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史学和民俗学的奠基者顾颉刚——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110周年

他是我国的一位国学大师。2003年是他诞生110周年。进一步探讨、认识他在我国学术上的成就和贡献，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一

他是现代中国史学的奠基者。 1922年他为商务印书馆编《现代中学本国史教科书》时，对中国古史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创造了震惊学术界的“层累说”。他把《诗经》、《尚书》、《论语》中之上古史料“比较看着”，说：“忽然发见了一个大疑窦——尧、舜、禹的地位问题!《尧典》和《皋陶谟》我是向来不信的，但我总以为是春秋时的东西；哪知和《论语》中的古史观念一比较之下，竟觉得还在《论语》之后。我就将这三部书中说到禹的语句抄录出来，寻绎古代对于禹的观念，知道可以分作四层：最早的是《商颂·长发》的‘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把他看作一个开天辟地的神；其次是《鲁颂·ｂì@①宫》的‘后稷……奄有下土，缵禹之绪’，把他看作一个最早的人王；其次是《论语》上的‘禹、稷躬稼’和‘禹……尽力乎沟洫’，把他看作一个耕稼的人王；最后乃为《尧典》的‘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把后生的人和缵绪的人都改成了他的同寅。尧、舜的事迹也是照了这个次序：《诗经》和《尚书》(除首数篇)中全没有说到尧、舜，似乎不曾知道有他们似的；《论语》中有他们了，但还没有清楚的事实；到《尧典》中，他们的德行政事才灿然大备了。因为得到了这一个指示，所以在我的意想中觉得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此论一出，在海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蔡元培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是颠扑不破的方法”。钱玄同赞曰：“真是精当绝伦”。胡适指出：“《古史辨》是中国史学界一部革命的书。”“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郭沫若评论说：“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一个卓识。……他的识见委实是有先见之明。……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的。”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指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在史学界发生革命性震荡，主要就是因为它第一次有系统地体现现代史学的观念。”“的确建立了孔恩(T.S.Kuhn)所谓的新‘典范’，也开启了无数解决难题的法门，因此才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史学革命。……我们不能不承认顾先生是中国史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前苏联历史学家越特金(Р.В.Ъяткин)则说顾先生“为创建中国现代历史学奠立了第一块基石”。1987年6月22日，北京英文《中国日报》评介刘起@②《顾颉刚先生学述》时进一步评价道：“一位在六十年前曾给了二千年的旧的中国史学传统以毁灭性打击的历史学家，在中国当前学术重新认识本国文化之际，再度取得了他的声望。……顾颉刚……是国际承认的现代中国史学的奠基人，同时也受到数量日益增多的国外学者的研究。” 据美国施奈德(L.A.Schneider)《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一书所言，西方研究顾颉刚者就 不下四十余家，主要论著七十余种。(参见“国学大师丛书”顾潮、顾洪著《顾颉刚评传 》刘起@②《序》及该书第2章)顾颉刚在中国史研究上开辟了新天地，写下了新篇章。

二

他是现代中国民俗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现代中国民俗学运动是在蔡元培和周氏兄弟倡导下，1918年2月1日刘半农、沈尹默、钱玄同、沈兼士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发起的，随后常惠、张竞生、周作人、董作宾、魏建功、顾颉刚、容肇祖、胡愈之、孙伏园、郭绍虞等许多学者也参加了进来。他们都做出了贡献，其中以顾颉刚的开创性的功绩最为显赫，为现代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民俗学运动分为“发端与开拓时期”(1918至1927)、“奠基与开展时期”(1927至解放前)、“新兴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这三个时期中，顾颉刚都有着非凡的表现。 我们先看看他在民俗研究方面的成绩。 1.搜集和研究吴歌 1919年，在家乡苏州发动家人和亲友搜集当地歌谣200首，先后在北平《晨报》和北大《歌谣周刊》上发表，引起了沈兼士、魏建功对吴歌的讨论，魏建功、董作宾并为之注音。顾颉刚还写了《写歌杂记》等研究文章，北京大学出版了他的《吴歌甲集》。1936年，他还撰写了《吴歌小史》。胡适和刘半农为《吴歌甲集》写《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胡序说：该书“是独立的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是“道地的方言文学”。“颉刚收集之功，校注之勤，我们都很敬服。他的《写歌杂记》里有许多很有趣味又很有价值的讨论(如论‘起兴’等章)，可以使我们增添不少关于《诗经》的见识。”“这部书的出世真可说是给中国文学史开了一新纪元了。” 2.掀起对孟姜女传说故事讨论研究的热潮 顾颉刚在郑樵《通志·乐略》中见其论汉代蔡邕《琴操》之言，知杞梁之妻故事由经传的数十言而为稗官之流演变成后来的千万言，又从姚际恒《诗经通论·郑风·有女同车》得知未有杞梁之妻故事时“孟姜”为美女的通名。他乃把《左传》、《礼记·檀弓》、《孟子》、《列女传》等古籍中有关材料进行排列、对比和研究后，指出：杞梁之妻故事的中心，在战国前是不受郊吊(《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在西汉以前是悲歌哀哭(《礼记·檀弓》)，在西汉后期又从悲歌哀哭变为崩城(《说苑》、《列女传》)，至唐代才有万里寻夫、哭倒长城之说(贯休《杞梁妻》诗)。迨其《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在1924年《歌谣周刊》第69号发表后，立即震动了当时学术界。当时正在法国巴黎留学的刘半农给顾颉刚来信极力赞赏，说：“教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你用第一等史学家的眼光与手段来研究这故事；这故事是二千五百年来一个有价值的故事，你那文章也是二千五百年来一篇有价值的文章。”并在《吴歌甲集·序》里称顾颉刚坐上了“中国民俗学上的第一把交椅”。 顾先生在《歌谣周刊》上出了九个“孟姜女”专号，以后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出了八个“孟姜女”专号。孟姜女故事一时成了数十位学者共同研究的课题。将所有征集的材料及讨论的文字于1927年、1928年在中山大学出版了《孟姜女故事研究》三册。他在1927年1月给《现代评论第二周年增刊》撰写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中提出了孟姜女故事历史的系统和地域的系统，是继《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之后最为详到精辟之作(约三万余字)，如他分析总结道： 就传说的纷异上看这件故事的散乱的情状。从前的学者，因为他们看故事时没有变化的观念而有“定于一”的观念，所以闹得到处狼狈。例如上面举的，他们要把同官和澧州的不同的孟姜女合为一人，要把前后变名的杞梁妻和孟姜女分为二人，要把范夫人当作孟姜女而与杞梁妻分立，要把哭崩的城释为莒城或齐长城，都是。但现在我们搜集了许多证据，大家就可以明白了：故事是没有固定的体的，故事的体便在前后左右的种种变化上。例如孟姜女的生地，有长清、安肃、同官、泗州、务州(武州)、乍浦、华亭、江宁诸说；她的死地，有益都、同官、澧州、潼关、山海关、绥中、东海、鸭绿江诸说。又如她的死法，有投水、跳海、触石、腾云、哭死、力竭、城墙压死、投火化烟，及寿至九十九诸说。又如哭倒的城，有五丈、二三里、三千余丈、八百里、万里、十万里诸说。又如被她哭崩的城的地点，有杞城、长城、穆陵关、潼关、山海关、韩城、绥中、长安诸说；寻夫的路线，有渡浍河而北行、出秦岭而西北行、经泗州到长城、经镇江到山海关、经把城关到潼关诸说。又如他们所由转世的仙人，范郎有火德星、娄金狗、芒童仙官诸说，孟姜女有金德星、鬼金羊、七姑星诸说。这种话真是杂乱极了，怪诞极了，稍有知识的人应当知道这是全靠不住的。但我们将因它们的全靠不住而一切推翻吗?这也不然。因为在各时各地的民众的意想中是确实如此的，我们原只能推翻它们的史实上的地位而决不能推翻它们的传说上的地位。我们既经看出了它们的传说上的地位，就不必用“定于一”的观念去枉费心思了。 正像《顾颉刚评传》所说：“先生用研究史学的科学方法、精神来对社会上向来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故事传说进行研究，使人耳目一新。”“作出划时代的贡献。”

三

一代宗师不是毫无缘由地从天而降、拔地而起的，而是与历史、时代和个人素质主客观条件紧密相关的。 顾先生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之家，自幼好学并善于思考，适逢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可谓条件极优了。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改革校风，提倡科学与民主，顾颉刚很受鼓舞。听了胡适讲中国哲学史从周宣王以后讲起，更是兴奋，使他“始有打破旧思想的明@③的意识”，对民间文化由兴趣发展到对其重要性的了解。刘起@②在《顾颉刚评传·序》中谈到顾颉刚“古史辨学派”时写道： 直接促成他完成这一伟业的，则是胡适、钱玄同二先生，以及与二先生共同讨论发现中国疑辨传统中代表人物郑樵、姚际恒、崔述诸人的辨伪著作。顾先生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中说：“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 他的这一……业绩，划时代地把中国封建传统中的古史系统从旧的霾雾中解放出来，力倡古史资料必须批判地对待，促成中国史学步入新时代，显出了他对中国社会历史科学领域所起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1993年，我在《民间文学论坛》第2期上发表的《顾颉刚对我国民俗学事业的杰出贡献——纪念顾颉刚先生诞生100周年》中写道： 顾颉刚考入北京大学以后，见蔡元培校长聘请戏曲家吴梅、韩世昌到学校讲课，引起了他的好奇，使他“懂得戏剧是一门学问”，便也常去听戏。他说：并从开始的“寻娱乐”，“转到了研究故事方面去。我知道故事会因时、因地、因人而迁流变化的，不该用固定的眼光去看；从此更转到了古史上，懂得许多古史也只是当时的故事。于是我发了大愿，要彻底寻求古史中的故事性的规律。”1918年2月，刘半农发起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的活动，在《北京大学日刊》编“歌谣选”，“又是一个新鲜的环境儿”，再次引起了他的兴趣。于是，由原来受了“读书人家”“世家子弟”思想的影响害得他“对于市民们的文娱活动，如唱歌、拍曲、说书、滩簧、宝卷，虽常有接触的机会，但总不愿屈就它”的思想认识到对这些被士大夫阶级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感到好奇并被吸引而投身于这股新文化思潮中去了。他说：“那时的我，已经看了五年的戏，对于一切的民间文艺有了比较平等的眼光；自己想道：《小放牛》剧中，不是一个牧童跟一个女孩唱对山歌吗?《孟姜女》剧中，不是过关时唱‘十二月花名’吗?为什么要反对?所以也就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个新潮流。”这种认识影响着他以后整个一生的学术活动。 除了《我和歌谣》的回忆文章外，早在六十多年前他就说：“我对于民众的东西，除了戏剧之外，向来没有注意过，总以为是极简单的；到了这时，竟愈弄愈觉得里面有复杂的情状，非经过长期的研究不易知道得清楚了。这种的搜集和研究，差不多全是开创的事业，无论哪条路都是新路，使我在寂寞独征之中更激起拓地万里的雄心。”(《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乃下定决心“要把几千年埋没着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惯，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民俗·发刊辞》) *** 顾颉刚在中国古史和民俗学研究方面最突出的特点是，以民俗学研究中国古史，以中国古史研究民俗学，二者互相促进。他说：“我所以敢大胆怀疑古史，实因从前看了二年戏，聚了一年歌谣，得到一点民俗学的意味的缘故。”(《我的研究古史的计划》)“以前我爱听戏，又曾搜集过歌谣，又曾从戏剧和歌谣中得到研究古史的方法，……原来单想用了民俗学的材料去印证古史，并不希望即向这一方面着手研究。”“民俗学方面，除了故事以外，这二年中着手的工作又有三事：神道、社会和歌谣。我在《研究古史的计划》中，把民俗学的研究放在最后，希望先辨明了外表，然后再去探求内部的意义。现在我的环境是适于研究民俗学的，我只得先从此入手了。”(《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顾颉刚有着深厚的古史古文学的基础，又有着敏锐的思想和开拓精神，在五四新文化思潮中驰聘于学术的大海，为中国现代史学和民俗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其“层累说”和民俗学研究的示范及创立民俗学会的功绩，一直为海内外学者所瞩目，不断有研究他的论述发表或出版。值此顾颉刚先生诞生110周年之际，我们应该进一步学习他的治学精神，继承他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为中国史学和民俗学在新的21世纪里得到新的更大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