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司农司和劝农使的建置及功过评价

[摘要]元朝重视农桑。司农司、劝农使，编写农书和劝农文，推广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检查县级官员劝课农桑的成绩，编造农桑文册等，对元初农桑发展有所裨益。实际上，劝农工作中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如劝农实为扰民、统计农桑数量和考核官员政绩中的弄虚作假等。元朝农业发展还存在许多制约因素，如人力不足、畜力不足、粗耕粗作、农时被耽误、农具质次价高购买不便等，这都影响了农业发展的实效。

[关键词]元朝；司农司；劝农使；功过评价 关于元朝农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已经做了相当多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出版了许多论著。这些论著主要研究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元朝的农书及其代表的农业水平[1]，二是元朝农业的发展状况，包括农具、精耕细作技术、土地开垦与利用、粮食产量、区域开发等[2]。农业的主体是农民，由于农民文化和地位低下，研究农民存在文献不足的困难。不过，司农司和劝农使，是涉农部门和官员，元人文献中有关于司农司和劝农使设置、职责和功过的记载与评价，使研究元朝司农司和劝农官员的建置及功过评价成为可能。本文从三个方面研究这个问题：司农司和劝农使的设置与职责、司农司劝农使的工作内容、元人对司农司劝农使的评价。 一、司农司劝农使的设置与职责 蒙古族本来“其俗不待蚕而衣，不待耕而食”[3]，“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4]的认识相当普遍。统一后，军国费用大增，元世祖既任用阿合马等理财，又在向汉地学人“问以治道”，逐渐认识到“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5]。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五月，元世祖诏谕前线将领高达：“夫争国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虽得其地而无民，其谁与居。今欲保守新附城壁，使百姓安业力农，蒙古人未之知也。尔熟知其事，宜加勉旃，湖南州郡皆汝旧部曲，未归附者何以招怀，生民何以安业，听汝为之。”[6]，这表明元世祖已经认识到土地和人民的重要，决心改变以往掠夺财富的战争目的，“使百姓安业力农”，确立了以农桑为主要经济方式的政策。司农司、劝农使和各地正官在贯彻重农桑的国策中发挥了作用。 劝农官的设置始于窝阔台汗时。庚戌年(公元1250年)刘秉忠提出“宜差劝农官一员，率天下百姓务农桑，营产业，实国之大益”。辛亥年(公元1251年)忽必烈接受刘秉忠等的建议，以张耕、刘肃为邢州安抚使和副使，“流民复业”[7]，“不期月，户增十倍”。[8]癸丑年(公元1253年)他派姚枢“立京兆宣抚司，以孛兰及杨惟中为使，关陇大治”，甲寅年(公元1254年)“以廉希宪为关西道宣抚使，姚枢为劝农使”。[9]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设十路宣抚司，命各路宣抚司择通晓农事者，充随处劝农官[10]。姚枢为东平路宣抚司，置劝农官[11]。中统二年八月“初立劝农司，以陈邃、崔斌、成仲款、粘合从中等为滨棣、平阳、济南、河间劝农使，李士勉、陈天赐、陈膺武、忙古带为邢铭、河南、东平、涿州劝农使[12]。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以提刑按察司兼劝农事[13]。 司农司始置于中统初年[14]。高天赐向丞相孛罗、左丞张文谦建议王政宜以农桑为本，“丞相以闻，帝悦，命立司农司”[15]，于是至元七年二月“立司农司，以参知政事张文谦为卿，设四道巡行劝农司”[16]，这四道是山东东西道、河东陕西道、山北东西道、河北河南道，以后随着疆域扩大，劝农使增多；同年“十二月丙申朔，改司农司为大司农司，添设巡行劝农使副各四员。以御史中丞孛罗兼大司农卿”[17]。至元十二年四月，“罢随路巡行劝农官，以其事入提刑按察司”[18]。至元十六年五月“并劝农官入按察司，增副使佥事各一员，兼职劝农水利事”[19]。十八年改为农政院；二十年更名务农司，寻改为司农寺[20]。二十三年二月“复立大司农司，专掌农桑”，十二月“诸路分置六道劝农司”。二十四年二月“升江淮行大司农司事秩二品，设劝农营田司六，……隶行大司农司”[21]。二十五年“立行大司农司及营田司于江南”[22]，增置淮东西两道劝农营田司[23]。二十七年三月罢行司农司及各道劝农营田司，增提刑按察司佥事二员总劝农事[24]。二十九年，以劝农司并入各道肃政廉访司，增佥事二员，兼察农事[25]。仁宗时司农司秩最隆，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七月“升大司农司秩从一品”[26]，二年定员大司农五人，卿、少卿、丞、都事各二人，其属则若屯田之府，供膳之司，藉田有署，营田设官，辑要有书，树艺有法，凡所以成功者，于兹备焉”[27]。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命中书省右丞悟良哈台、左丞乌古孙良桢兼大司农卿，给分司农司印。至正十五年诏有水田去处，置大兵农司。至正十九年二月，置大都督兵农司于西京，仍置分司十道[28]。可以说，司农司之职与元朝相始终。 劝农使和司农司的职责是劝课农桑。中统元年“中书省榜示：钦奉诏书，农桑衣食之本，勤谨则可致有余，慵惰则必至不足，正赖有司岁时劝课。省府照得即目春首，农作时分，仰宣抚司令已委劝农官员，钦依所奉诏书，于所管地面内，依上劝课勾当。务要田畴开辟，桑麻增盛，毋得慢易，仍于岁终，考校勤懒，明行赏罚，以劝将来”[29]，强调要以户口增田野辟为考察官员项目。至元元年八月颁布《至元新格》规定地方官要“均赋役，招流移，……劝农桑，验雨泽，……月申省部”[30]，司农司职责“专掌农桑水利，仍分布劝农官及知水利者，巡行郡邑，察举勤惰。所在牧民长官提点农事，岁终第其成否，转申司农司及户部，任满之日，注于解由，户部照之，以为殿最。又命提刑按察司加体察焉”[31]。元世祖及以后诸帝多次诏谕司农司等劝课农桑。至元十年三月“诏申谕大司农司遣使巡行劝课，务要农事有成”[32]，至元二十五年“诏行大司农司、各道劝农营田司巡行劝课，举察勤懒，岁具府州县劝农官实迹，以为殿最。路经历官县尹以下并听裁决”[32]。至元二十九年闰六月“诏谕廉访司巡行劝课农桑”[34]；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五月“诏以农桑水利谕中外”[35]；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二月“诏诸郡凡民播种怠惰及有司劝课不至者，命廉访司治之”[36]；大德十一年十二月，“劝农桑，……惩戒游惰”[37]；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十月“诏谕大司农劝课农桑”[38]；皇庆元年(1312)七月“帝谕司农司曰：‘农桑衣食之本，汝等举谙知农事者用之’”；皇庆二年二月“诏敦谕劝课农桑”，七月“敕守令劝课农桑，勤者升迁，怠者黜降、著为令”[39]。总之，元世祖、成宗和仁宗诏谕司农司较多，诏令反映国家对劝农使、司农司及地方劝农正官职责的基本要求。 同时，国家多次发布农桑令，对农桑种植提出指导意见。至元六年八月，“诏诸路劝课农桑。命中书省采农桑事，列为条目，仍令提刑按察司与州县风土之所宜，讲究可否，别颁行之”[40]。七年颁农桑之制一十四条，规定“立社长官司长以教督农民为事。……种植之制，每丁岁种枣二十株。土性不宜者，听种榆柳等，其数亦如之。种杂果者，每丁十株，皆以生成为数，愿多种者听”[41]。泰定帝致和元年(公元1328年)正月“颁《农桑旧制》十四条于天下”[42]。元代除推广了棉花种植外，桑蚕业也得到发展，这与国家推广农桑的政策是分不开的。 二、司农司劝农使的工作内容 司农司、劝农官和提点劝农事的地方正官，其主要工作有：编写《农桑辑要》、推广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检查劝课农桑成绩、编造农桑文册等。 编辑《农桑辑要》，印刷并发布给“随朝并各道廉访司、劝农正官”。约在至元十年司农司官员编辑《农桑辑要》七卷成书，至元二十三年六月“诏以大司农司所定《农桑辑要》书颁诸路”[43]，大约每隔五六年，就颁行一千四五百部，前后印刷颁布总数约在2万部左右[44]，“给散随朝并各道廉访司、劝农正官”[45]。至元十六年淮西江北道按察司“于访书内采择到树桑良法”，行御史台向各地推行[46]。成宗大德八年下诏刊刻王祯《农桑通诀》、《农器图谱》及《谷谱》等书，认为其“考究精详，训释明白。备古今圣经贤传之所载，合南北地利人事之所宜，下可以为田里之法程，上可以赞官府之劝课，虽坊肆所刊旧有《齐民要术》、《务本辑要》等书，皆不若此书之集大成也，若不锓梓流布，恐失其传”[47]。武宗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淮西廉访佥事苗好谦献“种莳之法。其说分农民为三等，上户地一十亩，中户五亩，下户二亩或一亩，皆筑垣墙围之，以时收采桑椹，依法种植”，武宗“善而行之”，仁宗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风示诸道，命以为式”[48]，五年九月大司农买住等进司农丞苗好谦所撰《栽桑图说》，“刊印千帙，散之民间”[49]，此次印刷《栽桑图说》三百部[50]。这些农书的颁布有利于各地劝农正官履行其劝农职责，这也反映了元朝廷在指导农业生产中的作用。 推广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按察司(廉访司)或总管等官员编写劝农文、劝善书，用通俗文字介绍农桑技术，要求县官向社长、社师等宣传。至元十五年河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发布的《劝农文》，就开出许多条目，要求“所在官司，照依已降条画，遍历乡村，奉宣圣天子德意，敦谕社长耆老人等随事推行”。对于垦辟，《劝农文》指出：“田多荒芜者，立限垦辟以广种莳，其有年深瘠薄者，教之上粪，使土肉肥厚，以助生气，自然根本壮实，虽遇水旱，终有收成”；对于粮食种植，《劝农文》指出：“谷麦美种，苟不成熟，不如稗。切须勤锄功到，去草培根。岂不闻锄头有两：可耐旱干；结穗既繁，米粒又复精壮。”“一麦可敌三秋，尤当致力，以尽地宜。如夏翻之田胜于秋耕，概耙之方数多为上。既是土壤深熟，自然苗实结秀，比之功少者收获自倍”。对于桑麻，它指出：“桑麻……切须多方栽种，趁时科耨，自然气脉全盛，叶厚秸长，饲蚕绩缕皆得其用。又栽桑之法，务要坑坎深阔，盖桑根柔弱，不能人坚，又不宜拳曲难舒。根既易行，三年之后即而采摘”。“浴连、生蚁、初饲、成眠，以至上簇，必须遵依蚕书，一切如法，可收倍利。尝闻山东农家，因之致富者，皆自丝蚕。旬月之劳，可不勉励!”对于耕牛饲养，它说：“耕犁之功全借牛畜。须管多存刍豆，牧饲得所，不致赢(女)弱，以尽耕作。……若有赢(羊)老不堪者，切须戒杀心、擅行屠宰”。[51]这种《劝农文》多张榜公布在门墙上，如时人所说：“分司劝谕立课程，朝送农官暮迎吏。诫言谆谆不敢忘，榜示门墙加勉励”[52]，能够让部分有文化的农民了解的。 仁宗时顺德路总管王结编写《善俗要义》，逐级下发给乡村中的社长、社师。《善俗要义》第一条“务农桑”：“今后仰社长劝社众常观农桑之书，父兄率其子弟，主户督其田客。趁时深耕均种，频并锄耨，植禾艺麦最为上计。或风土不宜，雨泽迟降，合晚种杂田瓜菜者，亦可并力补种，更宜种麻以备纺绩蚕桑之事，自收种、浴川、生蛾、喂饲，以至成茧、缲丝，皆当详考《农书》所载老农遗法，遵而行之”；第二条“课栽植”：“本路官司虽频劝课，至今不见成效。盖人民不为远虑，或又托以地不宜桑，往往废其蚕织，所以民之殷实不及齐鲁。然栽桑之法，其种堪移栽，压条接换，效验已著，苟能按其成法，多广栽种，则数年之间，丝绢繁盛亦如齐鲁矣。地法委不相宜，当栽植榆柳青白杨树，十年之后，枝梢可为柴薪，身干堪充梁栋，或自用，或货卖，皆为有益之事，其附近城郭去处，当种植杂果货卖，亦资助生理之一端也”。因此书“甚得抚字教养之方”，顺德路总管府缮写成秩下发给各县，并令本县录写遍下各社，要求社长社师等，依此书“谕民事理，以时读示训诲，务令百姓通知，劝之遵用举行，将来渐有实效”，其后，仁宗诏令向各地推广[53]。 检查地方官员劝课农桑成绩。至元九年，“命劝农官举察勤惰。于是高唐州官以勤升秩，河南陕县尹王存以惰降职。自是每岁申明其制”[54]。御史台对高唐州尹张廷瑞的评价是：“至任以来，甫及期年，五事可称，一方受赐，劝课农桑，裁抑游惰。”[55]。至元二十七、八年提刑按察司和肃政廉访司相继兼掌劝农，守令以兼劝农事给衔，“廉访总其纲，岁报政于司农，以第其殿最”[56]，自此，廉访司年终检查地方官劝农政绩成为制度。文宗天历二年(1329)“各道廉访司所察勤官内丘何主薄等凡六人，惰官濮阳裴县尹等凡四人”[57]。 编造农桑文册。《农桑之制》最后一款规定，提点农事正官“仍依时月下村提点，……据每县年终比附到各社长农事成否、等第，开申本管上司，却行开坐所管州县提点官勾当成否，编类等第，申覆司农司，及申户部照验”[58]，这种农桑文册，一交户部，一交司农司。为统计的可信可靠，二十九年八月“命提调农桑官账册有差者，验数罚俸”[59]。仁宗延祐七年四月，“廉访司为农桑两遍添官，交依旧管行，每岁攒造文册，赴大司农考较”，攒造农桑文册目的是“岁见种植、垦辟、义粮、学校之数，考核增损勤惰”[60]，所说种植包括桑枣榆柳等。 元初，司农司和劝农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奥敦保和“领真定、保定、顺德诸道农事，凡辟田二十余万亩”，其子奥敦希恺袭为真定路劝农事，寻以劝农使兼知冀州，兴利除弊，发展农桑[61]。至元八年，董文用为山东东西道巡行劝农使，“列郡咸劝，地利毕兴。五年之间，政绩为天下劝农使之最”[62]。至元十年张立道领大司农事，又授大理等处巡行劝农使，治理昆明池，“得壤地万余顷，皆为良田。爨棘之人虽知蚕桑，而未得其法，立道始教之饲养，收利十倍于旧，云南之人由是益富庶。罗罗诸山蛮慕之，相率来降，收其地悉为郡县”[63]。至元二十五年燕公楠“除大司农，领八道劝农营田司事，按行郡县，兴利除弊，绩用大著”[64]。此类事实不胜枚举。文献还记载某些年份的农桑学校数量，至元二十三年“大司农上诸路……植桑枣杂果树二千二百九万四千六百七十二株”[65]；二十五年十二月“大司农言耕旷地三千五百七十顷”[66]；二十八年十二月，“司农司上诸路……垦地千九百八十三顷有奇，植桑枣诸树二千二百五十二万七千七百余株”。[67]时人评论大司农司“专以劝课农桑为务。行之五六年，功效大著，民间垦辟之业，增前数倍”[68]；“凡先农之遗功，陂泽之伏利，崇山翳野，前人所未尽者，靡不兴举”[69]；“立诸道劝农司，巡行劝课，敦本业，抑游末，……不数年，功效昭著，野无旷土，栽植之利遍天下”[70]。由于农桑的发展，元世祖时人户大增，明初史臣说：“终世祖之世，家给人足。天下为户凡一千一百六十三万三千二百八十一，为口凡五千三百六十五万四千三百三十七，此其敦本之明效可睹也已”[71]。这些评价，说明了元初劝农桑是有成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