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分析
现代文学的开端——“五四”运动与文学分析会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文学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白话文开始正式登上舞台,成为中国文学的新生力量。白话文的发展不仅开创了中国文学的崭新历程,同时也为现代语法规范奠定了坚实基础。【历史背景】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伟大开端。 1817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地球上创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给予各国的革命运动以极其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也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十月革命大大鼓舞了许多知识分子,使一些在黑暗中摸索道路、长期苦闷彷徨的人振奋起来;使一些正在进行着反封建斗争的人们信心百倍,斗争得更为坚定和更为勇敢。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也从俄国革命的“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热风·“圣武”》)。正是在这种情形下,由上海迁至北京的《新青年》编辑部也于1918年间扩大,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胡适等人或先或后参加了编辑工作。以《新青年》为核心,实际上形成了包括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新文化统
20世纪日本中国现代文学分析的比较视野
摘要:在日本真正具有学术意义和比较视角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始于竹内好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同人。继竹内好之后,关于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加起来,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研究文章涉及这一论题,进入八九十年代这一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真正具有一定理论建树和思想深度的研究并不多见。而相比之下,伊藤虎丸的研究以其宏阔的思维视界和独到的理论深度表现出不同的个性特征。 关键词:20世纪日本;中日现代文学研究;比较视野一 中国与日本自古以来特殊的文化关系和进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紧张的民族矛盾,使日本人在打量现代中国和中国文学时,就特别关注中日之间的文化、文学关系,比较早的像井东宪的《中华民国的新文艺——与日本文艺的关系》(《都新闻》,1929.2.13-15)、泽村幸夫的《支那小说家的日本女性观——从张资平的作品谈起》(《东洋》34—6.1931.6)、中村光夫《鲁迅与二叶亭》(《文艺》,1936.6,收入《文艺读本·鲁迅》)、山东赋夫在《读卖新闻》(1936年10月22—25日)上发表的《鲁迅与我国文坛》等都显示了关注中国和日本文学关系的新视角。不过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代文学分析范式?
一 现代文学史料是现代文学史的忠实记录,也是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必须去关注、去审读的一个重要领域,但是就“现代文学研究”而言,大家往往忽略并遗漏了该研究最重要的一个字:史。因此,精确地说“现代文学研究”应该是“现代文学史研究”。 这个“史”字特别重要,从语法学角度讲,一旦遗漏“史”字,研究基础就从“历史研究”转变成了“文学研究”,但从具体的研究范式上看,两者并不是一回事。 历史学家金毓黻在《中国史学史》里关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论有这样的说法: 即就史学而论,亦无不用考证学,为其治史之方法也,果其所用之方法,日有进步,则旧书可变为新,否则不惟不进步,而且呈衰颓之象,则新者亦变为旧矣。是故研究之对象,不论其为新为旧,而其研制之方法,则不可拘守固常,而应日求其进步,其所谓新,亦在是矣。 金毓黻认为,历史研究要注重两个问题,一是史料要旧,二是方法要新,在研究过程中必须两者并举,缺一不可。 值得注意的是,在土耳其裔美籍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的名著《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中,有着另外一段话,与金毓黻的这段话相比,两段话放在一起
中国现代文学期刊杂志分析综述
[摘要]对现代文学期刊的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回到文学的现场把握文学的原生态,而且为现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域,开辟了新的天地。 [关键词]现代 文学期刊 发展研究 任何一种文学现象,都是时代和历史的产物。现代文学期刊是顺应时代潮流、迎合文学创作的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由于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地区的革命形势的发展不平衡,由于各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的不同,现代文学期刊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发展史。可以按如下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内的不同文学社团、不同文学流派、不同区域进行勾勒。 第一个时期,既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1917-1927年)。这是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的产生和发展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躯者们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用鲜血和汗水冲刷几千年来历史河床上淤积的层层叠叠的封建思想的污泥,发动了一场空前的猛烈的批判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学的思想革命和文学勒命运动,创办了《新青年》(第一卷名为《青年杂志》、《每周评论》、《新潮》、《少年中国》、《星期日》、《星期评论》等许多倡导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刊物,在鲁迅先生的带动下,创造了一批崭新的具有现代意识的新文学
疏离与沿袭:马华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分析
内容摘要:马来西亚是海外华文文学最繁荣的地区,和中国现代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1945年以前马华文学深受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中国元素非常明显,可说是中国文学的海外支流。1945年后中国出版物禁止进入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和中国的文化交流断绝45年,取而代之的是香港和台湾,成为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中转站,继续向马来西亚输入文学和文化。此外,马来西亚独立以后的中学华文课本主要以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为教材,深深影响马来西亚文学爱好者,他们从中得到写作的启蒙。本文主要梳理中国现代文学在马来西亚的传播过程与形式,观察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既疏离又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马华文学世界华文文学华文课本文学传播马来西亚是中国、台湾、香港之外华文文学最繁荣的地区。1945年以前马来西亚华文文学(马华文学)深受中国文学的影响,作品背景和思想都以中国为背景,可说是中国文学的海外支流。二战后,为了遏制共产主义思想,英国殖民地和当地统治者禁止中国出版物进入。马来西亚人民和中国文学界断绝交往45年,取而代之的是香港和台湾,给马来西亚华文文坛注入新的文学元素。然而,受过华文教育的马来西亚华人,对中
现代文学晚期文论失范的话语分析
一 自「五四运动」以后,知识份子思想改造问题一直贯穿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思想改造是一个巨大的精神系统工程,因为文学家思想蜕变的过程,是一个痛苦的思想转换过程。文学家在这种思想蜕变的过程中,不断地对自身及文学的社会作用和角色位置进行反思。文学家的身份认同、文学家的创作态度和创作倾向、文学作品与大众之间的距离等问题一再受到文学理论家的关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这种反思意识进一步得到了加强。无疑,这是文学家世界观发生改变的内在前提,也是文学理论向更加新的形态转变的契机。经过自觉的对自身的反省和批判,文学家们的世界观和生活实践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自觉走向工农大众,在生活以及思维和言说方式上,都极力向人民群众靠拢,文学观念同政治、社会生活观念渐至合而为一。 然而,文学家在心态和话语方式的转变过程中,基于「脱胎换骨」的理想追求,抛弃了原有的文学观念,向工农大众靠拢,但同时把原来习用的思维和批评方式也给扔掉了。尤其是解放区的作家和艺术家,为了接受工农思想的改造,他们放弃了从「五四」新文学传统中所接受的以个体本位为中心的西方文化观念和近代启蒙思想,主动介入到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