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国初期学校兼办社会教育活动及对当代的启示

论文摘要：学校兼办社会教育是民国时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在城市开展的轰轰烈烈的高等学校兼办社会教育，亦有在农村展开的红红火火的讲演及平民学校办理社会教育，对当时的社会发展和平民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主要对民国初期学校兼办社会教育活动情况进行梳理，并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总结当时学校兼办社会教育的一些经验，以期对当代教育有所启发。

论文关键词：民国初期；学校兼办社会教育；平民教育

经济发展的逐渐深入和国家精神文化水平的提高一方面使国家对人才的需求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也使人民群众对知识的渴求日益增长，传统的教育模式越来越无法满足教育的现实需求。学校兼办社会教育作为延伸教育的一种可行又高效的方式，应引起足够的重视。辛亥革命不仅使中国的政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学术界同样引起极大震动。中国的教育在此时应势而变，社会教育思潮被引入中国，尤其是1912年社会教育司的设立更是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教育的发展，学校兼办社会教育也逐渐发展为各级各类学校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学校兼办社会教育概念

王雷教授在《社会教育概论》一书中指出：学校兼办社会教育是指学校在其职能范围内兼办一部分社会教育。具体表现在：“利用学校的教育资源，如人力资源（师资、学生）、物力资源（设施、机构）、文献资源（图书资料）、教育活动等，把学校的教育事业推向社会，通过学校教育的推广与扩充，满足和带动社会民众对教育的需求。”具体地说就是学校不要局限于校门之内，要走出校门和社会接触，将研究得来的结果通俗化、社会化，教授民众，使学术普遍化；同时，要开放校门，欢迎人民群众入校听讲学习、运动、休闲娱乐，充分利用学校设施和资源，使学校教育效率扩张，使民众共享教育资源，促进社会进步。

二、民国初期学校兼办社会教育产生的原因

民国初期学校兼办社会教育活动搞得轰轰烈烈，究其原因与当时民众的受教育程度、留学人员的推动、政府的有力支持以及知识分子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密不可分。

第一，民众较低的受教育水平。由于清政府多年的积贫积弱，自我封闭，虽然推行了十几年“新政”，但是并未解决“民智”、“民心”问题。当时的社会内忧外患，战乱频繁，民不聊生，普通人民接受教育的机会少之又少，整体受教育程度低下，大多数平民未受过任何教育，民众愚昧无知，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这样的教育情况，急需社会教育的发展来提高民智，开启民心，把陈腐化的国家变为现代化的国家，转弱为强、转贫为富，而学校兼办社会教育在当时各种物资缺乏的年代无疑是开展社会教育最好的方式。

第二，留学归国人员的推动。民国初期师资短缺、质量参差不齐，早期留学海外的教育家和爱国人士学习了国外的新式教育，有着比较广阔的思想见识，看到了国外社会教育对于社会改良的重要作用，并对社会教育有一定的研究，比如蔡元培、马宗荣、晏阳初、陶行知等都对社会教育有独到的研究。面对中国的教育和社会现状，他们将学校兼办社会教育的做法引入中国，以期最大效用地利用有限的教育资源，推动了学校兼办社会教育在中国的发展。

第三，政府提供有力的支持。1912年蔡元培任教育部总长时“眼见各国社会教育事业之发达，深信社会教育行政之责任，不仅在教育青年，须兼顾多数年长失学之成人，故草拟官制时，坚决主张于普通、专门二司外特设社会教育司”，在教育部官制中对社会教育司的职责等做了详细的规定，其中亦涉及学校兼办社会教育的内容，比如通俗教育及讲演会事项、博物馆、图书馆事项等的规定，在此行政机构和行政条例的指导下，学校兼办社会教育有了一定的财力和物力保障。

第四，知识分子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受当时内忧外患、国弱民愚的社会现实影响，民国初期的教育家大多怀有对国家和社会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将改良社会、提高民智作为己任，一方面充分利用政府提供的有利资源开展社会教育，同时又会尽一切努力调动自己的资源做好学校兼办社会教育的事项。

三、民国初期学校兼办社会教育具体活动

民国初期是学校兼办社会教育的一个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很多颇具特色的学校兼办社会教育活动，主要体现在平民教育中。由于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不同以及文化发展程度的不同（城市中大学、中学和小学系统完整，设备齐全，农村则学校较少），当时的平民教育在城市和农村中采用了不同的方式。

1.以城市平民为主体的学校兼办社会教育活动

在城市中开展的学校兼办社会教育活动主要以高等学校兼办社会教育为主。主要包括两部分——平民教育讲演团和平民夜校。

平民教育讲演团是民国初期学校兼办社会教育的重要力量。这一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平民教育讲演团主要有两个：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和平民教育社。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于1919年由北京大学一些爱国进步的学生发起，团员中汇集了当时北京大学大多数学生骨干和积极分子。讲演团简章规定本团团员有轮流出席讲演之义务，讲演分为定期和不定期两种。主要向北京市和郊区平民进行讲演。1919～1925年，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在北京讲演的题目约有400多个。平民教育社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部分教职员和青年学生联合发起的，于1919年创办，1922年成立讲演部。同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一样，平民教育社利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师资、学生、设施等从事社会教育活动。

平民夜校是学校兼办社会教育在城市中的重要表现形式。民国初期高等学校开办平民夜校现象非常普遍。蔡元培开创的北京大学平民夜校便是典型代表。蔡元培在《在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演说词》中提到“鄙人在德国时，尝见彼邦之大学生徒，每天校外出其所长，教授一般工人以实用知识或外国语言。至法国则有所谓平民大学，为大学教员所组织，专在夜间讲演，无论何人均得入校听讲，不因贫富年龄之故稍有歧异。凡此皆所以济教育之不平，而期于普及。”民国九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开办了平民夜校。他在开学日演讲中提到“今日为北京大学平民夜校开学日，此事不惟关系重大，也是北京大学准许平民进去的第一日。从前这个地方是不许旁人进去的，现在这个地方，人人都可以进去。但是大学中人有受教育的权利，还不够，还要全国人享受这种权利才好。所以先从第一步做起，开办这个平民学校，住在大学附近的人家，也把他的子弟送去求学，现在竟有四百人……实在好极，也算不负办平民夜校的热心。”北京大学平民夜校的开办开创了高等学校开办夜校的先河，使一般平民有了进入学校接受教育的机会，学校利用夜间对一般平民进行识字教育、生计教育等，使广大平民的教育水平得以提高。

平民教育讲演团和平民夜校是高等学校兼办社会教育的重要体现，它们的出现使学校兼办社会教育成为当时学校教育的重要环节，极大地促进了学校兼办社会教育活动的发展。

2.以农村平民为主体的学校兼办社会教育活动

学校兼办社会教育初期主要以城市为主，后来逐渐向农村转移。农村的平民教育活动主要以讲演和平民学校为主，既有高等学校组织的活动，亦有教育家在当地创办的平民学校。 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不仅仅在城市展开活动，1920年春假开始，他们逐渐到农村进行讲演，而后几年其他的平民教育团体也开始转向农村。他们利用乡村小学、庙会、寺院、村头场地等进行讲演，并备有书报，任人观览。

平民学校也是当时学校办理社会教育的典型模式，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晏阳初的乡村平民教育、梁漱溟的乡村乡学以及陶行知的乡村平民教育。晏阳初将平民教育的实施方式分为学校式、社会式和家庭式，其中学校式的平民教育又分为乡村小学、初级平民教育、高级平民教育、成人补习学校、生计巡回训练学校、育才学校。这些学校不仅仅面向在校学生，更多地面向普通大众。晏阳初强调，要贯彻社会教育的实施，必须将民众进行有效组织，并借学校来推动，以强化学校的社会教育责任。梁漱溟在《村学乡学须知》序言中指出“村学乡学在这里不仅是一个机构，并且是一个团体，它包括学长、学理、理事、教员，以及一村中或一乡中男女老少人等……我们以一村之众为村学学生，以一乡之众为乡学学生”。他在村学乡学中实行的教育大部分以成年农民为教育对象，同时也有部分儿童青年。村学中有男子部和妇女部供成人学习，基本课程有识字、唱歌和精神讲话。还设有高级部，供受过四五年以上教育的青年学习，把他们培养成乡村事业干部人才，主要学习史地和农村问题研究。另外还有针对成年人的训练班，比如师训、蚕桑、植棉、自卫等。由此可以看出，村学乡学虽是一所学校，但是其教育对象是所有社会大众，其办理社会教育功能可见一斑。另外，梁漱溟一直主张学校应特别重视教育推广工作，学校应该成为地方社会的中心，而不应仅仅局限于大门之内，这也是梁漱溟学校兼办社会教育思想的重要体现。民国十三年陶行知等人成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计划以农民为主要对象，推行乡村平民教育。他认为学校教师是改造农村生活的灵魂。民国十六年，陶行知在南京创办晓庄师范学校，专门收取农家子弟入学。学校规定，学生必须在课余时间由教师带领去为附近农民讲故事，教他们识字、阅报等。民国二十一年陶行知又在上海与宝山之间创办山海工学团，与学校密切合作，建立幼儿团、儿童工学团、棉花工学团、养鱼工学团、妇女工学团等，让失学儿童和成人接受教育。陶行知利用学校办理社会教育的做法使后来很多学校纷纷效仿，进一步推动了学校兼办社会教育的发展。

四、民国初期学校兼办社会教育对于当代学校办学的启示

随着终身教育观念普及，学习化社会到来，人民大众对于教育的渴求与日俱增。学校兼办社会教育也是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民国初期轰轰烈烈的学校兼办社会教育活动给现代学校兼办社会教育提供了诸多启发。

第一，学校兼办社会教育应成为学校教育制度的一环。国家应制定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对学校兼办社会教育进行推广。各级各类学校也应制定兼办社会教育的方案、人事管理、财务等，对教师加以长期教育训练，使兼办社会教育成为学校工作的重要环节。

第二，学校应加强与社区的结合。学校周围通常聚集有社区，学校应与社区充分结合，兼办社会教育。一方面，学校应利用社区资源，结合社区文化，与社区保持密切联系，对社区开展相关社会教育，比如休闲娱乐、环境、交通安全等方面的教育，还可对学生家长开展亲职教育等。另一方面，学校要充分利用社区资源，比如家长会资源等，协助各项社会教育活动制定规则、推广、评比等。

第三，农村的现实决定了农村学校兼办社会教育任重而道远。建国以来，我国农村的教育水平已大幅提高，但是跟城市相比，农村仍有大批未受过教育或只受过几年教育的成人存在，未成年人中辍学率也高于城市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农村缺少高等学校，中小学师资设备等较于城市来说又比较少，因此，国家应加大对农村学校的投入，提供师资、资金、设施等方面的保障，使农村学校兼办社会教育得以顺利进行。

第四，知识分子应多培养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将改良社会提高公民素质视为己任，学校也应增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将兼办社会教育、为社会服务纳入日常安排之中，并帮学生建立起心怀社会和人民大众的意识，使学校兼办社会教育从思想层面得到重视。

由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与当今存在着诸多差异，因此当时很多做法已不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在我国当代教育中，学校兼办社会教育仍然是教育的一块短板，存在着诸多局限和不足，这就需要学术界加强研究、国家予以重视、各级各类学校加快推进，使学校兼办社会教育快速发展，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我国文化强国的建设之路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