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日本企业文化（下）

二、民族传统心理对其企业文化的影响 1、渴望成为强者的心理 基于传统的生存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日本民族特别渴望成为强者、成功者（而这里的强者、能者往往是指包括自己在内的成功的团体、民族），崇拜强者、能者，而鄙视弱者和无能者。[10]1853年美国舰队轰开了当时较落后的日本国门，日本人并不把它当作一种耻辱，反而拜美国为师，吸收西洋文化，终于在1868年发生明治维新的划时代变革。[11]这种源自危机忧患意识的渴望成为强者的心理意识已深深淀积在他们先祖们的血脉之中，代代相传，已成为一种民族特有的心理。这种心理使日本民族成为一个敢于开拓冒险、勇于创新、奋发图强、自强不息的民族。日本企业无法例外地秉承了这种民族心理，使它们无时无刻都在寻找成功的机遇，敢打敢拼，百折不挠，善于学习吸收别国先进的为我所用的优点和长处，无论世界哪个角落，一旦有新思想、新技术出现，它总是不惜代价，甚至不择手段搜罗回来，使自己的不断强大，立于不败之地。 这种意识反映到企业战略上则是宁可容许企业发生赤字，也不能将市场占有率让给竞争对手。即使在销售额下降的情况下，仍然加大投资、扩大生产能力、增加销售网点、加强促销活动，保持企业继续上升的势头，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市场占有率让给对手。在他们看来，如果不能超过竞争对手，就会逐渐被淘汰出局。这做就了他们知难而进的强者性格和要么彻底失败，要么大获成功的冒险精神和命运！ 有人说：“这种传统民族心理发展到极处，则表现为活着就要在竞争中胜出，成为强者、成功者，一但失败，则去跳楼自杀吧，无人会可怜一个失败者，日本民族是一个容不得失败的民族。”[12]虽然，日本的自杀率较高，一些文学作品流露着欣赏死亡的审美倾向。但是，对于日本绝大数人来说，是不存在如此极端的心理的。 2、务实心理 亦基于传统生存的危机意识，日本人特别地务实。他们不喜欢思辩的、形而上的思考，而倾向于事实、现象、经验、实证的思维方式，形成了如后面所提到的“即物主义”性格。[13] 现代的日本人，在经济上有总体规划，又尊重经济规律，让激情与想象的热流注入客观规律的模子，浇铸出切实的产品，而不是恣意妄为及以主观想象的方式从事经济建设。他们务实求真，不尚空谈，不玩花架子，不搞自欺欺人的把戏，老老实实以辛劳和智慧来培植理想之花，因而能创造奇迹。这与我们曾经崇尚虚荣浮夸、好大喜功和自我麻痹的国民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两个民族从战争的废墟上同时起步，几十年后，一个做到上天，一个却在经济面临崩溃中重新讨论真理的标准问题…… 3、“忠”、“和”心理   “忠”：现代的日本人已把传统的效忠天皇、效忠国家这一民族价值观具体转化成对关系个人生存的企业的效忠。每个成员都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归宿，为企业贡献自己的青春才华，他们往往自愿超时工作，任劳任怨，鞠躬尽瘁，许多员工都罹患疲劳综合症。都是为了回报企业对自己的知遇之恩！

“和”：绝大多数日本管理者都是缄默、含蓄、安静、内向和以他人为中心，为了所有企业成员保持一致和合作，管理者往往以这种“和”作为管理方式，导致不断的讨论和妥协，以成就企业各方面利益的平衡和谐。 三、日本宗教对企业文化的影响 在5世纪前后，我国的儒家思想就开始传入日本。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礼、忠、信、智、孝、和、爱、恭、俭、忍、让”等伦理思想，在日本这样一个具有强烈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因而崇拜强者的民族中，并不是全部都能在日本生根发枝，被日本人民全部接受。更没有让儒家学说居独尊的地位，而是允许不同学术流派和不同宗教并存。日本的宗教是一种以儒教、佛教及其本民族神道等多元共存的思想体系。 日本人不喜欢思辩的、形上学的思考，而倾向于事实、现象、经验、实证的思维方式——日本文化的“即物主义”性格。[14] “儒家思想中处于最重要地位的‘仁’被彻底排斥于日本人的伦理体系之外”。[15] 又如，儒家思想中不能说没有“诚”，《中庸》说：“诚者，自诚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但却没有对中华民族后人产生强烈的影响和以致形成以“诚”为中心的思想体系，反而教人诡谋、奸诈的三十六计能渗透到人的灵魂之中。然而，在日本江户时代后期，以“诚”为中心的伦理说成为主流……日本儒学中逐渐居于主流地位的是以“诚”为中心的伦理思想。[16]这种文化为日后日本企业的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然而我们因为没有发育“诚”文化，缺乏“诚信”是我国市场经济难以规范的根本原因，至使今天我们的社会（包括企业）为此付出并将继续付出沉重的代价。 日本主要接受了儒家的“忠”、“和”思想。 直到十九世纪中叶，美国的炮舰轰开日本的国门和在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虽然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也涌进了日本，但是日本并不是以完全彻底否定历史和过去的态度发展资本主义，仍然继承和保留了封建时代的文化和价值观，以天皇为中心的忠君爱国的观念深深地植根于每一国民心中，即使在二战战败之后，日本也不允许盟国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强烈要求将天皇制继续保存下去，天皇仍是国民崇拜的偶像，天皇是凝聚全民族的核心。可见，“忠”已深深淀积在日本国民的骨髓之中。 然而，时至今天，皇室，早已不能干预政治了，只能在民间、外交从事一些仪式性活动而已。日本人已成功地把效忠天皇的观念转化为效忠企业的观念。 “忠”，使日本企业中的“终身雇佣制”能得以实行，使员工对企业有着极高的忠诚，在日本企业，如果某个人为满足自己利益而跳槽，是会备受人们的责备和歧视的，人们对这种“不忠”之人嘘之以鼻，不愿与其为伍。（这与西方的价值观全然不同。）而员工的利益则要视企业的效益及工龄而定，日本企业普遍盛行“年功序列制”，即薪酬随工龄的增加而增加，在企业中干得越长，薪酬越高；企业的效益越好，薪酬越高。这样使员工对企业的忠诚与企业对员工的高度负责形成了相互依存的统一体，形成了终身荣辱与共、同舟共济的关系。 “和”，则从观念上保证了员工在企业中与他人合作，和谐相处，使日本企业减少人际关系的内耗，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成为日本企业高效能团队的精神的主导和联系纽带。 此外，在企业的经营哲学中，还融入了佛教中的“经世济众”、“虔诚感恩”等宗教思想。他们绝不会将“赚取利润”这个任何企业都必须达到的目标放在首位，相反，他们更多是强调企业的责任、强调企业对社会、国家乃至全人类所负的责任。（这一点是含有对政府的扶持的感激因素，将在后面第五点中详述）如丰田公司社训第1条是：“上下同心协力，以至诚从事业务的开拓，以产业的成果报效国家”；日本TDK公司精神：“创造：为世界文化产业做贡献”；松下电器公司把“产业为国”放在第一位；丰田汽车公司就明确提出：“尊崇神佛，心存感激，为报恩感谢而生活。”[17]正是这种崇高的责任、“感激”“报恩”思想，使企业员工的奉献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工作已不单单是满足个人物质生活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能给员工这种精神上的满足。由于日本宗教信仰上的多元体系和兼容性，日本员工对企业这种充满宗教色彩的管理思想也容易接受。宗教本身就是民族文化内容的重要组成部份。 四、日本历史对日本文化乃至企业文化的影响 站在对企业文化的影响角度，我从3个重大转折期去分析日本的历史对日本文化的构成及影响。 1、大化革新[18]。 公元7世纪，日本人发生了“大化革新”，全力模仿和学习中国唐代文化，包括建立了中国式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制度和相应的户籍制。中国儒家文化流传日本，对日本文化影响深远（将在另一节“日本宗教”中详述）。中国的这一套制度和文化经过千多年的兴衰演变，始终无法使自己的国家走向强大，相反，却使自己的国家不断走向积弱和不堪外强一击，同样，受这种制度和文化影响的日本，在1853年受美国轰打之前是一个落后的、封闭保守的专制国家。 2、明治维新[19]。

日本的脱胎换骨，走向富强，许多史学家认为从明治维新开始，然而，我认为应从1853年开始。这一年，美国舰队突然轰闯日本东京湾，日本根本就毫无任何还手的能力。美国要求日本通商，一年后，日本简直就无能抵抗就屈服了，与美国签订了在中国人看来是丧权辱国的《神奈川条约》，从此，锁国时代结束，门户大开。八年后，英国军舰炮轰鹿儿岛，也来掠夺瓜分，日本跟中国一样，受到到巨舰大炮的欺辱。所不同的是日本人终于知道自己的积弱，转而自觉向这些“强盗”者学习，决心发奋图强，而不是如何“报仇雪耻”，不是在阿Q式盲目自大中谈民族强大史，日本也就从这时候开始了真正走向强大了，这是划时代历史性的转折。 六年后，即1868年，也即中国的太平天国灭亡之后第四年，也即清皇朝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同治皇帝统治时期，中国饱受了西方列强鸦片之害和瓜分割让之痛。在日本，明治天皇即位，下令变法，这就是历史上使全世界叹为奇迹的“明治维新”。其最大的特点是：吸收西洋文化，实行资本主义“文明开发”改革，以西方的工业文明渐渐代替了以往落后的农耕文明。而工业文明的标志是工厂企业的出现和壮大。只短短的数年，日本就从荒陋落后状态之中，一跃而成为一个完全崭新的现代化的年轻国家。明治维新为日本企业的发育和发展扫平小农观念及机制上的障碍，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实行西方式政治和经济现代化的国家，并且迅速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

日本政府从政治、法律、财力等方面为企业发展提供服务，致使日本企业可以迅速成长和强大。这除了为企业文化建设提供外部环境，这亦直接影响了日本的企业文化。 “国家”，除了地域的概念，更是一个社会管理组织的概念，“政府”代表着“国家”。 中国企业与日本企业同样是同时从战争的废墟上起步，但所走出的轨迹却天壤之别，关键在于政府体制。事实证明，只有廉正、高效、务实的服务型政府，才有企业的强大和国家的强盛。 注 释： [1]《世界地图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12月第2版 [2]《国际贸易》，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91年4月第1版 [3]威廉·大内《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中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是“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中的一种。 [4]（日）吉田茂《十年回忆》第三卷，世界知识出版社。 [5]张联芳主编《世界史通俗演义》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8月版 [6]郭咸刚《西方管理学说史》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 [7]郭咸刚《西方管理学说史》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 [8]詹姆斯·C·艾伯伦，乔治·斯陶克《企业巨子》1992年版 [9]http://w.51sobu.com/new/content/2005115151105772823625.html [10]佛格尔著 黄景自译《日本第一》台湾金文图书有限公司1981年3月出版 [11]张联芳主编《世界史通俗演义》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8月版 [12]资料来自清华大学刘红松教授2004年8月20日在广州天河税务局为清华CEO广州班的讲课。 [13]（日）源了圆：《文化和人的形成》第一法规1983年版，第75页 [14]（日）源了圆：《文化和人的形成》第一法规1983年版，第75页 [15]（日）本尼迪克《菊花与刀》中译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101页 [16]《论语·大学·中庸》，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 [17]http://www.hroot.com/companypublish/html/1552.htm [18]见《世界通史·第二卷》第60页，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19]见《世界通史·第二卷》第50页，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20]见《世界通史·第三卷》第76—77页，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21]佛格尔著 黄景自译《日本第一》台湾金文图书有限公司1981年3月出版 [22]《国际贸易》，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91年4月第一版 [23]《国际贸易》，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91年4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