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浅论丰子恺的抗战散文创作简论

摘要：丰子恺散文的创作既有一以贯之的主题，又有不同的阶段表现，尤其在抗战期间的散文创作具有较强的时代色彩—控诉了敌寇的滔天罪行，同时也表现了自己抗敌决心和对抗战胜利前途的坚定信心，对鼓动抗战、推进抗战文艺向前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丰子恺抗战散文创作特征 丰子恺是一位在漫画、书法方面有着很高造诣的艺术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成绩卓越的散文家。从20年代至70年代，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他写下了大量的散文随笔，并出版过多种散文随笔集，尤以“缘缘堂随笔”闻名。他的散文随笔内容朴素自然，风格隽永疏朗，在现代文学史上自成一格。作者以其广博的爱与同情关注着生活中的真善美。由于作者散文随笔的创作历时较长，其间又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因此作品也表现了这一时期作者的思想发展，可以说既有一以贯之的主题，又有不同的阶段表现，尤其在抗战期间的散文创作，具有较强的时代色彩。如柯灵所说:“激昂、慷慨，这是丰子恺抗战时的呼声。” 丰子恺抗战期间写的散文，除了一部分散见于当时的刊物上，基本上都包括在《丰子恺近作散文集》和(率真集》中。 抗战爆发时，丰子恺正闲居在故乡石门湾。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下旬，日军突然进犯石门湾。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丰子恺率亲族老幼十余人，辞别缘缘堂，逃出了敌人的火线。敌人的入侵，打破了丰子恺在缘缘堂的宁静生活，焚毁了他苦心营造的缘缘堂。他被迫开始艰苦的逃难生活。故乡旧家的毁灭，对丰子恺来说是痛苦的，这在他抗战初期逃难途中填的一首词里得到充分的表现: 千里故乡，六年华屋，匆匆一别俱休。黄发垂髻，飘零常在中流。澡江风物春来好，有垂杨时拂行舟。惹离愁，碧水青山，错认杭州。 而今虽报空前捷，只江南佳丽，已变荒丘。春到西湖，应闻鬼哭啾啾。河山自有重光日，奈离魂欲返无由。恨悠悠，誓扫句奴，雪此冤仇。(《高阳台》录江舟中作) 这首词充满离怀别苦，最后三句“恨悠悠，誓扫匈奴，雪此冤仇。”表达了作者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比愤恨，这种愤恨伴随他度过了整个抗战时期。国恨家仇带来的深痛感受，使丰子恺思想和散文创作发生重大变化。他说:“我们要以笔代舌，而呐喊‘抗敌救国’!我们要以笔代刀，而在文艺阵地上冲锋杀敌。此时的丰子恺，已一扫居士风，俨然是一位用笔作战的斗士了。 首先丰子恺用散文控诉了敌寇的滔天罪行。如《宜山遇炸记》、《辞缘缘堂—避难五记之一》、《桐庐负暄—避难五记之二》等写到敌人的空袭，对敌机滥炸所造成的恐怖灾难作了无声而强烈的控诉，揭露了敌人的兽性，表现了对敌人非人道的残暴做法的愤恨。

《辞缘缘堂—避难五记之一》写了日寇空袭丰子恺故乡石门湾的经过。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六日正午，丰子恺全家十个人围着圆桌正在吃午饭的时候，听见飞机声。不久一架双翼侦察机低低地飞过。通过玻璃窗望去，可以看得清人影。石门湾没有警报设备。以前飞机常常过境，也辨不出是敌机还是自己的，大家跑出去，站在门口或桥头仰起了头观赏。那侦察机兜一个圈子后就飞去了。下午二时，敌机开始来轰炸。敌机在石门湾上空盘旋将近两个小时，“共投炸弹大小十余枚，机关枪无算。东市炸毁一屋，全家四人压死在内，医生魏达三躲在晒着的稻穗下面，被弹片切去右臂，立刻殉命。我家后门外五六丈之处，有五人躺在地上，有的已死，脑浆迸出。 “其余各处都有死伤。后来统计当场炸死二+余人，伤无算。数日内陆续死去又三十余人。《宜山遇炸记》一文写敌寇对宜山的空袭。敌人空袭宜山，炸弹不投在闹市，而故意投在郊外。他们料知这时候人们都走出闹市而躲在郊外的。“车站旁、运动场上、江边、公园内投了无数炸弹，死了若干人，伤了若干人。有一个女子死在树下，头已炸烂，身体还是坐着不倒。许多受伤的人呻吟叫喊，被抬赴医院去。这次轰炸也给作者留下创伤:“从这次被吓之后，听见铁锅盖的碰声，听见茶熟的沸声，都要变色，甚至听见邻家的老妇喊他的幼子‘金保’，以为是喊·警报’。对敌寇的空袭，作者不仅揭露了其“空袭”行为上的不人道，而且也揭露了敌人空袭在道义上的不平等:“‘空袭’这一种杀人办法，太无人道。‘盗亦有道’，则‘杀亦有道’。大家在平地上，你杀过来，我逃。我逃不脱，被你杀死。这样的杀，在杀的世界中还有道理可说，死也死得情愿。如今从上面杀来，在下向逃命，杀的稳占优势，逃的稳是吃亏。死的事体还在其次，这种人道上的不平，和感情上的委屈，实在非人所能忍受!《防空洞见闻》和《胜利还乡记》，也写了日本鬼子滥炸平民的罪行。 日寇的暴行、抗战的烽火锻造了丰子恺的意志，也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这个时期，他写出了一批鼓舞抗战、歌颂人们团结抗战的作品，表现出自己抗敌决心和对抗战胜利前途的坚定信心。在《辞缘缘堂—避难五记之一》一文中，他以高昂的战斗激情，反映出作者的誓愿:“环境虽变，我的赤子之心并不失却，炮火虽烈，我的匹夫之志决不被夺，它们因了环境的压迫，受了炮火的洗礼，反而更加坚强了。杜衡芳芷所生，无非吾土;青天白日之下，到处为乡” “呜呼!‘民之秉夷，好是璐德。’普天之下，凡有血气，莫不爱好和平，厌恶战争。我们忍痛抗战，是不得已的。而世间竟有以侵略为事，以杀人为业的暴徒，我很想剖开他们的心来看看，是虎的?还是狼的?《还我缘缘堂》一文也写道:“我虽老弱，但只要不转乎沟壑，还可凭五寸不烂之笔，来对抗暴敌。这些铮铮誓言，代表了战乱时期的作者坚贞不屈的斗志和慷概悲壮的民族气节。在《劳者自歌·切勿毁之已》中，他联系当时的抗战说道:“我们不是侵略者，是‘抗战’，为人道而战，为正义而战，为和平而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以仁克暴。作者在《一饭之恩—避寇日记之一》也写道:“从皮毛上看，我们现在的确在鼓励‘杀敌’。这么惨无人道的狗最豺狼一般的侵略者，非‘杀’不可。我们开出许多军队带了许多军火，到前线去，为的是要‘杀敌’。但是，这件事不可但看皮毛，须得再深思一下:我们为什么要‘杀敌’?因为敌不讲公道，侵略我国;违背人道，茶毒生灵，所以要‘杀’。故我们是为公理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为人道而抗战，为和平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不是鼓励杀生。我们是为护生而抗战。

丰子恺还写了一批谈论抗战文艺的随笔，提出了对抗战文艺的看法。一九三八年四月他在《立报》上发表《粥饭与药石》一文，主张文艺要服务于抗战的需要。文章把中华民族受日寇的侵略而遭遇的困难，比喻成一个健全的身体受病菌的侵害而患大病。而“一切救亡工作就好比是剧药，针灸，和刀圭，文艺当然也如此。《谈抗战艺术》则明确指出抗战艺术是“宣传艺术”的一种，“宣传力越广大的，抗战艺术越良好”并引证托尔斯泰的《艺术论》说明抗战艺术贵乎浅显易懂，浅显易懂作品中不乏良好艺术。我们的抗战艺术，务求广受四万万民众的理解。欲广受理解，内容非仁爱不可.外形非浅显不可。以笔代枪作抗战宣传，不仅限于文学，漫画也引起了丰子恺的注意。他在《漫画是笔杆抗战先锋》一文中认为，漫画是宣传抗战的有力武器。这是由漫画的两个特点决定的。第一，看漫画一望而知，不花时间。在繁忙的非常时期，这种宣传方法是最有效的。第二，漫画是一种不须学习的文字，文盲也看得懂，所以其宣传力最广。因此漫画“在目前是最有力、最普遍的宣传工具”。 除了散文、漫画，丰子恺对抗战歌曲的作用十分重视。他在1938年写的(谈抗战歌曲)一文中表示:“抗战以来，艺术中最勇猛前进的要算音乐。文学原也发达，但是没有声音，只是静静地躺在书铺里，待人去访问。演剧原也发达，但是限于时地，只有一时间一地点的人可以享受。至于造型美术(绘画、雕塑之类)，也受着上述两者相同的限制，未能普遍发展。只有音乐，普遍于全体民众，象血液周流于全身一样。我从浙江通过江西，湖南来到汉口，在沿途各地逗留，抗战歌曲不绝于耳。连荒山中的三家村里，……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于村夫牧童之口。都会里自然不必说。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以说:人烟处，即有抗战歌曲。……前线的胜利，原是忠勇将士用热血换来的。但鼓励士气，加强情绪，后方的抗战文艺亦有着一臂的助力，而音乐实为其主力。 丰子恺反映抗战生活的散文有如“满园盛放的花卉”。从丰子恺抗战后的散文随笔创作看，除了与早期的作品有着一致的主题—谈人生、谈艺术外，这时期的作品关注社会的面更宽了，写出了一批洋溢着强烈战斗精神的作品。从其抗战散文中，我们看到了日寇的罪行和我们民族顽强的活力，这对鼓动抗战、推进抗战文艺向前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