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

内容提要：元代及明前期社会面貌出现了某些与汉唐两宋异质的东西：南北经济政治反差与中央地方关系的新格局；推行纸钞，官营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等扩张；全民服役和君臣关系主奴化；突破羁縻传统，改行直接治理的边疆政策；社会层级、文化的多元复合建构与儒学边缘化。中国社会在沿袭唐宋社会基本形态的同时又发生了局部的变态发展。“内蒙外汉”二元体制下两种文明的相互冲突、相互影响，是元代及明前期社会“走上一变型”的根源所在。

关键词：元代 明前期 变态发展 内蒙外汉 数十年来，唐宋社会变迁一直是隋唐史、宋史和经济史同仁们讨论的热门话题。这是颇有理论意义的讨论，确实能给古代史学者(特别是元明清史学者)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 稍有遗憾的是，关于元代及明前期的社会变动，几乎没有人问津。国内外元史学者研究具体问题较多，但对元王朝给予中国古代后期社会的深重影响注意不够。即使有所涉及，也只限于军制、分封制、对外关系等具体问题。而明史学者除了吴晗、王毓铨、郑克晟等，很少涉及元代。三个月前，承蒙陈春声教授告知：著名明清史专家傅衣凌生前曾经说，他不喜欢明朝，不喜欢朱元璋。傅先生的两“不喜欢”披露出：元明之际似乎存在某些与汉唐两宋中原王朝异质的东西。这更增加了笔者探讨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的兴趣。 元代及明前期的社会是否发生过较大变动?如果发生过，其表现如何?对当时社会整体结构和发展轨迹是否产生影响?对中国古代后期社会的影响又如何? 本文分六个问题，予以初步探讨和阐发。 一 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表现之一：南北经济政治反差与中央地方关系的新格局。 自南北朝开始，古代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持续了将近七个世纪。北宋灭亡以后，形成了又一次南北对峙。以淮河及大散关为界，北方是金、西夏和后来的蒙元政权，南方是南宋。北方中原地区过去是非常先进的，特别是汉唐时期。从唐后期到北宋，北方的经济已受到一定的破坏。元朝统一前后，由于女真、蒙古入主中原和战乱频仍，北方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前朝，相对于南方，显著落后了。原南宋占据的广大地区经济继续得以发展繁荣。不仅江浙地区经济富庶发达，湖广、江西地区的经济也得到了长足的开发和进步。据初步统计，包括今河北、山东、山西和内蒙古的元代腹里地区，其年度税粮数为2271449石，江南江浙、湖广、江西三行省年度税粮数为6496018石，江南相当于腹里的2．86倍(不包括江南三省130103锭的夏税)。北方腹里地区年度商税额数为303368锭，江南江浙、湖广、江西三行省年度商税额数为400383锭，江南比腹里多出近1／4。①就经济发展水平来说，元统一以后的南、北区域差距更为明显。 中原经过长期的战乱，残破比较严重，户口凋零，经济发展缓慢，国家的财赋不得不进一步仰赖东南。从元世祖朝开始，因为依赖江南粮食供给，大都城内居民吃的粮食也由粟麦改为稻米为主。于是就有了每年上百万石的稻米海运北上，就有了对南方的过度榨取和所谓“穷极江南，富夸塞北”②，最终成为80年后南方的大规模反叛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经济上北方依赖南方形成反对应的是，政治上北方支配南方。元朝国都自漠北和林南移到上都和大都，政治中心一直在北方，而经济命脉却远在江南。于是，在南北关系上，元朝便呈现了经济上北依赖南，政治上北支配南的新配置和新格局。 这种南北格局一直延续和影响到明朝及以后。郑克晟先生讲到明朝南方地主与北方地主的对立③，很深刻，对笔者很有启发意义。从明初的政治格局中，我们大体可以窥知，朱元璋严厉打击苏松地主，起码他不搞江南本位，不把江南当作主体来依靠。建文帝则依靠江南文臣，搞的是南方本位。朱棣“靖难”起兵燕京，最后定都燕京，他奉行的无疑是北方本位。同时朱棣又不得不依赖东南财富，依赖自南到北的漕运命脉。稍有变化的是，明朝大运河漕运取代了海运。在经济上北依赖南、政治上北支配南方面，明成祖以后与元王朝如出一辙。清代和近现代中国，也与此惊人地相似。 这种肇始于元王朝的政治上北支配南、经济上北依赖南的北南关系的新格局，几乎延续了近八百年。 元代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有两个新动向：分封制的死灰复燃，创立行省分寄式中央集权。 以血缘纽带和家产分配为基础的宗室分封，曾经是先秦西汉君主制的重要辅助。时至隋唐，分封制基本上名存实亡。到宋代，已经元所谓分封制了，政治方面宋朝宗室的待遇也不高。正如顾炎武所说：“唐宋以下封国，但取空名，而不有其地。”④而元朝时期，包括草原封国、中原食邑和投下私属等内容的分封制度，又重新抬头，大体和元帝国共始终。元分封制余波还荡及明朝。明初朱元璋共封皇子23人为王，多数出阁之国，不仅直辖三护卫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卷九四《食货志二》，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版。北方腹里年度商税额包括大都和上都商税。 ② 《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③ 参阅郑克晟《明代政争探源》，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④ 《日知录》卷一四《封国》，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兵，燕王、晋王等北边诸王还能号令镇兵，且有“清君侧”特权。无论是明前期的宗王出镇总兵，还是明后期的宗室优厚廪养，都有元朝分封制的遗留和“阴影”。① 元代的一项积极的建树，是创立了行省分寄式中央集权。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全国后，先后设立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河南、辽阳、岭北、征东十一行省。就职司和性质而言，举凡钱谷、兵甲、屯种、漕运等军国重事，行省无所不辖。十一行省犹若十一大军区，又兼为中央与地方间的财赋中转站和行政节制枢纽。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同样以行省为枢纽。行省具有两重性质，又长期代表中央分驭各地；主要为中央收权兼替地方分留部分权力；所握权力大而不专。行省分寄为朝廷集权服务，朝廷集权始终主宰着行省分寄。元行省制创建了13、14世纪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新模式，对明清和近代影响至深且重。 明清两代，名义上废除了行省制，但省的区划并没有大的改变，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等仍然构成省一级官署。只是省的数目略有增多，省级官署又裂为二、三，分掌行政、财政、司法及军事，以收相制于外和强化中央集权之效。由于布、按等司鼎立，缺乏应有的协调配合，明后期和清代又另设总督、巡抚，充当统辖一省或数省的封疆大吏，布、按二司则隶属其下。显然，明清的三司督抚大体上沿袭了元行省分寄式中央集权的模式。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