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盐政及其社会影响

陈高华 2006-04-17

三盐的产销与元代社会

盐的产销过程和盐的生产者(贫苦盐户)以及盐的消费者(广大群众)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对于贫苦盐户来说，从事盐业生产的结果是他们的生活日益贫困化，这不能不激起他们的反抗斗争。对于广大人民来说，盐的流通意味着盐课的不断加重，从而使他们的生活更为困苦，因而大大加深了他们与封建国家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国家对盐的产销过程的控制，又必然导致私盐贩卖的盛行和盐徒的大批出现，这使得元代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化。下面，我们就上述三个方面分别加以说明。

(一)贫苦盐户的日益贫困化和他们的反抗斗争

贫苦盐户承担着沉重的封建义务。缴纳额盐是封建义务的主要部分。封建国家为了增加盐课收入，不断提高各盐司上缴的盐额。从世祖末年到延祐、天历时，前后不过三四十年，全国盐产量增加了75％强[108]。如以延祐、天历时各盐司盐额与全国统一前后的盐额比较，可以发现，四、五十年内，除了两淮盐司因为原来盐额太高，增长比例不大(但绝对值仍有很大增长。至元十六年(一二七九年)为五十八万余引，天历二年(一三二九年)为九十五万余引)外，其他盐司普遍增加了一倍、数倍甚至数十倍[109]。随着总的盐额数不断提高而来的是各家盐户的“课额岁以增”[110]。当许多盐户因生活困苦被迫逃亡时，官府又将他们留下的盐额加摊到现存户头上，“勒令带煎”[111]。而在“逃亡户率令见户包纳其盐”时，照例是“豪强者以计免，而贫弱愈困”[112]。课额日增，结果是“煎户日困穷”[113]。

其他封建义务也加深了贫苦盐户的苦难。例如浙西一带盐户承担杂泛差役，“役又不得休，坐是败产者众”[114]。

除了沉重的封建义务之外，封建官僚机构的腐化营私也大大加深了贫苦盐户的贫困化。贪污腐化是封建官僚制度的先天属性，元代此风更甚，盐政系统也不例外。发放“工本”是盐政系统官吏舞弊的主要目标。“亭民岁给工直，恒半入奸吏”，已成为元代的普遍现象[115]。而已被“主给者掊克于上”的“工本”，再经与官吏相勾结的“富强者包领于下”，贫困的“细丁罔有濡润”[116]。这样，在多数场合下，贫困的盐户连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代价都得不到。

贫苦盐户的身份具有强烈的封建依附性质，社会地位近似农奴。盐政系统的官吏不仅作为封建皇权的代表，而且作为生产者的监工出现。他们的统治手段较之一般行政系统更为残酷凶暴。他们对待盐户“如圈置兔，狼残隼虐，无毫毛隐痛”[117]。每当征收额盐时，“追收急星火，犴狱常纠纷”；盐户缴盐不能满额时，便“往往死鞭扭”[118]。总之，贫困的盐户不仅在经济上受到苛重的剥削，而且人身受到种种凌辱。

元代贫苦盐户所受压迫是十分深重的，他们的命运是极其悲惨的。元末诗人王冕曾在一首诗中描述了浙东一家贫苦盐户的不幸漕遇，而这也正是所有贫苦盐户命运的深刻写照：

清晨度东关，薄暮曹娥宿；草床未成眠，忽起西邻哭。敲门问野老，谓是盐亭族。

大儿去采薪，投身归虎腹；小儿出起土，冲恶入鬼箓。课额日以增，官吏日以酷；不为公所干，惟务私所欲。田园供给尽，鹾数屡不足。

前夜总催骂，昨日场胥督；今朝分运来，鞭笞更残毒。灶下无尺草，瓮中无粒粟；旦夕不可度，久世亦何福。夜永声语冷，幽咽向古木。天明空启门，僵尸挂荒屋。[119]

残酷的压榨使广大贫苦盐户濒于死亡线上。这种悲惨的境地必然使得他们起来反抗。贫苦盐户反抗斗争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下列三种：

一、鬻卖私盐。元政府严禁盐户私自卖盐。为了杜绝盐户私自卖盐的途径，元政府在盐坊周围设置巡防军队，严密纠查。但是，“盐萌依私榷为命”[120]，为了维持生活，他们不顾统治者的禁令，出售私盐。例如至正十一年淮东一次捉获私盐四起，其中两起便是由盐户手中卖出的[121]。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反抗形式。

二、逃亡。为了保证劳动力，盐户被固定在盐场上，不得离开。这就迫使他们用逃亡的办法来摆脱悲惨的命运。山东地区，“十家村落逃亡五”[122]。两浙地区“各场元签灶户一万七千有余，后因水旱疫疠，流移死亡，止存七千有余”[123]。广东盐司的“灶户盐丁，十逃三四”[124]。

三、武装斗争。贫苦盐户的反抗斗争更进一步发展，便采取武装起义的形式。世祖时，福建盐夫就曾参加黄华领导的反元起义[125]。元末农民战争中，崛起于淮东的张士诚部起义军，主要是由“苦于官役”的盐丁组成的[126]。福建长乐、福清一带的盐丁，也曾策划起义，但没有成功[127]。

必须指出，贫苦的盐户由于他们受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地位而不断进行反抗斗争，而富有的盐户则积极支持元朝政府镇压这些反抗斗争。这在元末农民战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张土诚部起义军初起事时，立刻遭到丁溪盐场大姓刘子仁的反动武装堵截[128]。而在他进军浙西时，元嘉兴守将缪思恭曾使他遭受相当大的损失[129]；这个缪思恭“世居[淮东]拚茶场”，正是盐户中的上层富户[130]。

(二)苛重的盐课大大加深了元政府与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

元政府取得巨额盐课收入的办法，除了对贫苦盐户进行残酷的压榨外，便靠对消费者(广大人民)的剥削。

在第一部分第三节中，我们已经指出，元政府付予盐户的“工本”只相当于盐价的五、六分之一，甚至是十分之一。其余除了部分用来支付盐政机构的管理费用外，便都成了封建国家的纯收入。这一纯收入中包括有对贫苦盐户的剥削，同时又是对广大消费者进行掠夺的结果。盐的价格与成本之间巨大差额的存在，是元政府获得巨额盐课的关键所在。

元朝政府财政收入经常不敷支出，统治者便用滥发纸币作为弥补亏空的手段，其结果是纸币不断贬值，物价上涨。盐价也不例外。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年)，全国统一之初，每引盐售价为中统钞九贯[131]；到延祐三年(一三一六年)，增为每引一百五十贯[132]。四十年间，增加了十六倍强。人民群众为物价的增长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政府则从中得到了很大的收入。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上面所述的只是官定价格，实际价格要远远超出官价。如至元十八年时，官价一引十五贯，而潭州卖到一百八十两(贯)，江西卖一百七十两(贯)，大都也要一百二十两(贯)[133]。皇庆年间盐价一百贯一引，“官豪商贾，乘时射利，积塌待价，又取五百文一斤。市间店肆，又徼三分之利。故民持一贯之钞，得盐一斤，贱亦不下八百”。据此，则实际售价为官价的三、四倍。因此，“濒海小民，犹且食淡；溪山穷谷，无盐可知”[134]。

盐价的高昂及其不断飞涨，已使“民财困竭”；“食盐”法的推行，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痛苦。

在“食盐”法下，国家对广大人民进行着直接的、赤裸裸的掠夺。购买食盐成了每个编户齐民必须承担的封建义务，就连在襁褓中的婴儿亦不得免[135]。在分摊盐额时，不管户口有无减耗，只依原额桩配。逃亡死绝人户的盐额，便落到四邻人户头上。如昌国州，“递年以来，逃亡事故，民户比元数已亏，而盐额如故。多是里正、主首及见在户口，代为闭买；年复一年，包皆靠损”[136]。不仅如此，各地盐司在积盐过多时，还不断递加桩配额。山东在世祖时每户月桩配三斤，年三十六斤。成宗大德时，“口岁至五十斤”[137]，以每户四口计，则增六倍。昌国州大德元年摊派一千六百另四引一百十四斤；第二年，“运司以盐课壅滞，遂于额外增二千五百六十引”[138]。增加额较原额更多。定海当延祐时，“县民包买食盐，三倍于元会计之数”[139]。不仅如此，官吏们还往往利用“桩配”的机会，进行敲诈。如山东，“盐胜而食弗尽，尽诬以私粥”[140]。因此，“食盐”法引起人民倾家荡产之事，层出不穷。如福建，“盐法……行桩配，民至破家鬻产以偿”[141]。陕西人民“粜终岁之粮，不酬一引之价。缓则输息而借贷，急则典鬻妻子”[142]。两广地区，“食盐害民，所在皆是；而岭海之间，其害尤甚。……民至破家荡产犹不充。”[143]

总之，无论是商旅贩盐，或是“食盐”法，都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苦难，从而大大加深了广大人民与元政府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有时激化，引起了武装起义。顺帝至正初年福建漳州人民起义便是由桩配食盐引起的[144]。而苛重的盐课和其他封建赋税一起，更使得元末浙西一带“民间破家荡产，不安其生”，因而“入海为盗者有之”[145]。

(三)私盐贩卖的盛行，盐徒及其与农民起义的关系

为了保证盐利为国家所专有，元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严禁私盐。这些措施主要包括：严格防止盐场与外界交通[146]、在各地设立巡盐军和缉拿私盐的吏役[147]、制定严厉处置私盐贩卖的律令[148]等。

但是，官盐价昂，一般百姓食用不起，势必设法买食低价的盐；而贫苦盐户生活十分困苦，也需要私下出售一部分盐，用以维持他们低下的生活水平。这两个方面都是元政府严密控制盐的产销、对生产者和消费者进行残酷剥削的必然后果。只要封建国家继续对贫苦盐户和广大群众进行剥削，私盐贩卖就必然存在。政权强力不可能消除私盐贩卖现象，因为封建国家不能放弃盐课收入，也就不能不对贫苦盐户和广大群众进行剥削。同时，由于封建官僚制度必然具有的腐化贪污这一先天属性，又使得元政府的各项防范措施往往转向它自身的反面：官吏和军人都凭借权势从事私盐贩卖，从而更为大规模的广泛的私盐买卖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元代称私盐贩卖者为盐徒[149]。盐徒的声势极盛。内地的盐徒“搆集人众，执把器杖，再行赶喝驴马，动者不下百十头匹。贩卖到私盐，……公然贩卖食用”[150]。“每遇巡捕，拒伤官兵。”[151]仅河东盐司地面，每年捉获的私盐贩即“不下千百余起”[152]。沿海的盐徒则驾驶“在海大船，每岁入场，通同场官、灶户人等，公然买卖。……每船少者买数百引，多者千余引。运至扬州路崇明州地区石牌镇扬子江口转卖。此间边江拨脚铁头大船，结腙运至上江发卖。拒敌巡哨军船，杀官人等，岁岁有之”[153]。

从社会身份来区分，盐徒有两类。一类是豪强大姓，他们为了牟取暴利而从事私盐买卖[154]。例如浙东绍兴，“有余大郎者，私鬻盗鬻，招集亡命之徒，动以千百。所至强人受买，莫敢谁何!”[155]另一类是贫困的下户，他们中间有的为饥寒所迫，不得不以贩卖私盐作为谋生的途径[156]；有的则因买不起官盐，便组织起来私煮私贩，解决自身的食盐问题，元末福建福宁州地区流传的一首歌谣，便反映了这种情况：“大男终岁食无盐，老妇蒸藜泪盈掬；阿男辛苦学弄兵，年年担盐南海滨。担头有盐兵一束，群行大队驽四邻。”[157]

在统治者看来，贩卖私盐，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已是不可容忍；武装走私，更是“背法欺官，莫甚于此!”[158]因而经常出动军队剿捕。这样，私盐贩与官军之间便经常发生武装冲突，“私盐渐多法渐密，隩里干戈攘白日”[159]。盐徒们“拒捕斥后懦，争彊夸直前”[160]，官军往往不是他们的对手。有时这种冲突还导致了大规模的武装斗争。世祖时，广东盐贩陈良臣起事，“众至万人”。陈败后，欧南喜“复啸聚其党，至十万人，僭称名号，伪署官职，攻陷城池，戕猨吏民”[161]。顺帝初年，山东益都盐徒郭火你赤等起事，“拥旂鼓，入城邑，掠人民，篡囚徒，共益其党。火庐舍，劫府库，争取其材(财)。横行曹、濮、滑、濬、相、卫诸郡，西抵太行，由滋(磁?)、洺而归”。他们把山东、山西、河南都闹了个天翻地覆，使得“庙堂”也“以为忧”[162]。

在元末农民战争中，大量盐徒参加了起义军。由于他们一般均具有较丰富的斗争经验和社会阅历，因而往往很自然地成为起义军中的一部分重要骨干力量。浙东的方国珍出身“鱼盐负贩”[163]，淮东张士诚出身亭户，但也“兼业私贩”[164]。江阴起义军领袖朱定的出身也是“贩盐无赖”[165]。福建盐徒在起义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众盛称十二支，……攻破闽侯官、怀安、闽清、永福、长乐诸县及福清州。”[166]就是南系红军徐寿辉集团中，盐徒也不在少数；在这一支起义军向长江下游发展过程中，盐徒起了重要的作用：“江州在江南，舒州在江北。……私盐船上插红旂，下江攻城如翦急。前年江州李侯死，余侯今岁舒州没”[167]。

必须指出，盐徒并不全是农民战争的积极参与者。他们中间有很大一部分往往站在统治者一边，是旧王朝的积极拥护者；还有一部分虽然参加了起义，但极易反复动摇。前一种情况的例子如全国农民战争前夕，集庆花山有一股起义武装，数量不多，“官军数万不能进讨，反为所败”，后来元政府招募盐徒，才将它消灭[168]。后一种情况的例子是元末浙东的方国珍，他虽然曾参与反元斗争，但很快就变节降元。

在阶级斗争风暴中，盐徒中间有着不同的政治态度，这是很自然的。盐徒包括两种身份截然不同的人，一种是豪强大姓，一种是贫民下户。豪强大姓从事私盐贩卖，既与封建国家有矛盾，但又往往与官吏相勾结，互为奸利。他们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可以起来反抗官府，但其根本的阶级利益是与封建王朝一致的。因而他们在阶级斗争高潮中不是坚决与元皇朝站在一起，便是在参加起义后动摇变节。而一般贫民下户出身的盐徒，除了少数受蒙蔽参加反动阵营一方外，绝大部分则是农民起义的坚决参与者。

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元代，盐课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封建国家之所以能够获得巨额的盐课收入，主要是由于它严密地控制了盐的整个生产过程和运销过程。

封建国家对盐业生产基本生产资料的占有，以及它对劳动力的严密编制，是它对盐业生产实施严密控制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封建国家对生产过程进行监督，并强迫生产者承担沉重的封建义务，从而保证了对全部生产物(盐)的占有。而全部生产物(盐)的占有，又正为国家控制运销过程提供了条件和可能。无论在商运商销方式下，或是官运官销方式下，盐的销售都具有国家专卖性质，只是在程度上两者有所差别。

盐的产销过程是封建国家对盐的生产者(贫苦盐户)和消费者(广大群众)进行残酷剥削和掠夺的过程。因而，这一过程必然日益加深封建国家与盐户和广大群众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为多种形式。当它进一步深化时，便激发为武装斗争。

盐的产销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矛盾是封建社会基本矛盾——地主阶级及其政权与人民群众之间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一个方面。而它的深化，反过来又大大促进了这个基本矛盾的尖锐化。

注释：

① 《元典章》卷二二，《盐司人休买要盐引》，沈刻本，第57页下。

② 解放前刘隽写有《宋元官专卖引法的创立与完成》(《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6卷第2期)，一般地叙述了元代盐的运销制度。日本田山茂写有《元代の榷盐法について》(广岛史学会编：《史学研究》第9卷第2期，1937年)，原文我未曾见到，只在其他地方看到其主要论点的介绍。解放后，还没有人就这个问题发表过论著。

③ 《元史》卷九四，《盐法》，百衲本，第9页上—下。

④ “(福建)所辖十场，除煎四场外，晒盐六场。所办课程，全凭日色晒曝成盐。”(《元典章》卷二二，《禁治砂盐》，第57页上)

⑤ 王讳：《重修盐池庙碑》，《河东盐法备览》卷一二，乾隆刊本，第30页上。

⑥⑧ 这个数字是根据《元典章》卷九，《盐场额办引数》条统计得出的。此条为沈刻本所无，见陈垣：《沈刻元典章校补》，第51页下—54页上。

⑦ 这个数字是根据《元史》卷九四，《盐法》统计得出的。

⑨ 据《元典章》卷九，《盐场额办引数》条(此条所记系世祖末年情况)，全国产盐额为一百七十一万余引(第51页上)。但据《元史》卷九四，《盐法》门所列至元二十六一二十九年间各盐司盐额统计，则为一百七十七万余引。

⑾ 成宗时，明令：“罢民间盐铁炉灶。”(《元史》卷一九，《成宗纪二》，第6页下)后来四川一度开禁，但不久又禁止，见《元史》卷三六，《文宗纪五》，第3页下—4页上；《顺帝纪一》卷三八，第19页上；《顺帝纪二》卷三九，第2页上。

⑿ 《元史》卷九四，《岁课》，第1页上。

⒀ 《元典章》卷二二，《新降盐法事理》，第31页上。

⒁ 陈椿：《熬波图·铸造铁柈》，《上海掌故丛书》本，第38页上。

⒂ 元初北方签发民户为盐户之事见《元史》卷九四，《盐法》门。招募旧户复业之例见《长芦盐法志》卷一四，《越支场重立盐场记》，雍正刊本，第11页下；同卷，《三乂沽创立盐场旧碑》，第5页下。

⒃ 《元史》卷一一，《世祖纪八》，第8页下。

⒄ 黄潛：《沿海上副万户石抹公神道碑》。《黄学士文集》卷二七，《四部丛刊》本，第6页下。又见唐元：《松江府判致仕吕公墓铭》。《唐氏三先生集·筠轩文稿》卷一二，明成化刻本，第3页下。

⒅ 它们是：两淮、两浙、山东、福建、河间、河东、四川、广东、广海。大都路曾设盐运司，大德元年并入河间。辽阳地区至元初立“开元等路运司”(《元史》卷九四，《盐法》，第14页上)，但《元史·百官志》内不列此司，可能不久即废，待考。兴和路宝昌州有盐池，中统时“置盐使司”(《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第8页下)，张德辉在他的《记行》中亦提及昌州(即宝昌州——引者)有“盐司”(《秋涧文集》卷一○○，《四部丛刊》本，第6页下)。此司于至元二十年废，见《元史》卷一二，《世祖纪九》，第18页下。

⒆ 陈椿：《熬波图·各团灶舍》，第2页上。

⒇ 元代每“灶”户数已不可知，宋代“一灶之下，无虑二十家”(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淮浙盐》，光绪增刻武英殿本，第8页下)，料想元代相去不远。

[21] 陈椿：《熬波图·筑垒围墙》，第3页上。

[22] 危素：《翰林侍讲学士黄公墓志铭》，《危太朴文续集》卷二，《嘉业堂丛书净本，第19页上。

[23] 《元史》卷一○四，《刑法·盗贼》，第12页上；卷一○四，《食货》，第1页下。

[24]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1章，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0页。

[25] 刘敏中：《益都路总管李公去思记》，《中庵集》卷二，北京图书馆藏钞本，第3页上。

[26] 黄潛：《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王公墓志铭》，《黄学士文集》卷三一，第11页下。

[27][31][53] 陈椿：《熬波图·日收散盐》，第47页上。

[28] 如煎盐每引“工本钞”为五贯时，晒盐为四贯；煎盐增为八贯时，晒盐亦相应增为六·四贯。见《元典章》卷二二，《添支煎晒盐本》条，第56页。

[29] 陈椿：《熬波图·樵砍柴薪》，第31页上。

[30] 王恽：《顺德路同知宝坻董氏先德碑铭》，《秋涧文集》卷五五，第8页上。

[3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37章，第828页。

[33]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47章，第1033页。

[34] 此类事例如《元史》卷九六，第26页下、第28页上；《元典章》卷三，第6页上。

[35] 如“右诸场工本，较之浙东，每引减楮泉五缗者，以有涂荡供菹薪也。繇亭户稍耕之，遂收其税，既而又加重焉”。(陈旅：《运司副使东颍李公去思碑记》，《两浙盐法志》卷二九，清嘉庆刊本，第19页上)

[36] 《均赋役》，《元典章》卷三，第2页下—第3页上。

[37][39] 《运司副使东颍李公去思碑记》，《两浙盐法志》卷二九，第19页上。

[38] 《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第13页下。

[40] 苏天爵在《齐文懿公神道碑》(《滋溪文稿》卷九，《适园丛书》本，第4页上)中，吴海在《故翰林直学士林公行状》(《闻过斋集》卷五，《嘉业堂丛书》本，第5页上)中，都提到福建大户“妄称煮盐避役”的现象，可见当地盐户是免役的。

[41] 元代役法问题颇为复杂，这里所述只是一些初步看法，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42] 《元典章》卷三，《息徭役》，第11页下。

[43] 盐丁“是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很多盐丁，不得不靠贩卖私盐为活。他们冒着很大危险，才能赚得一升半合，因而他们的生活很不安定，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可划为游民无产者。”(王崇武：《论元末农民起义的发展蜕变及其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历史研究》1954年第4期，第96页)这个论断是不正确的。盐丁绝大多数并非“失去了土地的农民”，而是为国家强制征调被迫依附于土地(盐田)之上的民户。贩卖私盐，固然可以作为“生活很不安定”的一个证据(其实也不尽然，豪强大姓也贩卖私盐，见下)，但根本不能用来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志。

[44] 《元典章》卷二二，《新降盐法事理》，第31页上。

[45][47] 杨瑀：《山居新话》，《知不足斋丛书》本，第48页下。

[46] 宋濂：《元知婺州路总管府事致仕赵侯神道碑铭》，《宋文宪公全集》卷四二，《四部丛刊》本，第2页上。

[48] 杨果：《缪氏二贤祠记》，《两淮盐法志》卷五四，清嘉庆刻本，第26页上。

[49] 苏伯衡：《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周公墓志铭》，《苏平仲文集》卷一二，《四部丛刊》本，第21页上。

[50] 吴莱：《李仲举、岑尚周哀诔辞》，《渊颍集》卷六，《续金华丛书》本，第14页上。

[51] 徐一夔：《黄湾马公墓表》，《始丰稿》卷一三，《武林往哲遗著》本，第20页下。

[52] 陈旅：《运司副使东颍李公去思碑》，《两浙盐法志》卷二三，第19页上。

[54] 宋代盐户有上、中、下三等之分。“上户为下户发本，此不可无者也。中间上户为官司催盐，亦尚可留者也”。(黄震：《浙东提举到任榜》，《黄氏日抄》卷八○，清乾隆刻本，第2页上)可见南宋的“上户”，即元代的“富户”。但上、中、下户三等盐户之分，元代不复见。

[55] 陆居仁：《运司判官戴官章德政碑记》，《两浙盐法志》卷二九，第23页下。

[56] 元代盐引通常归各盐司发卖。但大德十一年武宗初即位时，曾“权时制宜，从户部鬻盐引八十万”(《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第18页下)。又据刘敏中记：“壬午，权奸阿合马死。朝廷驿召公(刘楫——引者)，议罢盐转运，户部发引收课，以公为尚书统之。公言：岁已过半，恐误课计。若及今告戒，始自来岁正月改行，为可。堂议是之而止。”(《尚书左丞商议尚书省事刘公墓铭》，《中庵集》卷八，北京图书馆藏钞本，第2页上)，但后来未实行。

[57] 两淮盐司原来由盐商买引，自行赴场支盐；大德四年，“改法立仓，设纲攒运，拨袋支发，以革前弊”。(《元史》卷九七，《盐法》，第16页上；参见《元典章》卷二二，《新降盐法事理》，第27页下—30页下)

两淮改制后，两浙于延祐年间也设立盐仓，见《元史》卷二六，《仁宗纪三》，第17页下；《元史》卷一七六，《曹伯启传》，第2页上。山东于顺帝时立盐仓，见《元史》卷三九，《顺帝纪二》，第14页。

北方河间盐司“积盐而席其钧石之所”，称为“埚”。各盐场出产的盐，都要运至“埚”集中。可知“埚”即盐仓。见姚燧：《金行都统万户事荣公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二，《四部丛刊》本，第10页下—11页上。

[58] 日本田山茂将“入中”法和“计口卖盐”法说成是“官卖”法(“食盐”法)的两种形式，而以“官卖”法与“通商”法(“行盐”法)并列，由《元代の竹の专卖とその施行意义》一文转引，《东洋史研究》第一六卷，第二号第152页注⑨)这是不妥的。从上所述，可知“入中”法是客商贩盐的一种形式，它的基本程序与“行盐”法相同而与“食盐”法(即“计口卖盐”法，见后)完全不同。

[59] 《元史》卷一七三，《崔斌传》，第2页下。

[60] 姚燧：《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牧庵集》卷一五，第7页下。

[61] 姚燧：《中书左丞李忠宣公行状》，《牧庵集》卷三○，第5页上。

[62][64][66] 柳贯：《送刘宣宁序》，《柳待制文集》卷一六，《四部丛刊》本，第7页上。[63] 《元史》卷一四○，《铁木儿塔识传》，第9页下。

[65]苏天爵：《郭敬简侯神道碑铭》，《滋溪文稿》卷一一，第8页上。

[67] 此类事例甚多，如《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第17页下；卷二二，第23页上；《文宗纪二》卷三三，第8页上。

[68] 如：“甲午(太宗六年——引者)之秋，受旨煎造。……河路通便，商贩往来。”(王鹗：《三乂沽创立盐场旧碑》，《长芦盐法志》卷一四，雍正刊本，第5页下—6页上)

[69] 《元典章》卷二二，《立都提举司办盐课》，第25页下。

[70] 权衡：《庚申外史》卷上，《学海类编》本，第11页下。

[71] 《元典章》卷二二，《盐司人休买盐引》，第57页下；参见《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第2页下—3页上。

[72] 《元史》卷一五，《世祖纪一二》，第23页下。

[73] 《元典章》卷二二，《设立常平盐局》，第23页上。

[74] 余阙：《两伍张氏阡表》，《青阳集》卷一○，《四部丛刊》本，第11页上。

[75] 杨维桢：《盐商行》，《铁崖先生古乐府》卷五，《四部丛刊》本，第3页上。

[76] “水程”是一种填明引数、盐商姓名、运销地区的运盐凭证。

[77] 《元典章》卷二二，《提调课程》，第81页下。

[78] “行盐各有郡邑，犯界者减私盐一等”，见《元史》卷九四，《盐法》，第9页上。

[79] 《元史》卷九七，《盐法》，第19页下。

[80] 《元典章》卷二二，《新降盐法事理》，第35页下—36页下。

[81] 《元典章》卷二二，《改造盐引》，第50页下。

[82] 《元典章新集》，《盐法》，第17页上—下。

[83] 《元史》卷一四七，《史天倪传·附史楫传》，第12页下。

[84] 《元史》卷九四，《盐法》，第9页下。

[85] 《元史》卷九七，《盐法》，第5页下。

[86] 魏初：《青崖集》卷四，《奏议》，第10页下；《中庵集》卷二，《益都路总管李公去思碑记》，第12页下；《元史》卷九七，《盐法》，第11页下—12页下等有关记载。

[87] 《元史》卷九七，《盐法》，第13页。

[88] 《元史》卷二○五，《阿合马传》，第2页上；参看《元史》卷五，《世祖纪二》，第20页上。

[89] 姚燧：《提举太原盐使司徐君神道碑》，《牧庵集》卷一八，第14页下。

[90] 《元史》卷九七，《盐法》，第14页下。

[91] 陈旅：《王经历惠政记》，《安雅堂集》卷九，北京图书馆钞本，第4页下。

[92] 《大德昌国州志》卷三，《食盐》，《烟屿楼刊宋元四明六志》本，第6页下。

[93] 元中叶，王艮反对浙东“食盐”制度，提出的理由之一是浙西某些地区没有行“食盐”法。据陈旅记载，他说：“夫苏、杭，商旅之所集也；它郡口会，苏、杭未尝会也。”(《王经历惠政记》，《安雅堂集》卷九，第4页下)据黄溍记载，则是“且浙右大都，商旅辐辏，未尝以口计也”(《淮东道宣慰副使王公墓志铭》，《黄学士文集》卷三四，第15页下)。《王艮传》大体据墓志铭，作：“浙右之郡。”(《元史》卷一九二，第8页下)

三者之中，应以前者为是。(一)《王经历惠政记》作于王艮生前，是同时代人的记述，自然比较翔实；后二记载，作于王艮死后，难免失真。(二)从其他记载来看，除了苏、杭之外，浙西其他地区，包括松江(《松江府志》卷五○，《古今人传·费案》，嘉庆刊本，第27页上)、嘉兴(俞镇：《卢侯颂德诗序》，《嘉兴府志》卷八二，光绪刊本，第68页下—69页下)都实行过计口食盐制度。笼统地说“浙右大都……未尝以口计也”，自然是不确切的。

[94] 《元史》卷九七，《盐法》，第23页上。

[95] 由《永乐大典》卷一一九○七，《广字部》转引，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00册，第60页上。

[96] 《元史》卷一八，《成宗纪一》，第9页下。

[97] 姚燧：《江东宣慰使珊竹公神道碑铭》，《江苏金石志》卷一九，江苏通志局刊本，第49页下。

[98] 《元史》卷九四，《盐法》，第14页。

[99] 《元典章》卷二二，《新降盐法事理》，第32页上。

[100] 《元史》卷四一，《顺帝纪三》，第3页上。

[101] 《元史》卷四一，《顺帝纪三》，第4页下。

[102] 柳贯：《嘉兴盐运分司纪惠颂》，《柳待制文集》卷九，第24页。

[103] 《元典章》卷二二，《设立常平盐局》，第23页上—25页上。

[104] 《元史》卷九七，《盐法》，第5页下。

[105] 《元史》卷九七，《盐法》，第5页。

[106] 刘敏中：《益都路总管李公去思碑记》，《中庵集》卷二，第3页上。

[107] 世祖晚年(至元二十六—三十年间)，全国盐产为一百七十余万引(见第一部分第一节)，此时盐价为每引中统钞一锭，盐课收入应为一百七十余万锭。至元二十九年，“天下所入凡二百九十七万八千三百五锭”(《元史》卷一七，《世祖纪一四》，第14页上)。以此计算，盐课占“天下所入”57％—60％左右(我认为这里所谓“天下所入”并非全部财政收入，而是财政收入中的钱钞部分，不包括实物。从下面元中叶的数额可以证明这一点)。元中期的财政收入只有文宗天历二年有记载，计钞九百二十七万七千八百锭，粮一千余万石，此外有币帛、金、银、丝绵等项(《元史》卷三四，《文宗纪二》，第25页上)。同一时期盐课收入为七百六十六万余锭(《经世大典序录·盐法》，《国朝文类》卷四○，《四部丛刊》本，第21页上)，盐课应为财政收入中钱钞部分的十分之八左右。

日本井ノ崎隆兴说：“至元二十六年度盐课二百万锭，和至元二十九年的总岁办额相比，占67％强。……到元中期以后，盐课收入常占财政收入的七八成，这是可以断定的。”(《元代の竹の专卖とその施行意义》，前引杂志，第146页)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他的结论是不很准确的。

[108] 参看本文第一部分第一节：《盐业生产的一般情况》。

[109] 《元史》卷九四，《盐法》各有关记载。

[110][113][118] 王沂：《傅梦臣淮漕使遗爱诗》，《伊滨集》卷一，《四库珍本丛书》本，第16页上。

[111] 《元史》卷九七，《盐法》，第24页下。

[112] 《元史》卷一七六，《谢让传》，第12页上。

[114] 陈旅：《运司副使东颍李公去思碑记》，《两浙盐法志》卷二九，第19页上。

[115] 贡师泰：《送朱元宾赴南靖县尹序》，《玩斋集》卷六，清乾隆刊本，第9页上。

[116] 陆居仁：《运司判官戴官章德政碑记》，《两浙盐法志》卷二九，第23页下—24页上。

[117] 杨维桢：《两浙盐使司同知木八刺沙侯善奴碑记》，《东维子文集》卷二三，《四部丛刊》本，第1页上。

[119] 王冕：《伤亭户》，《竹斋诗集》卷一，清嘉庆诸暨王氏刻本，第10页下。

[120] 杨维桢：《送芦沥巡检范生序》，《东维子文集》卷四，第4页上。

[121] 《元南台备要·建言盐法》，《永乐大典》卷二六一一，中华书局影印奉，第32册，第4页下。

[122] 郭五常：《悯灶丁》，《山东盐法志》附编，清嘉庆刊本，第40页上。

[123] 《元史》卷九七，《盐法》，第18页下。

[124] 《元史》卷九七，《盐法》，第24页下。

[125] 《元史》卷一○，《世祖纪七》，第11页下。

[126] 叶子奇：《克谨篇》，《草木子》卷三上，中华书局，1959年，第53页。

[127] 吴海：《故翰林直学士林公行状》，《闻过斋集》卷五，《嘉业堂丛书》本，第5页下。

[128] 《洪武实录》卷二○，江苏国学图书馆影印本，第6页上。

[129] 姚桐寿：《乐郊私语》，《学海类编》本，第17页下—18页下。

[130] 杨果：《缪氏二贤祠记》，《两淮盐法志》卷五四，第26页上。

[131][132] 《元史》卷九四，《盐法》，第9页上。

[133] 《元典章》卷二二，《设立常平盐局》，第23页上。

[134] 叶知本：《减盐价书》，《两浙盐法志》卷二七，第10页上。

[135] “长儿五岁方离手，小女三周未能走，社长呼名散户由，下季官盐添两口。”(王冕：《江南妇》，《竹斋诗集》卷二，第10页上)

[136][138] 《大德昌国州志》卷三，《食盐》，第6页下。

[137][140] 刘敏中：《益都路总管李公去思记》，《中庵集》卷二，第3页上。

[139] 黄溍：《中兴路石首县尹曹公墓志铭》，《黄学士文集》卷三三，第6页下。

[141] 蒋易：《送韩士敏从尚书行部还朝序》，《鹤田文集》卷下，北京图书馆藏钞本，第9页上。

[142] 《元史》卷九七，《盐法》，第13页下—14页上。

[143] 郑元祐：《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高昌普达实立公墓志铭》，《侨吴集》卷一二，明弘治刊本，第14页下。

[144] 《元史》卷九七，《盐法》，第23页。

[145] 朱德润：《平江路问弭盗策》，《存复斋续集》，《涵芬楼秘籍》本，第40页下。

[146] 陈椿：《熬波图·各团灶舍》，第2页上。参看《元典章》卷二二，《新降盐法事理》，第32页下—33页上。

[147] 世祖中统年间，令各地设巡禁私盐军(《元史》卷五，《世祖纪二》，第12页上)，平南宋后，在江淮一带设置了一支五千人的巡盐军(《元典章》卷二二，《镇守军人兼巡私盐》，第59页)。成宗时江浙以船五十艘，水工千三百人，沿海巡禁私盐(《元史》卷一九，《成宗纪二》，第6页)。此外，各地镇守的军队，地方上的弓手，都有缉拿私盐的职责。

[148] “诸犯私盐者，杖七十，徒二年，财产一半没官”(《元史》卷一○四，《食货》，第1页上)。按：元代私盐，“不计斤两”，一体处刑，与唐、宋之制不同。后来明代继承了元制而又加重，见沈家本：《盐法考》，《沈寄簃先生遗书》，1929年刊本，第9页。

[149] 王崇武先生将盐徒、盐丁混为一谈(《论元末农民起义的发展蜕变及其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历史研究》1954年第4期，第96页，注⑤)，这是不准确的。元代官私文献中都将两者严格区分开来，前者指私盐贩，后者指盐业劳动者。

[150][152] 《元南台备要·建言驼赃马匹》，《永乐大典》卷二六一一，中华书局影印本，第32册，第14页下。

[151] 《元典章》卷二二，《私造酒曲依匿科断》，第68页下。

[153] 《元南台备要·建言盐法》，《永乐大典》卷二六一一，中华书局影印本，第32册，第6页上。

[154] “而私鬻盗贩者，皆猾民豪室”。(王沂：《送李舜举转运判官序》，《伊滨集》卷一五，第19页上)

[155] 王棉：《绍兴谳狱记》，《王忠文公集》卷八，《金华丛书》本，第34页上。

[156] “乡邻有以阻饥而与旁县民私鬻盐者，类辈数十百人。”(苏伯衡：《韩君墓志铭净，《苏平仲文集》卷一三，《四部丛刊》本，第15页下》

[157] 《福宁州谣》，《元诗选》癸集，壬卷下，清康熙刊本，第35页下。

[158] 《元典章》卷二二，《私造酒曲依匿科断》，第68页下。

[159] 王逢：《忧伤四首》，《梧溪集》卷二，《知不足斋丛书》本，第42页下。

[160] 刘基：《感时述事十首》，《诚意伯文集》卷一三，《四部丛刊》本，第33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