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民族文化认同及社会教育研究

摘要：社会教育化承袭与体现了终身教育的理念。大众传播是发挥社会教育化功能的优质载体。电视专题片《广西故事》提取广西本土文化基因，从地方自然生态文化基因中生发生命归属、从地方历史文化基因中赓续集体记忆、从地方性知识中发皇乡土情怀、从民族文化基因中唤起身份认同，通过大众传播途径建构地方民族文化认同教育。

关键词：社会教育；大众传播；地方民族文化；文化认同；《广西故事》

“社会教育化”承袭了终身教育的理念，通过构建大教育网络，使教育的功能扩展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以满足社会成员的教育需求，体现了社会教育一体化的发展过程。民族文化认同及其教育，不仅是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任务，又因其随境性、长久性、丰富性和日常性，社会教育对此同样担负着相当重要的职责。大众传播是发挥社会教化功能的优质载体。文化史家把漫长的文化传播史划分为口传文化阶段、印刷文化阶段和电子文化阶段。当今时代已经进入电子文化阶段，文化正在从文字中心迅速地转向形象中心。把握媒介表达对民族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至关重要。在地方民族文化认同教育问题上，我们应洞悉这一时代变革，主动把握大众传播媒介，建构民族文化认同。《广西故事》是以“讴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礼赞大美广西”为主题，以国内文化领域的专家学者、广西优秀的中青年作家和广西电视台精干编导为传播者，以广西区党委宣传部为守门人，以全国观众特别是广西人民为受众，集广西文化界和电视界之大成的电视专题片。《广西故事》预计制作播出两百期，提取了广西地方自然生态文化基因、历史文化基因、地方性知识和民族文化基因等，以故事化的叙事方式、复合的创作模式和丰富的镜头语言等多种表现策略展现广西形象，同时积极引导广西民众的地方民族文化认同。

一、从地方自然生态文化基因中生发生命归属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可以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建设生态文明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然要求。新史学派代表人物阿诺德・汤因比（ArnoldToynbee）在其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中介绍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共生关系，阐述了人类文明从起源、发展到兴盛过程中与“大地母亲”的相互交往与相互融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人自古便有“乡愁”情怀，小至“村桥原树似吾乡”，大到“何人不起故国情”，人人都对生养自己的家乡水土有着浓厚的生命归属感，家乡的自然山水不仅仅是山水实物，更是寄托了情感情怀的人化自然，是生命之“根”。自然与生命的联结，在《广西故事》第12 集“长寿之乡”中最为显然。东兰县、巴马瑶族自治县和凤山县位于广西河池市境内，因长寿老人人口比例高，被誉为“东巴凤长寿带”。这一区域长寿人口众多的现象是否与地方水土有直接关系？《广西故事》中，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经过四次实地考察，揭开了其中的奥秘。源起凤山县的盘阳河流经东兰、巴马汇入大化县红水河干流，流域内多段为地下河，土壤富含“硒”元素。现代医学研究表明，“硒”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可以有效提高人体免疫力，促进谷胱甘肽过氧化物和酶的活性，发挥抗氧化和延缓衰老功能。由此看来，“东巴凤长寿带”长寿人口众多与本地的富硒水土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盘阳河的“长寿河”之名也得以实证，因一方水土，延绵了一方百姓的生命，深刻地揭示了人的生命与地方地理自然紧密的联合，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地方的水土不仅孕育延绵人的生命，也供养人的生命。来自北海涠洲岛的渔民火哥，则体悟到自己与大海的紧密联结，大海为他带来生计，供养一家人的生活。近年来，涠洲岛以原生态的火山岛屿和独特的建筑人文，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观赏和度假。《广西故事》“火水天作涠洲岛”一集中，叙事镜头聚焦于火哥某次接待游客的经历。出海前，火哥发现渔船油泵有轻微漏油，虽然少许漏油不影响渔船出海，但他知道，漏出的油对海底的珊瑚生长破坏很大，因此他执意要修好漏油之后才出海。“珊瑚对海洋的作用太大了，一是它可以清洁海水，如果珊瑚多的话，鱼可以在里面生蛋，如果有鱼来侵袭，就可以躲在里面保护自己，如果没有珊瑚，海就等于没有用了。”火哥的言语朴实，却道出了靠海谋生的本质：“现在我带那些客人去观光，其实是因为那些珊瑚漂亮好看，我才得利益，如果没有这些珊瑚，哪里有什么海水看？所以这些珊瑚一定要大家来保护好。我们打鱼的本质是永远都念着的，什么时候都记得，我带客人去跟他们打鱼，其实还是没有脱离打渔的本质。”火哥清楚哪里的海域既可以看到美丽的珊瑚，又适合抛锚，不至于伤害珊瑚。火哥还最怕客人抹上防晒霜之后再下海潜水，因为海水一旦受到污染，珊瑚就会大面积的死亡，引发海底生态崩塌。火哥和当地人都很清楚，自己的生活与这片海洋息息相关。以火哥为代表的涠洲岛渔民，深切的体会到自己的生计与这片海洋息息相关，栖息的海洋托起了岛上渔民的生活，让渔民的生命得以维系。《广西故事》提取本土自然生态文化基因，已播出的一百余集节目中，涉及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北海、防城港、钦州、贵港、玉林、百色、贺州、河池、来宾和崇左等，地域含括了广西全部十四个行政地市。盘阳河、涠洲岛、姑婆山、三娘湾、桂林山水等，不仅是自然山水，也演化为各个地域的自然生态文化符号，勾连起人的生命归属感。

二、从地方历史文化基因中赓续集体记忆

在社会学的研究中，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Halbwachs）创立了集体记忆（collectivememory）理论。哈布瓦赫认为，一向被我们认为是相当“个人的”记忆，事实上是一种集体的社会行为。一个社会组织或群体，比如家庭、家族、民族、国家等，都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以凝聚此人群。我们的许多社会活动，都可视为一种强化记忆的集体回忆活动。按照哈布瓦赫的理论，如国庆日的各项庆祝活动，就是为了强化“共同起源”这个开国记忆，以凝聚全体国民对国家的认同。这种唤起、建构、叙述、定位以及规范记忆的文化框架，我们称之为“集体记忆”，大众传播在建构集体记忆的社会框架方面意义重大。广西历史悠久，历史发展中具有记忆价值的事件、人物众多，哪些应该进入专题片中被观众记忆，被强化成为长时的集体记忆，这需要进行仔细严谨的斟酌。《广西故事》通过讲述广西历史当中的典型人物故事、再现真实文献资料、多视角采访等方式，将广西历史沿革的集体记忆浓缩到节目当中。《广西故事》的第1 集选择了发生在广西凭祥市的重要历史事件“虎将戍雄关”，讲述了冯子材等将领组织指挥的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史上战果显赫的“镇南关大捷”。1885 年，中法战争进入关键阶段，广西军务帮办冯子材率军民在镇南关（今“友谊关”）浴血奋战，在关隘前击溃法国侵略者进攻，并乘胜追击，连破文渊、谅山，将法军逐至郎甲以南，重伤东部法军统帅尼格里，铸造镇南关大捷，使清军在中法战争中转败为胜。广西人民保家卫国、抵御外辱的民族精神与气节不仅成为地方集体记忆，更凝聚成为地方历史的文化基因。2016 年的农历七月十四日，家住兴安县华江瑶族乡的村民阮志沅带着孩子来到村边竹林的红军墓前祭奠牺牲在这里的无名烈士，自他懂事以来，这样的祭奠从来没有间断过。镜头下，阮志沅一边对着烈士墓行祭拜，一边说道：“我小时候我爸爸每年都要到这里祭奠一下，拜祭一下，今天是七月半，我带几个小孩子一起来拜祭你，但是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我爸爸讲你们都是红军，又是战友。”“这里埋了什么人？”孩子们发问。“是红军，过湘江战役在兴安牺牲的，拜红军这个事情，我爸爸传给我，我要传给你们，向革命烈士鞠躬。”阮志沅与孩子们对着烈士墓深深地鞠躬表示敬意，对于红军牺牲精神的敬意也在悄然传承。“百色起义”“血色湘江”等红色传奇凝聚而成的“红色基因”是广西人民追求独立解放的标志，被一代代传承。《广西故事》第27 集“红军长征过广西”再现了这段不可磨灭的记忆。“刘三姐”是众人皆知的广西文化符号，电影《刘三姐》中刘三姐的扮演者黄婉秋通过个人记忆唤起了集体记忆。“六十年代，一部电影《刘三姐》风靡全国乃至世界，刘三姐就成了大家心中的偶像，我也因此成了观众的好朋友，我就是刘三姐的扮演者黄婉秋。”壮族彩调剧《刘三姐》中刘三姐的扮演者马若云叙述了自己的个人回忆，从1960 年彩调剧《刘三姐》在广西各地上演，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三年自然灾害中，广西人民群众将《刘三姐》视作“一种力量，一种凝聚力”。马若云回忆道，广西区政府后来把这出壮族大戏送往北京，向中央领导和全国人民做汇报演出。北京汇演时对《刘三姐》的介绍是这样的：“歌舞剧《刘三姐》是由壮族的民间传说改编成的，机智勇敢的刘三姐，用歌唱表达了劳动人民的理想和愿望，揭露和鞭挞了统治阶级的罪恶。”当年，歌舞剧《刘三姐》创下了一台歌舞剧一年之内演出近600 场的纪录，成为中国戏剧史上的一个奇迹。随后，歌舞剧《刘三姐》被拍成电影，风靡海内外，成为名副其实的“广西符号”。《广西故事》中呈现的此类民族记忆、红色记忆、文化记忆还有很多。例如第5 集“孤胆英雄袁崇焕”、第14 集“广西土司”等。《广西故事》通过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交融，从人物、事件、制度、器物中讲述广西历史、广西文化，聚焦广西历史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将个体的短时记忆转化为集体性的长期记忆，这对于强化当地人的身份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意义重大。

三、从地方性知识中发皇乡土情怀

“地方性知识”由美国解释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Geertz）提出，知识具有普遍性也具有相对的地域性，知识总是在某个特定的地域范围内产生、传承和享用，也在这个地域内得到优先的尊重，一旦超出这个地域范围，其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甚至挑战。格尔茨虽然没有对“地方性知识”作具体定义，但为我们认识理解所谓“地方性知识”提供了启示，作为一种新型的知识观念，“地方性知识”相对于普世化、科学化的知识而提出，它不是指任何特定的、具有地方特征的具体知识，而是一种对“知识”进行考察视角，与其关注知识的普遍性准则，不如着眼于如何形成知识的具体的情境条件。这里所说的“地方性”，除了指特定的地域之外，还包括知识在生成与辩护过程中所依据的特定情境，它包括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以及由特定利益关系所决定的立场和视域等。格尔茨认为，法律就是一种典型的“地方性知识”，凭借“地方知识来运作”，侗族的“款”文化，正是一种地方性规约。在《广西故事》第107 集“侗族鼓楼”中，鼓楼被侗族人民称为“卡房”，直译就是“众人说话或议事的地方”，也就是“讲款”的地方。“款”相当于村规民约，侗族自古以来就有集中居住的特点，当地人依靠“款约”的规则，来协调村民之间的矛盾，治理村寨大小事务。倘若有了纷争，就由村寨中最受尊敬的长老“款首”来出面调停。当地侗族居民表示：“因为有了这些款规，有鼓楼这种凝聚力，所以侗族是一个比较包容、团结、尊重、谦虚的一个民族。”艺术也是格尔茨解释文化学中地方性知识的典型。“壮族嘹歌”这一集中详细讲述了壮族的嘹歌文化。嘹歌起源于唐代，在明代基本成型，明代诗人邝露在《赤雅》里用“男女亦三五成群，歌而赴之”来记载壮族群众欢唱嘹歌的情形。嘹歌是双声部民歌，因其唱词中每句都有“嘹―嘹”作为衬词拖腔而得名，分为曲调和歌词两大部分，每个曲调可以搭配不同的歌词，也可以现编歌词进行对唱。嘹歌区别于一般民歌之处在于，嘹歌有世代相传的歌书，它不仅是口口相传的民族艺术，而且是带有文字传承的诗与歌的结合体，具有艺术性、文学性和历史价值。以侗款、壮族嘹歌为表征的“地方性知识”因其生成的情境性，总是与一定的地方文化发生意义关联的。在《广西故事》中，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如“象州纳禄朱氏遗风”“瑶族盘王节”“布洛陀文化”等，将“地方性”鲜明的文化元素进行整理与表达，发皇地方民众的乡土情怀。

四、从民族文化基因中唤起身份认同

“文化认同”遵循怎样的发生逻辑？有研究者指出，族群成员的自我意识、生命归属的伦理、乡愁和社会性，进一步上升为群体的归属感、上升为民族意识、上升为文化关怀，再进一步达到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广西故事》用较多的篇幅聚焦于广西各民族在其历史演变过程中创造、继承和发展而来的具有本民族鲜明特征的“民族文化”，体现本民族特点的制度、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综合。在制度层面，《广西故事》呈现了花山岩画、苗族坡会、广西土司、侗族大歌、毛南族肥套、瑶族盘王节、壮族嘹歌、壮锦、京族哈节等。在物质层面，《广西故事》提取了诸如铜鼓、围屋、灵渠、坭兴陶、骑楼、油茶、北流陶瓷、绣球、六堡茶、风雨桥等文化基因。在精神层面，《广西故事》浓描了稻作文化、布洛陀文化等。《广西故事》通过一系列叙事展现出当地居民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在“千年铜鼓，盛世和鸣”一集中，谭安益是东兰县城中学的一名数学老师，他还有一个身份是民间铜鼓铸造工艺师。为什么会成为民间铜鼓铸造工艺师？源于谭安益对家乡红水河第一湾的热爱：“我是喝着这里的水长大的，这里的山山水水，给了我铸造音乐铜鼓的灵感，目的是要让更多的人来了解铜鼓，传播铜鼓文化。”第111 集中，描摹了海洋文化孕育的中国唯一的海洋民族――京族的哈节仪式。为了报答大海的养育之恩，京族人每年都会举办哈节来祭祀海神和祖先。“哈”在京语中就是唱歌的意思，哈亭不仅是村民祭祀的地方，同样也是村民聚会的场所，哈节也就是京族的歌节，是京族重要的文化象征。这一集中，哈节如期举行，京族哈节习俗分为迎神、祭神、乡饮、送神几个部分，镜头采访下，有来自北海、广州、湛江，以及远自美国纽约的世界各地的京族人都赶来参与哈节祭神仪式。作为哈亭亭长的苏春发、作为京族字喃保护协会主任的苏维芳、作为京族独弦琴传承人的苏海珍都在尽力传承京族哈节文化。在第35 集“稻作文化”中，年逢六月初六，广西南宁市隆安县儒浩村的村民就要来到自家的稻田边，举行传承已久的稻神祭仪式。村民农金梅解释：“今天是娅王（即稻神）的生日，我们拿鸡拿肉来祭拜，祈求能够风调雨顺，稻谷获得大丰收。”古老的稻神祭，演绎稻作从野生稻到栽培稻的历史，传承着骆越先民农耕文明的古老记忆。《广西故事》播放以来，同步在网络平台播出。以虚拟民族志的观察视角，我们可以看到网络平台上的网友留言，诸如：“我爱广西，美丽的广西，善良的广西人。”“感动，为自己是广西人而骄傲。”“横县人民路过！加油！广西！”“大爱广西。”“纪录片很好，让人更了解广西！让广西人更爱广西！”……网友留言中表达了强烈的地方民族文化自豪等情感，说明了电视专题片触发了他们对于地方民族文化的深层次认同。电视专题片《广西故事》实际上是一种为促进民众对广西地方民族文化的认同，以共性社会生活为基础，以社会作为教育主体，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以及注重潜移默化功效的社会教育活动。这场社会教育活动，通过挖掘、组织、呈现广西地方民族文化基因，加深民众对广西民族文化的认知，激发民众对广西民族文化的情感认同，从而转化为热爱、保护与传承广西民族文化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