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山国灵寿城人口问题初探

军队都城乃国运所系，需要大批军队在此保卫。在灵寿城城垣垣基的勘查中，发现有四处与城垣垣基相连而外凸或内凹的大型夯筑附属建筑。第一处位于东城北垣西端，主要是用于驻兵保护东城北门阙。第二处筑于王陵区内的西城垣中部，其北侧为王陵区的西门阙，因此这座建筑应与护卫门阙有关。第三处位于西城西城垣的南部，周围散露出大量的空心砖、板瓦、筒瓦、素面半瓦当、碎陶器、箭镞及红烧土的堆积等遗物。此建筑大于其他三处附属建筑，根据暴露于地表的遗物分析，这处大面积的夯土建筑似为军队的驻地。第四处在西城最南端的城垣上，可能主要用于河防。由这些城墙防御设施建筑遗址以及出土的兵器可以想见，当时的灵寿都城肯定是重兵把守之地，城内驻兵数目可观。灵寿城址周围发现许多随葬铜剑、铜戈、铜镞等兵器的小型墓葬，随葬品特点鲜明，其主人无疑应该是生前为中山国冲锋陷阵的士兵。 平民主要包括士、农、工、商四民，他们是城市中各种劳动的承担者，也是城市人口的主体部分。士的涌现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城市人口构成上的一大特点。许倬云先生在班固“古今人表”所载范围内，比较了春秋与战国两个时期中“新人”(即士人)在表中人物总数中所占的不同比重。根据他的统计，在春秋时期，这种出身寒微、来历不明的新人平均占总人数的26%，战国时期则增加到55%[10]。春秋战国时期，家道衰落的上层贵族和下层中拥有专门知识和技能者构成了新兴的士阶层的主体。各种各样的士，如文士、武士、辩士、策士等等，在战国的舞台上表演着他们特有的技艺，为时代发展增添了无穷的活力。《吕氏春秋·贵卒》中提到的中山国的“多力者”吾丘鸠，《战国策·中山策》中“挈戈”随中山君而战的二人，都属于练得一身本领、报效其主的武士。《战国策·中山策》中还提到中山君“倾盖与车而朝穷闾隘巷之士者，七十家”，可见中山国士的人数十分可观。战国时期尚贤养士之风盛行，中山国铜器铭文中处处显示出中山君主对贤人的渴求，实际政治生活中，中山君对司马喜、张登等士人也是倍加信任和重用。这种对贤才的招揽政策，使得大批士人集中到都城之中。《管子·大匡》云:“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这里的“不仕”就是指没有当官的士，他们仍然要耕田，和农民都居住在靠近城门的地方，就是为了出城耕种的方便[11]。 战国时期城市的工商业功能大大加强，但城市居民中仍然存在农业人口，考古资料也证明，在一些繁华的都市内依然有农业人口的存在。灵寿城址内有三处比较大的居住遗址，其中二号居住遗址出土有磨光石凿(凿长10.6厘米)和陶网坠，这些出土遗物说明这里居住的很有可能是从事农业的人口，且二号居住遗址紧邻西城墙，靠近城门，这也和文献记载及其他都城考古中农业生产者的聚落遗址所在位置大体相同。 灵寿城有大面积的手工业作坊区。四号遗址是制陶作坊遗址，现存面积为东西200米，南北200余米，文化层平均厚度1.2～3米。五号遗址是铸铜、铁器作坊遗址，面积较大，南北960米，东西580米，文化层厚1.2～1.7米。这样大规模的手工业作坊区必定聚集着数量庞大的手工业者。而且从出土遗物可知，中山国手工业部门齐全，分工细密，这也是要以大量的手工业人口为基础的。位于手工业作坊遗址西南角的六号居住遗址，现存面积东西300米，南北180米，发现较多夯土建筑残迹、灰坑，初步确定为居住区，应该就是这些手工业者居住的地方。中山王墓葬中出土的大批精美的青铜器、玉器，大多应是在灵寿城官手工业区制造的。灵寿城中的各种手工业者，用他们的聪明智慧为中山国创造着“多美物”的奇迹。 前述灵寿城之繁华，集中表现在“市”的人口密集，而毫无疑问，“市”中密集的人口多为从事各种经营活动的商贾。《史记·货殖列传》中亦载中山之地乃温、轵商贾贩运经营之地。中山“仰机利而食”的民风，即与其商业的发达密切相关。灵寿城的商人在发展中山国经济上也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 总之，灵寿都城人口主要由官僚贵族、军队和平民构成。官僚贵族和军队是城市内主要的消费群体，消耗大量国家财富，但同时这种消费客观上也刺激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士、农、工、商四民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消费者。合理的人口结构无疑会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上层人口的急剧增长，平民生活的恶化，则会阻碍社会生产的发展。 三、 灵寿城人口管理 大量人口集中在城市，为了使城市人口生活在一个正常而有序的环境里，政府必须实施有效的管理。这不仅关系到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关系到国家政权的稳固。 城市居民管理是在城市居民组织的基础上进行的。《国语·齐语》记载了管仲对国都的规划:“五家为轨，伍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管子·小匡》中的记载与之大体相同。可见，春秋战国时期临淄城居民组织系统大致分为轨、里、连、乡四级。这其中“里”和“乡”的地位十分重要。《晏子春秋·内篇谏上》中，晏婴告诉齐景公:“坏室乡有数十，饥氓里有数家。”《墨子·明鬼》中说:“何不尝入一乡一里而问之” ;“内者宗族，外者乡里”;“取亲于乡里。”《吕氏春秋·安死》曰:“皆乡里之所釜鬲者而逐之。”以上诸篇中每言及城市居民组织，多称 “乡”、“里”，或将二者连称。乡是春秋战国时期城市居民组织的基准单位，而里则是乡辖下的区域单位和城市居民的聚居单 位[12]。 《战国策·中山策》中提到，中山国的士居住在“穷闾隘巷”，此“闾”即“里”也。《周礼·地官·大司徒》载:“闾、里皆二十五家。乡谓之闾，遂谓之里。”可见“闾”是和“里”一样的单位，只是称呼不同，在城市中称“闾”，在乡村中称“里”。有时“闾”、“里”也并不严格区分，《战国策·齐策》有“乃使人听于闾里”之言，诸子中“闾里”连称也颇常见。由此可知，中山国城市中也有“闾里”这一居民组织。 那中山国是如何在“闾里”这一居民组织基础上实施具体的人口管理呢?根据文献记载可窥其一二。《周礼·地官·闾胥》载: “闾胥各掌其闾之征令”，闾胥掌管本闾有关征收赋税、徭役的命令。《周礼·地官·里宰》载: “里宰掌比其邑之众寡，与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里宰掌管清查本里人数，以及六畜、兵器数，执行有关政令。城邑中闾里的执掌人物为“闾胥”和“里宰”，他们的职责明确，就是对闾里实行严格的管理。“里域不可以横通，闾■不可以毋阖”[13]，里周围用围墙封闭起来，且里中只设一条直通的道路，在道路的一端或两端设置里门，并派人把守，以便控制里中居民。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的对城市居民采取的这一封闭式管理模式，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一直延续了千余年，直到宋代方废弃[14]。“闾里”组织通行于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城邑中，所以，《管子》中所讲到的有关闾里的管理制度，在战国时代应是带有普遍性的，我们可以藉此了解中山国灵寿城内的居民管理制度。 综上所述，战国中山国灵寿都城聚集了大量的人口，根据城乡人口比例推测，其规模的上限应该在10万人左右;主要由贵族官僚、军队和平民组成;城内有“闾里”居民组织的设置，并在此基础上对居民实行严密的管理。

[1] 曹迎春:《战国中山人口探索》，《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2期。 [2]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战国中山国灵寿城——1975～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42页。 [3] 马世之:《略论楚郑都城市人口问题》，《江汉论坛》1988年1期。 [4] 曲英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54页。 [5] 蒋刚:《东周时期主要列国都城人口问题研究》，《文物春秋》2002年6期。 [6] 吴甲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5页。 [7] 徐扬杰:《汉代的农业生产水平问题浅探》，《史学月刊》1982年3期。 [8] 姜涛:《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21页。 [9] 焦培民:《先秦人口研究》，郑州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 [10] 许倬云:《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变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4本下册。 [11] 宋仁桃:《战国秦汉城市人口结构初探——以农民问题为中心》，《史学月刊》2006年5期。 [12][14] 于云瀚:《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居民组织及其管理》，《安徽史学》2004年4期。 [13] 《管子·八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