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代股份制中的传统因素

论文关键词：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 传统意识 传统行为

论文擅要：股份制本是近现代企业中一种颇为先进的资本组织形式，但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积习。使得整个近代企业家的思想中都带有或多或少的时代烙印。反映之于企业，就形成了一种中国式的股份．这种企业行为杂糅东西文化的现象，显示了中国近代企业的一种特色，也是社会发展客观条件使然。

股份制源于西方的海外贸易，它是生产社会化、技术进步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生产集中的产物，并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股份制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形式，它的优势和长处是显而易见的，它具有现代企业制度的“产权明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等一切基本特征。因为它的先进性以及适应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等基本特性，逐渐地被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和采用。

我国直到19世纪70年代轮船招商局的成立，才有了自己的股份制企业。然而这种颇为先进的企业组织形式到了中国人手中最初却大有淮桔成枳的味道，且许多不符合股份制要求或原则的因素到新中国成立前，一直和股份制企业相伴始终。原因何在?这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一、企业家们的传统意识

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政策及几千年来士、农、工、商为序列的等级观念，在这～时期的企业家思想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即使后来的一批接受过西方思想文化的实业家也摆脱不了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影响。

首先是摆脱不掉的官营工商业的传统思想。活跃在整个古代经济社会的一直是官营资本。近代企业也是由官办开始的。而我国的华商股份制企业首先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出现。在诸如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铁路公司等一大批官督商办的股份制企业中，各企业的主要负责人皆由政府直接任命。因此，在这类企业中，政府官员对企业的干涉和操纵，使企业内部弊端丛生，混乱不堪，最后不得不淘汰出局。

其次是爱国精神驱使下产生的实业救国意识。外国学者通常认为，不以赢利为第一目的的人不能算是企业家，这是很有道理的。中国近代企业家中，恰恰有为数不少的人不以赢利为根本的或首要目的。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强大的外力压迫下，与西方列强签定了系歹焖不平等条约，从此，西方各国不断地通过特权掠夺中国的财富。正是基于这样的形势，广大爱国志士纷纷产生实业救国之心，一为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二为夺洋人之利。

盛宣怀曾无数次论及收回利权问题，创办轮船招商局他表示“与其听中国之利权让外人，不如藩篱自固”：以后登州开铅矿，他指望据此。以杜洋人觊觎之心”：认为应自办电报事业，非如此“无以遏其机而杜其渐”。徐润也主张。分洋商独擅之利，而收回中国自有之利”，他创办仁济和公司成功后，曾宣布“挽回利权，受益不少”。郑观应任织布局总办据他说也本非其愿，其“所以不敢辞者”，是因此事关系到“利源外夺”田。李鸿章在筹设上海机器织布局时也指出：“英国洋布人中土，每岁售银三千数百万，实为耗财之大端，既已家喻户晓，无从禁制，亟宜购机纺织，期渐收回利源。”例陈嘉庚的思想深处有着“贤而多财则损志，愚而交财则益过”的影子，他本人办实业亦带有“不得不”之意嘲，起初为尽孝继承父志而从商，从1905年美国迫害华侨一事起，他的事业又和爱国紧密结合在一起。他意识到：“振兴工商业的主要目的在报国”16。后来他的呕心沥血办实业，为“取诸社会，用之社会”的实业宗旨而劳累致死的行为，无不是在这种爱国精神的驱使下而为之。有“中国船王”之称的卢作孚在创办民生公司时，更是将“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作为公司的宗旨，并把它明确地写在公司的章程里，他平时亦常宣传他经营的公司“只维持合理的利润”。

再次是他们摆脱不掉的“忠君”、“参政”及“因循守旧”等意识。盛宣怀在接手华盛纺织厂时，便承诺“出纱一包，捐银一两”，作为对清政府的报效。他也正是在创办十数个实业过程中，向清政府不断进贡才走上了梦寐以求的仕途。他毫不隐讳要做高官的目的：“目下留此一官，内可以条陈时事，外可以维护实业。”状元实业家张蹇更是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作为著名企业家，他同时又是极活跃的立宪派代表。周学熙集团依靠袁世凯的势力得以膨胀，袁倒台后迅速衰败。基于实业救国理想的企业家许多人成为近代政治团体和政党的成员。据统计，兴中会的成员中有48％是华侨资本家。上海的企业家中，王一亭、沈缦云、李平书、叶惠钧、朱葆三、虞洽卿等都是著名的同盟会成员或国民党成员。

而另外一些企业家在拥有现代意识的同时，很大程度上也还保留着许多守旧思想。薛南溟的幼子薛寿萱就任永泰、锦纶面厂协理时曾试图改革，而父执一辈的老人们却安于现状，不图进取，甚至说：“旧法一样赚钱，新法只会花钱。”荣宗敬也曾说过：“从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最合时宜。”

旧这种因循守旧的传统意识在近代许多企业中部有体现。像缫丝行业，“各厂组织仍多用旧制”，即使聘有经理、各部主任等，多数产品车间管理仍保留并依靠老大(老侩)和管车，其管理也相应保留了不少旧有惯例和小生产管理方式的残余㈣。即使后来为了企业的发展进行的改革，也不敢大刀阔斧地干，而过于注重稳妥，荣家企业在对申新三厂进行改革时，由于遭到工头的强烈反对，荣德生就采取新老两派分头管理的办法，一切行政事务和技术工作均按两个系统分另U进行。申三的改革从1924年始，直到1927年以后，荣德生的三子荣一心、女婿唐熊源自美国罗威尔纺织大学回国担任申三副主任，重新推行改革，才大体完成了新旧交替。这种现象一方面虽然是由于改革遭遇的阻力所致，另一方面也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之原因，他们还不敢完全信任西方的管理制度。

二、企业中的传统行为

既然企业家的头脑中存在着诸多的传统意识，自然他们在经管企业时就会不可避免地采取封建社会老一套的经营管理方法。下面我们从企业资金流向、经营管理制度两个方面来看一下近代股份制企业中的传统行为。

企业资金的流向，大致可分五种途径，一是投资于自己的企业，二是对其他企业的参股，三是向政府报效，四是对外的高利贷放款，五是流向土地。至少后三种不是现代企业应有的行为。而第二种，一些股东是由于拖不开亲朋故旧的情面才参股的。在大生纱厂原始资本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凭人情募集而来，许多入股者贝抱着“应酬官场，巴结上司”的观念，参股以为应付。直到大生纱厂开车8年以后，“历界虽有说略、帐略、章报，然始终不知厂在何处，作何状者，股东中殆十居八九”。还有一部分资本家向其它企业投资，则受制于中国人特有的稳妥意识，刘鸿生就常说，他的所有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如果一个企业亏损，其余仍可赚到利润。

可见，大资本家之间存在着的纵横交错的投资关系，除了一部分是为追求利益自愿投资外，另外的则是为应付中国复杂的人情世故不得已而为之。向政府的报效方式更是多种多样，这种报效分为明文规定按年提取的直接报效和以其他方式的间接报效两大类。轮船招商局在1890年至1911年的21年间无偿向清政府报效总数高达1628400余两，相当于同期资本总额的41％。从1904年起，商部每年所需经费银总数3万两中的一万两，由“招商电报两局各认筹银五千两”的方式来解决。抗战时期，中国轮船公司和民生公司为了报效国家，兵工器材每吨只收运费30元到37元，其他公物4O余元，民间器材只收60余元至80余元，而外国轮船只装商品，每吨运费即3OO元到4OO元。由此可知中国轮船公司和民生公司牺牲之多，报效之大了。 高利贷和地租是我国传统的牟取暴利的最佳途径。故虽是新式企业家，仍然不愿放弃这种既稳且厚的获取高额利润的方式。无锡业勤纱厂主杨宗濂、杨宗瀚兄弟，在集巨资办厂后，还以其母的名义买下一片“足成千亩庄屋一区”的土地81。恒丰纱厂厂主聂缉榘在湖南领垦福垸土地5万亩。著名大丝商胡雪岩另开两家钱庄。张蹇曾说：“上海资本家挟母财以营汇兑存放之钱庄，基本不出十万金。’获利则称是，或十之四五、或十之二三。”而近代中国的钱庄、票号等银行业却很少与工业发生贷放关系。

从经营管理方面看，以上大多数企业家还是习惯于从宗族中任用人员。企业的核心人物既是经营者又是所有者，由他和他的儿子、兄弟、叔伯、侄子、堂兄弟、亲家、女婿及其他亲属组成的血缘关系网覆盖了整个企业，因而还出现了以姓名或姓氏命名的企业名称，如周学熙企业集团、荣家企业集团、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1921年，荣宗敬正式组建茂、福、申新公司时，即采取无限公司的组织形式，荣宗敬任总公司及所属16个粉、纱厂的总经理。公司不设董事会，一切大权由荣宗敬独揽。各部门、各企业的负责人大都由荣家的亲属、好友及族人担任。据1928年统计，在荣氏集团的19个企业中共有总经理、经理、协理职位54个，其中荣氏血亲占了31个，姻亲占了14个，占总数的83．5％I2”。张蹇在办厂后期，也从“地方自治”的狭隘观念出发，大量擢用张氏家族及本地人，很少用外省或外地人，如此的门户之见，使许多有识之士得不到重用。有人说过“南通之窘，多由人事上失败，其故日退老用人有地方思想”。二三十年代，各企业虽都做了相应的改革，但始终未能完全突破宗法和家长式的管理格局。

在生产经营管理上，各厂也多采用旧时的“工头”制。荣氏办厂之初，就在各厂经理之下设一总管，统管全厂职工；各车间设有“工头”，掌管本车间工人的招收和解雇、负责生产；下设若干小领班(纺织厂领班之下还设管理女工的“拿摩温”和管理童工的童工头)。各部门工头自成系统，其管辖下的工人也形成一种帮派势力，各帮派间互相倾轧、排挤。工头任意克扣工资、恣意勒索，动辄打骂，加重了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这种“工头”制妨碍新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的应用，阻碍企业生产力的发展。直到20年代初，荣氏企业才开始尝试改革工头制，采用现代企业的组织管理制度。同时期，这种“工头制”在我国民族资本工业企业中普遍沿用。无锡最早创立的业勤、振新两家纺织厂，一直就沿用旧制度，不思革新，最终于1927年停业，后虽勉强恢复，但终不免一蹶不振。最早创办的裕昌丝厂，也由于同样的原因，短短数年即负债累累，被银行团起诉接管，最终陷于败落圈。我国旧式工商业的财务管理一般采用房制度，在新式企业中起初也被普遍地采用，资本家一般直接委派亲属掌管帐房，规模较大的厂分设内帐房和外帐房。这种财务管理制度由于缺乏科学性，因而遗漏、错误在所难免，这不仅不能对产品成本和企业经营进行核算分析，而且为浪费贪污留下了可乘之机。后来各企业的财务管理虽有所改进，却不很彻底，仍有部分企业不愿意采取新法，像荣氏企业在改革后就采取新旧两种财会制度并行的办法。

三、对企业中传统园素的评价

我国资本家与同时期西方资本家又有所不同，西方资本家早已接受了自工业革命以来完整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而我国资本家的思想意识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烙印。就第一批官督商办的资本家来说，大多是清政府官派人员。在“官阶班次中求才”的结果，不但严重堵塞了才路，而且给企业带来了更大的弊害。但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不准民阆举办近代工矿业，封建习俗势力又把近代技术视为“洪水猛兽”，认为会“妨碍小民生计”，震动地脉”和“破坏风水”而加以阻挠。这就使积累相当财富的买办、商人以及官僚、地主，欲投资近代民用企业而无门。再者，西方经济势力的入侵，使统治者不得不采取措施以挽救民族的危亡，这样一系列大型军工企业及民用企业的开办也只能由政府创办了。这种亦官亦商的企业制度尽管存在很多弊病，还是有很大的历史作用的。首先它开了风气之先，起了示范和引导的作用。其次官办或官督商办既可以弥补大型企业资金的不足，又可利用政府的力量予企业以有力的保护。近代企业家较之普通中国人，对西方文明有更多的接触和了解，且受中国古老的文化之浸渍，崇尚“兼善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甚至为国牺牲也在所不惜。他们视天下为己任，世代遵从儒家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人世态度。能为国家做一份贡献，将来名垂青史更是封建士大夫及其他仁人志士所梦寐以求的。故国家有难，他们心甘情愿“报效”、“牺牲”。

企业发展了几十年，仍普遍存在着浓厚的家族色彩、官僚作风以及颇具旧制度特点的投资方式，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中国社会缺少民主色彩。清政府被推翻后，虽也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但有名无实。大军阀及后来的国民党当权派无一不是脱胎于封建社会，力量薄弱的民主气息冲不散他们满脑子的封建意识。故企业里家长式的专权、官僚式的管理、稳妥型的生财之道无不顽强地存在。可是，局部地积极地看，也有它的可取之处，比如家族主义和家长式管理，这对克服中国人的散漫习性是有一定作用的。同时，几千年的愚民政策，中国人也习惯了服从，在民主、参与、做主人的意识没有强烈萌生之前，这对企业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如果企业没有一个集权式的领导，一些人勾心斗角的本性反而会滋生蔓延，不团结、不齐心、头头脑脑各自为政，也就根本谈不上企业的发展前途了。因此，对近代股份制企业中的传统意识和传统行为，我们应该把它们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