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昆曲中折射出的中国古典美学文化

昆曲是融文学、音乐、舞蹈、戏剧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历史悠久，被誉为“百戏之祖”，无论是在中国的文学史、音乐史还是戏曲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个自江南水乡中孕育而出的古典剧种，浸润着吴地氤氲的水汽，在那一出出折子戏中，吴地的纤细、婉约与大气纤毫毕现。然而昆曲中究竟有怎样的美，能令古人为之倾倒，传唱不绝？而曾今哀婉地淡出人们视线的昆曲，又是以何种魅力重返世界舞台？ 美国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曾经提出这样的观点：“音乐不可能脱离人的控制和行为孤立存在，音乐是由构成其文化的人们的价值观、态度和信念形成的人类行为过程的结果。”①昆曲作为一种戏曲艺术，它不仅是一种文化的外显形式，更是一个民族精神世界的缩影。吴地因水而生，依水而兴，江南的小桥流水给人宁静安逸之感。

水使吴地的文化散发出奇特的艺术光彩。于丹曾说：“人生有了水分，心就会变得柔润而多情。”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孕育出了许多对昆山腔做出重大贡献的吴士，他们放弃仕途，回乡修造园林，砌一堵高墙隔开尘世，寻找各自精神的乐土。经过文人雅士改革后的昆山腔，“气无烟火，功深熔琢，启口轻圆，收音纯细”，散发出园林般“体局静好”的美感。所以，昆曲的兴盛是与当时文人的审美情趣一脉相承的。他们良好的文化修养为昆曲注入了典雅的品味，而吴地闲适安逸的诗性生活，使得文人追求一种空灵的境界，也造就了昆曲节奏舒缓、意境曼妙的品格。“填南词必须吴士，唱南曲必须吴儿”，昆曲之雅，在于它凝结了吴文化趋雅的精髓。 吴地醇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昆曲的形成提供了条件。三千多年前，泰伯、仲雍两兄弟为遂父志，三让天下，不远千里来到长江三角洲的荒芜地带，给当地的原住居民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和农业成产技术，造就了后世江南历代的富庶的盛景。泰伯身上里仁、和谐、谦让的高尚品德在吴文化的发展中逐渐演变为核心内容，并在一代代的吴地人民中传承和发扬，而这也使得孕自吴地的昆曲之中有了一种“中和之美”的艺术美学精神。“和”是儒家思想的精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它主张在“礼”的节制下，心理和伦理，个体与社会达到和谐统一的境界。而在美学的概念中，悲剧是最高的审美形式，但在昆曲中，剧作家似乎设定了这样一种模式：一生一旦，两人在世界上寻寻觅觅，终遇知音，但是都要经历波折后才能“有情人终成眷属”。虽然这个模式有些以偏概全，但随着剧中人物的悲欢离合，大团圆的结局化解了剧中所有的哀伤，这种“哀而不伤”的和谐之感，使人们在听唱昆曲的时候能够找到内心世界的平静。所以明清时期的文人纵然在国破家亡之际也都放不下看戏、听曲。舒缓的节奏，曼妙的曲调，所有乱世之中的愁绪都被暂时搁浅了下来，暂离忧愁，寻一片精神净土。 吴地气象万千，江南水乡的平静悠远如同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自古令人心驰神往。昆曲中的“至情至性”也与吴文化的诗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明代中叶，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此时已有“苏常熟，天下足”美誉的江南犹有生气。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官府提供了大量的赋税，吴地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促使昆曲艺术进入全盛时期。江南的富庶，社会环境的安定让吴地百姓过上了宁静平和的生活。也正是这种安逸催生了江南的诗性文化。许多吴地的文人以诗言志，留下不甚枚举的华丽篇章，受这种传统创作思想的影响，剧作家们也在将自己的人文情怀写入剧中，使昆曲更趋于雅化，区别于其他声腔剧种。同时，吴地充满情趣的诗意生活也为昆曲的创作注入生命的灵动。有这样一句话：园林是可以看的昆曲，昆曲是可以听的园林。高墙将尘世隔开，不愿被人打扰，园林中的景致是细腻而温婉的，文人们在尘世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这种远离封建朝廷，逃避官场混乱而追求安逸闲适生活的思想，是吴地人最高的生活向往。园林的构造讲究细节、品味和意境，园中的一花一草，一山一石，一桥一廊，一字一画，都是在经过文人和建造者们细致的斟酌后，才安置于园中的恰当位置，成为隽永，昆曲亦是如此。文人们像经营自己的园林一样，从审音度律、脸谱妆容到舞台表演，一一严格要求，为求符合心意，甚至亲力亲为。家班在园林中的演出更是彰显出他们独特的品味。所以，园林与昆曲往往相辅相成，显现出至情至性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