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本土资源

论文关键词： 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经济学；经济学创新

论文摘要：本文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探索在这一基础上的中国经济学创新问题。通过分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背后蕴藏的巨大经济学资源，发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确是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机遇，而且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确实具有发展经济学需要的丰富材料，同时也看到了这种经济学创新具有突出的世界性意义。

一、引言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当属经济学最为突出。同时，经济学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受到的考验也最为巨大。对经济学来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彻底地改变了传统经济学的一些基本认识，使经济学体系面临着重新整合的形势。原有的政治经济学需要发展，西方经济学被不断地引进，因此，中国成为经济学竞争的一个舞台。面对这样的情形，在经济学界形成了三种观点：一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使之继续保持在中国经济学领域的主导地位。对此，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不遗余力地努力探索，如刘国光教授对中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关注，不仅表现出他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担忧，而且也包含了强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期盼［1］。二是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按照与国际接轨的思路，把它作为中国经济学的新主流。例如有的学者提出，西方经济学或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具有非常的普遍性、高度的规范性和逻辑的一致性，因此，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是无地域和国家界限的，并不存在独立于他国的经济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现代经济学的某些基本原理、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可以用来研究任何经济环境和经济制度安排下的各种经济问题，研究特定地区在特定时间内的经济行为和现象［2］。三是创建一种属于中国自己的新的经济学。例如有的学者倾向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着重解决的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3］。这三种观点分别代表了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方向。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还没有实现统一或普遍认同的迹象。因此，探索中国经济学发展依然是任重而道远。笔者认为，不管中国经济学取向怎样的前途，有一点是十分关键的，就是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决不能离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最大的实践，而且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越来越走向成熟，其丰富的经验会成为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本土资源。

二、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学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经济学的发展经历证明了一个道理，即无论是一种经济学理论的形成，还是一种经济学理论的流行，都有着深刻而广泛的现实背景。古典经济学是在资产阶级努力想摆脱封建制度的羁绊，并且为自己的发财致富寻求合理性的背景下产生的。而之后的不断发展又都是建立在一些重大的经济发展背景下的。被马克思称为庸俗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是在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治、经济统治后，需要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合理性和永恒性的背景下形成并发展的。在西方经济学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离开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经济大萧条背景也难成气候。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重新活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则得益于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胀”而使得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陷入困境的背景。西方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的这一规律，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史上也同样能够看到。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这个年代资本主义发展表现出的一系列矛盾，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的现实根据。为了改变无产阶级的命运，也为了避免空想社会主义者局限于道德批判的不足，必须揭示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从中找到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正是在这种使命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研究对象展开资本主义发展内在规律的解剖，从而使自己在经济学中占有了重要的位置。本来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经历比较曲折，一直没有找到一种成熟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模式，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缺乏现实的基础。正是这样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得到新的发展的情景并没有出现。

以上经验表明，经济学发展的机遇一定蕴藏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变化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决定着西方经济学的演变。

其他任何一个重要经济体的重大发展，都可以为经济学发展提供机会，而且由此形成的经济学成果也一定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现在已经经过30年了。在这30年中，中国以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身份向世界交了一份非常好的经济增长成绩单，而在这份成绩单的背后，不同的经济学理论相互角逐，都想为这种巨大成绩作出科学的解释，并且努力争取自己在经济发展中的指导权。虽然这种竞争还处于十分激烈的阶段，但是仔细分析，会发现这里蕴藏了一种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巨大机会。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要实现的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因此，西方经济学以市场经济的基础地位为根据，把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西方化作为目标。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条件为基础，认为中国经济学发展应该继续坚持和深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中国经济学发展规划了第一种前途的信奉西方经济学的学者，大谈西方经济学的一般性，极力推崇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而在这种分析框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就被一般化，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提出并向发展中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推销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就被国内的一些学者当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但是，不仅我们的决策者没有接受这样的建议，而且那些接受了这种模式的其他国家因为按照这种模式进行改革而遭受巨大的损失。因此，所谓“华盛顿共识”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也不能作为中国经济体制进一步改革的方向。而“华盛顿共识”在实践中失败，使得西方经济学的标准理论被质疑能否代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前途。为中国经济学发展规划了第二种前途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中，一部分具有“原教旨主义倾向”的学者，恪守着被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条化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进行“标准化”的评价。如1995年到1997年间，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方针政策提出了强烈质疑。特别是在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夕，有人上万言书，强调社会主义所有制仍应该把全民所有制作为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和必须追求的目标［4］。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因此，这种具有“原教旨主义倾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能代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前途。

那么，中国经济学究竟该如何发展？这决不是一个比较理论逻辑的完美性问题。代表中国经济学未来发展方向的是，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为基础，去回答实践中提出的问题，为实践的进一步深化提供指导。只有这样的经济学理论才代表了中国经济学的前途。因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为经济学（包括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机遇。

三、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学发展提供的机会，具体体现在改革中有许多问题是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难以回答的，因此，必须有一种创新的经济学理论来加以解释。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一种生产力发展的新模式，这是对经济学的一次巨大挑战，同时也对经济学的创新提出新的要求。经济学自诞生起就把财富的生产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一传统不仅在西方经济学中或明或暗地被保留，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也有重要的位置。在西方经济学中，作为其创始人的亚当·斯密，就以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为对象构筑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对于如何发展生产力，斯密认为，生产力增长需要拓展分工和积累资本。前者是提高生产力的直接因素，后者是生产力增长的主要动力。进一步地讲，分工的拓展提出如何协调分工的问题，这需要发挥自由市场的功能；资本积累不仅是逐利的资本家的要求，而且是使用更多工人的物质保障。斯密以后的西方经济学逐步把生产力增长的问题边缘化，越来越集中于自由市场机制的研究。一直到现代，作为与自由市场机制研究并列的宏观经济学中才又出现了生产力增长的问题，不过，它被赋予经济增长这样的命题。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作为其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把生产力看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生产力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对于如何发展生产力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首先强调的是生产关系的重要意义；其次对分工也给予一定的关注。前者集中于对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生产关系各环节的分析；后者则倾向于怎样通过计划来协调分工的研究。因此，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逐步发展起了一个以生产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分析市场机制不利于分工，而计划是协调分工的有效机制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然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后的生产力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第一，生产关系调整，并没有呈现西方主流经济学强调的私有制主体地位，不过，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也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大相径庭。结果出现了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这样的所有制结构是所有取得经济成功的国家都不曾见到的。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所有制结构下，中国经济实现了历史性的增长。对此，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力发展理