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国内学者对元代色目人研究综述

随着蒙古西征，大批西域人东来入华。元朝把这些人称为色目人。关于色目人的种类，历来说法不一。常见于元人记载的色日人主要有以下几种：回回、唐兀、乃蛮、汪古、畏兀儿、康里、钦察、阿速、哈剌鲁、吐蕃、阿儿浑等。终元一代，色目人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在科技文化领域，都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历来为史家所关注。自1989年以来，国内关于元代色目人的研究论文逾百篇，专著三部。笔者试就这一专题的研究成果作一综合述评。由于学力和条件所限，难免挂一漏万，敬请学界方家批评指正。

一、色目人总论

这部分概述元代色目人研究成果，其后分别以回回、畏兀儿、唐兀、吐蕃及其他色目民族述之。

这一阶段有关元代民族的专著为罗贤佑《元代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该书是一部囊括元代西北、东北、西南、东南各地区民族在内的著作。其中第三章、第五章分别是关于西北民族与西南的吐蕃民族。这些民族在元代均列于色目人中。在第三章中，作者论述了色目人的意义与地位，另就当时主要的色目民族——回回、畏兀儿、唐兀进行了论述；第五章则详细论述了吐蕃的内部状况、宗教派别、风俗习惯及其在文化上的成就，阅后使读者对元代色目人状况有一整体印象。

由白寿彝先生总主编、陈得芝师主编的《中国通史·中古时代·元时期（上）》第八卷《乙编·综述·第三章·民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对元代回回、藏族、畏兀儿族进行了概述性研究。

专著之外，涉及元代色目人的论文主要集中于考证、商业、分布、科技、军士和科举方面。周良霄在《札记二篇》（《元史论丛》，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一文中，考证了“色目”一词的来源，指出至迟从唐初以来，这一名称就见于官私文献，意为各色名目。至元代已普遍使用，主要指入华的中亚胡人。

色目商人的活动是元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泉州又是元代色目商人聚居的主要区域。修晓波《元代色目商人对泉州港的经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2期）以元代色目商人聚居的主要区域——泉州为例，以元代色目商人为考察对象，论述了色目商人对泉州港的经营，侧面反映了色目商人在泉州发展中的地位与重要性。同氏《大蒙古国及元初政坛上的西域商人》(《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1期），则通过对大蒙古国及元初政坛上的西域商人的考察，认为西域商人从政是元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对其作用进行了辨证分析。

元代江南地区的居住人口呈现出复杂的历史格局。潘清就此问题撰文《元代江南蒙古、色目侨寓人户的基本类型》(《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认为随官附籍、随军驻守、商人逐利及迁徙、传播宗教等是来自蒙古高原及西域、波斯、阿拉伯等地的蒙古、色目人口入居江南的主要原因，并就其历史影响进行了评述。而丛佩远则在《元代辽阳行省境内的契丹、高丽、色目与蒙古》（《史学集刊》，1993年第1期 ）一文中，对元代色目人入居东北作了勾勒，通过论证，认为辽阳行省境内的色目人之民族成份主要有回回、畏兀儿、钦察、康里、阿速、斡罗思、唐兀、乃蛮、吉儿吉思、兀速和憨哈纳思等。另外还有修晓波 《元代色目商人的分布》（《元史论丛》，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元代的色目人多数是当今少数民族的先民，他们曾和汉族人民一起对我国历史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冯立升《元代色目人对科学技术的贡献》（《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6期 ）就是从天文、数学、地理、医药及农业与工程技术等方面对元代色目人在科学技术上的贡献进行了论述。（《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6期。）

关于元代色目人科举入仕的文章有桂栖鹏、尚衍斌《元代色目人进士考》（《新疆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该文运用大量史料，从籍贯、字号、家庭、登科年份、历官等方面考证了元代中进士的色目人，凡六十一人。这有助于对元代中西文化交流和元代科举制度的进一步研究。

其他论文有陈国光《论牙洼赤与马思勿惧——蒙古统治时期的两位西域穆斯林政治家》（《西北民族研究》，1995年第1期 ）、同氏《蒙元统治者与西域穆斯林》（《甘肃民族研究》，1996年第2—3期 ）、马娟《蒙元时期的穆斯林签军》（《回族研究》，2000年第2期 ）、郝浚《西域少数民族在元曲发展中的贡献》（《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 ）等。

二、回回人

众所周知，元代是回回人东来的高峰时期，也是回族形成的重要时期。元代回回人参政之多，分布之广，影响之大，可以说空前绝后。。

邱树森主编的《中国回族史》（上）、（下）（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 ）是目前中国第一部关于回族的专著，其中第二章是元代回回，分别论述了回回人的东来、其政治活动、经济生活、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宗教活动与社会习俗。

杨志玖先生多年来致力于元代回回人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他的《回回一词的起源和演变》（《回族研究》，1992年第4期 ）从《梦溪笔谈》与《谱双》中的回回谈起，认为回回一词由回纥、回鹘音转而来，讨论了蒙元时期回纥、回鹘、回回诸词杂用的原因以及加回一词的另一种称呼——撒儿塔兀勒、撒儿塔黑台，并对钦察、康里、阿速诸色目人的信仰问题进行了考察。在《元代的回回人》（《中国回族研究》，第一辑，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 ）一文中，杨先生则从回回一词的涵义、回回人的东来及分布、回回人的政治地位、回回人的经济力量、回回人对元代文化的贡献、回回人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回回人的宗教生活等七个方面全面考察了元代回回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活动，指出元代东来的回回人是形成回族的主要来源，他们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东来，加强了我国和中亚、西亚伊斯兰世界的联系。有关元代回回人综论性文章还有杨志玖先生《回回人的东来和分布》（上）（《回族研究》，1993年第1期 ）；下篇（《回族研究》，1993年第2期 ）、穆宝修《元朝时期的回回人》（《文史哲》，1990年第6期 ）、陈得芝师《元代回回人史事杂识》（《中国回族研究》，第一辑，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吴建伟《〈回族人物志〉（元代）举正》（《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 ）、高占福《元代的甘肃回回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 ）。

元代回回人中涌现了不少有影响的人物，人物研究在这一阶段占有很大比重，且主要集中在赛典赤、萨都剌、阿合马、泰不华等人物上。邱树森在《赛典赤家族入华时间考》（《中国回族研究》，第一辑，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 ）一文中，就赛典赤家族入华的时间进行了充分的考证，肯定了“西域附元”说，认为赛氏家族入华的始祖是苦马鲁丁，并结合史料，考证了赡思丁的入仕及其履历。其他论及赛氏的论文有韩敏《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治理陕西》（《回族研究》，1999年第4期 ）、马世祥《赛典赤·赡思丁与阿儿思兰汗》，（《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程越《赛典赤事迹补记》（《中国回族研究》，第二辑，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 ）、马曜《赛典赤与元代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思想战线》，1998年第7期 ）、李清升《赛典赤·赡思丁兴办儒学的历史功绩及其意义》（《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

萨都剌是有元一代著名的色目诗人，关于其族籍，历来颇多争论。萨兆沩在《一位蒙古族化的色目诗人萨都剌》（《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 ）中，肯定陈垣先生提出的萨都剌先世为西域哈剌鲁王朝答失蛮氏的论断，但就萨都剌本人的族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随着祖籍地域、贵族身份、政治地位、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诸方面的变化，萨氏实际上已经“蒙古族”化，称其为蒙古色目人更为恰当。而刘真伦《萨都剌姓名族别及家世考索》（《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 ）则从族别、姓名、父祖三方面详细地考证了萨都剌族别，认为萨氏应为阿拉伯人，其全名应为阿思兰·都弥世，并提出萨都剌的“剌”字当为“刺”字之误写。有关萨氏的其他论文有萨兆为《元人萨都剌客籍大都说》（民族研究》，1996年第3期 ）、罗斯宁《民族大融合中的萨都剌》（《中山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刘真伦《萨都剌早年经商考实》（《重庆教育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

元代回回人可谓文武双全。文家除上述诗人萨都剌外，尚有画家、史家、政治家。高克恭是元代最有影响的画家之一，又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少数民族政治家。一直以来是史家研究的对象。马明达的《高克恭事迹考论》（《中国回族研究》，第一辑，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一文，根据邓文原《高公行状》所提供的基本线索，对高克恭的有关事迹进行了考求和论证。翁乾麟《试论元代回回诗人伯笃鲁丁及其诗文》（《回族研究》，1998年第4期 ）考证了元代回回诗人伯笃鲁丁的生平、事迹与诗文。作为诗人，其诗文独具风格；作为政治家，其清廉善政。作者还指出伯为广西白姓回族的始祖。杨志玖先生《元代回回史家察罕》（《回族研究》，1997年第2期 ）考察了察罕的身世、生平、著述和交游，论述了其作为政治家和史学家所取得的成就。元代政治家、理财能手阿合马向来受到后人的指责，杨志玖、杨德华《元代回族宰相阿合马新论》（《回族研究》，1995年第1期 ）则分析了阿合马之所以“恶”的原因，同时不隐其善，对其应肯定的地方给予肯定，目的在于使史学界对其有个公正的评价。对于武将泰不华则存在争论。达应庾《元代泰不华族源初探》（《甘肃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 ），该文结合史料和族谱资料，从语言学的角度考证了泰来华之族属，认为其是钦察伯牙吾台氏，为色目人中的穆斯林。而王叔磐《泰不华传略与族属考证》（《内蒙古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 ）则通过梳理有关史料，考证了泰不华的生平经历，并就其族属进行了详细考证，提出十四条证据，认为泰不为蒙古人，而非色目人中的钦察族。

关于其他回回人的论文有何兆吉《元代答失蛮神道碑的文献价值》（《回族研究》，1999年第1期 ）、曹相《纳速剌丁与云南》（同上）、黄庭辉《元代回回诗人伯颜子中生平事迹考评》（《宁夏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李佩伦《论元代回族文人孟昉》（《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张云《答失蛮其人及其经略吐鲁番考实》（《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4期 ）、杨志玖《补〈元史〉札八儿火者传》（《回族研究》，1991年第3期 ）、丁克家《论元代回回诗人伯笃鲁丁及其诗文》（《回族研究》，1998年第4期 ）、何兆吉《元代回回乌马儿史事札记》（《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 ）等。

元代实行四等人制，回回人居第二等，地位仅次于蒙古人而高于汉人和南人，回回人与元代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杨志玖先生的系列论文《回回人与元代政治》（一）、（二）、（三）、（四）、（五）〈上〉、〈下〉（分别刊于《回族研究》1993年第4期、1994年1—4期、1995年第2期 ）就这一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这组系列论文从与成吉思汗同饮班朱尼河水的回回人札八儿火者、阿三（哈散纳）与玉速阿剌论起，历数窝阔台至顺帝朝的回回政治家，反映了回回人与元代政治的密切关系。在（五）〈上〉、〈下〉，杨先生专门论述了元行中书省中的回回人，从官制角度考察了回回人与元代政治的关系。而在《元代回回人的社会地位》（《回族研究》，1993年第3期 ）一文中，杨先生从官职分配、荫叙制度、怯薛制度、科举制度、刑法规定、赋税差役诸方面论述了元代回回人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同时又指出，在众多的回回人中，只有上层人士和富商大贾社会地位较高，一般的回回百姓也是受压迫剥削的群体。

其他论述元代回回人政治的文章有谷文双《关于元代回回人政治地位的几个问题》（《黑龙江民族丛刊》，1991年第2期 ）。

元代驿站四通八达，交通大辟，为商贾往来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回回人不仅擅长经商，而且其手工业亦有较高水平。他们的商业活动和手工业生产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邱树森《元代回回人的商业活动》（《元史论丛》，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元代回回人的商业活动，指出回回人对促进元代对外贸易、开辟通向漠北的草原丝绸之路和天方的朝觐之路，都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同时还指出了回回人的商业活动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穆宝修《元代回回人的手工业》（《甘肃民族研究》，1989年第2—3期 ）将回回工匠公为三部分：为军队服务之工匠，为蒙古贵族服务之工匠，专事农耕用具之工匠。从这三种工匠的活动论述了元代回回人的手工业。

西域回回人东来的同时亦将其灿烂的文化带到了中国。吾师刘迎胜《13——18世纪回回世俗文化综考》（《中国回族研究》，第一辑，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 ）一文，综合考察了回回人的语言文字学、史学、哲学、阴阳学、医药学、天文历算学、地理学、工程技术学与矿物学、珠宝学及化学等世俗文化。通过论述，认为回回世俗文化范围很广，以上仅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之所以对其进行研究是因为这项课题会对相关学科如中国穆斯林语文教学史、回族史等产生影响。陈静《元回回天算家及其天文工作考论》（《回族研究》，1992年第2期 ）则专论回回天文历算。该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回回天算家的东来与元初回回天文机构的创设、回回天算家的天文工作及元代中原与西域天算家的交流等问题，提出不应忽视回回天文学对中国天文学的贡献。与此有关的还有阎林山《宋元以来的中国穆斯林天文学家》（《中国穆斯林》，1992年第2期 ）、马建春《元代东传之回回地理学——兼论札马剌丁对中国地理学的贡献》（《西北史地》，1998年第2期 ）。

这一时期论及元代回回人的其他论文计有邱树森《伊本·白图泰眼中的中国穆斯林》（《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 ）、杨志玖先生《关于元代回族史的几个问题》（《元史论丛》，第四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李松茂《元史与回回史》《文史知识》，1994年第7期 ）、马志福《元代中国穆斯林及宗教活动管窥》（《甘肃民族研究》，1992年第2—3期 ）、郝浚《元代回族作家及其文学创作漫议》（《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 ）、王建平《元代穆斯林移民与云南社会》（《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 ）、杨怀中《元代东来的回回世家》（《回族研究》，1991年第1—2期 ）、李斡、周祉征《元代回回及其历史贡献》（《黑龙江民族丛刊》，1990年第1期 ）、邱树森《元代回回研究札记》（《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 ）等等。

三、 畏兀儿

在元代，畏兀儿也是色目人中重要的一种。畏兀儿人在政治、文化、经济诸领域亦有卓越表现。这一时期，畏兀儿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尚衍斌对元代畏兀儿关注已久。《元代畏兀儿研究》（民族出版社，1999年 ）是作者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一部专著。该书充分利用汉文史籍与畏兀儿语文书等多种资料，系统地分析了畏兀儿社会的政治制度、阶级关系、经济制度和经济生活，清晰地描绘了畏兀儿本土的一般社会面貌。同时，本书在广泛搜集元人文集及元明方志有关资料的基础上，论述了内迁畏兀儿及其汉化的有关问题，较详细地考察了内迁畏兀儿人在元代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结合高昌氏家族的活动，对元代畏兀儿家族作了深入研究，从而客观地勾勒了内迁畏兀儿人的历史走向和历史贡献。全书凡八章，后有附录、附表及参考资料。

贯云石是畏兀儿文学家中的佼佼者。王开元《论贯云石的思想倾向》（《西域研究》，1998年4期 ）以元仁宗延佑元年（1314） 云石28岁时称疾辞官为界，系统分析了畏兀儿文学家贯云石前后两期的思想变化，指出其前期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后期以佛家、道家思想为方导，又以维护民族和睦的思想贯穿其一生。罗贤佑《论畏兀儿贯氏家族两位代表人物的历史业绩及其社会原因》（《民族研究》，1994年第5 期 ）论述了阿里海牙和贯云石两位贯氏家族代表人物的历史业绩，分析了其所以取得这些成就的社会原因。

桑哥的族属历来莫衷一是，尹伟先就此发表了《桑哥族属问题探讨》（《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 ）一文，结合有关桑哥族属的藏、汉、波斯文史料，提出桑哥可能是藏、畏兀儿合璧家庭之后裔的观点。闵文义《元世祖忽必烈身边的贤能大臣——藏族宰相桑哥》（《甘肃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 ）则认为其是藏族。与桑哥有关的论文还有罗贤佑《论元代畏兀儿人桑哥与偰哲笃的理财活动》（《民族研究》，1991年第6期 ）

廉氏家族是元代畏兀儿高门望族。王梅堂《元代内迁畏兀儿族世家——廉氏家族考述》（《元史论丛》，第七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对廉氏家族内迁后姓氏的形成，居地之变迁、家世人物之婚姻、成员等进行了详细考证论述。

关于其他畏兀儿人的论文有尚衍斌《元代畏兀儿人史事杂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尹伟先《维吾尔族出身的吐蕃宣慰使叶仙鼐史事考述》（《兰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王胞生《元代入滇的畏兀儿人》（《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 ）、胡小鹏的《〈元史·叶仙鼐〉补考》，（《西域研究》，2000年第3期 ）等。

吐蕃在元代已成为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了更好地管理这一地区，元朝通常委派有语言优势的畏兀儿人行使这一职责。尹伟先就此撰文《元代参与吐蕃事务的畏兀儿人》（《西域研究》，2000年第2期 ），考述了元代参与吐蕃地区事务的畏兀儿人及其事迹。通过爬梳史料，就任职于元代宣政院中的畏兀儿官员之姓名、族属及其事迹进行了考证。另外，作者还研究了元代畏兀儿喇嘛及其文化贡献以及出身于畏兀儿的吐蕃宣慰使叶仙鼐的事迹。如果说尹伟先研究的是参与元朝地方政务的畏兀儿人，那么尚衍斌则对任职中央的畏兀儿人进行了研究。他在《元代中书省的畏兀儿族大臣》（《元史论丛》，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一文中论述了在元朝中书省和行中书省任职的畏兀儿族大臣的状况，探讨了他们在元朝统治中的作用。另外，尚衍斌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撰文《元代畏兀儿亦都护官号考》（《西域研究》，1994年第1期 ），对元代畏兀儿亦都护官号的渊源作了进一步的考释，认为亦都护是元代畏兀儿地方政权的最高首领，并对亦都护起源于Ydyqut——ahri提出佐证。对亦都护进行研究的还有罗贤佑《元代畏兀儿亦都护谱系及其地位变迁》（《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 ）、党宝海《13、14世纪畏兀儿亦都护世系考》（《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 ）。

元代畏兀儿人在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极大贡献。王开元《元代维吾尔人对中华传统文化之贡献》（《新疆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从学术思想、文学艺术、成因探讨方面论述了元代维吾尔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贡献。田卫疆《论元代畏兀儿人对中华文化的历史贡献》（《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 ）从语言翻译，文学诗词，史书编撰、书法、绘画、音乐三个方面论述了元代畏兀儿人的文化成就，认为其为唐宋以来的中华文化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内涵，从而更加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宝库。畏兀儿人不仅将其优秀文化带入中原，而且也善于吸收汉文化之精华。元代新疆与中原地区的政治联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交通也得以改善。畏兀儿人纷纷内迁。尚衍斌《元代内迁畏兀儿人的分布及其对汉文化的吸收》（《民族研究》，1997年第1 期 ）对此作了详细考察，并分析了内迁畏兀儿人吸收汉文化的主要原因。

在对外交流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当首推列班·扫马。王永生《元代著名维吾尔族外交家、旅行家拉班·扫马》《文史知识》，1992年第3期 ）就扫马出使欧洲事件进行了论述，认为这是我国维吾尔族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中西交通史上具有重要作用。此方面的论文还有王梅堂《偰氏父子与中朝文化交流》（《民族》，1992年第12期 ）。

自古以来，畏兀儿不仅以其独特鲜明的宗教文化、民俗文化立于民族之林，而且还引起广大学者的极大兴趣。杨富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撰文《宋元时代维吾尔族景教略论》（《新疆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论述了元代维吾尔族景教的发展及维吾尔族景教徒对中西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藏传佛教（喇嘛教）在元代兴盛一时，不少维吾尔贵族也皈依了喇嘛教，成为喇嘛僧。张羽新《元代的维吾尔族喇嘛僧》（《中国藏学》，1996年第2期 ）则考证了阿鲁浑萨理、必兰纳识里、舍蓝蓝、迦鲁纳答思等皈信喇嘛教的维吾尔族上层人物的事迹。田卫疆《〈元典章〉中有关畏兀儿丧事体例诠释》（《西域研究》，1992年第4期 ）论述了畏兀儿的丧葬文化。通过对《元典章》中《畏兀儿丧事体例》的考证，揭示了元代乃至其前畏兀儿人的丧葬制度及其变化。

其他文章有田卫疆《试论元代畏兀儿人在维护祖国统一中的作用》（《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 ）、刘迎胜师《元代畏兀儿地名及其历史沿革》（《西域研究》，1992年第4期 ）、邵如林《元高昌王细林的斤葬地考》（《西北史地》，1993年第1期 ）、田卫疆《元代畏兀儿人内迁及其原因初探》（《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 ）、门岿《论元代维吾尔族作曲家薛昂夫的散曲》（《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5期 ）、贾丛江《蒙元时期畏兀儿人领地述论》（《中亚研究》，1990年第3期 ）等。

四、唐兀人

元代的西夏人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作出了贡献。孟楠对此给予了较多关注。他撰文《浅析元代西夏人组成的军队》（《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6期 ） ，对元代西夏人组成的军队种类及其作用进行了分析。西夏灭亡后，其人民或留居故土，或迁徙内地，渐与其他民族融合。孟楠《元代西夏遗民婚姻研究》（《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 ）详细考察了西夏遗民在婚姻上与其他民族的融合，并分析了其婚姻的特点。元代西夏遗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孟楠《元代西夏遗民的迁徙及与其他民族的融合》（《宁夏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就元代西夏遗民的迁徙及分布地区进行了考察，并探讨了其融合于其他民族中的主要表现。

限于史料，主要依据碑铭资料对西夏（唐兀）人物进行研究。任崇岳《元〈浚州达鲁花赤追封魏郡伯墓碑〉考释》（《宁夏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 ）就是根据《浚州达鲁花赤追封魏郡伯墓碑》考证了西夏人忙哥察儿的生平仕途。张相梅《河南濮阳元代唐兀公碑》（〈中原文物〉，1996年第3期 ）介绍了1983年在河南濮阳发现的重要元代文物〈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及唐兀氏祖茔，该文照录了全部碑文，对此进行了简略分析，认为唐兀氏为西夏党项之杨姓，持被赐姓“唐兀”，并简单提及唐兀台及其子唐兀闾马的事迹。

其他关于唐兀人的论文有汤开建《元代西夏人的政治地位》（载陈乐素主编《宋元文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马明达《元末西夏人那木翰事迹考述》（《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 ）等。

五、吐蕃人

吐蕃亦是元代主要色目人之一。1989年以来对于吐蕃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物方面。

王启龙《元朝帝师八思巴家世考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 ）就藏族圣僧、元朝帝师八思巴所诞生的款氏家族的源流进行了简短而明晰的描述。在另一篇《忽必烈与八思巴、噶玛拔希关系新探》（《清华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中，王启龙则考述了忽必烈与八思巴结交的复杂过程及忽必烈为何选择与八思巴联合，并就他们与藏传佛教噶举派僧人噶玛拔希之间的关系诸问题进行了阐释与补充。

周生文、陈庆英撰文《大元帝师八思巴在玉树的活动》（《西藏研究》，1990年第1期 ），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一代帝师八思巴在玉树的活动。通过八思巴在玉树的活动，得出元代从内地通向西藏的驿站在玉树地区是穿过称多、玉树、囊谦三县的东部。八思巴在此的活动对安定玉树地区起到了重要作用。

有关八思巴的论文还有薛学仁《八思巴在元朝统一西藏中的作用》（载《宝鸡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 ）、陈庆英《元朝国师八思巴》（《文史知识》，1998年第9期 ）、辛存文《八思巴评传》（《民族经济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2期 ）、周宏远《八思巴与元代“八思巴文”铸币》（《内蒙古金融研究》，1999年第1期 ）等。

胆巴是元代除八思巴外最负盛名的藏族僧人。陈庆英、周生文撰写的《元代藏族名僧胆巴国师考》（《中国藏学》，1990年第1期 ）结合藏文史料与汉文碑铭与历史调查资料，对其生平及在元代藏族史与民族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进行了论述。关于胆巴的另一篇是仁庆扎西《胆巴碑与胆巴》（载《仁庆扎西藏学研究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 ）。

六、其他民族色目人

除上述回回、畏兀儿、唐兀、吐蕃等族外，元代其他色目人研究主要集中在哈剌鲁、阿儿浑、钦察、康里、汪古等民族上。

华涛《穆斯林哈剌鲁人、阿儿浑人早期史研究——突厥语部族伊斯兰化开始原因初探》（《中国回族研究》，第一辑，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 ）中，对蒙元时期东来的两大突厥族——哈剌鲁和阿儿浑的早期历史进行了研究，并就其皈依伊斯兰教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床兀儿是元代钦察名将土土哈的第三个儿子。吾师刘迎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是，结合史料，对床兀儿的活动进行了考证，弥补了正史之不足。（《床兀儿及其家族的活动》，载《西域研究》，1993年第3期。）

汪古部是金元之际活动于今内蒙古大青山南北麓的一个部族。洪用斌《元代汪古部长食邑按打堡子考》（〈内蒙古社会科学〉，1991年第6期 ）就其部长食邑按打堡子进行了考证，认为是元代集宁路所属的一个政区。

刘迎胜在《关于元代中国的犹太人》（《元史论丛》，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一文中，考察了元代的犹太人，称为术忽回回，属色目人。另外该文还考证了犹太寺院的称呼。

其他论文有党宝海《察罕帖木儿的族属、生年与汉姓》（《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杨志玖先生的《元代的吉普赛人——啰哩回回》（《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 ）、何兆吉《试论不忽木的汉化事迹与汉学成就》（《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 ）、修晓波《〈元史〉土土哈、不忽木传订误》（《文献》，1997年第4期 ）等。

纵观近十余年来元史学界对色目人的研究状况，可以肯定地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从某种程度上说，对于回回人、畏兀儿人的研究相对较为充分，而对其他色目民族研究不足。希望学界在新世纪里继续关注元代色目人这一重大课题，拓展其研究领域，加深其研究力度，不断有新成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