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的开端——“五四”运动与文学分析会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文学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白话文开始正式登上舞台，成为中国文学的新生力量。白话文的发展不仅开创了中国文学的崭新历程，同时也为现代语法规范奠定了坚实基础。

【历史背景】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伟大开端。 1817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地球上创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给予各国的革命运动以极其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也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十月革命大大鼓舞了许多知识分子，使一些在黑暗中摸索道路、长期苦闷彷徨的人振奋起来；使一些正在进行着反封建斗争的人们信心百倍，斗争得更为坚定和更为勇敢。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也从俄国革命的“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热风·“圣武”》)。正是在这种情形下，由上海迁至北京的《新青年》编辑部也于1918年间扩大，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胡适等人或先或后参加了编辑工作。以《新青年》为核心，实际上形成了包括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新文化统一战线，团结了许多知识分子共同向封建文化作斗争。文学革命这时也有新的发展，《新青年》自第四卷第五号(1918年5月)起完全改用白话文，白话诗作增多，并出现了以鲁迅的小说为代表的彻底反封建并且充满民族觉醒要求的新文学作品。 1919年5月4月，以巴黎和会拒绝中国人民收回山东主权的正义要求为直接导火线，在北京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爱国示威运动。6月3日以后，上海工人举行大罢工，工商界也罢市。爱国浪潮迅速波及全国，形成全国范围的革命风暴。从此，中国无产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揭开了。经过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声势进一步扩大，以各种实际行动参加或支持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新的社团、报刊风起云涌。据统计，“五四”后一年之中出现的新报刊达到四百种之多，尽管它们思想立场各不相同，但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色彩。这正表明“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极为广泛的群众性，也表明文化运动已日益与政治运动相结合。 五四运动后，民主和科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帜，文学革命也不断向前推进。白话文迅速取代了文言文在文化领域内的正宗地位。文学的语言形式、思想内容和文学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鲁迅、郭沫若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家，以文学创作为武器，向封建制度和阻碍人民前进的旧事物展开了英勇的进攻。文学革命运动的蓬勃开展，促进了新思潮的传播，带动许多知识分子投入爱国运动和文化革命。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正因为是中国近代史上这样一个分水岭，而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1921年以后，新文学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新起的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文艺刊物在各地纷纷出现。新文学从一般革新运动中分离出来而形成独立的队伍，并孕育出不同的流派。创作数量增多，质量也有进展。“五四”启蒙阶段内开放的文学革命之花，至此结出了更多的果实。 这年一月，由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耿济之、郭绍虞、周作人等发起的文学研究会，于北京正式成立。1921年7月，留学在日本的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成仿吾、郑伯奇、张资平等紧接着组成了创造社。这两个最早成立的新文学社团的出现，标志着新文学运动发展到了开始形成独立队伍的阶段。此后几年里，更多的文艺社团和刊物在全国各地涌现。据《星海》一书辑录的资料，从1921年到1923年，全国出现大小不同的文学社团四十余个，出版文学刊物52种。而到1925年止，已经出现的文学社团和刊物，据茅盾统计，各“不下一百余”(《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它们几乎遍布各大中城市，其中比较活跃的，在上海有欧阳子倩、沈雁冰、郑振铎等发起的民众戏剧社，胡山源等组成的弥洒社，田汉所办的南国社，高长虹等先后活动于京沪两地的狂飚社；在杭州有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汪静之1922年即已组成的湖畔诗社；在长沙有李青崖等组织的湖光文学社；在武昌有刘大杰等组成、受到郁达夫支持的艺林社；在天津有赵景深、焦菊隐等组织的绿波社；在北京，则有鲁迅、孙伏园、钱玄同、川岛、周作人等组成的语丝社;杨晦、陈炜谟、陈翔鹤、冯至组织的以浅草社为其前身的沉钟社;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等在鲁迅主持下组织的未名社;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胡适、陈源等组织的新月社等。这些为数众多的文学社团，其成员多为青年学生和职员，除小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外，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中有些已开始接受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它们活动的时间久暂不一，有不少团体和刊物产生之后旋即消失，思想倾向更是各不相同，但总的说来，仍然对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正如茅盾后来所说：“这几年的杂乱而且也好像有点浪费的团体活动和小型刊物的出版，就好比是尼罗河的大泛滥，跟着来的是大群的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他们在那狂猛的文学大活动的洪水中已经练得一副好身手，他们的出现使得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顿然有声有色!” 在上述众多的不同倾向的文学社团中，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不仅成立早，活动久，而且成员多，影响大，在流派发展上也最有代表性，各自做出了不同的贡献。 【社团与流派简介】 文学研究会 文学研究会是“五四”以后成立较早、活动最久、影响较大，在流派发展上也很有代表性的新文学社团。1921年1月4日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成立，后迁至上海。发起人有郑振铎、沈雁冰、周作人、叶绍钧、孙伏园、许地山、王统照、郭绍虞、耿济之、矍世英、朱希祖、蒋百里等12人。后来参加的还有朱自清、谢冰心、王鲁彦、庐隐等人。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读书的陈毅也曾参加了文学研究会。鲁迅那时在北京教育部门任佥事。因当时北洋政府有所谓文官法规定，禁止各部官员参加社会上的各种活动，所以鲁迅没有正式参加文学研究会，但他对文学研究会的发起和宗旨都是很赞成的。随着会员人数的发展，除北京、上海两地外，该会又在广州、宁波、郑州等地设立了分会。文学研究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小说月报》12卷第1号，文研会简章）。成立时并没有一个集体的共同的文学主张。它发起和建立文学团体只有很简要的三条，即：联络感情；增进知识；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反对“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是文学研究会同人的基本态度。他们认为文学应该

反映社会现象，表现和探讨人生问题，并指导人生。因此，该会一向被人看作是“为人生而艺术”的“人生派”。在创作方法上，他们提倡写实主义，因此，又被人称为“写实派”。该会成立时，由沈雁冰接编并全部革新了《小说月报》作为自己的机关刊物。1921年5月，他们又在上海《时事新报》出副刊《文学旬刊》（后改为《文学周报》）。此外，还陆续编印出版了《文学研究会丛书》125种。该会在各地的分会也出版了一些刊物。文学研究会团结了“五四”前后出现的大批作家，培养和扶植了许多新起的作家，从而在自己的旗帜下，形成了一支远比过去强大有力的作家队伍，创作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现实主义作品，翻译和介绍了外国文学，为中国文学进一步向外国文学学习和借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此外，他们还开展了文艺批评，同“鸳鸯蝴蝶派”“学衡派”等文学派别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捍卫了新文学运动的健康发展。1925年“五卅”运动后，文学研究会活动逐渐减少。1932年《小说月报》停刊，该会即无形解散。

【代表作家作品】 乌篷船 周作人 子荣君注： 接到手书，知道你要到我的故乡去，叫我给你一点什么指导。老实说，我的故乡，真正觉得可怀恋的地方，并不是那里；但是因为在那里生长，住过十多年，究竟知道一点情形，所以写这一封信告诉你。 我所要告诉你的，并不是那里的风土人情，那是写不尽的，但是你到那里一看也就会明白的，不必啰唆地多讲。我要说的是一种很有趣的东西，这便是船。你在家乡平常总坐人力车，电车，或是汽车，但在我的故乡那里这些都没有，除了在城内或山上是用轿子以外，普通代步都是用船。船有两种，普通坐的都是“乌篷船”，白篷的大抵作航船用，坐夜航船到西陵去也有特别的风趣，但是你总不便坐，所以我就可以不说了。乌篷船大的为“四明瓦”（Symenngoa），小的为脚划船亦称小船。但是最适用的还是在这中间的“三道”，亦即三明瓦。篷是半圆形的，用竹片编成，中夹竹箬，上涂黑油，在两扇“定篷”之间放着一扇遮阳，也是半圆的，木作格子，嵌着一片片的小鱼鳞，径约一寸，颇有点透明，略似玻璃而坚韧耐用，这就称为明瓦。三明瓦者，谓其中舱有两道，后舱有一道明瓦也。船尾用橹，大抵两支，船首有竹篙，用以定船。船头着眉目，状如老虎，但似在微笑，颇滑稽而不可怕，唯白篷船则无之。三道船篷之高大约可以使你直立，舱宽可以放下一顶方桌，四个人坐着打麻将，——这个恐怕你也已学会了罢？小船则真是一叶扁舟，你坐在船底席上，篷顶离你的头有两三寸，你的两手可以搁在左右的弦上，还把手都露出在外边。在这种船里仿佛是在水面上坐，靠近田岸去时泥土便和你的眼鼻接近，而且遇着风浪，或是坐得少不小心，就会船底朝天，发生危险，但是也颇有趣味，是水乡的一种特色。不过你总可以不必去坐，最好还是坐那三道船罢。 你如坐船出去，可是不能像坐电车的那样性急，立刻盼望走到。倘若出城，走三四十里路（我们那里的里程是很短，一里才及英里三分之一），来回总要预备一天。你坐在船上，应该是游山的态度，看看四周物色，随处可见的山，岸旁的乌柏，河边的红寥和白苹、渔舍，各式各样的桥，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偏门外的鉴湖一带，贺家池，壶觞左近，我都是喜欢的，或者往娄公埠骑驴去游兰亭（但我劝你还是步行，骑驴或者于你不很相宜），到得暮色苍然的时候进城上都挂着披沥的东门来，倒是颇有趣味的事。倘若路上不平静，你往杭州去时可于下午开船，黄昏时候的景色正最好看，只可惜这一带地方的名字我都忘记了。夜间睡在舱中，听水声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也都很有意思。雇一只船到乡下去看庙戏，可以了解中国旧戏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动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觉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乐法。只可惜讲维新以来这些演剧与迎会都已禁止，中产阶级的低能人别在“布业会馆”等处建起“海式”的戏场来，请大家买票看上海的猫儿戏。这些地方你千万不要去。——你到我那故乡，恐怕没有一个人认得，我又因为在教书不能陪你去玩，坐夜船，谈闲天，实在抱歉而且惆怅。川岛君夫妇现在山下，本来可以给你绍介，但是你到那里的时候他们恐怕已经离开故乡了。初寒，善自珍重，不尽。 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夜，于北京。 （1926年11月作，选自《泽泻集》） 注：子荣，是周作人的笔名，始用于1923年8月26日《晨报副刊》发表的《医院的阶陛》一文。以后，1923年、1925年均用过此笔名，在本文之后，1927年9、10月所作《诅咒》《功臣》等文中，也用过“子荣”的笔名。一说“子荣”此笔名系从周作人在日本时的恋人“乾荣子”的名字点化而来。本文收信人与写信人是同一人，可以看作是作者寂寞灵魂的内心对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