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文化传统与唐诗创作风貌的离合——以楚、蜀文化为例的分析

【内容提要】 文化的历史传统与诗人活动的地域空间构成了时间和空间的交叉和叠合，由于这一关系导致了诗歌创作风貌与文化传统的结合或分离。或者表现为传统和现实的一致性，诗人的创作在延伸传统，如楚文化对唐代诗人创作的影响；或者表现为由于地域偏僻而导致传统文化与现实的距离，顽强的古老文化传统却成了抵制时俗文化的利器，巴蜀文化对陈子昂的影响即为一例。

【关键词】 传统/地域/楚文化/陈子昂

传统文化因发生的关系，常常表现为地域文化的特点。因此某一地域特点鲜明的文化传承构成了时间和空间的交合。同中心文化或中原文化相比，它们更多是处于次中心或边缘地带文化区，如吴越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等。 唐代诗歌中，这种叠合通常表现为有地域特征的人事在诗歌中的表现，在长沙诗中常常会咏唱贾谊；在蜀中诗中常常会咏唱诸葛亮。即使在一般诗中也会关注历史上这一区域的人文景观。如张说《过庾信宅》云：“兰成追宋玉，旧宅偶词人。笔涌江山气，文骄云雨神。包胥非救楚，随会反留秦。独有东阳守，来嗟古树春。”庾信宅在今湖北江陵县北，本为宋玉宅，侯景之乱时，庾信自建康遁归江陵，居之，故《哀江南赋》云：“诛茅宋玉之宅，穿径临江之府。”以上是比较具体的表现，作为地域文化和地域空间的叠合，主要还是表现为一种文化对诗歌创作的影响，这方面楚文化最具代表性。 一、文化叠合论：文学中的楚风 楚文化在唐代的传播有两个方面：其一，楚文化在一般文化意义上的传播，表现为时间性。自汉以来，楚文化不断渗透。文学中上标举的《风》《骚》，衍化为两个传统，即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文学。其二，表现为地域性，我们讲楚文化，实际上表现为两个层次，一是泛楚文化，在唐代人的眼里，有巴楚、吴楚的对称性连称，说明楚有很大的区域范围，其北至淮水，储光羲《安宜园林献高使君》云：“楚言满邻里，雁叫喧池台。”安宜，今江苏宝应。孟浩然《夕次蔡阳馆》云：“听歌知近楚，投馆忽如归。”宋之问《初宿淮口》云：“夜闻楚歌思欲断，况值淮南木落时。”孙逖《淮阴夜宿二首》云：“秋风淮水落，寒夜楚歌长。”一是楚文化中心区域，这就是以江陵为中心的湖湘地区。这才是楚文化的核心地带，如元稹《楚歌十首》自注“江陵作”。权德舆《送张评事赴襄阳觐省序》云：“群贤以地经旧楚，有《离骚》遗风，凡今燕軷歌诗，惟楚词是敩。”① 此权德舆于洪州送张评事赴襄阳，序云张评事“自钟陵抵汉南”。江西亦属楚地，但它和湖湘还有差别。因此分析楚文化在文学上的影响，应视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唐代人的楚文化视野，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其有如下特性。 其一，楚文化的丰富性。从文化类别上划分，楚音、楚调、楚歌、楚舞、楚俗，这在唐诗中都有较多表述；从文化区域上可分为楚文化中心区和次楚文化区以及边缘文化区。中心文化区以江陵为中心的湖湘文化区，刘邦的《大风歌》和项羽的《垓下歌》，应为次楚文化区的“楚音”。刘邦所操土音为淮河流域沛地方音和腔调，《史记》卷8《高祖本纪》云：“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在“故人父老子弟”面前，由“沛中儿”所歌，理当是沛地乡土之音腔和方言了。项羽所操土音为淮河流域下相方音和腔调，应与刘邦所操土音相近，《史记》注引应劭云：“相，水名，出沛国。沛国有相县，其水下流，又因置县，故名下相也。”《史记》卷7《项羽本纪》云：“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刘邦、项羽所操之音腔和方言与江陵土音和腔调相去遥远，其形式和精神和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不同。宋之问《初宿淮口》中的“楚歌”、储光羲《安宜园林献高使君》中的“楚言”，即为淮水流域的楚言、楚歌。唐人所认定的楚文化核心区域是湖湘地区，所谓“旧楚”，权德舆《送张评事赴襄阳觐省序》云：“群贤以地经旧楚，有《离骚》遗风。”《送湖南李侍御赴本使赋采菱亭诗》云：“旧俗采菱处，津亭风景和。沅江收暮霭，楚女发清歌。曲岸萦缃叶，荒阶上白波。兰桡向莲府，一为枉帆过。”《送崔端公赴度支江陵院三韵》云：“津亭风雪霁，斗酒留征棹。星传指湘江，瑶琴多楚调。偏愁欲别处，黯黯颓阳照。”湖南、江陵都为“旧楚”之地。这里的楚歌、楚调和上面说到的淮水流域的楚言、楚歌是不同的。 其二，楚文化的独特性。宋人黄伯思在《重校楚辞序》中云：“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在战国时代，楚辞是一种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文学作品，就是在整个文学史上，它仍然是奇葩。其用词、造句，吟诵、表演方式都很特别，最早能为楚辞作注的学者也是楚人王逸。汉代能吟诵楚辞的人已少见，《汉书》卷74《王褒传》云：“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被公因能诵读《楚辞》而被征召。晋陆云《与兄平原书》云：“尝闻汤仲叹《九歌》。昔读楚辞，意不大爱之。顷日视之，实自清绝滔滔，故自是识者，古今来为如此种文，此为宗矣。”②“不大爱之”的原因可能是楚辞的独特性已轶出自己的阅读经验。 其三，楚文化的悠久性。楚文化产生很早，对后世又一直有影响，一部楚辞研究史，就是一部楚文化传播史。楚文化的特性，本质上都是取决于楚文化的地域性。 唐代人受楚文化的影响以及向楚辞学习，也表现为两个层次。一是超地域之限的影响，就是文学史上论述的楚辞影响，没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即学习楚辞，模仿楚骚，未必是人在楚地。一是有地域影响的创作，这是本文应当关注的。 (一)楚文化的表现 楚文化的内涵是丰富而庞杂的，其主要方面在唐诗中均有表现。这样的表现有一共同点，即为诗人在楚地，感发历史文化而创作，其中有部分内容是哀悼楚国。如元稹《楚歌十首》诗，注云江陵作，如诗之一云：“楚人千万户，生死系时君。当璧便为嗣，贤愚安可分。干戈长浩浩，篡乱亦纷纷。纵有明在下，区区何足云。”正因为是十首的组诗，在诗中能多角度多层次对楚国的兴亡进行反思，其中不乏借题发挥之作，也有不少人生的感叹在内，“当璧便为嗣，贤愚安可分。”“荣枯诚异日，今古尽同灰。”“生死既由命，兴衰还付天。”都是作者的直接议论，有如司马迁之“太史公曰”。其中提到与楚地有关的文人，对宋玉是批评的，而“栖栖王粲赋，愤愤屈平篇。各自埋幽恨，江流终宛然”数语，有自况之意。 也有寻访楚国遗迹而赋诗成篇，其中比较关注樊妃，元稹诗中也提到这位女性，“罢猎为樊姬”，樊妃曾谏楚庄王，有“楚之霸，樊姬之力也”的说法。《韩诗外传》卷2载，楚庄王以沈令尹为忠贤，夫人樊姬曰：“今沈令尹相楚数年矣，未尝见进贤而退不肖也，又焉得为忠贤乎？”庄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进孙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国霸。楚史援笔而书之于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张说《登九里台是樊姬墓》、张九龄《郢城西北有大古冢数十，观其封域，多是楚时诸王，而年代久远不复可识，唯直西有樊妃冢，因后人为植松柏，故行路尽知之》。张九龄的诗题很长，但弥足珍贵，遗迹的存留是历史的选择，楚人不会忘记对楚地作过贡献的先贤。 这里应该提到巫山神女，这一楚地传说流传甚广。宋玉《高唐赋》云：“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感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旦朝视之，如言，故为立庙，号曰朝云。”立庙之事，唐诗中亦有歌咏，张九龄《登古阳云台》云：“传闻襄王世，仍立巫山祀。”唐人咏巫山神女，好奇中杂有企羡之意，《全唐诗》卷17《巫山高》题下收有多人作品，“神女向高唐，巫山下夕阳。徘回作行雨，婉娈逐荆王。”(沈佺期)“巫山望不极，望望下朝氛。莫辨啼猿树，徒看神女云。”(卢照邻)“云藏神女馆，雨到楚王宫。”(皇甫冉)“愁向高唐望，清秋见楚宫。”(李端)诗中情景一如“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因空幻美艳而诱人。故孟浩然《送王七尉松滋得阳台云》云：“君不见巫山神女作行云，霏红沓翠晓氛氲。婵娟流入楚王梦，倏忽还随零雨分。空中飞去复飞来，朝朝暮暮下阳台。愁君此去为仙尉，便逐行云去不回。”羡慕中带有戏谑，历史咏唱中带有现实寓意。唐人诗中写到巫山神女的地方很多，其中一层意思就是如同小说家仙游艳遇一样，杜撰出一段奇遇以满足私欲。其实都有“不见仙山云，倚瑟空太息”(沈佺期《和杜麟台元志春情》)的遗憾和惆怅。 (二)文学传统 楚地风俗人情有别于中原，中唐人王仲周《端午进银器衣服状》云：“楚俗遗风，素传角黍。”角黍，即粽子。王仲周在进表中特别提到楚地特产“角黍”，可见唐时裹粽尚未普及。竞渡也源于楚地，元稹《竞舟》云：“楚俗不爱力，费力为竞舟。”初唐宫中也有竞渡，但与民间迎神招屈无关。还有信鬼祈年之习俗，李远《送贺著作凭出宰永新序》云：“今永新之为邑也，避在江南西道。吾闻牛僧孺之言，与荆楚为邻。其地有崇山叠嶂，平田沃野，又有寒泉清流以灌溉之。其君子好义而尚文，其小人力耕而喜斗，而其俗信巫鬼，悲歌激烈，呜呜鼓角，鸡卜以祈年，有屈宋之遗风焉。”所谓“屈宋之遗风”，应指古传之习俗。元稹《授齐煚饶州刺史王堪澧州刺史制》文中指出沅湘间民风：“沅湘间沉怨抑激，有屈原遗风。”③ 唐人认为楚地的遗风遗俗多与屈原相关。其实这正说明楚地人重历史重传统，对自己土地上出现的先贤怀有敬仰之情，而无移易。 楚地有自己的音乐传统和表演体系，唐代民间的楚舞楚歌仍然有古楚乐舞的遗存。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并引：“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者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其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儜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歌舞之。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飏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歈，知变风之自焉。”④ 刘禹锡认为民间娱神之作“词多鄙陋”，故屈原作《九歌》，改变其格调；而刘禹锡作《竹枝词》，在音乐上仍沿用当地楚乐，只是在情感格调上有所改造，使迎神之曲，变为言情状俗之曲。故刘禹锡自称“变风之自焉”。他在离开夔州时，作《别夔州官吏》诗，诗云：“惟有九歌词数首，里中留与赛神蛮。”“九歌词数首”即是《竹枝词》九篇。《竹枝词》九篇皆七言四句，这更便于民间歌唱，拉近了和当地民众生活的距离，使古远的《九歌》有了生机。这是刘禹锡对民歌创作的贡献。 屈原的历史价值最重要的是给予后世的文学，也隐含了贞节终始的精神传统。唐人诗歌中吟诵到楚地，多能想起屈原，孟浩然《晓入南山》云：“地接长沙近，江从汨渚分。贾生曾吊屈，予亦痛斯文。”《经七里滩》云：“五岳追尚子，三湘吊屈平。”《陪张丞相自松滋江东泊渚宫》云：“腊响惊云梦，渔歌激楚辞。”刘长卿《送李侍御贬郴州》云：“洞庭波渺渺，君去吊灵均。”《酬郭夏人日长沙感怀见赠》题注：“此公比经流窜，亲在上都。”诗云：“流莺且莫弄，江畔正行吟。”《湘潭怀古》云：“独于湘江上，千载问《离骚》。”《送从弟贬袁州》云：“游吴经万里，吊屈向三湘。”陶翰《南楚怀古》云：“独余湘水上，千载闻离骚。”(一作刘长卿诗)对屈原的被贬寄予同情。更多作家因地缘关系表现出学习楚辞的兴趣，这一点权德舆在《送张评事赴襄阳觐省序》中说得非常明白。他评价别人的作品，也会以楚辞为标准，其《送从舅咏入京序》云：“从舅词甚茂，行甚修，尝见其缘情百余篇，得骚楚之遗韵。故江南烟翠，多在句中。”⑤ 从舅由江南入京，“江南”具体所指不明，应在楚地。也有人从整体风格上来评价他人学屈原得楚风的诗歌，梁肃《送元锡赴举序》云：“自三闾大夫作《九歌》，于是有激楚之词，流于后世。其音清越，其气凄厉。吾友君贶者，实能诵遗编，吟逸韵，所作诗歌，楚风在焉。”⑥ (三)文学情调 楚地地域广大，不同区域间文化差异在文学情感表现上各有侧重，如洞庭潇湘与愁的联系。如果说洞庭橘和洞庭月是洞庭湖的具象意境，那么，洞庭愁则是洞庭湖赋予人的情感基调。 原因之一，洞庭湖是行人过往之地，迎来送往，易生悲愁。洞庭有驿站，杜甫《宿青草湖》注“重湖，南青草北庭”，诗云：“湖雁双双起，人来故北征。”刘长卿《洞庭驿逢郴州使还寄李汤司马》云：“洞庭秋水阔，南望过衡峰。远客潇湘里，归人何处逢。孤云飞不定，落叶去无踪。莫使沧浪叟，长歌笑尔容。”送别诗自身就会多愁，特别是送人南贬，南贬常经洞庭，王维《送杨少府贬郴州》云：“明到衡山与洞庭，若为秋月听猿声。愁看北渚三湘远，恶说南风五两轻。青草瘴时过夏口，白头浪里出湓城。长沙不久留才子，贾谊何须吊屈平。”刘长卿《送李侍御贬郴州》云：“洞庭波渺渺，君去吊灵均。” 原因之二，洞庭湖连接湘水，湘水有凄婉的传说，其中如湘妃的传说就令人悲伤不已。李白《远别离》诗云：“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陈羽《湘妃怨》云：“九山沉白日，二女泣沧洲。目极楚云断，恨连湘水流。至今闻鼓瑟，咽绝不胜愁。”刘禹锡《清湘词二首》云：“湘水流，湘水流。九疑云物至今愁。君问二妃何处所，零陵香草雨中收。” 原因之三，与屈原事相关。张碧《秋日登岳阳楼晴望》云：“屈原回日牵愁吟，龙宫感激致应沉。贾生憔悴说不得，茫茫烟霭堆湖心。”张祜《洞庭南馆》云：“还因此悲屈，惆怅又行吟。”《赠李修源》云：“昨夜与君思贾谊，长沙犹在洞庭南。”马戴《送客南游》云：“灵均如可问，一为哭清湘。”李群玉，澧州人，其《湖中古愁三首》云：“昔我睹云梦，穷秋经汨罗。灵均竟不返，怨气成微波。奠桂开古祠，朦胧入幽萝。落日潇湘上，凄凉吟《九歌》。”张泌《秋晚过洞庭》云：“莫把羁魂吊湘魄，九疑愁绝锁烟岚。” 原因之四，洞庭湖周围乡人善歌而音乐比较忧伤，刘禹锡《洞庭秋月行》云：“山城苍苍夜寂寂，水月逶迤绕城白，荡桨巴童歌竹枝，连樯估客吹羌笛。”音声较杂，有巴歌楚调，也有商贾的吹奏，《采菱行》云：“携觞荐芰夜经过，醉踏大堤相应歌。屈平祠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烟起。一曲南音此地闻，长安北望三千里。”所谓南音只是当地音乐的总称。《竞渡曲》注“竞渡始于武陵，及今举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何在，斯招屈之义。事见《图经》”，诗云：“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于武陵《客中》云：“楚人歌竹枝，游子泪沾衣。”竹枝调苦，白居易《忆梦得》注云：“梦得能唱竹枝，听者愁绝。” 原因之五，洞庭猿声，这一点也可以归入洞庭具象中分析。张说《游洞庭湖》云：“树坐参猿啸，沙行入鹭群。”刘长卿《送李侍御贬郴州》云：“听猿明月夜，看柳故年春。”张谓《别韦郎中》云：“南入洞庭随雁去，西过巫峡听猿多。”李嘉祐《送友人入湘》云：“猿啼巫峡雨，月照洞庭波。”马戴《送从叔赴南海幕》云：“洞庭秋色起，哀狖更难闻。”《楚江怀古三首》云：“猿啼洞庭树，人在木兰舟。”猿声常用为哀愁的背景。

注释： ①《全唐文》(第492卷)，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025页。 ②《陆云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39页。 ③《全唐文》(第649卷)，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582页。 ④陶敏、陶红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第5卷)，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317页。 ⑤《全唐文》(第492卷)，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022页。 ⑥《全唐文》(第518卷)，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269页。 ⑦《唐诗品汇》引《杜诗言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8页。 ⑧《唐诗品汇》引《葚原诗说》，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4页。 ⑨《三国志》裴注引(第4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