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儒家政治哲学的产生与发展

政”，天下必然大乱。因为，“小人”是远离“道”的，他们的生活仅受动物性“欲望”的支配，而遗忘了对“精神性”的诉求。为了实现“道”，儒家将“礼”作为建构政治合法性的手段，认为人需以“礼”而“定命”，而“庇身”，而“定位”。儒家在对“礼”的意义阐释中，将人之生命价值安顿在“名位”之上。由此，“正名”成为“为政”的根本。儒家“正名”的根本目的在于礼制秩序的重建，而秩序的建构必须要尊“道”、合“道”、护“道”。这既是一个严肃的伦理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关涉到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稳固，关涉到“治”、“乱”这个秩序的根本。

在解决了政治如何才能具有合法性问题后，儒家进一步构建出自身政治哲学的本体论。儒家将政治与人性相联系，认为政治始终是人的政治，人是什么样的，必然决定政治是什么样的。孔子首先提出了“仁者爱人”的类概念，并且认为“性相近，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出于建构完整明晰的思想学说的需要，战国时期儒家不再满足于孔子的这一说法，他们试图对人性的善恶做出明确的判断，于是便出现了思孟学派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无论是性善论者，还是性恶论者，都认为人的本性是先验的。秦汉以后，人性的善恶一直是人们争论的主题。从两汉至明清之际，历代儒家关于人性问题的争论主要出现了“善恶混说”、“性三品说”、“禀气说”等。但毫无例外地，儒家代表人物都在逻辑上默认了人在道德品质方面先验的等级差别，进而在本原的意义上认定了人是不平等的。人的不平等直接导致了社会政治的不平等。儒家将社会中的人进行了“君子”与“民众”的区分。认为君子是道德品质良好的人，但是这样的人一定不是社会底层的大众。“君子”可以成为社会中的“圣王”，社会政治权力应该由“圣王”来掌握。儒家将对于优良的社会生活的追求完全寄托在“圣王”身上，所以“人治”便成为儒家治国方略的核心。 儒家认为，个体人格的完善具有无限可能性，只要权力主体都能做到“反求诸己”，一心向善，带动全民从事道德实践，就可以化解一切社会纷争，达成整个社会秩序的完满和谐。正是对于人性可臻完美境界的执着信仰，儒家在对权力制约的思考上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于个体内在约束机制的建构，集中于权力主体利他偏好的塑造，并由此将“人治”演化为一整套自成一体的“德治”政治哲学。“德治”不仅意味着形成了一种比外部制度规范更为有效的约束机制，而且意味着一种更高的政治境界。这样，政治实践的根本问题就演变成了一个道德教化问题，政治与人性道德之间出现了一种内在的关联，“内圣外王”成为儒家政治思维的基本模式。“内圣外王”是儒家整个政治思想体系的核心，它既是一种价值信念，又是一种现实的政治实践模式，更是儒家政治哲学的内在理路。 为了实现“内圣外王”，儒家政治哲学创造出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首先，教民与化民。作为国家治理的模式，内圣外王之道不仅强调统治者要以德服人，不是以力服人，而且还强调将道德作为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儒家认为社会中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则，只能是仁与礼，而非其他。因此，儒家强调对百姓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其次，德化。统治者要以身作则，以道德感化天下。再次，立信。统治者取信于人民，才能赢得人民的亲近，才能使臣忠于君。最后，大同社会理想设计。儒家认可的终极社会政治目标，是实现社会大同。这种大同社会，不只是百姓安居乐业和丰衣足食，更重要的是道德风俗美好、人与人关系相处和谐。 可以看到，儒家政治哲学与儒家道德学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将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完善作为政治目的；将个人的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经世纬国，德济苍生，为万世开太平，作为政治任务。在天民合一、天德合一、天礼合一的基础上，儒家政治哲学完成了自己体系的建构。 三、儒家政治哲学的当代意蕴 政治哲学的社会功能使它永远都是现实政治的一部分，永远承担着性质一致却又具体内容不同的使命——在不同政治社会，人民根本利益的性质、内容不同，人民所需要的政治的实现程度不同，需要政治哲学解决的问题也有所不同。当代中国政治赋予中国政治哲学的使命是解决政治价值问题，即提出、论证体现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价值。虽然儒家政治哲学产生于中国传统社会，其内在体系更适用于“农业—宗法一人伦”的特殊社会结构，其自身由于产生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基础上因而带有某些时代的烙印与局限，但它的内在实质仍有许多内容值得现代政治文明所借鉴与吸收。其“民为邦本”的治国理想，“为政以德”的政治学说，“礼法并举”的执政手段，“尊贤任能”的用人方法，“廉政勤政”的政治态度，至今对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然而，今天我们在对儒家政治哲学的理解与运用中需要着重注意几个问题。首先，儒家政治哲学并非等同于政治儒学。儒家政治哲学伴随儒学经历了千年的发展，而政治儒学是兴起于20世纪的现代新儒学的一个新形态。政治儒学具有自己的鲜明的理论特征：它具有强烈的思想批判性，直指“全盘西化”与心性儒学；它具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性，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新构想；它具有强烈的文化保守性，从最初把儒学作为“天理”发展到今天主张在中国全面复兴儒教。显然，政治儒学已超越了儒家政治哲学纯理性思维的范畴。其次，不可将儒家政治哲学简单等同于西方社群主义。社群主义是一种与西方传统的自由主义相抗争并与之对立的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思潮。它从整体主义的网络式的社群出发分析政治起点；以伦理的德性主义为其价值取向；将社会组织归结为文化认同的产物；倡导国家和政府的积极有为。这些与同样主张“社会本位”的儒家政治哲学思维方法有着共同之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儒家政治哲学只是西方社群主义在中国的变型。西方社群主义以政治上的抽象的价值取向完全替代了其现实的科学取向，使得其政治理想既缺乏一定可操作性手段又无坚强的制度保障，结果是社群主义的种种努力往往只能最终停留在一种对人类精神的不无空洞的终极关怀上，这是其自身难以逾越的理论局限性。而儒家政治哲学直面社会政治生活，并提出了切入实际的方法论。无疑这使其更易为大众所接受。最后，儒家政治哲学需要经历现代转换。传统儒家政治哲学体系基本思维模式“内圣外王”认为内圣可以直接达到外王，这事实上是将社会终极价值目标视之为达到社会终极价值目标的手段。而在强调民主政治的今天，人们日益重视实质正义而非程序正义，强调社会目标而轻视经验方法。同时，民主政治理论逻辑顺序也变为通过政治程序运作而达到社会政治终极目标。所以，传统“内圣外王”不仅具体内涵会发生改变，而自身也应变为“外王内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