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世纪前西方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认知

摘要19世纪前，西方已达成有关中国人口众多的一致认识，但对它的认知与理解却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从早期将之等同于繁荣强盛，到十六七世纪发现并关注贫困问题和溺婴习俗，再到18世纪末视其为中国各类社会问题的总根源，中国的人口形象经历了由被肯定到被否定的转变。这种转变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这是本文想要说明的问题。 关键词中国人口，耶稣会士，繁荣，贫困

人口众多，这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也是西方在初识中国时所产生的第一印象。对于这一印象，西方旅行者、商人、传教士以及学者等均多有阐述。从他们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西方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认知。当然，这种认知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中西交流的深入，在18世纪中期，西方对中国人口的看法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同时，也应看到，这种变化是同西方人口思想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一、西方早期的中国人口印象 1，最初印象的产生 有关中国的人口情况，西方早在公元2世纪就已经有了模糊的认知。那时希腊人开始注意到“赛里斯”国(指中国)的幅员辽阔、物产丰富，乃至提到“赛里斯人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在生育”。这里明显有了中国人口多的第一印象，但是所有的这些印象大多来源于道听途说，或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天马行空的想象。 直至13世纪，西方与中国之间的接触有了实质性的突破。蒙古大汗为开疆拓土，金戈铁马，一路西行，兵锋直抵维也纳城下，引起欧洲的一片恐慌。然而，这次欧亚大陆远东与极西的直接交锋，带来的不仅是刀光剑影，更是商旅往来的频繁及东西高层间的第一次对话。越来越多的商人、传教士、旅行家往来于东西，带回了遥远的“契丹”与“蛮子”省的有趣消息。为满足欧洲民众对异域的窥奇心理，众多游记作品也应运而生。著名的《马可·波罗行纪》就诞生于这一时期。除此之外。还有《柏朗嘉宾游记》《鲁布鲁克游记》《鄂多立克游记》等诸种作品相继问世。而所有的这些游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描绘在大汗统治下的国度，人口繁多、资源丰富、兵强马壮，人们生活安定富足。这样，中国人口就自然而然地同物产、兵力联系起来，三者间形成了相互的因果关系。人口多而强盛的印象对于此时的欧洲游者来说印象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即使在他们涉及“贫穷”一词时，也是在为这种强盛进行论证。如鄂多立克在惊叹于中国人口之众后，提到：“那些沦为贫乏穷困者受到很好的照顾，给以必要的供应。” 2，6世纪的新认识 蒙元时代所形成的繁荣印象并没有被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中西交通阻隔所中断，15世纪末哥伦布的远航就是在马可波罗游记的激励下进行的。同样，有关中国人口繁多、富足安定的认知在16世纪依然延续，但该世纪来自西方的拜访者却有了一些新的发现： 一方面，这个国家的人口并不都是富足的，西方的旅游者开始关注到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伯来拉发现，“这个国家靠海的地方人烟稠密。因此你每走一里就会看见一些城镇和客栈，丰足地供应各种物品。致使他们平安地在城镇生活。但住在外面的却很穷，到处人太多。”克路士也注意到小船上的穷人，“他们在船上养小猪小鸡，还有小的可怜的园子，他们就在那里过穷日子和栖身。”不过，出于对中国的敬仰，他最后还不忘提醒道，“这些穷人在衣着方面不像葡萄牙穷人那样破破烂烂。” 另外，人多并不意味着士兵素质高，也不意味着侵略性强。“中国人既不勇敢又不机智，他们天生毫不好战；如果他们自立，那是靠人多、城池和城镇坚固，及军器充足。” 而中国之所以能养活如此众多的人口，除了资源丰富以及和平安宁外，一些游者还有了新的理解。“因国家人烟稠密，百姓众多……所以人人都劳动谋生，努力得到好吃的食物，去维持他们巨大耗费”；“在中国，一切下种后能收获的土地都开耕了……这个国家不丢弃任何不管怎样破旧的东西”。“土地出产极富庶……原因在于中国的主要食物是大米，在全国产量极丰，有很多一年两收或三收的大稻田”。中国人的勤劳、俭朴以及稻米产量高，这些因素在早期西方游者看来既是中国人口多的原因，也可以是其结果。 3，耶稣会士主导下的人口认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十七八世纪是耶稣会士主导中国认知的时期。耶稣会由西班牙教士罗耀拉创立，其组织与训练甚为严格，需“誓言甘受贫困，严守贞洁，谨从教规”，且“耶稣会士独重学问，诸如天文、历法、地理、数学，以及伦理、哲学、方技、制造等类，无不力求贯彻”。正因为耶稣会士的不畏艰辛、学术精深，致使其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从无到有，日渐繁盛，并通过信件、报告、出版书籍等方式很快占据了西方对中国的主要认知渠道。 最早提倡首重中国传教事业的耶稣会士，为沙勿略。其在日本传教时，就认识到“谈论中国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是“极大的国家，和平，完全没有战争”，其“大城市中住着许多人……是极为富裕的国家”。沙勿略虽从未到达中国大陆，但有关中国人口多、富裕和平的印象却影响了早期到华的耶稣会士。如“既百计以求开教中国”的利玛窦，在其看来，中国“具有无数人口和无限幅员”，中国人“最勤奋”，“习惯于生活节俭”，而且“在这个王国的境内有丰富的出产，无需由外国进口”，“他们的皇上和人民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可见，利玛窦同样将中国人口众多归因于富裕和平，以及中国人的勤奋简朴。 除了对勤劳节俭的极力强调外，早期耶稣会士也看到了人口众多所引起的一些消极影响，即贫困以及由之带来的溺婴习俗。他们不仅承认“中国不如欧洲富，也没有多少人称得上是富翁，欧洲的穷人没有中国的那么多，那么穷”(显然已经没有了克路士所展现出的谦逊)。而且教士们还进一步发现“中国有一种更为严重得多的罪恶是某些省份溺毙女婴的做法”，利玛窦认为，溺婴习俗的产生更主要在于中国人相信灵魂转生或者轮回。由于溺婴是天主教所极力反对的罪恶，因此教士们一开始就对这一行为进行了强烈的鞭挞。 随着在中国传教活动的深入，耶稣会士对中国现状的认识日益深刻。他们越来越少地像利玛窦那样将人口众多与富裕和平联系起来，而更多地强调它所带来的民众的赤贫与其他可怕结果(如溺婴、饥馑、抢劫等)。马若瑟神父1700年在分析中国的人口状况后，认为“这个举世最富庶繁荣的帝国在某种意义上又是各国中最贫穷可悲的国家”。因为一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就是“整天用双手翻地，晚上若能就着淡而无味的清水汤吃一小碗饭便是幸事”。更令他惊异的是，中国表面上的和平实际上是基于这样的悲惨情形，“在此地并不鲜见的饥荒年代，数以百万计的生灵眼看自己活活饿死却不揭竿而起”。耶稣会士帕拉宁(Pareunin)也发现一件令之“难以置信”的事，即中国如此经常地发生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