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周公“摄政称王”及其与儒家政治哲学的几个问题

说法，肯定了周公摄政称王。但李觏同时指出，成王因周公勋劳之大，命鲁公以天子之礼祭祀周公，则可；如果鲁公世代都享有天子礼乐，则非。因此他批评了鲁国后世僭用天子礼乐的现象。这样看来，李觏肯定的还是《明堂位》篇所讲的周公称王的那一部分。

王安石《临川文集》中有《周公》一篇，但并未讨论周公摄政称王之事。在其他地方，我们可以看出，王安石对周公摄政还是肯定的。在《答韩求仁书》中，王安石指出：“管、蔡为乱，成王幼冲，周公作《鸱鸮》以遗王，非疾成王而刺之也，特以救乱而已，故不言刺乱也。”（注：王安石：《答韩求仁书》，《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二，第762页。）《诗经•豳风•鸱鸮》孔颖达疏云：“《毛》以为武王既崩，周公摄政。管、蔡流言，以毁周公。又导武庚与淮夷叛而作乱，将危周室。周公东征而灭之，以救周室之乱也。于是之时，成王仍惑管、蔡之言，未知周公之志，疑其将篡，心益不悦。故公乃作诗，言不得不诛管、蔡之意。”孔疏肯定的是周公摄政之事，但对称王与否没有评说。王安石这里说周公作《鸱鸮》以“救乱”，也是肯定了周公摄政并平管、蔡之乱。 我们认为，王安石没有明确肯定周公称王，与他在北宋时期特殊的政治地位有关。王安石与神宗君臣遇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变法，一时权倾朝野。但事实上，当时就已有人把王安石比作王莽。如大宦官张茂则斥责王安石的随从时说：“相公亦人臣，岂可如此，得无为王莽者乎！”（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四十二。又见《宋元学案》引刘元城语。参见《宋元学案》卷九十八《荆公新学略》，《黄宗羲全集》第六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06页。）神宗虽然一再迁就王安石，但同时又顾虑王安石权力过大而威胁皇权。如果王安石再对周公称王一事持积极的肯定态度，自然会使他在政治上的反对派以及神宗产生更多的历史联想，从而对他的变法造成不利的影响。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想，王安石在理论上对周公称王一事应该是肯定的，只是由于现实政治的原因，他没有对此作明确的说明。 与李觏等人肯定周公摄政称王的变法派不同，反对变法的一派则否定了周公摄政称王的传统看法。旧党党魁司马光指出：“尧、舜、禹、汤、文、武劳动天下，周公辅相致太平。”（注：《宋元学案》卷七《涑水学案》，《黄宗羲全集》第三册，第347页。）司马光的意思很明确，周公与尧、舜、禹、汤、文、武的地位有着本质的区别，周公只有“辅相”的功劳。程颐在与门人讨论这个问题时，也明确地否定了周公称王之事： 问：“世传成王幼，周公摄政，荀卿亦曰：‘履天下之籍，听天下之断。’周公果践天子之位，行天子之事乎？” 曰：“非也。周公位冡宰，百官总己以听之而已，安得践天子之位？”…… 又问：“赐周公以天子之礼乐，当否？” 曰：“始乱周公之法度者，是赐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礼乐哉？” （注：《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235页。） 程颐与门人的这段对话，当是旧党中否定周公称王的一段典型的表述。此外，苏轼也写了一篇《周公论》，明确认为“周公未尝践天子之位而称王也。”苏轼还进而论证道，如果周公称王，那么会使成王陷于两难的境地：“周公称王，则成王宜何称，将亦称王耶，将不称耶？不称，则是废也。称王，则是二王也。而周公将何以安之？”苏轼认为，如果周公称王，那么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故凡以文王、周公为称王者，皆过也。是资后世之篡君而为之藉也”。（注：苏轼：《周公论》，《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86页。） 二程门人杨时也认为，从《礼记•明堂位》可知，周公虽然曾使用过天子礼乐，但周公依然是人臣的地位，周公并未称王。他说： 周公之所为，皆人臣之所当为也。为人臣之所当为，是尽其职而已。若人臣所不当为而为之，是过也，岂足为周公哉！使人臣皆能为众人之所不能，即报之以众人所不得用之礼乐，则朝廷无复有等威矣。故《记》曰：“鲁之郊也，周公其衰矣。”（注：杨时：《辨一•神宗日录辨》，《龟山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杨时不但否定周公称王的说法，而且还对《礼记》所说的周公使用天子礼乐颇为不满，认为这样会使朝廷上下没有等级尊严。及至南宋，胡宏因反对新法，以至对新法的理论基础《三经新义》也极力贬低，因此他力主《周礼》为王莽伪造，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之下，他自然认为周公不可能称王并制礼作乐。胡宏说：“周公承文、武之德，相成王为太师”（注：胡宏：《极论周礼》，《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年，第257页。）。胡宏肯定的是周公“太师”的地位。 与杨时、胡宏等人因反对新法而极力诋毁《周礼》不同，朱熹对《周礼》的看法就显得平实一些。朱熹指出：“看来《周礼》规模皆是周公做，但其言语是他人做。”“《周礼》毕竟出于一家。谓是周公亲笔做成，固不可，然大纲却是周公意思。某所疑者，但恐周公立下此法，却不曾行得尽。”（注：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六，中华书局，1994年，第2203页。）朱熹虽然基本肯定了周公作《周礼》的看法，但对周公称王一事，还是不能同意的。朱熹的这个看法，是通过讨论《尚书》而表达出来的： 《康诰》三篇，此是武王书无疑。其中分明说“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岂有周公方以成王之命命康叔，而遽述己意而告之乎？决不解如此。五峰、吴老才皆说是武王书，只缘误以《洛诰》书首一段置在《康诰》之前，故叙其书于《大诰》、《微子之命》之后。 问：“如此则封康叔在武庚未叛之前矣？”曰：“想是同时。”（注：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七十九，第2054页。） 另外，朱熹在《与孙季和书》中，也有类似的看法： 《书小序》又可考，但如《康诰》等篇，决是武王时书，却因“周公初基”以下错出数简，遂误以为成王时书。然其词以康叔为弟而自称寡兄，追诵文王而不及武王，其非周公、成王时语的甚（吴材老、胡明仲皆尝言之）。至于《梓材》半篇，全是臣下告君之词，而亦误以为周公诰康叔而不之正也。 （注：朱熹：《与孙季和书》，《晦庵先生朱文公别集》卷三，《朱子全书》第二十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885－4886页。） 受朱熹思想指导的蔡沈《书集传》也指出，《康诰》、《酒诰》、《梓材》三篇并非成王时书，而是武王封康叔的书。朱熹、蔡沈等人所讨论的，表面上是在考订《尚书》中一些篇章的成书时代，但其背后所关心的，依然是儒家思想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周公是否践阼称王的问题。他们将《康诰》等三篇的时代定在了武王时，这样就可以把篇中的“王若曰”的“王”解释成武王，从而便与周公没有什么关系了。这样一来，周公也就不可能称王了。 宋代这些儒家学者反对周公称王，首先与他们尊君的主张相关（注：这也是历代学者反对周公称王的主要原因。如郑玄注《尚书•大诰》“王若曰”，认为王指周公，但孔颖达《正义》则认为：“周公自称为王则是不为臣矣，大圣作则，岂为是乎？”）。从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开始，尊王就是北宋以来儒家的重要主张，这成为他们反对周公称王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他们反对周公称王，还与他们具体的政治主张是一致的。与王安石激进的变

法派相比，以二程、司马光等为首的旧党的政治主张是保守的。我们不必把宋代的变法派与保守派等同于汉代的今文学与古文学，但是从思想脉络上来看，主张或支持变法的一派其实继承了今文学社会变革的理论。王安石激进的变法主张，“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畏精神，在精神上与今文学激进的主张是暗合的。保守派反对激烈的社会变革，他们否定周公称王，正是要斩断周公称王与儒家激进的社会变革（如今文学所主张的）之间的理论联系。 以上我们以周公摄政称王问题为线索，考察了宋代变法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理论分歧。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说北宋时期反对新法的旧党在政治上是保守的，这是相对于王安石激进的变法而言的。事实上，旧党也主张变革。正如余英时先生所指出的，“推明治道”，建立社会秩序是宋代儒学共同的特征，在这一点上新党、旧党是一致的，但二者在变法的理论基础、变法的方法、策略上又有一些区别。 程颢、张载等人在变法初期也是新法积极的参与者。但他们后来都成为新法的反对者，首先在于他们认为王安石的新法太激进。司马光的说法很有代表性：“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注：《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七《司马文正公》。）又如面对北宋政府窘迫的财政状况，司马光并非不懂得理财的重要，但他主张对财利要“养其本源而徐取之”（注：司马光：《论财利疏》，《温公集》卷二十三。）。钱穆先生指出：“惟温公主节流，而荆公似偏主开源，此则其异。温公亦非不知理财有开源一路，惟温公意开源不能急迫求之，当‘养源而徐取’也。”（注：钱穆：《明道温公对新法》，《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五），《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0册，联经，1998年，第88页。）司马光的这些说法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反对派的主张，他们反对剧变，主张温和的渐变。因此，我们指出在周公摄政称王这个问题上新旧党的区别，只是从这一个角度指出双方的分歧，并试图说明旧党诸公反对周公称王的理论意义，而不是将双方看出绝然对立的两派，这一点是需要指明的。 三 儒家关于周公摄政称王的讨论，还可以反映出儒家政治哲学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分封与郡县的争论。分封与郡县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两种政治制度，儒家对这两种政治体制的考量，反映出儒家政治哲学中有关政体的一些看法。 王国维《古诸侯称王说》一文指出：“世疑文王受命称‘王’，不知古诸侯于境内称‘王’与称‘君’、‘公’无异。《诗》与《国语》、《楚辞》称契为‘玄王’，其六世孙亦称‘王亥’，此犹可曰后世追王也；汤伐桀誓师时已称‘王’，《史记》又云‘汤自立为武王’，此亦可云史家追纪也。然观古彝器铭识则称‘王’者颇不止一二觏。”后顾颉刚又引用了更多的彝器铭文，以及《诗经》、《左传》等文献，认为王国维“把彝器铭辞中的周代王臣在其国内称‘王’之俗的事实揭露出来，可说是一个破天荒的发见。从此可以知道周公在执政时称‘王’原是一件极平常的事情”。（注：顾颉刚：《周公执政称王——周公东征史事考证之二》，《文史》第二十三辑，第25页。） 王国维等揭示出来的古代诸侯称王的史实，使我们对西周封建有更加明确的认识。战国至汉代的儒者肯定周公曾经称王，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们所认为的“王”，其实就是如王国维、顾颉刚所指出的，王只是相当于诸侯的一个称谓，与天子那样的“王”的实际地位相差甚远。在当时封建的政治结构下，诸侯在其封国内皆称王，享有最高的政治地位。战国至秦汉的儒家肯定周公称王之事，其实肯定的就是西周时期这种松散的封邦建国的制度。这是战国至秦汉儒家基本的政治主张，同时也表明儒家学者与现实政治体制的对抗。 汉代以后，虽然郡县制已成为政治制度的主体，但分封与郡县之争一直还是中国政治史上的重要问题，同时也是儒家政治哲学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唐柳宗元著名的《封建论》，是历代讨论分封与郡县短长最为著名的一篇文字。柳宗元认为，周初的分封并非圣人之意，而是“势”，即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而封建为郡县所取代，也是历史发展之必然。这个看法成为后来学者讨论这个问题的基本前提。如苏轼说：“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说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气必争，争必以利，利莫大于封建。封建者，争之端而乱之始也。……近世无复封建，则此祸几绝。仁人君子，忍复开之欤！”（注：苏轼：《论封建》，《苏轼文集》卷五，中华书局，1986年，第158页。）宋代著名学者范祖禹也说：“三代封建，后世郡县，时也；因时制宜，以便其民，顺也。古之法不可用于今，犹今之法不可用于古也。”（注：范祖禹：《唐鉴》卷四。）这都是发挥了柳宗元的看法，从历史发展的大势来评判封建与郡县。 宋代理学家否定周公摄政称王，这是从后世的角度对“王”的理解，他们已经不完全明了古时称王的实际含义。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们否定周公称王之事，其实也就是对封建制的否定，以及对郡县制的肯定。与秦汉时期的儒家相比，宋儒的政治主张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从历史发展来看，虽然从秦开始废除封建，实行郡县，但历代均有一些对宗室子弟的分封，这可以说是分封的残余。到宋代，分封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最终废除。马端临指出： 至宋则皇子之为王者，封爵仅止其身，而子孙无问嫡庶，不过承荫入仕为环卫官，廉车节钺，以序而迁，如庶姓贵官荫子入仕之例，必须历任年深，齿德稍尊，方特封以王爵；而其祖父所受之爵，则不袭也。 （注：马端临：《文献通考•封建考十八》。） 宋代“封爵仅止其身”，封爵只具有名义上的意义，且不世袭，这说明分封制彻底被废除了。与历史的发展相配合的是，宋代理学家关于分封与郡县的讨论，虽然也有部分学者主张恢复封建、井田（如胡宏），但大多数学者对封建与郡县持一种历史的态度，认为封建与郡县各有利弊，而且郡县取代封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后世实行上古三代的分封制，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只会徒生枝蔓。其中朱熹的看法很有代表性。朱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