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从畜种结构看羌人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组织

： 论文关键词：羌人；匈奴；鲜卑；游牧民族；部落联盟

论文摘要：本文以畜种结构为切入点，通过与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间的比较，探讨了羌人（本文主要指汉以后之羌）独特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组织，并分析了其部落未能崛起直至一蹶不振的原因。

“羌”最早以文字形式见于商甲骨文中，①曾有学者释为“羁縻”，②或解为“商人以羌俘虏作牺牲品”。③至汉，对“羌”字的解释增多，如《说文•羊部》：“羌，西戎羊种也。从羊，儿羊亦声。”《风俗通义》：“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古羌字从羊、人，因以为号。”可以看出，羌人的主要生产方式为牧羊，实际上这也符合商人心目中羌人的概念。除以上对“羌”字本义考释外，祭祀中羌人也以羊作为主要牺牲对象。《北史•宕昌传》、《隋书•党项传》及近现代地方志、民族学都有大量记录羌人“杀牛羊以祭天”的文字。甚至在一些特定场合，羊还可以替代万物之灵的人类。④当人生病时，比治病最普遍的方法为“羊替人命”，也就是用草制成人的模样，让其身着病人的衣物，牵羊一头与草人一并送到墓地，杀羊焚草，释比祷告……⑤另外，人死之后，羌人还相信通过解剖羊，能够准确地了解死者的病因。⑥

以上文献、地方志及民族学对羌人生产、生活经营方式的考证，在考古学上也可找到证据。远在商以前，孕育着羌文化因子的齐家文化遗址，即普遍发现用羊胛骨随葬的习俗，如甘肃灵台桥村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羊、猪肩胛骨较多，共有17片，均在灰层中发现。⑦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中出土卜骨14块，都是羊的肩胛骨……此外，在F12石圆圈遗迹旁边，还发现有3块未经灼过的羊肩胛骨……⑧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有卜骨3块，都是羊的肩胛骨……⑨特别到齐家晚期，随着一次降温少雨气候异常事件的发生，甘青地区经济形态渐变为以畜牧业为主，兼营小规模农业。考古发掘证明，以随葬羊骨代替猪骨已是当时一个明显的变化。这对于以游牧为业的羌人来说，所提供的生存空间更加广阔，文化也走向繁荣。继齐家后代之而起的考古学文化如四坝、卡约、寺洼、上孙家寨、辛店等（族属上属于羌），它们的经济形态都以畜牧业为主，其所养对象也以羊为主。例如在火烧沟四坝文化墓地中，普遍发现随葬羊骨的习俗。

概而言之，羊不仅在羌人的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在宗教祭祀等精神领域也占有神圣的地位。当然这一切都需要占相当比例的养羊业得以维持其生产和经营。不过羌部落作为一个复杂而古老的社会群体得以延续和生存，绝不仅仅依靠养羊来保障其运营，这里以两汉时期史书记载汉羌战争中汉军虏获羌人牲畜的记录，来参考羌部落的畜产构成：

从上表统计可以看出，汉军三次所虏获羌人牲畜有牛、羊，无马；另一次有马，无牛、羊。此或反映羌人牛、羊与马是分开牧养的。在大华中庄遗址中，男人随葬马骨，女人随葬牛骨，进一步显示出羌人放牧两性分工的明确。而表中所虏获牲畜几乎全部都有马、牛、羊的记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们的畜产构成。

下文主要以马、牛、羊三种动物的属性为基础，通过与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的比较，分析羌部落独特的游牧经营模式。

马为单胃室动物，对食物的消化不甚彻底，肉、乳产量及生殖率低，但其对主人效忠、驯服，移动性强，可作载物及坐骑之用。因此，它对于牧民相互之间的信息交流、躲避自然或人为危机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

牛为反刍性动物，耗水量大，因此水源匮乏的地方不宜养牛。牛不易在冰雪覆盖的冬天去觅食，需人力提供草料，但牛对食物消化彻底，无需长时间、大范围地去觅食，能较好地保护自己，牧民所花人力较少。牛有极强的耐力，可辅助马在迁徙时以作载物牵拉之用。

羊为反刍性动物，分山羊和绵羊，高乳产量（特别是山羊），高繁殖率，但由于其喜啃草被根部，对植被资源破坏严重，而且相较马、牛来说，自保能力差，需大量的人力来照看。

承上对马、牛、羊三种动物属性特征的简要分析，结合羌族部落以养羊为主，马、牛辅助性的畜产结构，可以有如下认识：草原是一个低能量的生态环境。有学者曾以牛的饲养来作过统计，认为1平方公里的草场只能喂养6～7头牛，在20～25年就将耗尽一个草场，而一个草场复苏则需要50年的时间。汉时的西羌部落所居河谷地带，本身植被资源匮乏，而其养羊业的偏重，又进一步加剧了植被的恶化。另外，羌人马、牛相对作为其辅助性的产业，造成部落群体移动迁徙能力的降低，而危机性却大大提高，因此固有的草场成为了羌部落之间你争我夺的主要财富对象，各部落分立，彼此抢夺攻伐，内不能行统一。正如《西羌传》里的描述：“种类繁炽……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 更相抄暴，以力为雄。”对外，因各部落之间缺乏彼此间的相互信任及依赖，在对付汉帝国时，他们都先以“解仇、交质、盟诅”为手段，组建一个松散被动性的联盟。而且更重要的是，其缺乏北方游牧部落（如匈奴、鲜卑）灵活的机动性，在他们与中原帝国之间的掠夺战争中往往是败多胜少，而外来物资（掠夺）的稀缺，使得各领导阶层的权威性不高，更缺乏像匈奴冒顿一般的英雄领袖式的人物，这也就是华夏帝国对这样的人群颇有讽刺味地描述为“无君”。在调动各部落之间来掠夺中原王朝的物资或是抵御外来势力入侵时，政令不得统一，往往又趋于分裂，陷入其内不行统一、外不御强敌的怪圈。这也印证了巴菲尔德在其著作《危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中的说法：“北方草原游牧部落帝国的凝聚，极依赖他们与统一中原王朝政权间的互动；一方崩溃，另一方也随之解体。其缘由是，草原游牧帝国凝聚需要有外来物资的挹注，外来物资在游牧政权中的层级分配，可强化各层级的领导权威。”

再来简要分析匈奴和鲜卑两部落的畜产经营模式。从斯基泰文化中汲取营养成分的匈奴民族，继承了斯基泰人对马的情有独钟，配种、驯马及其精湛的骑马术和马具的广泛使用，使其战斗机动性大大提高，同时各部落之间的政令、信息能够迅速传达。另外，也提高了其躲避各种危机的能力。在与华夏帝国之间的掠夺战中，往往获益颇丰，对其掠夺而来的贵重物品（如丝绸）的分配，强化了各领导阶层的权威性。所以，自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匈奴贵族墓时有发现，而西羌部落所谓的贵族墓在这一时期甚少发现。对比例同样较大的养羊业，其人力资源的不足，匈奴部族往往通过与华夏帝国战争的手段掠夺来补充，“苏武牧羊”即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但这也绝不是孤例。

从东北山林狩猎而出的鲜卑民族基本摒弃了北方游牧民族养羊的固有习俗，以养马、养牛著称，这以《后汉书》里记载作为参考：汉军由鲜卑那儿虏获的牲畜记录中只有马、牛，而无羊。这样的结果，其不再裹足于养羊所带来的小集团利益，养马、养牛其移动迁徙的能力大大增强，使得鲜卑各部族之间的联系较之匈奴更加团结紧密。例如鲜卑部落中的慕容部和拓跋部的交流，其互动不仅在物质层面，如拓跋鲜卑标志性的陶器——夹砂敞口长腹罐出现在慕容鲜卑墓葬中，⑩精神层面亦有体现，如“毁器”葬俗即为例证。亦正因如此，这种部落间的频繁互动使得鲜卑民族的自觉意识大大提升，为他们后来的强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也就是为什么匈奴、鲜卑等民族都能组织强大的部落联盟甚至问鼎中原，建立王朝，而羌民族却一直未能崛起的原因。当然，其封闭的地理环境也是造成羌民族一蹶不振的原因之一。

［注释］

①另有学者认为，“羌”字最早可能形成于夏代晚期。

②李文实：《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③康殷：《文字源流浅说•释例》。

④⑥耿少将：《羌族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⑤胡鉴民：《羌族的信仰与习为》，《边疆研究丛刊》。

⑦甘肃省博物馆考古队：《甘肃灵台桥村齐家文化遗址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

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⑩孙危：《鲜卑“毁器”葬俗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8辑），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