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宗教和文化：东亚发展与合作中的重要因素

东亚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早在亚欧会议开始时，东盟10国与中、日、韩的政治和经 济的协商就达到了新的水平，进入新世纪后更处于经济整合的新阶段。在东亚各国进一 步的发展与合作中，民族、宗教和文化的影响成为极其重要的因素，其意义不断提高、 其作用不断增强。它们既有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深层背景，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呈现出 丰富而复杂的色彩。本文简要地提出我对民族、宗教和文化因素对东亚发展与合作的影 响的思考。

东亚民族、宗教和文化的特点

在民族、宗教和文化中，民族是载体，是现实主体。从广义来说，文化是民族的生存 方式；从狭义来说，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气质和价值体现。宗教是文化以信仰形式表现 出来的部分。这三者有密切的联系，但联系的方式和紧密程度却大相径庭。东亚民族、 宗教和文化的特点很多，从宏观上概括有以下几点：

1.东北亚和东南亚有较大的差异性

在民族、宗教和文化上，东北亚与东南亚有较大的差异。总体上说来，东北亚国家的 民族比较单一，而东南亚则更为多样。在东北亚，有民族相对单一的朝、韩、日本和蒙 古。中国具有56个民族，13亿人口，但是90%以上为汉族。东南亚各国的民族和语言却 极为多样，超出人们的想像。

从宗教上看，东北亚各国更加强调世俗化。在东北亚有较多人信奉大乘佛教、道教、 神道等，西方侵入后，基督教也获得日益增加的信徒。除了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信仰伊 斯兰教外，伊斯兰教基本上在东北亚地区未得传播。东南亚各国的宗教性更强，大多数 国家拥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对社会生活正式地或默许地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在印 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众多民众信奉伊斯兰教，马来西亚和文莱则将伊斯兰教奉 为国教。在缅甸、泰国、老挝、越南和柬埔寨，众多民众信奉小乘佛教。在菲律宾，几 乎90%的人是天主教徒。在新加坡，占统治地位的是佛教与道教。

从文化上看，东北亚各国历史上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中华文化圈，当然各国 也保持和发展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东南亚则是印度文化圈(包括佛教与印度教)、伊斯兰 文化圈和中华文化圈交汇之地。在印度支那半岛上，印度文化(主要是佛教)的影响最大 ，在海洋岛国，伊斯兰文化的影响更大，中华文化则对整个东南亚有影响，尽管影响力 因地而异。

2.东南亚存在着巨大的多样性

东南亚各国的民族和语言存在着巨大的多样性。印尼有100多个民族，缅甸有135个民 族，越南有60多个民族，泰国有30多个民族。其中有的国家有一个占绝对多数的民族， 如在柬埔寨20多个民族中，高棉人占80%以上；但有的国家则没有占绝对多数的民族， 如印度尼西亚最多的爪哇族也只占全国人口的47%；泰国有30多个民族，而泰族只占总 人口的40%。使用语言最多的是印度尼西亚，有669种，创世界纪录；马来西亚和菲律宾 至少也有150种之多；缅甸101种，老挝90种，泰国80种，越南76种。(注：[德]弗劳利 安·康马斯、[荷]尤迪特·施塔波丝著，陈宝、周一玲译：《新亚洲——亚洲挑战世界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页。)多样文化中潜藏着丰富的人文资源 。

西方殖民主义的侵入不仅增加了新的宗教即基督教的传入，而且使天主教成为西班牙 统治下的菲律宾的主要信仰。创建植物园和矿山需要劳工，引发了人口的流动，使大批 华人、印度人和泰米尔人迁居于此。殖民主义者还常常使用“以夷制夷”的政策，加深 各民族和宗教之间的隔阂。民族、宗教和文化的多样性有时重叠、有时分离，在殖民统 治结束之后仍然遗留至今。比如东帝汶人反对并入印度尼西亚，不仅因为其民族是巴布 亚人与马来人的后裔，而且因为其信仰主要是天主教。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从20世纪70 年代开始就以武装斗争方式要求自己的权利，直至前几年才达到和解。在社会骚乱时， 华人也往往成为牺牲者。

3.文化的差异虽然产生矛盾，但也有相当的融合性与包容性

在东北亚，中华文化本身就是多样文化的集合体，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包容和吸收了 少数民族的文化。包容性的实例之一是，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未曾实行和平同化，只有 在中国例外。它证明了社会学和文化学的理论假设，如果社会足够开放和包容，民族的 差异也许会经过世代变迁减少或泯灭。日本和韩国都是善于学习和吸收其他文化的民族 ，而且能根据本国特点创新，历史上如此，现代亦然。它们的经济繁荣和民族崛起有多 种原因，文化优势的发扬也起了很大作用。

在东南亚，伊斯兰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中华文化圈的交汇也促进了文化的互相学习 和借鉴。而文化学早已指出，绝大部分的文化创新来自于文化交流的动力。东南亚的伊 斯兰教与中东的伊斯兰教已经有了相当的差别，虽然基本的教规教义不变，但民众的信 仰和文化价值观却受到了其他文化的影响。例如，对于父母双亲的敬重，东南亚人与阿 拉伯人重视部族不同，却与中华文化比较接近。无论是在伊斯兰教还是在佛教或是天主 教中，东南亚绝大部分信徒的态度是温和的。东南亚丰富的文化已经对这些国家的起飞 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其潜力还远未完全发挥。

无论在东北亚还是东南亚，都必须重视民族、宗教和文化因素，它既取决于各国正确 的政策，也取决于国际互动。

当前民族、宗教和文化影响的趋势

1.虽然当前东亚的宗教总体上是温和的、多元的，但在各种宗教内都出现极端主义势 力上升的趋势，恐怖主义、贩毒、贩武和跨国犯罪的威胁在增长。在很多情况下，这种 趋势都与宗教、民族和文化的背景有关联。

在东北亚，出现了奥姆真理教和法轮功等邪教，反映出极端主义的影响。在东南亚， 问题更加复杂。东南亚国家在过去数十年内经济增长和社会现代化取得了长足进步，尤 其是“五小虎”(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和越南更令人称道。但 与此同时，宗教复兴运动也悄然兴起，其原因十分复杂。第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 发展促进了人的自我意识上升和对本土文化的回归。现代化使不同的人群互相交流，在 此过程中突现了人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方式的差别。不仅在全球化和现代化中受挫的 国家和人民转而求助于本土文化，即使在现代化成功的国家中也出现了重新寻找文化定 位的现象。许多人在接触了更多的外部世界后反而对本土文化产生了更大的期待。穆斯 林和其他教徒认为，他们已面临外来的挑战，于是加强了认同意识。如过去10年来马来 西亚的留学生从西方学成归国后，往往更加虔诚地信仰伊斯兰教，更积极地参加宗教活 动。(注：冯德麦登著，张世红译：《宗教与东南亚现代化》，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5年版，第180页。)当然，他们也不反对学习和引进西方的技术。第二，国际宗教 复兴运动的影响，穆斯林为伊斯兰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感到骄傲。中 东国家向东南亚伊斯兰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伊朗人和巴基斯坦人提高了伊斯兰教在政治 和经济舞台上的地位，令东南亚穆斯林很受鼓舞，起而效法，并感到自己是不断强大的 伊斯兰社会的一部分。第三，政府的政策促进了伊斯兰教的复兴。在民主化的压力下， 为了获得民意民心的支持，为了凝聚复杂多样的社会，政府宣称自己是宗教的保护者。 当然，政府领导人一般不希望出现宗教凌驾于政治之上的局面，但是其政策却有助于这 种局面的出现。政治家在传媒中更多地谈论宗教问题，全国范围内实行宗教假日制，政 府文职人员也被要求穿传统服装(尤其女性)。泰国佛教徒中也有极“左”和极右的领导 人。

宗教极端主义极易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而广泛的宗教复兴运动又使宗教极端主义得 到容忍，甚至取得部分民众的支持和同情。2001年“9·11”事件后，各国政府都认识 到恐怖主义的危害，积极支持国际反恐斗争。2002年在印尼巴厘岛发生的针对外国人的 炸弹恐怖事件，令人担心恐怖活动向东南亚蔓延。目前看来，以本·拉登为首的基地组 织可能向东南亚突破。美国准备向伊拉克“先发制人”，可能会刺激东南亚的穆斯林， 加深他们对美国在东南亚的用心和政策的怀疑。东南亚各国尚未完全从金融危机的打击 下恢复，其民主政治也很脆弱，不仅需要各国实施正确而谨慎的政策，也需要国际社会 给予可能的援助。

2.东亚各国的民族主义还在高涨，具有非常积极的效应，但是民族整合和国家稳定尚 不牢固，某些非传统安全的威胁与特定民族状况有关，此外还须警惕民族主义的负面效 应。

东亚各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了现代化的优异成绩，人民更加充满自信，对于民族国 家更加容易认同。现代化的结果(大众媒体的普遍化、国家政权的巩固、工业化和城市 化)也都成为冲击原来民族群体的强大力量。欧洲的民族主义因为与殖民主义相联而受 到批判，但亚洲的民族主义却因争取民族解放而获得了赞扬。苏加诺把“荷属印度”的 众多民族集合为“印度尼西亚人”，苏哈托又使他们相信，印尼人可以在经济领域有所 成就。李光耀推动在一个港口共居的人们发展成新加坡公民，并在生活水准上超过了其 以前的宗主国。在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国家，多民族的人民团结成一个个共同的 民族国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没有民族主义就没有现代化。民族主义将给各国发展 以更大的信心和推动。由于一些国家还比较落后(如缅甸、柬埔寨、老挝等)，一些发展 较快的国家也受到内部的挫折和外部的压力(如金融危机)，现阶段民族主义总体上还是 表现出积极和正面的效应。

然而，控制民族主义的负面效应也非常必要。在非传统安全威胁中，恐怖主义、贩毒 、贩武和跨国犯罪往往与特定的民族问题相联系。例如缅、泰、老边界的“金三角”贩 毒者，主要是缅甸北部的掸族山地人、泰国和老挝的苗族山地人，还有一部分国民党残 余部队。掸人、苗人经济落后，又在政治生活中受到排斥，种植和贩卖鸦片既是他们的 生计，又是他们反政府活动的经济支持。泰国政府调整政策后，通过谈判解决了坤沙集 团的贩毒问题。目前的海盗活动已今非昔比，其组织严密，行动诡秘，装备精良，手段 残忍，销赃网络化。据国际海事组织统计，1/3的海盗袭击事件发生在东南亚海域，实 际发生案可能更多。“基地”组织、泰米尔伊拉姆“猛虎”组织等都在马六甲海峡频繁 活动，获取资金和物资，甚至试图截取能制造“脏弹”的核材料。

在传统安全领域内民族主义的负面影响也很明显。在20世纪90年代，东亚各国政府都 在加速军事现代化，大量增加军费开支，如印尼增加了1.5倍，菲律宾和新加坡增加了0 .5倍。(注：[日]若松和树：《东南亚各国的扩军与对峙格局》，载[日]《军事研究》 ，2002年第9期，第78～87页。)它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一是因为冷战后两个阵营对峙局 面结束，各国需要独立维护安全；二是因为边境、民族、宗教等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容易引发政局动荡和地区冲突，尤其是在东南亚。但是如果超过合理需要的限度、如果 没有从根本上控制动荡和冲突的国内政策和国际合作，也会演变成军备竞赛，反过来增 加原有问题的复杂性，使之更难解决。

强国和大国的民族主义如果没有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往往会造成危险的恶果。日本 走上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之路，固然有其历史的条件，也与民族沙文主义达到疯狂程度 有关。今天时代和国际环境已经迥然不同，但是霸权与强权仍存，强国和大国应当认清 潮流，警惕错误的选择。

3.东亚各国的文化是多样的，但是在三大文化圈的交汇中也形成了许多共同文化取向 ，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与文化交流更促进了“东亚意识”的觉醒。它对于东亚的崛起具 有很大意义，对于形成“世界意识”是关键的起步。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提倡的“亚洲价值观”，在金融危机前就受到许多批评，金融危机 后更加被轻视。虽然如何界定它和在学理上探讨，还可以长期进行，但这种提倡本身就 是历史性的标志，说明“东亚意识”的觉醒。正如法国经济学家雅克·阿达所指出的， 全球生产活动的再分配，首先表现为诞生了一个新的强大的经济地区——东亚。(注：[ 法]雅克·阿达著，何竞、周晓幸译：《经济全球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年版，第175页。)“9·11”事件之后，东亚经济并未随着美国经济的衰退而停滞，而 是保持了超过预期的稳定增长(日本与菲律宾除外)。因为各国进行了改革，区域内经贸 的扩大减少了对美国经济的依赖。东亚的蓬勃向上有多种原因，文化则是其深层原因。 尊重权威、服从集体、勤力节俭、重视教育、以家庭为核心，是各国文化普遍推崇的价 值观。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各国努力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的成果，促使本土文化变革； 又善于发挥本土文化的潜力，对西方文化进行了扬弃，寻找到了适时适地的结合，取得 了值得自豪的成绩。这就从根本上撼动了“西方中心论”，催生了“东亚意识”。

“东亚意识”对于东亚各国进一步的团结、合作与整合是非常有力的工具。东亚的发 展中国家政府对于民主、人权的看法很相近，而且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如 1993年4月2日，亚洲国家政府代表在世界人权大会亚洲区域筹备会议上通过的《曼谷宣 言》。现在，东盟各国又在讨论“预防干预”问题，涉及主权、安全和人权的微妙关系 ，很值得关注。东亚金融危机给各国带来了灾难，但灾难又促进了东亚的觉醒、团结与 整合。各国对签订区内自由贸易协定、“10 + 1”和“10 + 3”的热情就反映了这点。 东亚只有整合起来，才有可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体系中取得更有利的地位，进而发挥更 大的作用，达成共识将加强东亚的精神力量。

从更长远来看，西方首先完成了现代化，并给人类贡献了它独特的价值观。这些价值 观有普遍意义，否则也不会被其他国家学习和借鉴。但是，西方文化也有其局限性，单 靠它自己无法克服其局限性。为了应对未来人类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必须从多样文化 的共存中吸取人类的智慧，必须由各种文化贡献出自己的价值观，形成和丰富人类的共 同价值观。但各种文化价值也必须先进行现代化的提炼，然后才能做世界性的推广。东 亚各国历史悠久，文化根基深厚、缤纷多彩，再加上现代化的进步，它们对于人类精神 飞跃的贡献是可以期待的。

概括以上三种趋势可以发现，现阶段东亚各国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仍然具有非常积 极的作用。尤其它强调现代性和世俗性，对各国现代化进程和融入世界体系是必不可少 的。如果民族国家受挫或失败，取而代之的将是宗教力量，尤其是在东南亚。因为东南 亚的宗教性很强，它是与人民生活与社会运行密不可分的文化部分，也是惟一可以替代 民族主义、填补政治真空的精神力量。宗教力量执政，既可能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也 可能要求国际主义的空间，后者会带来更大的危险，霍梅尼白色革命后的伊朗就是实例 。无论如何，宗教势力执政都值得警惕。“东亚意识”的觉醒和地区合作的发展，却是 更高层次的考虑。它促使东亚各国政府和人民超越本民族的视野，在更大的范围内追求 共存多赢的结果。

从新角度看东亚合作

民族、宗教和文化提供了新视角，帮助我们更深地观察和分析东亚合作。本人不揣浅 陋，提出几个观点，以激起讨论。

1.东亚民族、宗教和文化的多样性造成了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分歧，必须谨慎处理， 在合作中求同存异。例如，在南斯拉夫联盟科索沃事件上，世界穆斯林几乎都同情阿尔 巴尼亚人。发达国家以“维护人权”而进行武力干预，与穆斯林殊途同归。在反恐问题 上，虽然各国政府都支持反恐，但东亚出现了色彩浓淡差别。东南亚最积极的国家是菲 律宾和新加坡，都不是伊斯兰国家。而在东南亚伊斯兰国家中，却出现了民众情绪的偏 离，也影响了政府决策。如果美国对伊拉克“先发制人”进行攻击，东亚各国之间的分 歧可能会扩大。而维护东亚地区安全包括反恐，又必须各国通力合作，因此谨慎地处理 敏感的民族、宗教和文化差异，努力加强互相理解，在合作中求同存异，在追求共同利 益中缩小分歧特别重要。日本作为美国的军事盟友采取行动，中国将国际反恐与反对国 内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联系在一起，其他各国也各有自己的独特情况，皆须 多加沟通，求得理解。当然求同存异也有基础，大部分国家支持反恐，但不赞成美国的 单边主义，即使在日本也有不同声音。

2.东北亚与东南亚的差异决定了东亚合作将是“10 + 3”的长期过程。欧盟的整合树 立了一种模式，它的成功不仅因为其成员国经济差距比亚洲小得多，而且也因为其宗教 相近，文化价值观认同。东南亚各国之间尽管也存在着民族、宗教和文化差异，但却比 较容易形成一个扩大了的东盟，绝不是简单的经济或政治原因所能解释的。东北亚受中 华文化圈影响较大，各国在民族、宗教和文化上的共通处较多，与东南亚相比就显示出 精神、气质和心理上的接近。因此，一面推进“10 + 3”，一面推进中(包括中国台湾) 、日、韩的合作，不仅必要，而且可行。中、日、韩的经济合作已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 ，但在机制上推进仍很不够。促进“10 + 1”和“10 + 3”可能更加可行，而不是过于 急躁地倡导。

3.在考虑东亚合作时，除了经济、金融和政治安全领域之外，还必须在广泛的文化交 流的基础上长期开展文化对话，讨论民主、自由、市场、人权、民族、国家、和平、稳 定、公正和发展等等问题，与时俱进地更新观念，寻求共识。这种对话可以在政府和民 间同时进行，在民间应当邀请各界精英参加，学术界、文化界、传媒界更是重点。万隆 会议通过的十项原则、中国提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都为东亚国家间的关系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但是几十年后国际局势剧变，原有的原则已经不够用，需要推进与发展，对 话和讨论的目的是形成新的原则和共识。它不仅有利于东亚经济和政治合作，而且能更 好地协调东亚对地区和全球问题的立场。

4.强国、大国对东亚合作举足轻重，中日在民族、宗教和文化方面的举措应当顾及东 亚地区各国的反应，力争被更多的邻国接受或理解，尤其要警惕和反对民族主义的负面 影响。日本人民要求走出战败国的阴影，成为国际社会中正常的一员，并且根据自己的 实力和贡献，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正当的。但是因为经济成功而认为本民族文化优于 其他文化，或因为经济低迷而归咎于人，却十分有害。中日两国如能在这方面有更多的 对话、理解与合作，对两国是幸事，对东亚亦大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