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湾城市拆迁升级

台湾土地浮滥征收日渐严重，房屋所有人的财产权被剥夺。

2011年2月21日，台北“三莺部落拆迁事件”终于有了一个较好的回应。由于原住民屡次走上街头抗争，台“财政部国有财产局”同意让出0.7公顷国有土地，用于三莺部落重建，并将以成立社团法人的方式承租自建。

近年来，台湾正经历着一波波城市更新的狂潮，市政府藉由搬迁住民、拆除老旧空间、重划闲置土地与屋舍，建设摩登大楼，达到所谓美化都市的“好好看”政策。然而其背后真正意图，却是政府巧立名目与建商携手拆楼、炒地。

比如在2010年，台北市政府挟大笔预算举办花卉博览会，为了配合花博会的短期面子工程而“打造绿色都市”，市府团队计划明定“容积奖励”的诱因，要旧房拆除后的地主在其荒芜的基地上铺草皮。

这项奖励计划以“绿覆率”作为计算标准：覆盖越多的绿色面积，容积奖励就越高(即楼房可以盖得更高)，闲置建物被加速拆除。破碎、畸零的小绿地于是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台北市一共有74处(约莫两万坪空间)，占公有地60％。然而政府花了人民纳税钱养绿的这些“假公园”只有18个月的生命，之后这些绿空间便转化为容积，落入地产建商的口袋。

三莺部落、乐生院强拆事件

“三莺部落”是台北城市边缘的原住民部落之一，位于横跨大汉溪的三莺大桥下，处于三峡区与莺歌区交界处。居民多为阿美族人，通行阿美语、华语。原址曾有平房为汉族人所居，1984年海山矿坑爆炸，许多族人辗转迁徙至大汉溪河滩高地，用低廉的二手建料自力造屋维持生计，形成了一个都市边缘的原住民部落。这些区域的成年人口多以打零工、种菜维生，老迈的族人大部分是前海山矿坑的原住民劳动者。

近年不断出现的建商广告明星产品，无一不是以水岸美景作为标榜，也因此，各地方政府陆续推出包括水岸自行车道、拦河堰、运动公园等各种工程，配合房地产业者的土地增值计划。推动这些符合部分人利益计划的前提，便是以拆除现有的都市原住民部落作为代价。

“三莺部落拆迁事件”便是其中暴力色彩最重的一次。

“三莺”遭遇强拆后，在社会运动团体和自救会的声援、陈情下，2008年2月，三莺部落还是面临近30年来第7次铲平。居民又多次原地重建。没有能力提供基层人民合理居住环境的历任政府，不仅未能反省这些“违章建筑”之所以出现的历史缘由，更不痛思任由财团炒作买卖的土地政策，认为以简陋的国宅将原住民“安置”起来，问题便从此消失。此后，原住民便不断地在街头抗议，直到2011年2月21日，政府终于有了较好的承诺。

事实上，类似的强拆2003年就已经出现。这一年，台北新庄市龟山乡的“乐生院”第一次遭拆。龟山乡“乐生院”早在1930年被设为全台“第一间”公立麻风病隔离医院。最初只有五栋房合，国民党到台后，陆续扩建房合至六十多栋。1961年“癞病防治规则”订立，废止强制隔离，该院改为门诊治疗。1993年，卫生处曾计划将乐生院整建为“公共卫生中心”。

然而，1995年台北市捷运局确定了捷运新庄线，选址于乐生院，从30公顷的乐生院土地中征收17.4公顷作为捷运机厂用地，涵盖了乐生院最具文史价值的建筑群区以及半百年的老树与自然山坡地，引发了工程与古迹保存的争议。

遭拆后，乐生院现仅剩面积3公顷，同时也衍生出院民的诸多安置问题，在此期间成立的“青年乐生联盟”与“乐生保留自救会”多次向县市文化局陈情、抗争，皆不受理会。

自救会通过与全台串连向政府高层抗争，2005年底提出“台湾汉生病友人权保障条例”，并与文化建设委员会研拟“乐生保存方案”，2007年按铃控告工程会主委吴泽成等人在乐生院保存方案中涉嫌图利厂商。

2008年12月3日早上七点半，工程人员以及警察的强制介入，驱使抗争活动转入地下化；规划区内的院民，也被隔离至由水泥围墙高筑起来的医院。

向农田强攻

彰化二林镇相思寮位于万合里的东北角，居民均为于清末移入垦植万合农场、筑屋于相思林边的佃农后代。今日相思寮有二十余户、百多人，是辛勤老农的家园，也是壮年专业经营农业的生产基地。

2008年8月，该区被划入“中部科学园区四期计划”631公顷的预定地。原来的开发计划也没要这么多地，但为了让区位方正一点，主管机关为了方便，大笔一画将人家的房子、田地都画进来了，而将被强制征收的20多户聚落，不过2.2公顷，但规划蓝图中的园区内，却有公园、有停车场、绿地空间、甚至还要盖饭店。

2009年征收公告案贴出，主管机关未曾到聚落开过任何一场协调会，也没有适当的拆迁安置措施，只有一封封的公文，欺负朴实的老农民们。相思寮居民陈文中在抗争现场说：“当初以一坪3500元跟政府买地盖房子，现在征收仅用公告市价加四成，一坪才1500元，明显不符市价，根本是在侮辱我们这些傻百姓!”70多岁的杨姓老农也说：“开发单位说我们大家都同意，我们有写同意书吗?有签字、盖章吗?田园、土地都被霸占去了，跟拿麦牙糖骗小孩一样。”居民们只想留住一块农地，永续营生，全村抵制搬迁。

政府口中宣称，中部“高科技走廊”是光电产业发展基地，但目前核准进驻的厂商仅三家，其中友达就占地200公顷，另外两家则和光电产业无关，友达一家企业图利的事实昭然若揭。事实上全台湾科学园区尚有253公顷的闲置用地，国科会更为了开发科学园区而负债上千亿，一再土地征收，其实正是藉发展之名、行炒地皮之实的手法。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废水将排入浊水溪流域，造成彰化县及其下游市镇的污染，威胁沿海渔业，甚至危及第一级保育类动物中华白海豚的生存。

环境保护团体与绿党多次将此案上诉法院做环境评估审议，司法体系四次裁决开发案败诉，未符合环评标准，应立即停工，然而无论是国科会还是县政府，均无视司法判决与舆论压力，强行襄助业者开发，行政权力的粗暴终究压过司法。

相思寮征地事件尚未得到合理解决，2010年，苗栗大埔又发生了暴力征地事件。

2010年6月9日凌晨，200多名警力包围竹南大埔里，随后20多辆挖土机(俗称：怪手)驶入，以“整地”之名，破坏农民不到一个月就能收成的稻作物。苗栗县长刘政鸿竞义正辞严地说，“因为我有4000亿到5000亿的大企业要来苗栗设厂，我没有地，所以我得赶工。”

苗栗县竹南镇大埔里的都市计划案，一直以来就争议重重。2004年，政府以竹南科学园区将额满，科学园区周边生活机能需要加强为理由，提出300公顷土地征收计划。由于面积庞大，地主争议多，2006年再提面积减半的新方案。2008年底，一封“群创光电”总经理段行建署名的“投资意向书”陈情，要求将区内原先23公顷的工业地区，扩大为28公顷。苗栗县政府立刻“从善如流”，修改主计划。于是，多要求的这5公顷土地，牵涉24户农民的房子是否被拆，从此埋下未来两年的争议。

这种破坏五谷，威吓希望保留家园居民的行为，激起了社会各界的挞伐，独立媒体、学者与农运、社运团体纷纷集结到大埔被破坏的稻田现场，含泪将这些被糟蹋的稻梗扶起，通过网络传播，消息迅速散布开来。

2010年6月23日，征收区的居民在律师、学者的陪同下，把陈情书面交“总统府”，“总统府”承诺一周内会给回复，然而6月28日早上，同样的警力戒备场景、同样的粗残手段再次重演，怪手更全面毁坏田地上还来不及成熟的稻米。原来，民众还苦苦等待政府正面响应的时候，府院已经从后门响应苗栗县政府：支持硬干!

2010年7月17日，由不同团体、各个工业区开发案底下受害者自救会在事件的引爆下发起“台湾人民要农村-717凯达格兰大道守夜行动”。

目前在台湾，可耕地每年正以9000公顷的速度在流失。经过这次学者、农运、环境团体、媒体与文化工作者的集结，一股连结于土地的多元社会运动正在酝酿，对于长期漠视农村、农业地位、高举工业产业大旗的执政单位，将造成重大的挑战。

在民主更先进国家，土地征收是“不得不”的手段。而当下台湾地区，不分区域的人民，正遭受到政治集团单一思维的迫害：抢粮抢地抢房子。大量地形成土地私有化、高价化的景况，中产阶级已然面临到逐渐边缘化，而弱势民众更加被向外排除的圆心效应。

时至今日，从台北土城弹药库、东北角海岸招商计划、竹北知识经济旗舰园区、竹东二重埔、台中乌日溪南违建工厂合法化、台东美丽湾海岸度假村开发……拆迁案仍旧此起彼落。也许转眼间，“怪手”就挖到你阿嬷家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