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北京教堂与中西文化交流

北京是我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世界闻名的大都会。她历史悠久，规制宏伟，人造物化，衣冠毕集，人文荟萃，文物古迹众多，是中国著名的六大古都之一。据史家考证，至今她已有３０60年的建都史。[1]从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四年（１２６７）正式建都大都（今北京）算起，作为全国的首都，至今也有７37年的历史了。她“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形势甲于天下。”[2]明清以后，作为全国的首善之区更加得以发展、保护，许多文物古迹至今还保存完好。宫殿、园林、庙宇、陵寝举目皆是，就连基督教教堂也还保存不少，今天已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本文试就北京教堂的建立，以及传教士的活动，阐述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一、元明清时期基督教在北京地区的传播

据目前掌握的史料分析，基督教大约产生在公元４－６６年之间。广义范畴的基督教，既包括今天的基督教（亦称耶稣教）同时也包括今天的天主教和东正教等宗教。它与佛教、伊斯兰教一起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公元３１３年左右，罗马帝国开始把基督教奉为正教，因此其势力逐渐增大。在１１世纪初、中期[3]，基督教一分为二，即罗马教会和希腊教会。罗马教会（以罗马为中心）奉天主教；希腊教会（以希腊为中心）奉东正教。１６世纪，马丁·路德进行宗教改革后，罗马教会又分成新、旧两教。旧教即为天主教，又称公教；新教即为今天的基督教，又称耶稣教。

关于基督教究竟何时传入中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是在东汉马援征交趾时期传入的；有人认为三国时期的关云长（即关公）就是基督教教徒，但这些说法与史无征，很难令人相信。[4]历史上基督教大规模传人中国，主要可分为四个时期，即：第一个时期在唐朝，时称“景教”，该教乃基督教中被视为异端的聂思脱里派，现有明熹宗天启五年（１６２５）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证。该碑记载：唐太宗贞观年间，大秦国大德曰阿罗本者，来长安（即今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高宗大帝克恭缵祖，润色真宗。而于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祖。法流十道，国富元体。寺满百城，家殷景福。”[5]至唐武宗会昌五年（８４５），因当时灭佛毁寺，波及许多宗教，景教也在严禁之列，故而从此灭迹。第二个时期为元朝，由于蒙古军队驰骋于欧亚大陆，进一步打通了东西方交通渠道，当时不仅重新传入了流行于西亚地区的景教，也同时传入了罗马的天主教，元朝人称之为“也里可温教”，又名“十字教”，信徒多为蒙古贵族。１４世纪中后期随着元帝国的灭亡，“也里可温教”也逐渐销声匿迹了。第三个时期是明末清初时期，时称天主教（旧教）。此时是天主教在中国影响较大的时期，发展较快，教徒较多。但从康熙晚年开始，至道光中期清政府采取了禁教政策，遂使其走上了衰落阶段，几至灭绝。第四个时期是近代，随着帝国主义的船坚炮利，传教士纷纷来华，主要为天主教（旧教）和基督教（新教，即耶稣教）。

北京地区最早传入基督教和建立教堂，应该说是在元朝。据说当时在蒙古贵胄和色目人当中信徒不少，至今在房山地区还保存着也里可温教石碑，以及刻有“十”字的庙宇（很可能就是当时十字教教堂），[6]这可能是北京地区最早的基督教教堂了。元朝政府为了管理教务还专门设立了一个行政机构——“崇福司”。当时中国的也里可温教经常与罗马教廷保持着信使往来。据考证也里可温教就是天主教方济格派和多明我派，该教的修士经常以教皇（如教皇尼古拉第四）的使节的身份来华，其中较为知名的有：柏郎嘉宾及其随行本笃派的罗伯鲁和隆如美等人。他们曾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许可在北京建立了天主堂。１４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元朝的覆亡，也里可温教在北京的活动也就销声匿迹了。又过了大约一个多世纪，到了明朝晚期，在北京地区才又逐渐恢复了该教的活动，当时称为天主教（旧教）。传教士当时自称为“天教”、“天学”，其中主要为耶稣会士，此外也有一些多明我会士、奥斯定会士和方济格会士。他们开始时是在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如澳门、广州、韶州（广东韶关）、肇庆、泉州、福州等地进行传教活动。但由于这些传教士不谙中国语言文字，不熟悉中国民风民俗，因此影响不大，没能站住脚跟。嘉靖十九年（１５４０），方济格·沙勿略来东方传教，但他也只能在印度和日本之间活动，并没有进入中国大陆，最后死于广东台山的上川岛。万历六年（１５７８）范礼安作为耶稣会远东视察员，在赴日途中路经澳门，在该地逗留了十个多月，主要是研究制定天主教打入中国的方针政策和传教的方式。接着在万历七年和万历十年耶稣会总会派意大利籍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先后来华。其中特别是利玛窦入华对天主教在中国流传起的作用最大，影响最深。正是他使天主教东传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利玛窦先后在澳门、广州、肇庆、韶州、南昌、杭州和南京等地活动，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制定了新的传教政策，即“合儒”、“补儒”、“超儒”，也就是以学术为手段叩门而入。他本人先是身着僧装，后来又改穿儒冠、儒服，用科学知识与望远镜、自鸣钟、地球仪、洋琴等奇器以及火炮和地图等为馈赠物品，送给万历皇帝和上层人士，并专门与中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打交道，以博得这一部分人的好感和同情。万历二十八年，他与另一名传教士庞迪我等八人一起来到北京，通过送礼得到了万历皇帝的接见和被允许其可以长期在北京居住，同时又取得了在华传教权，甚至还打入了中国宫廷。许多在朝高官显贵（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均接受了洗礼。

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１６４４），清军入关，清朝统治者为了笼络传教士和教民，防止他们与明朝残余势力结合，同时也为了利用传教士的科学技术，如制造火炮、编制历法等，因此对天主教采取了宽舒和容忍的政策，允许其继续传教，一直到康熙晚年的一段时间内，虽然有小的反复，但基本上是天主教顺利发展的阶段，其影响较大。在此期间许多传教士进入宫中，为皇室服务，主要从事天文历法、外交翻译、教学、绘画、钟表制造与修理、建筑、医疗等。康熙晚期至道光中期清政府采取了禁教政策，天主教的活动基本停止了。在近代，大致可从嘉庆十二年（１８０７）以罗伯特·马礼逊来华为前导，后来一批接一批传教士，随着殖民主义的炮声纷纷来华，其中有天主教（旧教）的传教士，也有基督教（即耶稣教、新教）的传教士，他们在北京以及中国各地纷纷建立教堂，发展教徒，这种情况一直到解放前均是如此。北京地区当时是重要教区之一（如在罗马教廷控制的天主教方面，属于第一部第一教皇代理教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北京是基督教在华活动的中心地区之一。 二、北京教堂的建立

随着基督教信仰在北京地区的流行，基督教教堂也就陆续在市区和郊区兴建起来了。他们的建筑风格也由最早的装饰上十字架的中式寺庙形建筑物，逐渐过渡到完全西洋式的教堂。北京最早的基督教堂建於元代。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１２８９），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曾派遣方济格会修士约翰·蒙特·科维诺从海路来华传教，至元三十一年（１２９４）抵达元朝首都汗八里（即大都城，今北京）。元成宗大德二年（１２９８），他在北京建立了第一座天主教堂（当时人称也里可温教堂）。后来教皇克列蒙特五世得知约翰在中国传教成绩卓著，於元成宗大德十一年（１３０７）决定特设汗八里总教一席，由约翰充任之。[7]接着便在京城郊区也陆续建立了一批教堂，如至今在北京西郊房山区还保存着类似中式寺庙建筑风格的“十字教堂”（当时也里可温教也称“十字教”，在这座建筑的屋脊上饰有“十字”）。

１４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元朝的灭亡，也可里温教也渐渐消声灭迹了。大批教徒或随蒙古贵族逃亡到大漠以北，或迁至境外，或改信其他宗教。

在１６世纪末、１７世纪初的明朝万历年间，利玛窦一行来北京后得到了万历皇帝的欢心，不但允许他们长住北京，而且还赐地给他们修建教堂。从此北京便陆续地建起了一批具有各式建筑风格的基督教教堂。其中主要有宣武门内的天主堂（亦称南堂）、西安门内天主堂（亦称北堂）、王府井北八面槽的天主堂（亦称东堂）和西直门内横桥的天主堂（亦称西堂）以及阜成门外二里沟滕公栅栏的天主堂（即救世堂）、东交民巷的弥厄尔堂[8]。再有，在海淀地区还专门建立了女子教堂[9]等。此外，尚有东直门内东正教圣尼拉教堂（即北馆，今改为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崇文门内东交民巷的奉献节教堂（即南馆）、马市大街路东的救世军教堂以及西市缸瓦市、米市大街、崇文门内东城根、朝阳门内、交道口、灯市口史家胡同等地的基督教教堂。以下择取几所重要教堂作些许介绍：

⒈宣武门天主堂：即所谓“南堂”，该天主堂的建筑属于庄严凝重的拟罗马式风格，在明清时代曾隶属于葡萄牙传教团（所谓葡萄牙传教团、法国传教团或意大利传教会，其成员并非只限于葡、法、意国人，而是凡与这些国家关系密切的传教士，即使是别国人也可以加入）。该教堂始建於万历二十八年，原为利玛窦到北京后的住处，后来万历皇帝把这块地方赏赐给了他，于是他便在此地修建了天主堂。顺治元年清军入关后，摄政王多尔衮和顺治皇帝又把此堂赏赐给了传教士汤若望。顺治帝对汤若望信任有加，于顺治九年亲赐“钦崇天道”匾额悬挂在该堂。同时还任命他为钦天监监正，赐太常寺少卿并授其为通政使，诰封为光禄大夫，同时还恩赏其祖先三代一品封典，并尊称汤若望“玛法”——满语“长者”、“老爷爷”之意。汤若望经常应诏入宫，顺治帝也不时来堂中与之交谈、饮宴。在汤若望的主持下对该堂进行了重新修建，顺治十四年初，顺治帝特御赐汤若望为“通玄教师”称号，并为该堂赐“通玄佳境”匾额（至康熙时为避玄烨之讳，遂改“玄”字为“微”字）。同时还专门撰写了御制碑文，其中写道：“敬业奉神，笃守弗忘。乃陈仪象，乃构堂皇。事神尽虔，事君尽职。凡尔畴人，永斯衿式。”

康熙亲政后，对传教士采取了按其专长为宫廷服务的政策。其中特别是对擅长天文历法、数学、几何、音乐、绘画、医药、翻译，以及机械、钟表修造者尤为重视，让他们在宫中教自己及众皇子数历、拉丁文和音乐，并命他们掌管钦天监事务。故此康熙帝很重视传教士，允许他们传教，并同意他们在京师修建教堂。该堂在传教士徐日升的主持下，又进行了大规模改建，把原来的教堂改为西式建筑。康熙五十年（１７１１）春，康熙皇帝还亲自为该天主堂题诗曰：

森森万象转轮中，须识由来是华工。

体一何终而何识，位三非寂亦非空。

地堂久为初人闭，天路新凭圣子通。

除却异端无忌惮，真儒若个不钦崇。

并御制匾额为“万有真元”，御书堂额分别为“密合天行”、“尽善尽美”、“敬天”等，后厅堂额为“声清气和”。同时还亲自御题对联为“无始无终，先作形声真主宰；宣仁宣义，聿昭拯济大权衡”。[10]但不幸的是该教堂在康熙五十九年和雍正八年（１７３０）两次大地震中遭到严重破坏，经过长期修建，直到乾隆八年（１７４３）才完全恢复。但在乾隆四十年，又被一次无情的大火烧毁。次年，乾隆皇帝为了表示他也像乃祖父一样关心传教士，于是下谕拨帑银一万两给该堂进行重修，并同样亲题门额、对联等赏赐给该堂。此后这座天主教堂一直是北京地区天主教徒的重要活动中心。现在北京市天主教爱国会和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府均设在该堂。

⒉八面槽天主堂：即所谓“东堂”，亦是一座庄严的拟罗马式建筑，原来隶属于葡萄牙传教团。座落在甘雨胡同（原名干鱼胡同）西口，原为天主教福音堂。该堂亦属于拟罗马式风格，雄伟壮观。清初时该堂供奉圣乔治，附属于南堂，据说汤若望刚来北京时曾在此堂居住过。顺治十二年顺治皇帝赐银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和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让他们修缮住宅，于是他们请求改住宅为教堂，得到了皇帝的允许，便建成了教堂。利类思曾主持过该堂教务。在此期间他们二人除帮助汤若望、南怀仁修订历书外，还从事翻译和著述等工作。

康熙初年，安徽徽州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在辅臣鳌拜和苏克萨哈等人的支持下，向礼部呈《请诛邪教状》，指控汤若望等传教士造传妖书，煽惑民众，潜谋造反，请求朝廷早日剪除祸害。康熙四年春，汤若望被捕下狱，安文思、利类思亦被卷入其中，因此教堂也遭到破坏，直到康熙皇帝亲政，汤若望等人才得到平反。后来传教士费隐来京，在此掌教。康熙五十九年时，他筹资扩建了这座教堂，由传教士莫哥担任设计，郎士宁负责绘画、装饰，该堂门窗镶嵌了彩色玻璃，四壁点缀了各种油画，显得格外壮观、美丽。同时还附设了学校，利用教育扩大影响。

雍正皇帝登基后，施行禁教政策，曾将该堂彻底拆毁，至咸丰年间这里仍是一片空地。现存的教堂是义和团运动后，于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重建的；今天它经过重新装饰、美化，不但经常进行宗教活动，而且已成为北京王府井地区一处风景亮点。

⒊西安门天主堂：即所谓“北堂”，是一座高耸挺拔的哥特式的建筑，清朝时属于法国传教团。该堂原址在皇城内“蚕池口草厂”，故曾称“蚕池口教堂”。康熙三十二年，康熙皇帝因身患疟疾，经传教士张诚、洪若翰、白晋等呈进奎宁（又名金鸡纳霜）而痊愈。康熙帝十分高兴，对传教士大加赏赐，并将西安门内蚕池口前辅政大臣苏克萨哈旧府赐给他们，同时拨巨款和大批石料、木材、灰沙等物，让他们修建住宅和教堂。他们先是修建了一座小礼拜堂，于是年１２月２０日举行开堂典礼。康熙三十八年，他们又得到康熙皇帝的允许，扩建新的教堂。该堂由传教士哥拉路乔尼负责设计、装饰，经历四年，于康熙四十二年建成，赐名曰：“救世主堂”。在该堂陈列了康熙皇帝与法国路易十四赠送的许多金银礼品和大量精美工艺品，并悬挂康熙皇帝、路易十四国王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国王的画像，以标榜“万国一家”的理想。该堂还收藏了不少传教士从西方带来的书籍。

雍正皇帝禁教后，此堂曾被改为病院，其堂之圣像、圣龛尽遭焚毁。乾隆、嘉庆二帝沿袭雍正的禁教政策，故北堂与北京不少教堂一样处于被关闭，或改作它用的境遇（只有南堂例外，那里允许供奉内廷和在钦天监服务的传教士居住、活动[11]）。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被迫采取弛教政策。咸丰十年（１８６０）传教士们进一步在英法联军的支持下，由法国公使出面强迫清政府查还天主教南、北、东、西四堂，并决定由法国传教士孟振生负责管理。

由于蚕池口天主堂（北堂）“密迩宫廷”，加之“所造钟楼过高，其地附近禁城。”“登瞰寝园”（系指北海、中海、南海三海——笔者），了望指掌。闻其绝顶，竟可窥瞻大内，狂悖莫甚于此……。宫禁之外，理宜严肃。”[12]慈禧太后于是下令派人与罗马教皇和该教堂传教士樊国粱洽商迁移之事，至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底，在西安门内西十库地方建成新堂，为此清政府花去白银３８万两之多。

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西十库北堂是团民进攻的主要目标之一，当时在该堂内只有法国水兵３０人，意大利水兵１０人，法国传教士１３人，修女２０人，教民大约３２００人。但团民从是年农历六月十五日至八月十六日围攻了６３天，却始终未能攻进教堂之内。

⒋西直门天主堂

西直门天主堂：即所谓“西堂”隶属于海外传教会（亦称意大利教会），是一座直属于罗马教廷的洋式教堂，最早为意大利传教士德理格所建。因禁教之故，到咸丰年间此堂已改为民居。史载咸丰十年，洋人向清政府要求查还北京所有教堂时，咸丰皇帝发出了“东西二堂究在何处”的疑问。他曾下令叫步军统领衙门负责查寻，后来查明：“东单牌楼干鱼胡同（今甘雨胡同）有东天主堂旧基。现系大院，并无房屋，宽约三十七丈余，长约三十二丈余。”而“西直门横桥，有粉房一座，官房排子房等房十八间。后面空院，四至约十六丈零。并汉军陈姓、民人刘姓各住宅，均系旧西天主堂基。”[13]后经教会重建，始成今日规模，但该堂比南、北、东堂要小一些。 三、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明末清初之际，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随着新航线的发现，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与此同时，欧洲社会也从中世纪步入了近代，生产力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都呈现出一派突飞猛进的局面。而此时中国由于长期受封建主义的桎梏，社会发展迟滞白前，虽然有些领域还处于领先地位，但总的说来开始落伍了，与西方的差距逐渐拉大了。在当时的条件下，传教士作为西学东渐的桥梁，给中国的知识界和文化界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新刺激，对明清之际乃至有清一代的学术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极大地鼓舞着大多数先进的中国学者们，以追求科学真理的行动准则。例如，对徐光启、李之藻、王徵、王锡阐、梅文鼎、薛凤祚、何国宗、明安图和阮元等人都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些人本着“欲求超胜，必须会通”的思想，学冠中西。在天文历法、数学、光学等方面受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穆尼阁、蒋友仁等人的影响，撰写出一大批有关学术著作。如，《浑盖通宪图说补订》、《中西算学通》和《西国日月考》（以上三部著作作者为梅文鼎）、《天学会通》（薛凤祚）、《历象考成》（何国宗主编）、《割图密率捷法》（明安图）等。

除天算外，当时在科学文化领域受西方影响的另一个学科是地理学和地图学。传教士来华，带来了不少地理学知识，如，由于传教士介绍，中国知识界开始对地球的形状、陆地表面有几大洲、海上有几大洋及其方位等都获得了初步确切概念。特别是对美洲过去中国人一向不大了解，这时也开始有了了解。此外，康熙皇帝对地图非常感兴趣，他曾亲自在北京郊区参加地理实测工作。还让传教士雷孝思、张诚、白晋、杜德美、冯秉正等人分赴各省测绘，完成后并由传教士马国贤制铜版刻印成《皇舆全览图》，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地图之一，并在中国和欧洲曾多次翻印，不但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地理知识，而且成为此后直到近代中国地理学和地图学的依据。乾隆时期又在此基础上，由传教士蒋友仁等与中国学者合作再一次绘制了全国地图。除此之外，传教士还带来了有关火炮、水法、钟表、机械、建筑、医药、绘画和音乐等方面的新知识。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事例，就是由传教士郎士宁、蒋友仁、王致诚与中国学者何国宗等人主持和设计的圆明园北区的一组称作“西洋楼”的西式石建筑群，其中包括偕奇园、储水楼、万花阵、方外观、海宴堂、远赢观和线法山等。再有，座落在京城各地的教堂也是西方建筑的代表之一。这些建筑给中国传统的建筑设计注入了新的成分。

传教士们同时也担当起了中学西渐的任务，他们是最早中国文化和思想西传的媒介。西方有关中国的知识，几乎都是由传教士们首先传过去的，因而，西方对中国的研究最早也始于这批传教士。这是西方汉学的起源，也是中国学术文化西渐的开端。例如，利玛窦写的日记，即《利玛窦中国札记》，对１７世纪初叶的中国有颇为详尽的描述，曾使西方知识界为之轰动；也使他们耳目一新，引起了对古老中华的向往。此书曾出版了四种拉丁文本、三种法文本以及德、西、意、英多种文本。另外，传教士卜弥格的《中国植物志》、曾德昭的《中华帝国史》、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和《中国史初编》、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志》、白晋的《康熙帝传》、殷铎泽的《中国哲学家孔子》、马若瑟的《中国语言札记》、冯秉正的《中国通史》、宋君荣的《唐史大纲》与《成吉思汗和蒙古史》、钱德明的《孔子传》、《满法词典》、《满蒙文法》、《汉、满、蒙、藏、法文字字汇》、《孙吴、司马兵法》等。其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是杜赫德编纂的《中华帝国志》一书，该书４６卷，是１８世纪西方有关中国知识的一部百科全书，为当时欧洲知识界了解中国文明，提供了重要资料来源。此外，传教士们还把中国的一些古典文献翻译、介绍到了西方。如，殷铎泽和柏应理等人曾把《论语》、《大学》译成拉丁文，名为《中国的智慧》，殷铎泽还把《中庸》译成了拉丁文和法文，１６７２年在巴黎出版。此外雷孝思把《易》经译成了拉丁文，使其在西方的影响至今不衰。冯秉正把《通鉴纲目》译成了拉丁文，为欧洲知识界了解中国历史提供了方便。

再有，传教士们在向西方传播有关中国知识方面还作了一些工作。例如，他们最早把中国古代的绘图知识，特别是传统的网格绘图法，介绍到欧洲，并很快被他们应用于军事地图的测绘上；其次，中国的园林艺术、中药知识（如大黄、蓖麻油、樟脑、何首乌、麻黄）等，也由他们传入了西方。总之，在当时的条件下，传教士确实对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一定媒介作用，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四、余论

明清之际是西方殖民势力向世界各地大规模扩张的时期，也是东西文化开始猛烈碰撞的时期，同时又是近世基督教伴随着殖民势力向东方发展的高潮时期。由于当时中国的国力还比较强盛，故传教士还能遵守中国的规矩，融合中国人的习俗，制定了一套传教政策。更重要的是他们利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其中包括天文历法、代数、几何、望远镜、钟表、地球仪、地图、医药、水法、机械玩具以及音乐、美术等方面的知识，作为敲门砖，赢得了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士大夫的好感与同情，并得到了皇帝的首肯。因此，当时是基督教在中国发展比较顺利的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与西方的正式思想文化交流开始的时期，传教士在其中所起到的媒介和桥梁作用也是功不可没的。他们重视观察和实测的科学精神，确实对中国学者产生了影响。但是也应当指出，传教士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并不是最理想的，因为他们来到中国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传教，并不是为了传播科学文化。并且他们深受宗教神学的限制，传给中国的只能是西方中世纪的教会官方的神学宇宙构图，而不是近代科学的宇宙构图。例如，伽里略——牛顿体系、笛卡尔的解析几何、巴思伽的概率论和牛顿、莱布尼茨的微积分学等，虽然在欧洲早已为人熟知，但在中国却是直到近代才为学者了解。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由传教士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和传播者，确实是一件遗憾的事情。至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入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传教士们也随之卷土重来，不但纷纷向中国政府讨回失去的权利，而且还要求新的特权。他们到处重建、新建教堂和其他设施，扩大教会的影响，现今北京的基督教教堂，绝大多数都是在这一时期重修或新建的。与此同时，传教士们到处拉人入教，包庇教民，强买强占土地、房屋，不断制造教民与非教民之间的矛盾，并且欺压中国人民，他们还甚至控制了各级政府，干涉中国内政，已经成为了殖民主义势力的帮凶与助手，基本丧失了中西文化交流媒介和桥梁的作用。

[1] 参见王灿枳《北京建都始于公元前１０５７年》，《中国地方志》１９８２年第６期。

[2] 吴长元：《宸垣识略》卷一《形胜》，北京出版社，１９６４年。

[3] 公元１０５４年基督教两派发生了大分裂。

[4] 参见陈垣《基督教入华史略》，《陈垣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

[5] 转引自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一五五０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４３页。

[6] 元朝时在全国其他地区，如镇江、扬州、泉州、甘肃和宁夏等地均建有教堂，至今在镇江也还保存有也里可温教石碑。

[7] 参见穆尔著、郝镇华译《一五五０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

[8] 该教堂为义和团运动后，新建立之基督教教堂。

[9] 据《清代外交史料》记载，北京最早的一座女子天主教教堂是在嘉庆七年（１８０２）建立的，它座落在海淀杨家井一带。

[10] 参见《宸垣识略》。

[11] 康熙晚年开始对传教士的活动进行限制，康熙五十四年首先实行了在中国的传教士必须领永居票制度，其中规定凡是在中国境内的传教士必须进京申请，宣誓永远留居中国，不再返回西方，并交上自己的履历，经内务府批准方准留居。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保存的永居票来看，一般都写有传教士的姓名、年龄、会别、现在中国所居省份、宣誓永不返回的证据，以及发票的日期等。一般均用满、汉两种文字并写，按千字文顺序编号，并盖有总管内务府印记。如无永居票者，一概驱逐到澳门。就是到了近代，在中国的传教士也必须有护照。例如，在北京市档案馆至今还保存着一份１８６０年签发的法国传教士狄仁吉的护照（参见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３日《光明日报》登载的马金科《从一份法国传教士护照谈近代史的有关问题》一文）。

[12]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监察御史朱学笃奏折》。

[13] 参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十八、六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