变化云：“(梅村)少作大抵才华艳发，吐纳风流，有藻思绮合、清丽芊眠之致。及乎遭逢丧乱，阅历兴亡，激楚苍凉，风骨弥为遒上。暮年萧瑟，论者以娱心庾信方之。”可谓恰切指出梅村风格三变，即前明时的藻采清丽，甲申、乙酉之变后的凄凉悲切，与入清居官后更多了一层萧瑟，确为的论。如果说人清之初梅村多抒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的话，那么入清居官后，内心则更多了一层愧悔与自责。而诗人这种心绪寄寓于文作，自然较前更为哀怨悲凉。以梅村词为例，前明时才名远播，且备受崇祯帝优宠，得以奉旨还乡完婚的极度礼遇。如此境遇下，梅村浅斟低唱、倚红偎翠，显示出词为艳科的填词作风。而故国沦丧后，梅村迫于沉重的社会压力和自身贰臣身份与际遇，其词作主题及艺术风格亦有了巨大的变化，显得沉郁苍凉。诫如吴本人所言：“余少喜学词，每自恨香奁艳情，当升平游赏之日，不能渺思巧句以规模秦、柳；中岁悲歌佗傺之响，间有所发，而转喉扪舌，噫噫不能出声。”(吴伟业《玉琴斋词·序》)而创作风格的转变，也正由时事的变迁、身份的改换与心境的不同所导致。

世人以为贰臣文人“大节有亏”，人们由鄙视其人，进而忽视其文。贰臣作家群与遗民作家相比，学人关注远远不够。故此，弥补贰臣作家群研究上的不足，重估其文学成就、价值，对其做出准确文学史定位势在必行。同时，通过对贰臣文人文化心态与文学创作的考察，亦有助于我们认识明清之际文学的发展衍变轨迹，把握有清一代文人心态与文风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