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清传》一份唐代药业珍贵文献

【摘要】 柳宗元所写《宋清传》，记录了唐代京城药商宋清的经营活动与经营思想，是唐代药业的一份珍贵文献。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提出了《宋清传》译文、宋清药铺的经营范围、宋清经营思想的内涵及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宋清事迹的真实性及典范意义，认为宋清是中国药业的一位伟大药商。

【关键词】 唐代 宋清 药铺 经营思想

柳宗元(773～819年)，唐代中期著名文学家、哲学家。河东解(今山西运城西)人。唐德宗贞元间(785～804年)进士。授校书郎，调蓝田尉，升监察御史。永贞元年(805年)，唐顺宗任用主张改革的王叔文为翰林学士，柳宗元参与其中，出任礼部员外郎。后来改革失败，柳宗元先后被贬为永州司马、柳州刺史，过着无实权、只领少数生活费的贫困生活，后卒于柳州任上。谪贬期间，柳宗元写了大量诗文，中含《宋清传》。

《宋清传》是柳宗元抛弃唐时“朝野士庶”，认为医药人只知欺诈谋利的偏见，为京城长安一位普通药商宋清写的传记。该文热情赞扬宋清的经营思想和处世人格，借以批评世上“炎而附，寒而弃”的势利之交，同时也为我们详细记录了宋清的经营史实，不仅具有极其珍贵的药业史价值，而且仍有深刻、现实的教育意义。现据中华书局《柳宗元集·宋清传》[1]，择其与药业有关的原文予以译评。

《宋清传》的有关原文与译文

原文：宋清，长安西部药市人也。居善药。有自山泽来者，必归宋清氏，清优主之。长安医工得清药辅其方，辄易讎，咸誉清。疾病疕疡者，亦皆乐就清求药，冀速已，清皆乐然响应。虽不持钱者，皆与善药，积券如山，未尝诣取直。或不识，遥与券，清不为辞。岁终，度不能报，辄焚券，终不复言。市人以其异，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欤!”清闻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谓我蚩妄者亦谬。”

清居药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数十人，或至大官，或连数州，受俸博。其馈遗清者，相属于户。虽不能立报，而以赊死者千百，不害清之为富也。清之取利远，远故大，岂若小市人哉?……清诚以是得大利，又不为妄，执其道不废，卒以富。

译文：宋清，长安西城药市中开药铺商人。储备经营的药品质量优良。有从山野水泽来的卖药人，必然到宋清那里去卖，宋清以优厚的价格收购。长安的医生在宋清处进药配方、制成药，因疗效高而容易销售，都称赞宋清。老百姓有生病的长疮的，也都喜欢到宋清那里求买药物，希望尽快治愈，宋清都高兴地有求必应。即使有没带钱来求药的人，也都给与好药，留下的欠据多得堆积如山，从未前去索要欠款。有不认识的人，从很远的地方带欠据来求药，宋清也不拒绝。年终，估计不能偿还欠款的，就将欠据烧毁，事后不再说欠款的事。市场上的商人觉得宋清好生奇怪，都笑话他，说：“宋清，是个傻瓜。”有的则说：“宋清是个很有道德的人!”宋清听到后，回答说：“宋清开药铺为赚钱养活妻子儿女，不是什么有道德的人。然而说我是傻瓜的人也错了。”

宋清经营药铺40年，烧毁欠据中的百余人，有的当了朝廷大官，有的做了附近相连州县的地方官吏，他们都享受着朝廷丰厚的俸禄。然而他们赠送给宋清的，是相连几州人口的潜在市场。这虽然不能取得立竿见影的回报，赊欠又死亡的人也多得成百上千，但并不妨害宋清发财致富。宋清获利的眼光看得远，远就所以能更大，哪里像那些只看到眼前利益的小商人呢?……宋清确实因此取得了大利，又不吹嘘张扬，始终坚持自己的经营思想和策略不动摇，终于获得成功成为富有的人。

宋清的经营范围与经营思想

从柳宗元的记述可以看出，宋清开的是一家经营较全的大药铺。经营范围有收购，有加工，有销售。销售中，有针对“长安医工”的批发，也有针对“疾病疕疡者”的零售。零售中，有内科用药和外科药剂。因而用房布局，应是前店后坊，家店合一。即店面为门市，店后有制药室、贮药库、炊寝房，相当于后世的拆药铺兼营饮片、成药。推测宋清还雇请了药工。一是因为他的顾客面广量大;二是粉碎制药全是人工捣合，极费工时，靠宋清自己加工是忙不过来的。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卷一药藏第九》中，对当时的制药工具有专门记载，共有秤、斗、升、合、杵臼、绢罗、纱罗、马尾罗、刀砧、玉锤、瓷钵、大小铜铫(有柄的烹器)、砧锤、铜匙、铁匙16种，并特别指出，这是“合药所需，极当予贮”，为人工捣合制药提供了旁证。

柳宗元高度赞扬的是宋清的经营思想与获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概括起来说，宋清的经营思想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宋清始终自觉坚持“居善药”，即经营中坚持药品质量第一。不管是现钱交易，或是用欠据求药，都给与善药。经营的药品质量优良，不是宋清自吹，而是用户、消费者认可后的代为宣传。保证药品质量优良的重要措施，是肯出高价收购优质的原料药材，因而宋清能稳定一批优质药材的供货人。

二是宋清对用户与消费者，不分贫富贵贱、现钱赊账，均一视同仁，给与好药。这在等级森严、贫富差别悬殊、人们期盼平等的古代社会，是极得人心之举。

三是宋清开药铺为赚钱养家糊口，又自觉承担救助贫病的社会责任。宋清是商人，当然希望欠款能按时回笼。但到年底估计还无力偿付的，就将欠据烧毁不再保存。救助是何等真诚、大度!因为他知道，欠据受法律保护。《唐律·杂律》中，有“负债违契不偿”的专条规定：债务人不能按时清偿债务，笞二十至徒一年，并按高额的“月利六分”(6%)付息。中期后降为按“月利四分”付息，还允许债权人扣押其财产[2]。宋清慷慨的医药救助，满足了社会平民最迫切的要求，深深赢得了民意。

四是宋清获利的眼光看得远，重口碑，靠不断扩大市场，薄利多销积累利润。从《宋清传》中可以看出，宋清不仅占有了长安批发、零售市场的可观份额，还占有了附近州县的一定份额。而长安是唐朝京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盛时人口有100万。附近州县也经济发达，人口较多，而且出产数十种药材。因而宋清有十分广大的稳定市场，保证了有不断扩大的利润来源。

宋清经营思想的典范意义与真实性

宋清的经营思想及其成功实践，无论在唐时、在当代，都具典范意义。

宋清经营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医药经营者在为自己谋利的同时，自觉承担起社会责任，表现为坚持药品质量优良、一视同仁优质服务、让利于民与社会救助、在获得社会广泛赞誉的同时，实现赢利最大化，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和谐相处的核心价值。这种终身坚持的社会责任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和最大化，于国于民于己有利，正是宋清成功的秘诀所在，也是古今有良知、有远见的商人、企业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宋清完全可以誉为中国药业的一位伟大药商。

这里绝无要求现代医药企业去效法宋清卖药赊账不收钱，最后一笔勾销。因为现代与千年前的宋清时代有了很大不同。但是，当前一些药业存在的制假贩假、不正当竞争、虚高定价、一药多名抬高药价的做法，一些游医药贩打着祖传绝技、宫廷秘方欺骗患者，是只图自己牟利，不顾社会责任、甚至不惜违犯国家法律的做法，与宋清精神相差实在太远。

宋清精神如此高尚，经营如此成功，完全可做药业楷模，但有人觉得这不真实，认为《宋清传》是柳宗元谪贬永州后所写，宋清是他虚构的一个理想人物。这实在不敢苟同。

第一，宋清的经营活动符合药业实际，不是虚构。

落难中的柳宗元，显然是受到了别人“炎而附，寒而弃”的对待，他只有用真实的宋清事迹来抨击这种势利之交，表明人间还有真爱存在，文章才更有说服力，他的期待也才更强烈、更有信心。同时，柳宗元作为一位严肃的文学家、哲学家和政府官员，对宋清的经营活动记述得朴素而详实，完全符合药业的实际情况，若无宋清真人真事，是写不出来的。柳宗元在文中也强调，宋清确有其人其事，我们为什么不相信呢?

第二，与柳宗元同时代人李肇有相同记载。

李肇在《唐国史补·中卷》记载：“宋清，卖药于长安西市。朝官出入移贬，清辄卖药迎送之。贫士请药，常多折券，人有急难，倾财救之。岁计所入，利亦百倍。长安言：‘人有义声，卖药宋清。’”[3]说明宋清的重义轻财美名，全长安城都知道，都在传扬。

李肇也是唐代文学家、政府官员，有贞元间华州参军等职，著有《翰林志》、《唐国史补》等。《唐国史补》为三卷本笔记，记载唐玄宗开元(713～741年)到唐穆宗长庆(821～824年)百余年间的史事。作者对内容选择自述道：“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问做梦占卜的虚幻之事)，近帷箔(男女韵事)，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事物道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笑谈，则书之(记录下来)。”与柳宗元一样，强调了内容的真实性，多为后世所采用。

第三，唐朝的国家政策与舆论环境催生优秀的医药人出现。

唐朝初建时，疆域宽广而人口锐减。唐高祖李渊武德间(618～626年)不足200万户，1000万人口。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年)也不足300万户，1500万人口。唐代史学家吴兢在《贞观政要·纳谏》中说：黄河流域“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因而国家缺乏兵员保卫边疆，社会缺乏劳力恢复发展生产。朝廷除招抚流民外，还鼓励婚姻生育，地方官按户口增多进考。史学家杜佑在《通典·选举三》中记载：州县户口增加十分之一，刺史、县令各进阶一等。反之则降阶一等[4]。医药的富国强兵作用凸显起来。唐朝政府在中央和州县扩大医学教育培养人才，组织医官调查全国药材以编修国家本草，改善水陆交通以方便商旅，城乡医药业有了很大发展。

但是此时，一些打着医药招牌弄虚作假、诈骗钱财、狂妄自大、唯利是图的小人也增多起来，以致韩愈说“巫医之人，君子不齿”(《师说》)，甚至孙思邈都说“朝野士庶，咸耻医术之名”(《备急千金要方·序》)，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世人和国家都希望医药人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规范。

以孙思邈为代表的正直医家，提出了医药人员的道德标准：要有同情之心，救济人类疾苦，不得恃己所长，一心牟利，否则就是不仁不义;服务态度要普同一等，诚信如对自己亲人;药品和医技都要精良。孙思邈身体力行，产生了很大影响(孙思邈《大医精诚》)。

唐朝政府也运用法律手段，对不法行为进行打击。《唐律·诈伪》篇规定：诸医违方诈疗疾病而取财物者，以盗论。惩罚是：不得财，笞五十;得财值绢一尺，杖六十;满一匹加一等，杖七十;至五匹，徒一年;最高可徒十年并流役。《唐律·杂律》篇规定：商人制造出卖不合规格、质量低劣、数量不足的商品者，各杖六十[2]。法律的巨大威力，也使医药人注意规范自己的行为、确保药品质量。

第四，药业发展市场竞争激烈，促使新的经营思想产生。

更重要的是，随着唐代人口经济恢复、交通改善、医药业发展，药商增多起来。在京城西市的药市中，不仅有众多的本地药商，还有来自国内、国外的大批药商。大家都集中在药市的不大范围内，彼此竞争激烈，促使新的经营思想和新的营销策略产生。所以，在长安出现宋清其人其事是很自然的。以后类似宋清这样的医药人，历朝就屡见不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