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兵入关的文化背景

张玉兴 2008-08-03

三百五十年前的清兵入关，简直是创造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奇迹。当这年即顺治元年（1644年）的四月二十一日接受吴三桂迎降进入山海关的清军，次日于石河战败大顺军之后，便一路顺风，如入无人之境，刀不血刃地于五月二日，在“都民燃香拱手，至有呼万岁者”〔1 〕的欢迎声中，进入北京城。回顾历史人们会清楚地看到，明清对峙的二三十年间，后金一一清不要说进入北京，就连山海关门也未曾一入。它的每次用兵都受到了明朝军民的顽强抵抗。此次竟如此顺畅，不能不令人惊讶。对此，朝鲜君臣也感慨万端。他们曾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这年十一月，朝鲜仁祖大王接见大臣时说：“今观大明之事，不胜痛叹。人有自北京来者，皆云无一人为国家死节者。岂有二百年礼义之天朝，一朝覆亡而无一人死节之理乎？至如宋朝寄寓于岛屿之间而犹有忠君义士抗义树节者。国家虽亡而声名闻于千古。以此观之，人才岂不重欤！”大臣徐景雨说：“圣教诚然。岂知大明天下曾无一个男子提一旅奉朱氏耶？试以宁锦之事观之，如祖大寿、洪承畴辈亦皆甘心屈膝，其余不难知也。”朝鲜国王接着又说：“大明立国最为正大，建文之时，死节者甚多。而今乃不然，良可怪也。”〔2〕真是大惑不解。已传国二百余年的礼义之邦的明朝一再倡导的忠孝大义，此刻果真扫地以尽，臣民士庶果真都甘心附“逆”了吗？非也。

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传统思想、观念，这时并未改变。而正是由于清统治者巧妙地靠拢了这一思想，因势乘变，出奇制胜。它紧紧抓住农民军推翻明王朝这一千载难逢的大好良机，当机立断，迅速出兵，打出为故明臣民复君父仇的旗号。顷刻之间清军的形象大变，立由凶残之旅而成忠义之师，俨然为文明的代表，而为汉族士庶所接受。这样，长时期以来汉满间巨大的思想文化差距，不仅突然间缩短，且找到了契合点而顺利接轨，形成了一个崭新的文化背景。这就为清兵入关创造了良好的思想环境。可以说清兵的顺利入关不仅是八旗武功的胜利，也是自皇太极以来锐意改革而形成的以儒学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背景发挥积极作用的结果。

当然，这一背景的形成是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发展过程。其水到渠成的关键时刻则是满汉文化的顺利接轨。

清朝开国进程中即从满族崛起至清兵入关，其文化背景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即努尔哈赤统治时期的文化探索阶段，皇太极统治时期的文化转型阶段和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满汉文化接轨阶段。谨分论如下。

一、探索时期的文化

清朝统一大业的奠基人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以十三副甲起兵时，也就揭开了清朝开国的序幕。这是以武功开端走上的统一之路。努尔哈赤最有成就的业绩就是统一女真各部乃至建立后金政权、挺进辽沈地区，扩大统一的辉煌局面。在这一历史的进程中，与赫赫武功相适应的是女真固有文化的强化和向中国传统文化靠拢的探索。反映了两种文化的交锋、冲突与矛盾。

女真固有文化的强化，这是维系与凝聚本民族的团结的无形而巨大的精神力量。努尔哈赤正是借助于这种力量，而卓有成效地结束了女真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那种互相仇杀、互不相统的严重分裂局面，而实现了统一。这种文化最突出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尚勇武、重财力。这是被全民族普遍认同的指导思想。努尔哈赤在创业过程中充分发展了这一思想。他鼓励与发扬女真民族的勇猛进取精神，坚持行之有效的奖勇罚怯的制度，这种金钱物质的刺激，极大地调动了人们奋勇参战的积极性。因而逐步形成了以多杀敌多缴获为荣、以无功无获为耻的社会风气，并成为生活中的普遍原则。进而出现“出征之时，无不欢跃，其妻子亦皆喜乐，惟以多得财物为愿。如军卒家有奴四、五人，皆争偕赴，专为抢掠财物故也”〔3〕的景象。抢掠财物与奋勇杀敌顺理成章地结合在一起，民族成员个人积极性的充分发挥，有力地推动了民族统治者总体军事政治目标的顺利实现。

重财力的观念更深刻影响着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往往为追逐共同利益而联系在一起，结成利害相关的集团。这样，如何处理好财物的获得与分配，便成了关系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努尔哈赤巧妙地以结盟、联姻等方式不断地吸纳各种集团与势力，以壮大自己的统治阵容。他对归附者、同盟者按其实力大小区别对待。实行均分财物、平养人口，乃至共议国政。最高统治集团内则实行八家共议国政的方针。其思想基础，便是对共同利益的追逐。

这时社会道德的标准是以勇武为荣、以抢掠为荣。把抢掠“邻人”的财富视为当然，上上下下以一个“抢”字便可概括一切。这种文化心态、思想观念在满族初起阶段，对凝聚与统一内部力量及向外扩展时，无疑起了巨大的保证作用。可是当后金建国挺进辽沈地区，即广大汉人住地之后，便出现了尖锐的矛盾，产生了巨大的困惑。当女真人未进入辽沈地区之前的不断骚掠明边，抢掠人畜财物，已引起汉人的恐惧与仇恨，汉人视女真人为强盗。而后金挺入辽沈之后，对广大汉人实行残酷的奴役和高压统治，这种矛盾便激化了。广大汉人不仅难以容忍这种统治，更对其重财轻义，不注意辈份，不重伦理道德，不讲礼仪之情形视为野蛮。“非我族类，其心必异”。〔4〕内心的反感极为强烈，反抗斗争便不可避免。这不仅仅是政治上的矛盾，也是两种道德观、风俗观即两种文化的矛盾与对抗。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后金的最高统治者努尔哈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认为汉人，特别是汉族读书人最不可信，“谓种种可恶皆在此辈”，〔5 〕于是实行残酷统治和大肆屠戮儒生的政策，以强化其统治，表现出对汉族文化的强烈排斥心理。但长期以来以采集、狩猎为主的女真文化毕竟很落后，现实的发展向它提出一个最迫切的问题是文化建树该向谁靠拢？人们看到在女真——满族崛起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文化上的突出倾向是向蒙古族靠拢。接受蒙古族文化，诸如新文字的创制、国家制度及统治机构的设置，乃至许多名称的起用等等，均摹仿蒙古。对汉文化采取疏远、戒备甚至抵制的态度。但蒙古文化与延续数千年之久，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汉文化是无法比拟的。汉文化的强烈感召力或巨大影响是客观存在。努尔哈赤在实践中也越来越发现汉族的体系完备的伦理道德观对维系统治与安定社会的巨大效能。于是便自觉与不自觉地向汉文化靠拢。其实，这一靠拢始自起兵初期。当然，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他喜欢《三国志传》与《水浒》，曾尊崇汉人谋士龚正陆，已接受了汉文化的熏陶，使他眼界大开。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他对汉文化曾采取抵制的态度，但却摆脱不了汉文化对他的巨大影响。就在他于辽沈地区大肆屠戮汉人之时，却又在仰慕汉文化，甚至宣传汉文化。很有趣味地是，他于晚年竟大讲起礼仪伦理并身体力行起来。

天命十年（1625年）正月，努尔哈赤对臣下说，宗室里有二兄曾与我作对，“惟知贻我之忧”。还有乌拉岳母及叶赫岳母这两位岳母，曾“唆其夫与我为仇”。他说，尽管这几个人对我没有一点好处，但毕竟是我的亲族或亲戚，所以“敬爱之礼亦不可废”。于是他特意遣人将二兄及二位岳母，还有皇姨（皇后之姊）等人请入宫中。“延二兄于上座，贺正旦，行家人礼。”随后又“拜四妪”。“礼毕设宴”。努尔哈赤“跪而酌酒，令人奉之。”“宴毕，仍赐二兄补服衣，送还。”〔6 〕大有克己复礼的味道。这种讲究礼仪伦常的举动（尽管有故意做作之嫌），在此前是绝对不可想象的。这年四月，努尔哈赤在一次大宴会上，训谕诸贝勒说：“语云‘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作乱者，未之有也。’吾后代子孙当世守孝弟之道，不可违也。”他又说：“其为长上者，居恒当和睦子弟。其为子弟者亦宜承顺关切可也。至于上待下，下事上，务以真心实意爱敬之，慎勿怀虚假之念。”〔7〕引经据典，讲的完全是儒家的一套了。可见这时的努尔哈赤心目中，女真人固有的“德”的含义已经转变。

当然，努尔哈赤的这些言行只是他生平中的部分行为，并未形成系统的概念，更未在全民族推广，形成全民族的共识。这时后金国里的大政方针，女真民族的文化生活习俗、道德观念等文化传统，并未发生变化，一切均照旧运行。后金国里存在的矛盾与问题依然如故。尽管如此，努尔哈赤的表现却也清楚地反映了女真族上层统治者的思想倾向，是努力适应新形势的文化探索，是文化转型的萌动。

二、转型时期的文化

所谓转型时期的文化是指由女真——满族的固有文化向汉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的靠拢，并接受其文化的演变过程。这是皇太极统治时期的重要成就与突出特点。

皇太极继汗位后，清醒地看到了后金国所面临的严重问题，他以巨大的魄力，进行一系列重大政策的改变，其中着重点在于缓和满汉尖锐的对立与矛盾。对汉人的防范政策由严厉改变为宽松。他继位之初便做了惊人的宣布：凡以往潜逃明国与明国奸细往来而被讦告之人“概置不论”，而想逃未行被人讦告者也不予追究〔8〕。进而强调满汉一体，取消了强迫汉人充当满人之奴的满汉合住的做法，改为“分屯别居”，将相当多的一部分汉人从满洲直接奴役下解脱出来，编成有一定自由的“民户”。〔9〕重新修订《离主条例》，使已经沦为奴隶、奴仆的汉人生命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10〕这使尖锐的满汉矛盾得到某种程度的缓和，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尤为出色之举是大量招收和使用汉人知识分子。天聪三年（1629年），他下令考试儒生，从努尔哈赤残酷统治下幸存的三百余名生员中通过考试录用二百名，分别任用。其中一些人被安排到文馆任职，成为他日后时时咨询的秘书班子的成员而发挥重要作用。此举的重大意义更在于对满汉文化融合的昭示，清楚地表明了后金社会向传统文化的积极靠近。

勇敢地大开言路。皇太极对招收的儒生特别是文馆秀才们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放松政策，广开言路，鼓励这些智谋之士大胆进谏，各抒所见，以为后金治国安邦的借鉴。由于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的出现，这些儒士们直言无隐，纷纷向皇太极提出治国之方，强国之策。其中心内容是主张遵汉法，重礼教，行仁政，开一统之业。后金国中存在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被他们看到并坦率提出。仅就天聪六年至九年的《奏疏簿》即《天聪朝臣工奏议》所载的奏疏就足以说明问题。

这些汉族谋士们认为后金日事抢掠是满汉矛盾加剧的重要原因，而抢掠成风是人们素质低下不知礼义廉耻所致，因而明确提出了后金形象必须重新塑造的问题。其途径则是重礼教，加强全民教育，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他们建议“当于八家立官学，凡有子弟者都要入学读书，使无退缩之辞。”因为“有好师傅，方教得出好子弟”，所以又建议慎选和优礼教师。经过教师的努力，“二三年必将人人知书达礼，郁郁乎而成文物之邦矣。”〔11〕这是为后金社会描绘的理想前景。在实施全民教育中，他们更认为当权者的思想认识来一番改观尤为重要。于是提出“勤学问以迪君心”的问题，认为只有通过必要的途径，塑造好后金汗的思想才是“务本”。儒臣王文奎说：“臣自入国以来，见上封事者多矣，而无一人劝汗勤学问者。臣每叹源之不清，而欲流之不浊，是何不务本而务末乎”！如何才能务本呢？他认为要读圣贤之书。他指出，“汗尝喜读三国志传，臣谓此一隅之见，偏而不全。”而“帝王治平之道，微妙者载在《四书》，明显者详诸史籍。”这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及传统史书。他建议选择“伶俐通文，老成明察”之人，于每天当汗“听政之暇”，向汗“进《四书》两段，《通鉴》一章”。通过讲解、翻译，请汗“观览默会，日知月积，身体力行，作之不止，乃成君子。”这样，“君心清而天下治。”〔12〕这完全是在用儒家思想塑造后金汗的灵魂。不久儒臣宁完我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认为《四书》、武经、《通鉴》之类的书，“实为最紧要大有益之书”。他建议“汗与贝勒及国中大人所当习闻明知，身体而力行者也。”为打通满汉语言的障碍，可令人翻译出来，“不时进呈，宜静览深思”，即细细体会其中的“美意良法”。〔13〕

文馆儒臣们还从不同的角度，多方面提出了遵汉法，即奉行中国传统制度之事。他们肯定后金“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极为得策”。〔14〕建议“举孝廉”，提倡忠孝，以为国家培养人才，〔15〕“正衣冠，辨等威”，〔16〕以严明封建等级制度。遵法先王，特别提出要向汉高祖那样在用人、养百姓、立法令、收拾人心等方面尽力，以成大事。〔17〕要行仁修德、延揽豪杰、收拾人心。〔18〕在完善政府，健全统治机构方面他们纷纷提出了许多具体可行的建议。如设内阁、设总理、开言路、立言官、设谏台、设督察之官、设通政司、设六科给事中，以及编修国史，等等。几乎完全都是搬照汉法行事，一切率由旧章。而宁完我提出的见解尤为深刻得体。他认为“有一代君臣必有一代制作”。后金治国确实应该照《明会典》即汉法行事，但不能完全照搬，而应有所思考取舍，应结合实际，看看“某一宗我国行得，某一宗我国且行不得，某一宗可增，某一宗可减”。这样“参汉酌金”，以“渐就中国之制”。而“必如此，庶后得了蛮子地方不致手忙脚乱。”〔19〕这是结合实际的改革建议，是为后金日后夺取全国、统治全国而提出的战略方针。

文馆儒臣们对后金最敏感的有关抢掠的老问题反映强烈。他们尖锐指出，后金国“因地窄人稀，贡赋极少，全赖兵马出去抢些财物。”而抢来之后“必同八家平分之”。抢来的人口，“必八家平养之”。“这个陋习必当改之为贵。”〔20〕要想“大就王业，”必须“广开仁慈”。得到一城，应安定一城，对其人民、妻子、衣服财物，应做到“丝毫不动”〔21〕才是。而现在“出兵之际，人皆习惯，俱欣然相语曰‘去抢西边。’汉人闻我动兵，亦曰‘来抢我矣！’夫‘抢’一字岂可以为名哉！”〔22〕抢掠不停，人心难收。只有停止抢掠，对人民“秋毫无犯”，则“人心无不悦”。〔23〕他们认为后金这个“抢”的老传统危害极大，坚决主张改变。他们认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必须“修德行仁，延揽豪杰，收拾人心，为今日第一勾当。”〔24〕“诛人者诛心。”“凡得人心，以仁义得者必得恒久，以势力而得者，多必变更，此人情之必然也。”〔25〕

汉官们的坦诚建议与入情入理的剖析，不啻一场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家学说的大说教、大宣传，对皇太极治国决策的形成乃至后金思想观念的更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渐就中国之制”的重大思想文化改革措施。皇太极在扭转社会风气改变统治方式，创造良好顺畅的统治环境方面，进行了巨大的努力。他以“参汉酌金”的原则，从后金——清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积极按着中国传统的思想和统治模式实行了许多重大改革措施，而收到良好的效果。加快了封建化的进程，也使后金——清政权的文化心理环境较之以前大为改观。人们看到皇太极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进行了如下改革。

办学校。天聪五年（1631年）闰十一月下令满洲诸贝勒大臣子弟“凡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者俱令读书。”这是后金国正式办学之始。这是皇太极针对满洲社会普遍认为教育无用，“不学习未尝误事”〔26〕而拒绝接受教育的传统习惯势力，而采取的坚决措施。而后，这种学校由贵族伸延到平民，并在全社会铺开，为培养人才，提高民族素质起了重要作用。

开科举。这是广搜人才，通过考试以选任官员的一种制度。自隋唐以来为历代所坚持。完善的科举分文武两个途径及四级考试。清入关前只进行文考一途和童、乡两试。分别各进行三次，首次科举于天聪八年（1634年）三月举行。而在此五年之前的天聪三年（1629年）后金进行了一次考试儒生的举动。从三百名诸生中选二百名，共分三等分别赏赐，“俱免二丁差徭”。〔27〕其实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童试，只不过是从已获得诸生资格者中，又进行一次资格的认定与选拔，以供人才之急需。后金一清的三次童、乡试只分别录取生员335名及举人33名。名额虽然不多，但在人才匮乏的当时来论已相当可观，且意义重大。值得注意的是崇德三年（1638年）八月，考取的10名举人，各授半个牛录章京品级、录取的61名生员各授护军校品级。以往品级多以军功获得。因科举而获品级是前所未有之举。这说明文臣在社会上地位的提高，它反映重武功而轻文治的传统观念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变。

提倡伦理道德，移风易俗，加强道德规范。皇太极从社会实践中看到了儒家思想中的忠孝节义等伦理道德观对维护封建统治的巨大作用后，便坚决、自觉地加以提倡。当天聪五年他下令诸贝勒大臣送子弟入学时，就明确宣布其目的是使受教育者，能象明人那样“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28〕而儒家的道德观同满洲固有的习俗多相抵触，所以倡导儒家伦理道德的过程便是移风易俗的过程。对此皇太极的态度明确而又坚定。当后金改国号为大清、崇德改元、皇太极称帝之际，更以立法的手段坚决弃旧俗立新风。他说：“自今以后，凡人不许娶庶母及族中的伯母、婶母、嫂子、媳妇。”并将此写进《会典》之中，成为全社会必须遵守的法令。他还说：“若不遵法，同族相娶者，与奸淫之事一例问罪。”“凡人既生为人，若娶族中妇女，与禽兽何异！”〔29〕而前此满洲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则是“婚嫁则不择族类，父死而子妻其母”，〔30〕不重辈份，伦理观念淡漠。与此同时，皇太极在登极颁诏大赦时，将“犯上，烧毁宗庙”，“杀伤祖父母、父母、兄卖弟，妻告夫”列入“十恶”，为不赦之罪。〔31〕显然这是将汉族的伦理道德观念即所谓三纲五常，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是对满族道德习俗的一次深刻革命。这种变革的后果在很大程度改变了满族在汉人心目中的形象。

加速进行满译汉籍的工作。这项工作在皇太极继位不久便已展开。具有儒家思想的满洲圣人、大翻译家达海奉命而首开其端。他生前共翻译完成的有《万宝全书》、《三略》、《刑部会典》、《素书》、《国语》。未完成而后继者赓续而成的有《通鉴》、《六韬》、《孟子》、《三国演义》等。中国传统的封建统治大法、封建等级观念、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具载其中。皇太极组织人员进行此项工作便是在全民族中进行儒家观念的教育，这是移风易俗、改变民族思想精神风貌工作的重要一环。

尊孔。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者，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被历代尊崇，已成为中国传统道德、传统思想的最高代表。尊孔即是尊崇、接受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早在天聪三年皇太极即下令改建沈阳孔庙，开始崇祀孔子。他登极改元的崇德元年八月上丁日，遣大学士范文程祭孔子，祭文赞颂孔子“德配天地，道贯古今，删述六经，垂宪万世，昭宣文治，历代尊崇”。〔32〕首开祭孔之典。祭孔的同时又崇祀关公。即三国蜀汉名将关羽。于崇德八年敕建关帝庙，题其扁额为“义高千古”。〔33〕把关公视为忠义的化身，这是倡导忠义，向全民进行儒家思想的教育。

皇太极这种对中国传统思想即儒家思想的认同，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的全面改革，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社会全体成员主要是满族的文化素质，更在某种程度上协调了满汉思想文化上的关系，使满族与汉族在文化心理上的差距有所缩短，出现了某些契合点与共同点。

难除的障碍。皇太极以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气魄，希望消除满汉间的矛盾与对立，达到“满汉一体”，“毋致异同”的境界，而出现治平的盛世。为此，他把儒学做为满汉认同的思想基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水已到而渠未成。直到他逝世前满汉两个民族根深蒂固的尖锐矛盾仍然存在，满汉文化心理上的差距仍然很大。这里有个关键的问题尚未解决，就是汉官们曾一再吁请、痛言立革的抢掠之风未除，八旗制下八家均分、八家平养的制度未变。因为皇太极不想改变。

皇太极在许多领域、许多方面都有除旧布新之举，唯在这点上毫不动摇。早在皇太极即位之初，开始进行改革之时，生员岳起鸾曾提出应与明朝议和并将俘获的汉人“速行放还”给明朝，“否则亦当归其绅士，不可迟疑也”的建议时，皇太极断然拒绝。他说俘获之士民，乃“天之所与。岂可复还敌国”。最后竟以“蓄谋向敌”〔34〕之罪将岳杀掉。而当改革步伐加快的崇德三年（1638年）八月，礼部承政、甲喇章京祝世昌在上疏言事中，因提出“俘获敌人之妻不可令其为娼妓”的建议时，又一次惹怒了皇太极。被下旨“切责”，并追究其上疏的背景与同伙，结果株连多人。祝世昌被革职流放黑龙江锡伯地方，而协助其修改奏疏字句的启心郎孙应时却被正法处死。〔35〕皇太极口口声声要求群臣直言进谏，此时竟然冒诛杀进谏者的风险，是因为进谏者触犯了满洲抢掠、八家均分这一根本问题。可见在后金——清，其它问题可以讨论，唯独这个问题不可讨论，不可触动。这种抢掠之风不除，反映了一种思想倾向，即入关前的清统治者的根本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未变。这距儒家思想观念所应达到的要求仍有很大的距离。正如天聪六年（1633年）贝勒岳托所说，满洲的这种作风已使汉人“人怀疑惧”，“纵极力抚谕，人亦不信。”〔36〕这是坦诚的大实话。因为只要满洲的烧杀抢掠之风一日不除，汉人与之对抗的心理便一日不消，满汉间尖锐的矛盾与对立便不会缓解。

当清于明清松锦大战中获得全胜之时，大臣们曾建议皇太极直取北京，夺取天下。皇太极却以伐大树为喻，说：“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以为此刻尚未达到明朝自仆的程度，故臣下之议“不可”，〔37〕加以拒绝。这里固然有军事力量尚待进一步加强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思想文化上的准备不足。满洲仍是不受欢迎的人，满汉严重对立的思想障碍的存在，皇太极心中是有数的。所以他对夺取天下仍然信心不足。只能在关外徘徊而难君临天下。满洲的形象不变，是难以被天下接受的。要天下还是要旧观，问题已尖锐地提到了清统治者的面前。这已是进一步改革不可回避的问题。

三、接轨时期的文化

就在清政权接连取得军事、政治的大胜利，就在社会心理与民族性格亟须调整与重塑之时，皇太极以暴疾溘然长逝。掌握清国实权的摄政王多尔衮，并未在已逝者开创的伟业之上驻足，而当千载难逢的良机来临之时，没有放过这一稍纵即逝的历史瞬间，在根本问题上立做决断，改弦易辙，基本上完成了满洲自我形象的塑造，终于开创出新的局面，从而顺利实现满汉文化的接轨，为清兵入关创造了水到渠成的良好文化环境，并顺利挥师入关，入主中原，使皇太极多年来苦心改革终结硕果。多尔衮决策的做出、满汉文化的顺利接轨是一个过程之后的结果。

皇太极逝世不久，中国全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顺治元年，即崇祯十七年初农民起义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北京发起进攻，明王朝已处于土崩瓦解的危急状态之中。形势的最新变化消息传到盛京，极大地刺激了清统治者多掠财物的欲望。四月初，清国统治集团决定趁此机会再次统兵入关劫掠。其实此时北京已于十多天前被农民军攻破，明王朝已经覆亡，不过他们尚未得知。摄政王多尔衮为顺利实现军事目标而紧急召见正在盖州温泉疗养的大学士范文程回盛京征询意见。四月四日回到盛京的范文程上书多尔衮，他指出明朝已四面受敌，不可救药，灭亡在即。所以此时正是“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也。成丕业以垂休万祀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而“中原百姓蹇罹丧乱，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百姓的向背关系重大，黄河以北的土地不患得不到，恐怕的是收拢不住百姓之心得而复失。原来我国是与明朝争天下，现在则是与“流寇”即农民军较量。为了同当前这个主要敌人斗争获胜，夺取天下，必须争取人心。“为今之计，我当任贤以抚众，使近悦远来”，必须改变方针，不可再走入关抢掠，“惟金帛子女是图”的老路。否则将“徒劳我国之力反为流寇驱民也”。他提出这次入关一定要堂堂正正，“当申严纪律，秋毫无犯。”并大力宣传以往之所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日进取中原之意”。为安定人心，入关后要坚决实行“官仍其爵，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厥无告”的政策。这样“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也”。〔38〕这篇准确深刻的形势分析与苦口婆心的进谏震动了清廷。五天后，即四月初九日，多尔衮奉朝廷之命，以大将军的身份，统领满洲、蒙古兵三分之二及汉军全部，在礼炮声中离盛京启行，“往定中原”。〔1〕这与以前毁边入内地的“征明”、 “伐明”，已迥然不同。这是自满洲崛起、清朝开国的几十年来第一次战略方针的改变，意义重大。

四月十三日，师次辽河边上，接到了北京已为农民军攻下的消息。为应付最新变化的形势。多尔衮再次以军事向随军的智谋之士咨询意见。三年前于松山战场上战败被俘投降，一直被清豢养的原明军统帅洪承畴，首次露面，他奉命上启多尔衮。一针见血地指出要首先明确出师名义问题。他说：“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扫除乱逆，期于灭贼。”即旗帜鲜明地打出灭“贼”的旗号。并宣布此行“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之意”。这是争取人心的最好办法。洪承畴同时提出：“军民秋毫无犯”，“百姓仍予安全”〔39〕等安定社会的政策措施。

与此同时，范文程也上书多尔衮说：夺取中原的大好机会来到了。现在我们的打击目标只有一个，即攻陷北京、逼死皇帝的天下“必讨之贼”“闯寇”。他分析说此贼存在着“天怒”、“士忿”、“民恨”三个必败因素。又“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因此应该“声罪以临之”。即鲜明地打出讨贼的旗号，“恤其士夫，拯厥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他进一步说：“好生者天之德也。兵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止欲帝关东，当攻掠兼施；倘思混一区夏，非ㄨ安百姓不可。”〔40〕这不啻激将法，再次强调抢掠杀戮行径必须收场。

多尔衮不愧英明的统帅，他审时度势，完全采纳了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建议，立即改变行军路线，由原来打算奔赴墙子岭，毁长城入内地，改为直趋山海关，接受明将吴三桂的投降。在复吴三桂书中说：此次所“率仁义之师”是“底定国家，与民休息”，“期必灭贼，出民水火”。〔41〕出兵的旗号完全改变。吴三桂接书后再次遣人致书说：“接王来书，知大军已至宁远，救民伐暴，扶弱除强，义声震天地”。〔42〕战略方针的改变立即产生了积极效果。二十一日于山海关一片石击败农民军后，清兵大举进关。二十三日，多尔衮向八旗将士发布指示说：“此次出师所以除暴救民，灭流寇以安天下也。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43〕在向北京进发途中又以大学士范文程的名义向官民人等发布告示：“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百姓也。今所诛者惟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师律素严，必不汝害。”〔44〕因而反响强烈，“凡百姓逃窜山谷者，莫不大悦，各还乡里，剃发迎降。”〔45〕于是，便出现了如本文开头所记录的那样清兵在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反抗的情况下，在欢迎声中长驱直入北京城的奇迹。

奇迹的产生完全是由于清统治者战略方针的重大改变而导致出现的崭新文化环境，这是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政治氛围发挥作用的结果。多尔衮于紧要关头权衡利弊，终于认识到要想夺取天下，必须停止抢掠，而夺得天下要比满足八旗将士的一时贪欲合算得多的道理。何况夺取天下正是努尔哈赤、皇太极生前曾梦寐以求而难以实现的理想。于是从谏如流，一改几十年来坚奉不移的抢掠方针，变抄掠之暴为吊伐之仁，下坚决之令停止抢掠，打出为故明臣民报君父仇的讨贼复仇的旗号。这就等于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文化政治环境，而重新塑造了自我形象，由既往烧杀抢掠被汉人恨之入骨的强盗一跃而成出民于水火的救世主，这样，清兵便以新的面孔出现在广大汉人面前。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就自然而然地为广大汉族士庶所接受和欢迎。这是清朝政策的一个伟大胜利。当然这个重大政策的改变并非一时的权宜之计，多尔衮也并未就此止步。而是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这个业已形成的良好环境。

清兵进占北京后除坚决落实与兑现入关之际禁止抢掠及“复官”、“复业”的许诺之外，又采取了一系列安定社会，赢得汉族士庶人心的措施和行动。清廷下令百姓各安本分禁止互相告讦，下令为被农民军逼死的崇祯帝发丧、下令免除明末以来的弊政三饷加派、宣布地亩钱粮按明万历会计簿征收、招山林隐逸之士，开科取士、开经筵、提倡尊孔读经祭孔形成定制、大力表彰明末殉难诸臣及忠孝节烈，以及隆重举行告祭天地，即皇帝位的登极大典，等等。这表明以满族为统治民族的清朝已完全接受了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思想，用儒家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去规范国家和民族的行动，再塑了满洲民族的性格。至此，皇太极时期文馆诸臣的诸多建议已全部变成现实。显然，这是清入关前长期努力倡导儒学的积累的结果，是逐步发展的系统工程。它由努尔哈赤发其端，皇太极全面更张、大力提倡，至多尔衮最后冲刺而水到渠成。由于准备充分而接轨顺利，满汉双方均未出现重大的障碍，不存在“抗药性”、排它性的问题。这一接轨竟使原有的抗清势力一时之间措手不及，偃旗息鼓，销声匿迹。使清兵入关、入主中原这一震天撼地的大举动，犹如在一次从容不迫的典礼中完成。这一事实不仅震惊了朝鲜，也使清统治集团本身大为吃惊。他们看到事情竟如此之顺畅，以为一切都可传檄而定，进而多方俯顺舆情，甚至发出“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息从其便”〔46〕的政令。

良好的文化政治环境的出现对清兵入关的积极促进的事实，告诉了人们这样的问题：那就是文化上比较落后甚至“野蛮”的民族如何去统治高度文明的民族并为其接受，只有首先自身去接受与适应先进和文明，通过自身完善，因势乘便，而反客为主，主宰天下。而武功与文治总是相辅相承、互为表里的。文化战线上的成就，往往会产生巨大的能动作用，收到武功难以达到的奇效，而且会有力地推动武功的进展，促进总体政治目标的实现。清兵入关之际的文化背景，即满汉文化的顺利接轨所产生的奇特功效便是明证。

满汉文化接轨推动了清兵入关这一重大政治事变的胜利，尽管能否巩固这个胜利成果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而满汉文化的接轨也仅仅是事情的开端，但事实证明，这却是影响清朝一代历史进程的重要开端。有远见有魄力的清朝统治者不仅巩固而且发展了这个胜利。它的标志是顺康以后儒学统治地位的最终确立与完善，进而促进了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繁荣。当然这是后话，且已不属本文的论述范围。＊

〔1〕〔朝鲜〕《李朝实录》仁祖二十二年五月庚戌。

〔2〕〔朝鲜〕《李朝实录》二十二年十一月丁丑。

〔3〕〔朝鲜〕李民（原字为宀加奂，上下结构）：《建州闻见录》。

〔4〕《左传》成公四年。

〔5〕〔27〕《清太宗实录》卷5，页20。

〔6〕〔7〕《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

〔8〕〔9〕《清太宗实录》卷1，页9；11。

〔10〕《清太宗实录》卷9，页13。

〔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辽宁大学历史系本，页11；21；62—63；1；11；18；28；4；71；10；44；16；56；4；65。

〔26〕〔28〕《清太宗实录》卷10，页28。

〔29〕《清太宗实录稿本》第14卷。

〔31〕《清太宗实录》卷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