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络恶搞:大众的狂欢还是青年亚文化的游击战

摘 要：Web2.0时代网络恶搞现象屡见不鲜，恶搞敢于打破传统、颠覆经典，是青年人不满精英掌控的文化霸权争夺话语权的体现，一度在网络上引起大众的狂欢，并成为一种文化形态和文化景观。部分作品因触犯政治雷区、侵犯文化版权等原因遭到整治与监管，甚至有瓦解伦理之嫌。网络恶搞该何去何从，本文将以青年亚文化为出发点，以传播学分析为路径，结合后现代文化理论，运用最新案例对恶搞做出分析，并对未来发展做出尝试探索。

关键词：恶搞;青年亚文化;后现代社会理论

一、网络恶搞的背景

2011年末，网络上一个名为《2012春晚官方预告片》[1]的恶搞视频在上传短短几天后迅速走红。视频的内容是借用往年的春晚视频片段加上新的配音，重新剪辑做出的一个恶搞性的春晚节目预告片。该片预告的都是讽刺时弊的节目：如“垄”上行，四大名爹，扶不扶，“涨”声响起来，我爱五道杠，校车在哪里，脊梁颂等。这些都是在2011年颇具争议的社会话题。显然不可能是官方预告，2012春晚尚未出炉，就被这样的预告恶搞了。春晚是政治和文化结合的媒介仪式，“在节目仪式中借助各种符号表征方式，以其感召力重建文化的‘想象共同体’，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种建构中重新发掘其现代意义，从而获得外部世界的接纳和认同。”[2]也是通过受众参与这种媒介仪式，最终实现社会的整合和民族认同。恶搞视频大胆地解构了经典，颠覆了传统，是对春晚这种媒介仪式的亵渎，还是观众对春晚的另外一种声音?

Web2.0时代网络的虚拟化、互动化的特点使受众产生新的需求，网络恶搞应运而生。2005年末，以胡戈《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为标志的恶搞风在几年的时间里已经席卷网络，网友充分借助恶搞展示个性、反讽社会，争夺话语权。受众通过对恶搞的围观释放压力、宣泄情感。网络媒介借助恶搞抓住了受众的眼球，赚了盆满钵满。恶搞在网络上一度成就了大众的狂欢!但是恶搞有时却以“自由”标榜、拿“崇高”开涮，恶搞红色经典逾越政治界限，遭到主流文化的整肃，因打文化版权的擦边球受到监管。所以，恶搞不得不打起了游击战。恶搞究竟是一场对话传统话语权，反抗文化霸权的青年亚文化革命还是一个瓦解社会伦理，影响价值观的毒瘤?恶搞以后何去何从，本文将以青年亚文化为出发点，以传播学分析为路径，结合后现代文化理论对此问题做出思考。

二、恶搞与青年亚文化

从文化角度看，一个社会必然有代表其主流价值观起支撑作用的主文化，当然也有与之对应的亚文化。“主文化是在社会中居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辅助的、次要的、边缘的文化”[3]。网络恶搞的创作者多是草根青年，他们用“无厘头”的方式打破传统，颠覆经典表达自己非主流的价值观，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青年亚文化。

青年亚文化是伯明翰学派和早期英国文化研究的重点，青年亚文化由于关注弱势群体、边缘文化对主导文化和权利的抵抗，常常成为当代文化的焦点[4]。“抵抗”是其研究的一个核心词。在《仪式抵抗》中伯明翰学派认为青年亚文化是社会结构出现矛盾的产物，是为了抵抗资产阶级霸权和解决父辈文化和主导文化之间尚未解决的问题。“恶搞”则是当代网络青年同精英主导的话语权和文化霸权的一种抵抗，正是因为网络青年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资历和阅历的限制，不能主导话语权，但是又有表达不同意见和观点的需求，所以通过网络恶搞来表达对主流的反叛。

媒介和通讯技术的发展，让现实中分散了的意见实现了在观点平台的统一聚合，它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部分大众的价值观，却无法避开从众心理影响的负作用，这种负作用就包含青年内心的另外的声音和反叛，另外的声音通过恶搞得到了表达。

三、恶搞现象及特征分析

近几年来网络恶搞现象风起云涌，铺天盖地，集中体现在文字、图片、音频及视频三个方面。文字方面，网友们大多拿争议事件开涮，如对作家赵丽华进行“梨花体”的恶搞，网友们也纷纷写起诗歌，如“我要在腾讯写诗/一首/关于嫦娥的诗/我的诗/是/天下/最好的诗”“毫无疑问/我的检查/一定是/全公司/最简单的检查”等等，一时间“梨花体”成了一种网络文学文体。再如对“李刚门”的恶搞，网友竞相拿“我爸是李刚”造句：“老夫聊发少年狂，我爸爸是李刚”，“床前明月光，我爸是李刚”“不是每一杯牛奶都是特仑苏，不是每一个爸爸都叫李刚”等等。

图片方面，主要是恶搞明星和海报，如杰伦版蒙娜丽莎，本山版新白娘子，范冰冰版乾隆等等，网络视频爱好者通过PS技术将“小胖”与很多电影海报嫁接，小胖成了网络红人，还催生出点击率极高的“小胖网”。视频方面更是不胜枚举，影响较大的有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潘冬子参赛记》，《春运帝国》、近来的《楼市春晚》、《色戒版恶搞四六级》，各种方言剧，对黄健翔激情解说的恶搞等等。分析这些网络作品，可以发现它们都是通过颠覆与解构，撕裂作品的能指和所指，对原作品解码，打破原来的语境和寓意，通过新的编码对其赋予新的超乎想象的奇异景象。其选材的“碎片化”、表现形式的“无厘头”、作品风格的“荒诞化”都体现了强烈的后现代主义色彩，呈现了后现代文化去中心化、非同一性多元共生、否定权威等典型特征。恶搞典型的几个特征分别是：

(一)恶搞特征的去中心性

即社会成员对国家主流文化和价值观的疏离意识及由此产生的偏离或背离社会主流规范的行为。去中心化观念和行为的形成与主体对客体对象的认同有关[5]。恶搞即通过戏仿、滑稽改编、戏谑、讽刺等方式打破人们的传统思维、审美方式，使作品更加荒诞，使社会的权威和合理化的现象处在怀疑之中，摧毁并解构原来的中心、权威和叙述方式。如文章开头所举《2012春晚官方预告片》恶搞视频中，完全打破春晚的欢庆主题，背离了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而把2011年的争议大事件剪接在一起，达到讽刺现实的目的。

(二)恶搞特征的互文性

是指创作文本和原文本之间的相互指涉和映射，也就是说恶搞的作品通过移花接木，篡改变形，恶搞者一面嘲笑原作， 一面又利用原作制造新的语义， 并在这种智力博弈的过程中， 将个性张扬到极致。如“梨花体”的诗歌是对赵丽华的《一个人到田纳西》的直接映射。(“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

(三)恶搞特征的集群性

是指青年亚文化群体共享与传播，是一种自发的、无组织的、非理性的一种行为。“有恶搞者群体的相互依赖与暗示，也有网民与传播者的相互依赖与感染， 从而使“恶搞”文化成为网络的亚文化而被很大一部分网民所追寻”[5]。在各种思想交汇碰撞的社会转型时期，恶搞这种突破常规，荒诞搞笑的方式逐渐被更多的人接受并参与其中，网友享受着嬉笑怒骂、肆意张扬的乐趣与颠覆传统的快感。主流价值观引导的大众文化一直占据文化上的霸权，但在部分有批判精神的青年眼中不无取媚迎合之嫌，网民们把大众文化打成一地碎片，颠覆传统与经典，在网络上展开一场“恶搞”的狂欢。

四、从传播要素的角度分析恶搞引起大众狂欢的原因

这场网络的狂欢与传播者草根至上、个性张扬的反叛心理，受众娱乐至上、猎奇围观的娱乐消费心理，传播媒介发展、提供技术的支持，“眼球经济”的需求，以及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环境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以下从传播者、受众、传播媒介、社会环境四个方面做具体分析。

(一)传播者：具有表达自我、反叛现实的批判精神

恶搞是80、90后这批青年人的困惑、矛盾、玩世不恭与创造力的结合体。一方面，这些年轻人对现实存在某些不满，但在现实生活中相对缺少话语权，又不甘于精英主导的话语权力，不满于精英掌控的文化霸权，他们被压抑的情感需要表达。青年人喜欢标新立异追求刺激，不喜欢简单地接受主导，想诠释并创造他们自己的意义，所以借助网络通过“无厘头”的方式符号化地表达他们的自由精神与反叛。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在短期内无法彻底解决，青年人更需要一个可以发泄的渠道和路径，渴望自己的行动得到关注和认同。恶搞也是他们渴望被关注、被认同心理的一种表达。后舍男生等以恶搞成名的草根明星的诞生对传播者创作恶搞作品也是一个促因。这些恶搞作品或是出于宣泄，或者煽情或者炫技，或者追名逐利，但都是年轻人在这个充满竞争与压力的社会中的一味调节剂。后现代精神，强调解构、寻求差异、反对宏大叙事、颠覆中心、亵渎神圣与权威，主张用狂欢化话语来实现个体价值、彰显自我实践。恶搞正是反叛现实、寻求本我的批判精神，是后现代文化精神体现。

(二)受众：娱乐至上、猎奇围观的心理需求

“娱乐至上”是当今时代的一大特征。如今的社会，一方面信息爆炸，一方面信息匮乏。人们工作节奏不断加快生存压力不断加大，更渴望接受趣味性新奇性的信息。“恶搞”具有强烈的娱乐色彩，或者通过戏仿、滑稽改编、戏弄、打诨等形式来博得人们开怀一乐;或者以批判性讽刺性的内容让受众畅快共鸣的骂，嬉笑怒骂间情感得到了宣泄。恶搞的颠覆性内容使受众的猎奇心得到了满足。

1.传播媒介。“眼球经济”的媒介需求与技术支撑传媒利益驱动是恶搞流行的另一大原因。“注意力经济”时代，市场的驱动使得争夺眼球成了媒体的一致追求。报纸竞争的是发行量，广播电视以收听收视率为生命线，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介以点击率为晴雨表。恶搞有着广泛的受众基础，尤其受年轻人的喜爱，所以网络媒介需要“恶搞”作品来吸引眼球，增加经济收益。数码相机、DV摄像机、3G手机、网络的迅速发展，传播技术和渠道的变革给“恶搞”提供了条件和技术支撑。尤其是网络的普及，使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可以同世界进行超时空的交流。网络文化的虚拟性减少了对创作主体的约束、保障了创作主体更加自由的表达增加的观点，为创作拓展了空间。而网络的超越时空性极大的扩大了传播的范围，从而增强了恶搞的传播效果。

2.转型时期的社会环境、以及相关法律的缺失。我国社会正处在一个特殊的转型时期，原来隐藏的社会矛盾开始凸显，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区域差距、行业差距被放大，政府的公共政策的公平、公正受到质疑。社会转型中，一方面公民社会在市场化的改革中快速发展成熟，网络民主、网络监督异军突起，另一方面政府公信力在下降。转型社会开放的环境也促使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和相互渗透，部分人认为这是在主流舆论引导下被建构的价值观与现实存在距离，所以思想逐渐呈现多元化。多元化的思想下促生了各种批判以及恶搞。恶搞这种“景观”和文化形态的产生也是主导价值观舆论引导不力的一种体现。恶搞在网络上的盛行与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也有很大关系。正是因为“无法可依”，所以网民才能大胆的打文化版权、著作权、名誉权的擦边球。恶搞虽然在一边嘲笑原作，一边随意的借用原作，但是这与侵犯著作权的界限模糊，所以恶搞的创作者们才得以尽情发挥着。

五、为何受到整治成为游击战

当下恶搞之风愈演愈烈，而且恶搞的触角延伸的越来越来广泛。从视频到文本、从 英雄到明星、从流行歌曲到主旋律影片、从古典名著到当下热门事件等等，现在的恶搞已经走到了“无所不搞”的地步，恶搞也从大众狂欢变成了恶搞作品泛滥。其作品甚至恶搞红色经典，触动政治雷区，并影响到青少年的价值观，个别作品还试图挑战道德的底线，如此下去青年人甚至会面临信仰缺失的危机。所以，恶搞遭到了严厉的整治，恶搞逐渐变成了一种与主流文化博弈的“游击战”。分析其最重要的原因有以下两点：

(一)以“自由”标榜，拿“崇高”调侃，伦理失范

一些恶搞作品打着“自由”的招牌，歪曲事实，混淆是非观。恶搞红色经典，恶搞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严重伤害了国人的感情，招来了民众的广泛谴责与政府监管机制的警觉。如在《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中潘冬子的身份变成了地产巨商子弟，小英雄潘冬子成了希望变成明星赚大钱的富二代。潘冬子与恶霸地主胡汉三之间的阶级斗争还被恶搞成“参赛歌手”与“评委”之间的脑筋急转弯游戏。这种对真善美的颠覆，摧毁了人们的历史记忆。它所传播的东西没有基本的价值底线，瓦解了伦理，有悖于道德观。青年人在恶搞的影响下逐渐缺失道德的责任感。

(二)没有价值标准的恶搞，使青年面临信仰缺失危机

有人说微博是网络青年的泄愤工具与吐槽机器，恶搞是泄愤和吐槽的集中体现。一方面他们通过恶搞争夺话语权获得了宣泄的快感，另一方面恶搞的群体在获得宣泄的快感同时也面临着信仰缺失的危机。浮夸的话语和无厘头的表演方式，是恶搞的手段;这种浮夸和无厘头甚至成了青年的追求。有的恶搞作品为了达到“颠覆”的效果，把崇高的价值追求、无私的奉献精神、务实认真的生活态度当做调侃的对象。如果恶搞这种大众精神解放的狂欢，变成了没有价值标准的盲目狂欢，这是一种道德滑坡和精神肢解的表现!“躲避崇高并不是单纯缓解精神压力的有效方式，消解一切深度和价值最终可能导致没有什么价值是可信的和值得人们追求的，那势必造成人们的精神恐慌”[6]。

六、对恶搞文化未来发展的尝试性探索

恶搞是一种网络族群的创作方式，纵然这种方式会有诸多的弊端，但是它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的文化景观，既不应该被被消灭也不应该被主流文化同化，更不任其自由发展，它应该被宽容的对待，允许其带着镣铐跳舞。“镣铐”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网络法律法规的建设、门户网站的“把关”以及提高公民的媒介素养。

1.网络法律、制度的约束与技术的控制。网络恶搞成风最重要的原因是相关法律与制度的缺失，网络的虚拟性是恶搞的一大促因。北京市2011年12月推出《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提出“后台实名，前台自愿”即注册时必须使用真实身份信息，用户昵称可以自愿。新浪、搜狐、网易等各大网站微博将在3月16号全部实行实名制。微博实名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与争执，但是实名制在抵制不良信息方面确实起到了强有力的作用。视频网站的管理可以借鉴这种实名制，这样能很大程度上抵制颠覆伦理的恶搞作品。同时，保护文化版权、著作权相关法规的完善也能促使恶搞作品向健康合理的方向发展。另外，建立完善的网络监控系统是解决恶搞等网络诸多问题的直接手段。

2.门户网站加强“把关”，提高门槛。传统媒体是一个以传者为中心的单向传播时代，受众出于主体缺失和传播被动的地位。Web2.0时代打破了传者和受者的限制，使大众从传统媒体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他们既是传播活动的参与者，又是传播符号的译码者;既是信息产品的消费者，又是传播效果的反馈者。各门户网站作为净化社会文化信息的“把关人”与“守门人”，对信息的筛选则更为重要，“把关人”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要兼顾社会效益，并且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对于恶搞作品，要提高评判各种文本信息的能力，坚守文化本位意识，加强对“恶搞”作品的过滤与筛选，并且提高上传恶搞作品的门槛。

3.提高受众的需求品味与媒介素养。恶搞作品的广泛传播归根到底是受众对信息的选择与接受的过程，所以通过媒介素养教育培养受众批判性的审视媒介信息，建立自我防御机制，鉴别有娱乐精神的恶搞，屏蔽“恶俗”与“胡搞”非常重要。“近一二十年来，新型媒介素养教育在英、美、加拿大等国成为方兴未艾的社会运动， 其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到媒介制作过程中， 目的是培养出学生具有批判性思维的媒介素养”[7]。恶搞作品需要“疏导”，但被疏导的对象不能仅仅是恶搞的创作者，而应通过媒介素养教育引导大众的选择。

总之，恶搞作为一种典型青年亚文化代表，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它是青年人反对文化霸权，追求话语权的一种创作方式。也有部分恶搞作品因没有价值标准，致使伦理失范。我们对待恶搞作品不能一棒子打死，也不能任其自由发展，要宽容的对待，通过引导与监管，促其合理健康的发展。恶搞不应该是与主流价值观抗争的游击战，而应该用真正的娱乐精神，在道德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有“度”地创作，只有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文化的狂欢!

参考文献：

[1] 2012春晚官方预告片恶搞视频[OL].优酷网，http://v.youku.com/ v_show/id_XMzM5NjE2Mzg0.html.

[2] 邵培仁，范红霞.传播仪式与中国文化认同的塑造[J].当代传播，2010(3).

[3] 姜楠.文化研究与亚文化[J].求索，2006(3).

[4] 胡疆锋.从“世代模式”到“结构模式”——论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08(2).

[5] 覃晓燕.后现代语境下的恶搞文化特征分析[J].现代传播，2008(1).

[6] 王笑楠.对恶搞现象的文化分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10(5).

[7] 耶丹.论网络恶搞现象及其控制[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