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金坛于敏中氏族的文化贡献

［摘 要］ 清代镇江府金坛于家，在明代后期，因复杂的政局变动和东林党人讲学运动，走入江南文化望族之列。在清代，于家族人有数十人进士及第，于振、于敏中兄弟分别是雍正、乾隆朝的状元，科举上的隆显进一步奠定了家族文化繁盛的根基。清代的于家人还在编修诸书等国家文化工作上作出了巨大贡献，尤其于敏中以状元儒臣入相，并且兼任四库馆的总裁，在《四库全书》的编修上用力颇深。

［关键词］ 金坛；于敏中；《四库全书》 金坛于敏中氏族在清代是有不可忽略的文化贡献的，尤其是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而且当时于家人积极参与的工作，即使在今天仍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他们的文化贡献，主要体现在参与编修多部钦定的文化典籍方面。为了更全面地看待这一问题，我们先要看一下有清一代，尤其清代前中期的文化政策，结合于家族人的文化活动加以概说。 清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对全国的统治，重拾温柔敦厚的儒文化，重视经学的导向，使汉学在有清一代达到历史鼎盛。为了延笼汉族士人，满清统治者入关不久就重开科举，并且经常在进士科外另开别科以征能者，如康熙十八年（1679）开博学鸿词科，录取陈维崧、朱彝尊、汪琬、施闰章等名士；乾隆元年（1736）的博学鸿词科，一等取刘纶、潘安礼、诸锦、于振、杭世骏五人，二等取十人，次年补试又续取四人。乾隆还开经学科、阳城马周科等。当然笼络同打击是一体两面的，惩于明亡的史鉴，清代统治者几次下令禁止文人结社立盟，而且严格的文网，将知识分子的思想命运同统治者的文化策略紧紧拴在一起。重视教育，官修、私修书院一时数量激增，于家先人于湛所创的郧山书院在清代成为官学。清代皇帝对汉人诗文书画亦喜爱非常。康熙、乾隆的书法皆有可观之处。清代皇帝对书法的钟爱甚至影响到状元的定抉，如康熙三十年辛未科（1691），殿试之后，张玉书等初拟名次，戴有祺列一甲第四名，而康熙因欣赏其书法钦擢为状元。所以清代的状元们能书者甚多。于振、于敏中兄弟抡大魁，除了学养深厚、才气横溢外，书法出色也是制胜的一个原因。帝王本人的诗文也有可观之处，乾隆更是有多部诗文集传世。为了显示稽古右文的文化方针，满清几代帝王在在位之年，不惜人力、物力、财力，编纂大部头的丛书、类书甚至图书集成。在康熙、乾隆两朝，这一点尤其突出。图书的收集、整理、编纂、禁毁，这四方面是一体的，清代统治者有“寓禁于编”的策略，编书、搜书是方式，禁毁书则是目的，每一起文字狱的发生，每一部典籍的编纂都伴随着大量的禁毁书目的出现。于湛孙于孔兼辑录的《万历疏抄》也在乾隆年间被列入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1］。虽然销毁的书是《四库全书》的几倍之多，但集中央财力编纂的典籍也更好的保留了古代文化遗产，清代钦定所编纂的典籍内容涉及政治、典章、方略、儒教、历史、文学、医学等等各个领域，这些图书的为后世留下珍贵的古典文化资料。 而于家在清代的文化贡献，尤其体现在参与编修这些典籍方面。有多人直接参与编修工作，还有多人被选入相应的书馆中效力。大致情况如下： 于朋举，曾入国史馆。 于树范，号舫斋，敏中生父。与弟于枋应试六郡才俊试，被钦取一等，召入内廷供奉，充武英殿纂修，参与编修《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子史精华》等书。 于振，雍正年间参与《子史英华》的编修。 于辰，雍正朝任翰林院庶吉士，散馆编修，入皇清文颖馆参与纂修，参与《八旗志书》的纂修。 于鼎，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 于易简，字华平，敏中弟，礼器管誊录。 于世宁，字普望，以庠生在明史馆效力。 于世第，字隽夫，四库馆。 于长庚，字郎西，敏中孙，国史馆誊录。 在参与编修典籍方面，做出最大贡献的当数于敏中。他在乾隆一朝隆显多年，作为以状元身份走上首辅之位的读书人，对当时的文化政策的风向和执行有一定影响，他兼任多个书馆的正副总裁之职，如方略馆、国史馆、四库馆、三通馆等；并直接参与编修多部典籍，如：乾隆七年（1742）《钦定临清纪略》，乾隆十二年（1747）《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乾隆十五年（1750）《钱录》，乾隆二十七年（1762）《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乾隆三十四年（1769）《国朝宫史》，乾隆三十九年（1774）与许宝善等增订康熙时朱彝尊所著《日下旧闻》为《日下旧闻考》，乾隆四十年（1775）《钦定天禄琳琅书目》，乾隆四十一年（1776）《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乾隆四十二年（1777）《钦定满洲渊流考》，乾隆四十三年（1778）《钦定西清砚谱》等等。当然敏中最重要的文化贡献，是他大力促成并主持《四库全书》的编纂。 统治者为了炫耀自己的文治武功，都倾向于编一部集大成的图书，康熙时就有《古今图书集成》，而乾隆务求处处超越乃祖，在“右文之治”方面自然也不想逊色，但直到其在位三十七年仍没有进行这样的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在《四库全书》开馆纂修之前，乾隆敕令编纂的书有：《八旗氏族通谱》、《三礼义疏》、《御制日知荟要》、《四书文》、《历象考成后编》、《唐宋文醇》、《明史纲目》、《医宗金鉴》、《协计辨方书》、《大清律例》、《世宗宪皇帝圣训》、《国朝宫史》、《授时通考》、《秘殿珠林》、《石渠实笈》、《词林典故》、《律吕正义后编》、《皇清文颖》、《续文献通考》、《皇朝文献通考》、《大清会典》、《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周官义疏》、《仪礼义疏》、《礼记义疏》、《平定金川方略》、《经史讲义》、《西清古鑑》、《同文韵统》、《叶韵汇辑》、《唐宋诗醇》、《钱录》、《皇清职贡图》、《周易述义》、《诗义折中》、《大清通礼》、《春秋直解》、《大清会典》、《大清会典则例》、《皇清礼器图式》、《大清一统志》、《续通志》、《续通典》、增纂《续通考》、《皇朝通志》、《皇朝通典》、《清文鉴》、《平定准葛尔方略》等等，编修的范围已广，满族文化典籍、历史典要、医学、天文、国家方略、儒家经典、诗文选集、圣训、御制诗文集等等，唯一欠缺的是一没有一部集大成的丛书。 如果说乾隆盛世修书的夙愿是《四库全书》编纂的一个主观原因，那么还有一个客观契机，就是政府的搜集征购图书的行为。乾隆曾多次下令全国范围内搜集征购图书，比较重要的两次分别是乾隆六年（1741）和乾隆三十七年（1772）。前一次主要是为了充实皇家藏书而搜集元明清儒学著作，谕曰：“从古右文之治，务访遗编。目今内府藏书已称大备，但近世以来，著作日繁。如元、明诸贤以及国朝儒学研究六经阐明性理，潜心正学，醇粹无疵者，当不乏人，虽业在名山，而未登天府。著直省督抚学政留心采访，不拘刻本抄本，随时进贡，以广石渠天禄之储”［2］。后一次搜书的范围要求更细致：“其历代流传旧书，内有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自当首先购觅。至若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俾实用者，亦应备为甄择。又如历代名人泊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诗文专集，及近时沉潜经史，原本风雅。如顾栋高、陈祖范、任启运、沈德潜辈，亦各著成编，并非剿说卮言可比，均应概行查明”［3］。虽然如此谕示，但各省督抚并不把此事当成要务来办理，所以成效并不大。但乾隆三十七年的搜书却成了以后编修《四库全书》的重要契机。在搜书令下达以后，对搜书事情很是上心的安徽学政朱筠提出四点建议：其一，“旧本抄本，尤当急搜也”；其二，“中秘书籍，当标举现有者以补其余也”；其三，“著录校雠，当并重也”；其四，“金石之刻、图谱之学，在所必录也”。后经军机大臣的争论，在朱筠意见的基础上拟定了搜书的实行办法，即照原谕旨搜寻抄本；搜集图谱金石刻碑；整理《永乐大典》；著录校雠，要“依经史子集四部名目，分类汇列，另编目录一书，具载部分卷数、撰人姓名”［4］。而第四点办法，其实行的最终成果就是后来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是乾隆下令，将翰林院衙门内西部房屋划为整理《永乐大典》的专用之所，责成翰林官负责纂辑，整理工作正式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