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教学应重视传统文化内涵挖掘

一、当今文言文教学的误区

语文课堂上有一种较普遍的现象，一上文言文，学生笔记就记得唰唰响，满满当当全是关于文言字、词、句的有关解释、翻译。而且，教师还不断强调：解释、翻译必须准确、到位，才算完全正确。一节课下来，学生学到了一些与现代汉语相区别的文言语法规则，至于其中的文学韵味和文化魅力，却并未品味到。久而久之，学生对文言文的学习多限于“与现代汉语语法有什么不同”、“翻译得准不准确”等问题的把握。

这不能怪学生。长期以来，我们的课堂上，讲述文言文不外乎这些主要的教学内容：特殊句法、实词的用法、虚词的用法、词类活用、通假字，诸如此类，贯穿于串讲课文的各环节中。随着学龄的增长，教师传授给学生的文言语法规则的数量和复杂程度日益增加。而其他带有文化因素的教学内容，则只限于一些有关的古代文学常识的传授而已。

诚然，文言文的讲授离不开字词句等语法规则。但是，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的许多语文教师，将文言文教学单纯地、肤浅地理解为古代汉语教学。在课堂上，以大量的语法知识淹没了对课文本身人文内涵的理解，重视的是“正确性”，并历来以此为文言文教学的正道。这种忽视文化内涵的传授的作风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学生对文言文学习的兴趣。在一些学生们的眼中，这些距离当今时代已很遥远的文字，只是一个个符号，就如掘开古墓发现的一具木乃伊，毫无鲜活的生命力。事实上，多数学生希望知道隐含在文言文的更多的文化因素。文言文作为母语的源头，它是和整个民族中人的心智的成长与精神发展血脉相连、息息相关的。古文家常说“文以载道”，语法只是思想的外壳。语文教材中选编文言文的初衷，也是希望教者以语法规则与文化规则并重。只是许多教师已背离了这一初衷。针对这一现状，走出误区，挖掘文言文中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给学生提供可以了解本民族优秀文化的机会，改变学生对学习文言文的淡漠感和厌恶感，已是势所必然。

二、文言文中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

教师一般只注意到现代文中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而没有想到，中国文化经过数千年的传承，已流淌于今人的血液中。谁能说《荷塘月色》就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中渴求回归自然、厌恶世俗、追求高洁的《爱莲说》情结呢?谁又能说，《为了忘却的记念》就不是与《五人墓碑记》为国尽忠、为义献身一脉相承呢?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所谓“现代意识”，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紧密相联。时代的进程已经显示，我们无法抛弃传统，另找一个全新的文化生存空间。有位学者说得好：“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前的作品完全有可能与今天的时代精神水乳交融。”现代文与文言文，现代意识与传统文化，既有这样的相承关系，我们何不追本溯源，从文言文中，挖掘出丰富的人文内涵，以飨学生呢?

语文教材中选人的文言文，是文质兼美的典范之作。其精炼简约、生动典雅的文言，负载着大容量的文化信息。教师应善于从有限的几十篇文言文中，提取出中国数千年来思想文化发展中有价值的成分。

首先，中华民族作为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能经历几千年风雨沧桑、顽强拼搏而生存，是与其源远流长的传统美德分不开的。教材选编的文言文，无不体现了传统文化强烈的道德色彩。如《记王忠肃公翱事》所着力赞扬的俭朴廉洁的美德；《劝学》体现读书人顽强刻苦、勤奋好学的精神；《师说》劝导世人应尊师重教，谦虚好学，不耻下问；《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忧国忧民、关心民生疾苦的高尚情操；《五人墓碑记》中，为义献身的五位平民百姓与《<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事略>序》中的七十二烈士，同样高尚；《涉江》、《归去来兮辞》与《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所表现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不愿与恶势力同流合污的节操，一脉相传。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文以载道，教以载德。语文教师不能满足于“授之书而习其句读”，对教材文言文中这类具有浓厚传统道德色彩的文章，应吃透讲透。久而久之，潜移默化，有助于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操守。这在思想观念纷纭的现代社会，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古代文人学士，崇尚与自然亲和，开放心灵，关照宇宙人生。因而，其文多体现出深刻的哲学思考，并且有将哲学美学化的趋向，读来余韵悠长，耐人寻味。语文教材中这类文章不少。例如《游褒禅山记》，游山而悟出“学者不可不深思而慎取之”的道理；《石钟山记》通过实地考察石钟山得名的由来，指出凡事不可“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苏轼的《前赤壁赋》，由眼前的水与月，感叹宇宙无穷，人生短暂，更进而阐明宇宙万物“变”与“不变”的哲理以及随遇而安的处世态度；至于《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与《齐桓晋文之事》中所倡导的修身养性，修己安人，以德服人，主张适中、和谐的儒家哲学，则更是数千年来影响着人们深层心理的文化因素。很显然，如果语文教师能够站在现代的高度，准确地把握住文言文中蕴涵的先人哲思，就能使学生初步洞悉本民族文化的精髓，从而提高“人”的素质。

中国古代史家著作浩如烟海，体现了凝重的历史反思。虽然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这种反思不一定符合历史本身的规律，但它毕竟凝聚了先人的智慧，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如语文教材中选编了《史记》中的片段故事《完壁归赵》和《鸿门宴》，让我们了解到司马迁的历史观，即在历史事件中人的因素的重要性；《阿房宫赋》认为秦朝败亡的原因在于统治者的奢侈腐化，耽于享乐而不能体恤民意；《过秦论》认为秦亡是由于其“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六国论》认为六国互丧，“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可以说，这类文章都体现了古代史学家朴素的历史唯物观，是在汲取前朝历史教训的基础上，警示后人应以史为鉴，修明政治方能受万人拥戴。虽然他们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为维护其统治地位而作出的历史反思，但对今人同样有深刻的启示。

文言文是座丰富的宝藏，它包蕴的文化因素还远不止这些。如果我们的文言文教学能够重视从宏观、从整体上去把握文言文中蕴涵的文化内涵，就会使学生走出困境，主动去探求更丰富更深远的民族文化之源，从而提高其整体的文化素养。

三、加强文化因素的渗透是当今语文教学的大趋势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语文教学的性质的“工具说”与“人文说”两种界定，争论得很激烈。应该说，两者不是互相对立的关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语文学科涵盖了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一切属于人的精神世界的因素。语文教学的人文性，是它本身固有的特点。之后修订的《语文教学大纲》也强调：“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这表明，当今教育已将文化教育提高到了与知识并重的地位。

在我国，传统的语文教学很重视对学生进行文化教育。传统语文教学中的文化教育，陶冶了诸如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气象学家竺可桢、数学家华罗庚、建筑学家梁思成等一代有深厚国学素养的大家。反观当代的年轻学者，在这方面反不及前人。这不能不归结于当代语文教学对文化知识的传授有所偏废。表现在文言文教学中，只重语法规则而忽视文化规则的现象尤为普遍。近年来，提倡人文教育，主张重视文化因素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语文教学中这一传统文化回归的现象，固然与当今整个社会思潮有关，但更应看到，重视语文教学中的文化因素，其实就是重视人的因素的培养。

因此，文言文作为融入、文、史、哲等诸多中国本源文化因素为一体的重要文化载体，更应顺应教育发展的潮流，在教学中挖掘出蕴藏其间的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内涵，加深学生个体的精神底蕴，使我们的下一代能担当起弘扬和振兴民族文化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